最初的一个月以及我早期的监狱生活，至今记忆犹新。此后几年的监狱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却模糊得多了。有些事情仿佛已被忘却，彼此混在一起，只剩下一种笼统的印象：痛苦的、单调的、令人窒息的印象。

然而我在苦役犯生活的初期所经历的一切，至今回忆起来仍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这也是很自然的。

我清楚地记得，从我开始过上这种生活的最初几天起，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仿佛并未发现其中有什么特别令人吃惊的、异乎寻常的，或者不如说是使人感到意外的东西。这里的一切，似乎早在我前来西伯利亚的途中，当我竭力猜测我未来的命运时，我就想象到了。可是过了不久，无数出乎意料的怪事和骇人听闻的事件，便接连不断地发生。只是到后来，当我在狱中度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我才充分了解到这种生活究竟有多么奇特，多么不可思议，因此我越发感到惊愕了。老实说，在我服苦役的漫长岁月中，这种惊愕心理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始终也未能适应这种生活。

入狱后，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无比厌恶；尽管如此（说也奇怪！），监狱里的生活比起我在路途中所想象的却要轻松得多。囚犯们尽管戴着脚镣，但却可以在狱中各处自由行走，他们吵骂、唱歌、干私活、吸烟，甚至喝酒（虽说是少量的），到了夜间，有的人还斗牌赌博。比如说，在我看来劳动本身并不那么繁重，并不像苦役，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这种劳动之所以被称为繁重的苦役，与其说是在于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一个自由的农民所干的活可能要繁重得多，有时甚至还得通宵地干，特别是在夏天；然而他是为自己干活，而且有实际的目的，比起苦役犯被迫从事的这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劳动来就要轻松得多了。有一次我曾这样想：要想把一个人彻底毁掉，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能使最残忍的杀人凶手也胆战心惊，毛骨悚然），只需让他干一种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劳动就行了。尽管现在的苦役劳动对于苦役犯说来是毫无兴趣和枯燥乏味的，然而就劳动本身来说，它还是有意义的：囚犯们烧砖，挖土，抹灰泥，盖房；这样的劳动还是有意义和有目的的。苦役犯有时甚至醉心于这种劳动，希望把活干得更巧妙、更迅速、更出色。但是如果强迫他，譬如说，把一桶水从一只桶里倒进另一只桶里，然后再从另一只桶里倒回原先的一只桶里；或者让他把沙捣碎，或把一堆泥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搬回去，——我想，几天之后，这个囚犯就会上吊，或者宁肯犯一千次罪，宁肯死掉，也不愿忍受这种侮辱、羞耻和痛苦。不用说，这样的惩罚也就变成了折磨和复仇，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达不到任何实际的目的。但是，由于一切强制性劳动都带有这种折磨人、无意义、使人感到羞辱的成分，因而苦役劳动也就远比任何一种自由劳动更加令人痛苦，因为它是强制性的。

不过，我是在冬天入狱的，那是在十二月间，当时我还不知道夏季的劳动比这还要艰苦四倍。冬天，我们要塞监狱里的活计一般说来并不多。囚犯们常常到额尔齐斯河上去拆卸公家的旧驳船，在作坊里干活，打扫公房周围的积雪，烧制并捣碎建筑用石膏等等，等等。冬季天短，劳动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大伙便早早地回到牢房来，如果不做点私活，几乎就无事可干了。但是，干私活的也许只不过占囚犯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人都吊儿啷当地在各个狱室里闲逛，互相咒骂，勾心斗角，惹是生非，如果能弄到几个钱，就去喝酒；夜里则把最后一件衬衫输在打牌上；这一切都是由于苦闷，由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后来我才明白，在苦役生活中，除了失掉自由，除了强迫劳动以外，还有一种痛苦要比其他一切痛苦都更加强烈，这就是：被迫过集体生活。当然，在别的地方人们也过集体生活，但监狱里往往有些人并不是谁都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而且我确信，任何一个囚犯都感受到了这种痛苦，只是大部分人当然是不自觉地感受到这一点罢了。

在我看来，食物也是相当充足的。囚犯们都要我相信，在俄国内地的一些军犯连里也没有这样好的伙食。关于这一点我可不敢下断言，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此外，许多囚犯还能自己搞到吃的东西。我们这里的牛肉半戈比一磅，夏天也不过三戈比。但是，能够自己搞到食品的，也只是那些经常搞得到钱的囚犯；大多数囚犯则都是吃公家的伙食。不过囚犯们赞扬监狱伙食的时候，他们指的只是面包。他们感激的是我们这儿的面包是敞开供应的，而不是定量分配。他们最害怕定量分配，因为若是定量分配，三分之一的囚犯就会挨饿，而匀着吃则大家都能够吃饱。不知为什么，我们的面包特别香甜，在全城都有名。大家都说这是由于监狱的面包炉修造得好。菜汤可不怎么样。汤是用一口大锅熬的，里面只有几粒米，特别是平时，更是稀汤薄水的，连个油花也没有。最使我惊奇的是，汤里总是有很多蟑螂。可是囚犯们对此并不介意。

头三天我没有出工干活，每个初到的犯人都是这样：经过长途跋涉，需要休息一下。但是第二天我必须到狱外去换脚镣。我的脚镣不合乎标准，是用铁环做的，囚犯们管它叫做“小叮当”，通常戴在衣服外面。适合于干活时戴的狱中标准脚镣不是由铁环做成，而是由四根手指般粗细的铁棍做成的，用三个铁环联结在一起。这样的脚镣必须戴在裤腿里面。中间那个铁环系上一根皮带，皮带的另一头则拴在衬衫外面的腰带上。

我还记得我在狱室里所度过的第一个早晨。监狱大门口的看守室里敲起了晨鼓，十分钟后，值班看守长开始打开各狱室的门。大伙儿开始醒来。在六枝一磅重的油脂蜡烛的晦暗光线照耀下，囚犯们一个个从铺板上爬起来，冻得浑身发抖。大多数人都一声不吭，睡眼蒙眬，愁眉不展。他们打呵欠，伸懒腰，紧蹙着他们那打着烙印的前额。有的在自己身上画十字，有的却开始吵架。室内空气闷得令人窒息。牢门一开，冬天的新鲜空气马上流进屋内，结成一团团蒸汽在室内翻滚。囚犯们围在水桶旁边，轮流拿起勺子往嘴里灌水，然后把水吐在手心里洗手洗脸。水是由一个负责室内卫生的囚犯在头天晚上预备好的。每个狱室里照例有一个由大家推选出来专干杂活的囚犯，他可以不去干活。他的职务是保持室内清洁，擦洗床板和地板，倒马桶，打满两桶净水，以供早晨洗脸和白天饮用。勺子只有一把，于是大伙立刻为抢勺子而争吵起来。

“你这个该死的，往哪儿挤！”一个愁眉苦脸的大个子囚犯抱怨道。这个人又瘦又黑，剃光了的半边头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隆起的小包；他一面推搡着另一个愉快的、红光满面的矮胖子，一面喊道：“等一会儿！”

“你喊什么？我们这儿喊一声‘等一会儿’是要付钱的，你自己滚吧！他站在那儿简直像个纪念碑。弟兄们，他不过是猪鼻子插葱装大象罢了。”

这句俏皮话确实产生了某种效果：许多人都笑了。这就是那个愉快的胖子所指望的，显然，他在狱室里自愿扮演着滑稽演员的角色。那个大个子囚犯极其藐视地看着他。

“一头比留列沃[比留列沃是距莫斯科十八公里的一个小镇，以盛产黄牛著称。]的胖母牛！”他自言自语似的说道，“监狱里的纯面包[用不掺别的东西的纯面粉制成的面包叫纯面包。——作者注]把他喂肥了！我很高兴，到开斋的时候管保他会生十二个小猪崽。”

“你他妈的算什么鸟儿？”那个胖子忽然喊道，气得面红耳赤。

“一点不错，就是一只鸟儿！”

“什么鸟儿？”

“这种鸟儿。”

“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们彼此怒目而视。胖子握紧拳头，等着回答，仿佛立刻就要冲上去打架似的。我真以为这一回可要大打出手了。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儿，我好奇地注视着。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场面是完全无害的，他们是在表演滑稽剧供大家开心；他们几乎从未动手打过架。这一切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反映了狱中的风气。

大个子泰然而威严地站着。他感觉到人们都在盯着他，等着瞧他的回答是否会使自己丢脸；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名声，证明自己的确是一只鸟儿，而且说明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儿。他带着难以描述的轻蔑表情斜视着自己的对手，竭力使对手蒙受更大的耻辱，他不知为什么竟转过头来向下望着对方，仿佛是在看一个小甲虫，然后慢慢地、清晰地说道：

“笼中鸟！……”

这就是说，他是一只笼中鸟。一阵哄堂大笑祝贺这个囚犯随机应变的本领。

“你是个流氓，不是笼中鸟！”胖子吼叫道，他感到自己丢了脸，不禁勃然大怒。

但是，一到双方当真吵闹起来的时候，便立刻被制止住了。

“你们穷嚷什么！”狱室里的人全都冲着他们俩喊道。

“你们打上一场，也比扯着嗓子穷嚷要好！”屋角里有个人喊道。

“拉开，他们会打起来的！”有人应声喊道，“我们这儿的人又麻利，又好斗；七个对一个，我们也不怕……”

“好啦，两个都是好样的！一个是因为偷了一磅面包而进的监狱，另一个是舐牛奶瓶的浪子，吃了乡下女人的牛奶挨了鞭子。”

“喂——喂——喂！你们别闹啦。”一个残废老兵喊道，他住在这儿是为了维持狱室里的秩序，因此睡在屋角一张单人床上。

“弟兄们，打洗脸水来！涅瓦利德·彼特罗维奇醒来啦！涅瓦利德·彼特罗维奇，早安，亲爱的老兄！”

“老兄……我是你的哪号子老兄？我们连一个卢布的酒都没在一起喝过，算什么老兄！”残废老兵一边嘟哝着，一边伸胳膊去穿大衣……

准备点名了；天开始亮了；伙房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简直无法通行。囚犯们都穿着自己的短皮袄，戴着两色的皮帽子，围挤在一起等着炊事员给他们切面包。炊事员是由囚犯们公推出来的，每个伙房二人。伙房里只有一把菜刀，既切面包又切肉。

每个角落里，每张桌子旁都挤满了囚犯，他们都戴着皮帽子，穿着短皮袄，系着腰带，准备马上出工干活。有些人面前摆着盛满克瓦斯的木碗，他们把面包掰碎放进克瓦斯里吃。吵嚷和喧哗，令人难以忍受，也有人蹲在角落里斯斯文文地低声谈话。

“安东内奇老头，早安，祝您早餐胃口好！”一个青年囚犯说道，随即在一个眉头紧锁、没有牙齿的囚犯身旁坐下。

“嗯，早安，你不是在取笑我吧。”老人道，他头也不抬，正用他那无牙的牙床使劲地嚼着面包。

“安东内奇，我真以为你死了呢，真的。”

“没有，你先死吧，我以后再死……”

我坐在他们旁边。两个中年囚犯在我右边谈话，他们两个人显然都竭力要在对方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

“他们大概不会偷我的。”其中一个说，“老兄，我倒担心，我可别偷了他们的什么。”

“嘿，他们休想赤手空拳来碰碰我：我会让他们倒霉的。”

“你能让谁倒霉！你不过是个逃亡犯罢了；此外咱们就没有什么别的称呼了……她能把你剥光，也不会向你点头称谢的。哼，老兄，我的钱花光了。前几天她亲自来啦。我能同她到哪儿去？我开始请求刽子手费季卡收留我们，这家伙在城郊有一座房子，是从一个卑鄙的犹太人索洛蒙卡那儿买来的，就是后来上吊的那个家伙。”

“我认识。三年前他在我们这里卖过酒，外号叫格里什卡，是个开黑酒店的。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黑酒店。”

“嘿，另外一个！你认识的人也太多啦！我可以给你找来许许多多的证人……”

“你找去！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嘿，你常挨我的揍，这可不是吹牛，哼，还说是谁！”

“我常挨你的揍？揍我的那个人还没有生下来呢；揍过我的那个人早已躺在地下了。”

“你要得宾杰尔[宾杰尔是比萨拉比亚一个城市，十九世纪初流行鼠疫。]的鼠疫！”

“让你得西伯利亚的炭疽！”

“让土耳其的宝剑来对付你！……”

于是两个人对骂起来。

“唉呀呀！又吵起来啦！”周围的人喊道，“自由自在的日子你们不会过，倒乐意到这儿来吃纯面包……”

两个人立刻安静下来。骂骂街，磨磨牙是允许的。这多少能给大家解解闷儿。但是，打架可不是任何时候都许可的，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两个对手才会真正厮打起来。打架是要报告少校的，一报告就开始进行搜查，少校还要亲自前来，——总而言之，这样对大家都不利，所以打架是不允许的。两个仇敌互相骂上几句，也多半是为了消遣，为了练练舌头。他们常常自己欺骗自己，开头的时候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你也许以为，他们真要打起来了；其实根本不会，闹到一定程度，他们就立刻各自走开了。起初，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惊奇。我在这儿故意引了一段苦役犯们最平常的谈话作为例子。起初，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能为了取乐而互相咒骂，并从中得到乐趣、惬意的练习和快感呢？而且也不该忘记他们的虚荣心。骂人专家颇受尊敬，他只是没有像演员那样受到鼓掌喝彩罢了。

我从昨天晚上就察觉到，他们在拿白眼瞟我。

我已看到了几道阴森森的目光。另一方面，有一些囚犯则在我身旁走来走去，猜想我身上一定有钱，于是立刻巴结起我来：教我怎样戴新脚镣，给我弄来一个带锁的小箱子（当然是要付钱的），以便收藏公家发给我的东西以及我带进狱中的几件内衣。第二天，他们便把这些东西都给偷去换酒喝了。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了我最忠实最可靠的狱友，不过一有方便的机会他还是要偷我的东西。他这样做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几乎是不自觉地，好像这是他的职责，因而也就不能生他的气了。

而且他们还教我怎样自己动手煮茶，最好弄一把茶壶；于是他们替我租来一把，并给我介绍了一位炊事员，说只要我每月付给他三十个戈比，他就能单独给我做饭吃，我想吃什么，他就给我做什么，还能替我买食品……不消说，他们都向我借钱，仅头一天，他们每个人就都向我借过两三次钱。

一般说来，监狱里的人都阴沉而冷淡地瞧着贵族出身的囚犯。

尽管这些贵族已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而且已和其他囚犯完全一样，可是囚犯们从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难友。其所以会这样，甚至并非出于他们自觉的成见，而完全是出于本心，出于本能。他们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是贵族，尽管他们自己也喜欢拿我们的没落来奚落我们。

“唉，现在全完啦！全收场啦！彼得当初在莫斯科威风凛凛，如今彼得只好搓绳子了。”他们常说这一类的风凉话。

他们看着我们受苦而幸灾乐祸，尽管我们竭力不在他们面前把痛苦流露出来。我们在开始干活的时候特别受罪，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强的体力，而且根本帮不上他们的忙。再没有比接触人民（特别是接触他们这样的人），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博得他们的爱戴更困难的了。

苦役犯中间有几个人是贵族出身。首先是五个波兰人。关于他们，我以后还要专门讲到。苦役犯最不喜欢波兰人，觉得他们比俄国贵族出身的流放犯更加可恶。波兰人（我说的只是政治犯）不知何故对待他们特别有礼貌，甚至可以说是低声下气。他们非常孤僻，而且在囚犯们面前怎么也掩饰不住他们的厌恶，囚犯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于是他们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在监狱里住了将近两年以后，才博得了某些囚犯的好感。到最后，大部分囚犯都喜欢上了我，并承认我是个“好”人。

除我以外，还有四个俄国贵族。其中一个是个卑鄙下流的家伙，他极端腐化，是个职业暗探和告密者。入狱前我就听人讲到过他，因此我一进来就不同他有任何来往。另外一个就是我在上一章已经谈到过的那个弑父者。第三个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很少看见过像阿基姆·阿基梅奇这样的怪人。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又高又瘦，生性迟钝，一个大字不识，特别爱发长篇议论，像德国人那样认真。囚犯们常常嘲笑他；有些人甚至怕和他接触，因为他爱吹毛求疵，对别人特别苛求，而且爱和人争吵。他一开始就对囚犯们一点儿也不客气，和他们吵骂，甚至打架。他非常诚实。一看见不公平的事，就立刻出面干涉，尽管事情和他毫不相干。他极其天真，比方说，他和囚犯们斗嘴时，常常责备他们是贼，并一本正经地劝他们别再偷了。他在高加索当过准尉。从头一天起，我们就相处得挺好，因而他立即就把自己的案情告诉了我。起初，他在高加索一个步兵团里当士官生，服了很长时间的兵役以后才被提升为军官，后来又被派到一个要塞去当指挥官。一个和俄国人和睦相处的地方酋长放火烧了他们的要塞，并对要塞进行夜袭，但未能成功。阿基姆·阿基梅奇耍了个滑头，甚至佯装不知道罪犯是谁。他把这件事推到一些不愿跟俄国人和睦相处的人们身上；一个月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友好地邀请那位酋长前来要塞做客。酋长毫不怀疑地来了。阿基姆·阿基梅奇让自己的人列队站好，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并痛斥了那个酋长，向他指出，放火烧要塞是可耻的行为，并立刻向他宣读了一项训令，极为详尽地指出，作为一个跟俄国人和睦相处的酋长今后应当怎么办，最后他枪决了那个酋长，并立即将详情呈报了上级。为此他受到了审讯，并被判处死刑，后又改为发配西伯利亚，以二级苦役犯的身份在要塞服苦役十二年。他完全承认他做得不对。他告诉我，在枪决酋长之前他就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知道同俄国人和睦相处的人只能接受法律的审判；尽管他也知道这些，但他仿佛怎么也不能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过错：

“得了吧！难道他没有放火烧我的要塞吗？怎么，难道还要我向他鞠躬道谢不成！”当我向他提出异议时，他这样回答我。

尽管囚犯们嘲笑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傻头傻脑，但由于他干活认真、手巧，他们还是尊敬他的。

没有一种手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不会的。他是木匠、靴匠、修鞋匠、油漆匠、镀金匠、小铁匠，这种种手艺都是在狱中学会的。他不论干什么都能无师自通：不论什么活，他只要看一遍就会。他还会做各式各样的小匣子、小篮子、小灯笼、儿童玩具，拿到城里出卖。他就这样赚了一些钱，并立即购置了几件多余的内衣和一个较软的枕头，还弄来一个可以折叠的床垫。他和我住在一间狱室里，在我服役初期，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囚犯们外出干活时，都要在看守室前面排成两行；囚犯们前后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技术教官、技术员、一些低级技术员和监工都来了。技术员给囚犯们点过名，把他们一批批分派到各自干活的地方去。

我同另外几个人被派到技术作坊去干活。这是一座低矮的石头房子，坐落在一个堆满各种建筑材料的大院子里。这里有锻工作坊、钳工作坊、木工作坊、油漆作坊等等。阿基姆·阿基梅奇也被派到这里。他在油漆作坊干活，熬油料，调色，油漆桃木桌子和桃木家具。

在我们等着钉脚镣时，我跟阿基姆·阿基梅奇谈起了我在监狱里得到的最初印象。

“是呀，他们是不喜欢贵族的。”他说，“尤其不喜欢政治犯，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吃掉；其实，这也不足为怪。第一，您是另一种人，跟他们不一样；第二，他们过去不是地主的农奴，就是当过兵的。您自己想想看，他们怎能喜欢您呢？我跟您照实说吧，在这里生活可不容易。可是，在俄国的军犯连里就更困难了。我们这儿有一些人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一个劲儿地称赞我们的监狱，简直就像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倒霉的还不是干活。他们说，那边监管第一类苦役犯的典狱长不完全像是军人，至少那里的管理办法和我们这里不同。他们说，那边的流放犯可以住在自己的小家庭里。我没有到那边去过，我都是听他们这样说的。他们那边不剃头，也不穿囚服；不过话又说回来，剃头和穿囚服倒也不坏，这样总算整齐些，看着也顺眼些。只是他们都不喜欢这样做。唉，您瞧瞧，他们真是一群乌合之众啊！这个是世袭兵，那个是契尔克斯人，第三个是分裂派教徒，第四个是信奉东正教的庄稼汉，他把自己的家庭、可爱的儿女们都丢在老家了，第五个是犹太人，第六个是吉卜赛人，第七个不知道是什么人，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住在一起，彼此和睦相处，一口锅里吃饭，一个通铺上睡觉。再看看他们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吧：弄到一块额外的面包只能偷偷地吃，一文钱也得藏在靴筒里，这里的人能够拥有的一切，便是监狱加监狱……糊涂的念头不知不觉地就钻进脑袋里来了。”

不过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了。我特别想打听一下我们那位少校的情况。阿基姆·阿基梅奇并没有向我保密，我记得我当时得到的印象并不令人十分愉快。

可是我还得在他的管辖之下再熬上两年。阿基姆·阿基梅奇给我讲述的关于他的一切，后来证明都是完全真实的，所不同的只是从现实中得到的印象，总比从一般的叙述中得到的印象更为深刻。他这个人之所以令人感到可怕，其原因就在于：像他这样的人居然当上了对二百人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长官。就他本人来说，他最多不过是一个头脑混乱、心狠手毒的人罢了。他把囚犯一律看成是他的当然仇敌。这是他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错误。他确实有些本领，但是一切东西，甚至好的东西，在他身上都被搞得不成样子了。他任性放纵，凶狠毒辣，有时甚至夜里闯进狱室，倘若看见某个囚犯左侧着身子或仰面而卧，第二天早上就要惩罚他：“要按照我的吩咐，右侧着身子睡觉。”他在监狱里像瘟疫一样遭人恨，惹人怕。他脸色紫红，凶相毕露。大家都知道，他完全被自己的勤务兵费季卡控制在手心里了。他最疼爱的就是他那条被唤做特列佐卡的狮子狗。有一次特列佐卡生病了，他心疼得几乎发了疯。据说，他抱头大哭了一场，像哭亲儿子一样；他把一个兽医给轰走了，按照自己的习惯，几乎揍了他一顿；他听费季卡说，狱里有一个犯人是土兽医，医术非常高明，他立刻把那个犯人叫了去。

“帮帮忙吧！我叫你发一笔大财，只要你能把特列佐卡给我治好就行！”他对那个囚犯喊道。

这个囚犯是一个西伯利亚的庄稼汉，他狡猾，聪明，确实是一个很精明的兽医，但又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

“我看着特列佐卡。”在他见到少校之后过了很久，当这件事已被忘记了的时候，他对别的囚犯们讲述道，“我一看，嘿，狮子狗正在沙发的白垫子上躺着；我一眼就瞧出来了，这条狗患的是炎症，放点血就会好的！可是，我心里想：要是治不好，要是狗死了呢？我便说：‘大人，不行啦，您给耽误啦，要是昨天或者前天把我叫来，我还可以把狗治好，可现在不行啦，我治不好它啦……’”

特列佐卡就这样死掉了。

人们详细地告诉我，有些囚犯真想把我们这位少校杀死。狱里有一个囚犯，被关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以举止文雅而著名。人们还说，他几乎从不和任何人说话。大家都认为他有点傻头傻脑。他认识字，最近一年来，他总是读《圣经》，白天黑夜地读。当大家都睡熟了的时候，他就在半夜里爬起来，点上一支教堂里敬神用的蜡烛，爬上暖炉[俄国农民一般都在火炉后面，用砖或土坯砌成类似我国北方乡村的火炕那样的暖炉，借以取暖。这种暖炉比我国的火炕略高一些，但面积较小。]，打开书，一直读到天亮。有一天，他去找看守长，说他不想出去干活。看守长把这件事报告了少校，少校勃然大怒，立刻亲自闯进狱室来了。这个囚犯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砖猛砸少校的头，但没有命中。他被抓了起来，审讯后受了刑罚。这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三天后，他就死在医院里了。他临死时说，他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是他自己甘愿受苦的。不过，他并不属于任何宗教分裂派。监狱里的人都怀着尊敬的心情缅怀着他。

终于给我换了脚镣。这时已有好几个卖面包圈儿的女人陆续来到作坊。其中有几个是年岁很小的女孩子。在尚未成年以前，她们通常都是带着面包圈儿来，她们的母亲在家里烤，她们带来卖。成年以后，她们仍继续来，但已经不是带面包圈儿了；事情几乎总是这样的。有几个并不是女孩子。面包圈儿很便宜，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买得起。

我看到有个木匠囚犯，他头发已经花白，但却红光满面，正笑嘻嘻地和那些卖面包圈儿的女人调情。在她们进来以前，他刚把一条红手巾系在脖子上。一个满脸麻子的胖女人把托盘放在他的工作台上。他们谈起话来了。

“您昨天怎么没到这儿来呀？”那个囚犯洋洋得意地笑着说。

“哼，还说呢！我来啦，可你们都被米季卡叫走了。”口齿伶俐的女人答道。

“是的，把我们叫去有事，要不然，我们一定会在这儿等着的……前天你们那帮人都来过了。”

“谁，是谁？”

“玛丽亚什卡来过，哈芙罗什卡来过，切孔达来过，两吊钱也来过……”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阿基姆·阿基梅奇，“是真的吗？……”

“这种事情是有过的。”他答道，然后谦恭地低下头，因为他是个非常纯洁的人。

这种事情当然有过，但却很少见，而且是很难办到的。一般说来，尽管过着这种极其艰苦的奴役生活，他们宁肯酗酒，而不愿搞这种事情。女人是很难搞到的。需要选择时间、地点，事先约好，特别难办的是寻找离群的机会，至于避开卫兵，那更是难上加难，有时甚至还需要花上一大笔钱，当然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话虽这么说，可是后来我竟多次做了桃色事件的见证人。我记得那是在夏天，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在额尔齐斯河岸上一个板棚里烧火炉；卫兵挺憨厚。最后，两个被囚犯叫做“提词员”的女人来了。

“喂，怎么待了这么长的时间？是去兹维尔科夫家了吧？”她们要找的那个囚犯一见面就这样问，他已等她们好久了。

“我待的时间长吗？刚才有一只喜鹊蹲在木橛子上，比我在他们那里待的时间还长呢。”女郎愉快地回答。

这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一个少女。她就是切孔达。同她一块儿来的就是那位“两吊钱”，她丑得简直难以形容。

“好久没看见您了，”情郎转身对“两吊钱”说，“您好像瘦了点似的？”

“也许。过去我太胖啦，现在我就像吞下了一根针。”

“老是上大兵那儿去吗？”

“不，这都是那些坏人向您嚼舌头；不过，这又有什么？虽说我骨瘦如柴，我也丢不下那些大兵！”

“您抛掉他们，爱我们吧；我们有钱……”

除了这幅景象以外，不妨再想象一下那位情郎的尊容：他的头被剃去一半，戴着脚镣，穿着带条纹的囚服，还有一个卫兵在监视他。

当我听说我可以返回监狱去了的时候，我便向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别，由一个卫兵押送着回监狱去。囚犯们大都回来了。那些干包工活的囚犯回来得最早。唯一能使囚犯们卖力干活的办法，就是包工。有时，分配给他们的包工活是很繁重的，但他们还是能比强迫他们一直干到敲午饭鼓快两倍。囚犯们干完包工活以后，便可以通行无阻地回到狱中来，任何人都不阻拦他们。

他们午饭并不同时吃，而是谁先到谁就先吃；否则伙房一下子也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我尝了一口菜汤，由于不习惯，我喝不下去，于是便沏了一杯茶。我们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来。我的同伴，也像我一样是贵族出身。

囚犯们不断地出出进进。然而，座位还是有空着的，因为囚犯还没有全部回来。有五个囚犯围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坐下。炊事员给他们盛上两碗菜汤，然后又把满满一碗煎鱼放在桌子上。他们在庆祝什么，食物是自己烧的。他们斜眼看看我们。一个波兰人走进来，坐在我们旁边。

“我虽不在家，可什么事全知道。”一个大个子囚犯走进伙房，一面打量着所有在座的人，一面大声喊道。

这个汉子有五十岁左右，肌肉发达，瘦瘦的身材。他脸上流露出一种狡黠而愉快的表情。他那厚厚的、下垂的下嘴唇特别引人注意，使他的脸显得特别滑稽可笑。

“喂，你们夜里都睡得好哇！怎么不互相问好呀？祝福祝福我们这些库尔斯克的朋友们吧！”他坐在那些正在吃自己饭菜的人们旁边，继续说，“祝你们胃口好！也该款待款待客人呀。”

“老兄，我们可不是库尔斯克人。”

“那么是唐波夫人喽？”

“也不是唐波夫人。从我们身上，老兄，你什么油水也捞不到。你去找有钱的庄稼汉好啦，向他们伸伸手。”

“老兄，现在魏（胃）公子和常（肠）小姐在我肚子里闹腾起来啦；你说的那个有钱的庄稼汉，他住在哪儿呀？”

“嘿，卡津就是个有钱的庄稼汉；找他去吧。”

“老兄，今天卡津饮酒作乐，喝多啦，钱包准都喝空了。”

“十卢布二十卢布还是有的。”另一个接着说，“弟兄们，卖私酒可是赚钱的生意呀。”

“怎么，不招待客人吗？那我只好去吃公家的饭啦。”

“你去要杯茶喝多好。瞧，那两位老爷正在喝茶呢。”

“什么老爷，这里可不分什么老爷；现在他们和我们一样啦。”一个坐在墙角里的囚犯愁眉不展地低声说。他直到现在还没说过一句话。

“我倒喜欢喝茶，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我们也有自尊心呀。”那个厚嘴唇的囚犯一边说，一边很温和地望着我们。

“如果您喜欢喝，我给您，”我一边说，一边请他过来，“喜欢喝吗？”

“这好吗？我当然喜欢喽！”他走到桌前。

“哼，在家里拿他妈的树皮鞋煮汤喝，在这儿倒学会喝茶啦，而且还想喝老爷们的茶。”那个愁眉不展的囚犯说道。

“难道说，这里谁都不喝茶吗？”我问他，但他没有回答我。

“瞧，面包圈儿来啦。赏个面包圈儿吧！”

面包圈儿拿进来了。一个年轻囚犯提着一大串面包圈儿到监狱里来卖。面包圈儿的女主人答应把他卖完剩下的第十个面包圈儿赏给他吃；这就是他所期望得到的报酬。

“面包圈儿，面包圈儿！”他一面往伙房里走，一面喊，“莫斯科烤的，热的！本想留着自己吃，可是等钱用。喂，伙计们，就剩一个啦！谁有母亲？”

他招呼大家去孝敬母亲的做法，把人们都逗笑了，于是他的面包圈儿一下子就卖出去好几个。

“喂，弟兄们，”他说，“我看今天卡津喝酒非闹出乱子来不可！真的！居然在这个时候喝起酒来啦。说不定会把八只眼招惹来。”

“人们会替他瞒过去的。怎么，他醉得很厉害吗？”

“可厉害啦！凶得很，老是纠缠人。”

“嘿，这么说来，快动拳头啦……”

“他们说的是谁？”我问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波兰人。

“说的是卡津，一个囚犯。他在这里卖酒。赚上几个钱，就马上拿去喝酒。他为人残忍，凶狠；不过，他清醒的时候倒很安静；他一喝醉酒，就现原形；有时还要拿刀伤人。不过，马上就会有人制服他的。”

“怎样制服他？”

“十个八个囚犯一齐冲上去，狠狠地揍他一顿，直到他失去知觉为止，就是说把他打个半死。然后，把他放在通铺上，给他盖上短皮袄。”

“这样打，会把他打死的吧？”

“要是换上别人，真会被打死的，可是他却不会。他结实得要命，比狱中任何人都结实，他体质最棒。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就又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了。”

“请告诉我，”我继续问那个波兰人，“他们也是吃自己的饭菜，我只不过喝一点儿茶，他们就眼巴巴地看着我，好像是嫉妒我这杯茶似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不是因为茶，”波兰人答道，“他们之所以恨您，是因为您是贵族，您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想找您的茬。他们很想侮辱您，欺负您。您在这里还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在这里过日子可难得很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都比他们困难得多。要有涵养，才能习惯这里的生活。为了这杯茶和单独起伙，您往后还会不止一次遇到麻烦并遭人咒骂呢，尽管这里有许多人也常常吃自备的饭菜，尽管有些人也常常喝茶。他们可以，您却不行。”

说完这几句话，他便起身离桌而去。几分钟以后，他的话果然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