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茨基[指波兰革命家亚历山大·米列茨基，他于一八四六年被判处十年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短篇小说《庄稼人马列伊》中曾提到过此人（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年日记》）。]（就是跟我说话的那个波兰人）刚走，酩酊大醉的卡津便摇摇晃晃地闯进伙房里来了。

一个囚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囚犯们都必须出工干活的平常日子里，在随时都可能来监狱进行检查的典狱长的严格管辖之下，在专管囚犯事务、从不离开监狱一步的军士的监督之下，在看守和残废老兵的监视之下——总而言之，在这一切严格措施之下，竟然喝得酩酊大醉，这就把我头脑中刚刚形成的关于囚犯生活的种种看法全给弄乱了。看来我还得在狱中住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我初进监狱时感到莫名其妙的那些事情全部搞清楚。

我已经说过，囚犯总是有自己的私活可干的，而这种私活乃是苦役生活的自然需求；除了这种需求之外，囚犯们都爱钱如命，并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几乎把金钱同自由等同起来，如果他们衣袋里有钱，他们便感到心安理得了。相反，若是没有钱，他们便灰心丧气，郁郁寡欢，心神不宁，无精打采，这时他们便准备去偷，或者去干别的勾当，只要能弄到钱就行。尽管金钱在监狱里如此宝贵，但是那些有幸弄到钱的人并非总能把钱保存很久。第一，要想使钱不被别人偷走或被没收，那是非常困难的。倘若少校知道谁有钱，就会进行突然搜查，立刻把钱没收。也许，他会用这些钱去改善囚犯们的伙食；不管怎么说，钱反正是被他拿去了。然而最常见的还是被偷：狱中的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后来，我们这里有人发现了一个十分安全的保管方法：他们把钱托给一个年迈的旧教徒保管。那个旧教徒是从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指切尔尼戈夫省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十八世纪，一些旧教徒不堪忍受沙皇的迫害，纷纷从索日河上的维特柯岛迁往该地定居。]来的，祖先是维特柯人……关于这个老人，我不能不在这儿多说几句，尽管有点儿离题。

他是一个六十岁左右、头发斑白、身材矮小的老人。一见面，他就使我大为惊奇。他一点儿也不像其他囚犯：他的目光是多么安详平和啊！我记得，我当时怀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心情端详着他那双清澈而又明亮的眼睛，他眼睛周围布满了一道道清晰的鱼尾纹。我常常跟他谈话，我一生中很少遇见过像他这样善良而又温和的人。他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案件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中间有些人皈依了东正教，政府大力支持他们，并竭力进一步改变其他旧教徒的信仰。这位老人同其他一些热衷于旧教的人便决心像他所说的那样“维护信仰”。当时正在兴建一座皈一教[东正教中保存一切旧的教仪的教派。]教堂，他们放火把它烧了。老人作为主谋者之一被判处苦役。他本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小商人；家里还有妻子儿女；但他怀着一颗坚强不屈的心去接受流放，因为他盲目地认为这是“殉教”。和他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时期以后，你会情不自禁地反躬自问：像他这样一个安详温顺得像个娃娃的人，怎么会起来造反呢？我曾几次和他谈起过“信仰”。他在自己的信仰上毫不让步，但他在反驳时却从未流露过任何的怨恨和敌意。他破坏了教堂，而且并不否认。看来根据他的信仰，他想必还认为自己的行动和为此而遭受的“痛苦”，是一件光荣的事呢。但是，无论我怎样注视他和研究他，我在他身上从未发现一点点的虚荣或骄傲。我们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些别的旧教徒，其中大部分是西伯利亚人。他们都是一些文化程度很高的人，狡猾的乡下佬，是一些死读《圣经》、咬文嚼字的人，同时又都是很有才能的诡辩家；这些人都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狡猾奸诈，而且十分固执己见。可是这位老人却完全是另一种人。他读《圣经》可能比他人读得都多，但他却避免争论。他十分喜欢与人促膝谈心。他性情愉快，常常发笑，但他的笑声却不像其他囚犯那样粗鄙下流，他的笑声明朗而文静，充满天真无邪的稚气，似乎与他那斑白的头发极为相称。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我总觉得可以从笑声中识别一个人。如果您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初次相遇，他的笑声使您感到愉快悦耳，那您就可以大胆地说，他是一个好人。尽管这位老人博得了全监狱人的尊敬，但他却一点也不自负。囚犯们都叫他老爷爷，而且从不欺侮他。我也多多少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教友有这么大的影响。尽管他显然以坚定的意志忍受着苦役生活的痛苦，但他内心里却隐藏着一种深邃而又无法治愈的忧伤，他竭力把这种忧伤掩饰起来不让他人知道。我和他住在同一间狱室里。有一次，我在夜间两点多钟醒来，听见有人在低声哭泣。老人正坐在暖炉上（过去那个读《圣经》读得入了迷，而且想杀死少校的囚犯，夜间常常在这个暖炉上祈祷）对着手抄的《圣经》祈祷。他哭了，我听见他偶尔祷告说：“主啊，不要抛弃我呀！主啊，让我身强体壮吧！我的孩子们还小，我的孩子们都很可爱，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悲怆心情。就这样，几乎所有的囚犯都逐渐开始把自己的钱交给这位老人保管。监狱里几乎所有的囚犯都是小偷，可是不知为什么，大家忽然都相信这个老人是决不会偷东西的。大家都知道他把别人交给他的钱藏在哪里，他藏在一个谁也找不着的秘密地方。后来，他对我和几个波兰人揭示了他的秘密：在栅栏的一根柱子上有一个树枝，从外表上看去好像牢牢地长在树干上，但若是把它拿下来，树干上便出现一个深洞。老爷爷就把钱藏在这儿，然后再把树枝插上，因此谁也永远无法找到任何东西。

不过我已经离题太远了。我前面谈到，为什么钱在囚犯的衣袋里待不长。除了难以保存这个原因以外，监狱里的生活又是那么令人苦闷。囚犯们生来都是一些十分渴望自由的人，然而就其社会地位来说，他们又是一些极其轻率、不顾死活的人，这自然会导致他们突然“恣意妄为”起来，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大吃大喝，在喧闹声和音乐声中忘却自己的苦闷，即使只忘却一分钟也好。看上去甚至有点奇怪，他们中间有些人头也不抬地干活，一连几个月不停地干，唯一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把挣来的钱拿去喝光，然后再为下一次痛饮苦干上几个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喜欢购置新衣服，而且一定是便服：黑色的便裤、衬衫、细腰短大衣。最时髦的装束是：印花布衬衫外面扎上一条嵌着金属圆片的皮带。他们在节日里穿戴起来，然后到所有的狱室里去逛，向人们炫耀自己。有的人穿上新衣服后，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确实，在许多事情上囚犯们都完全像是一些小孩子。诚然，所有这些好东西有时忽然就不再为主人所有了，有时当天晚上便非常便宜地被典押掉或卖掉了。不过，狂饮是渐渐蔓延开来的。一般说来，狂饮都发生在节假日或过生日的时候。过生日的囚犯早晨一起床便在圣像前点上蜡烛祷告，然后穿戴好，为自己订下一份午餐。他订的是牛肉和鱼，还要包西伯利亚的饺子；他像一头公牛一样大吃大嚼，而且几乎总是独自享受，很少邀请难友们共进午餐。过一会儿，酒端上来了，寿星老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必定要摇摇摆摆、深一脚浅一脚地到各狱室里走一趟，竭力向人们显示他喝醉了，他是在“饮酒取乐”，借以博得大家的尊敬。不论在哪里，俄国人对喝醉酒的人多少都抱有好感，而在监狱里，饮酒作乐的人甚至会受到尊敬。监狱里的狂饮仿佛带有一种贵族派头。开怀畅饮的囚犯总要雇一个人为他奏乐。狱中有个身材矮小的波兰人，是个逃兵，十分令人讨厌，但他会拉小提琴，而且总是随身带着乐器——他的全部财产。他不会任何手艺，他唯一赚钱的办法就是替开怀痛饮的囚犯演奏快乐舞曲。他的职责是：一步不离地跟随着喝得醉醺醺的雇主走进各个狱室，不停地拼命拉小提琴。他脸上常常流露出无聊和悲伤的表情。但是那“拉呀，你收过钱啦！”的喊叫声逼着他又拼命地拉将起来。雇主从一开始狂饮就坚信，如果他喝醉了，一定会有人照顾他的，若是狱方出面干涉，也一定会有人及时把他隐藏起来，安置他躺下睡觉，而且这一切都丝毫不是为了私利。至于居住在狱中的值日官和残废老兵，虽然他们的责任是维持狱中秩序，但他们也尽可以放心，因为喝醉了的囚犯是不会闹出什么乱子的。全狱室的囚犯都注视着他，如果他发起酒疯来或动手打人——立刻就会有人把他制服，甚至会把他捆绑起来。因此监狱里的一般管理人员对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倘若不许喝酒，那就会更糟。那么酒究竟是怎样弄进来的呢？

在监狱里，酒是从所谓“酒保”那里买来的。做“酒保”的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生意从不间歇，而且十分兴隆，尽管酗酒和“饮酒作乐”的人总的说来并不多，因为狂饮需要钱，而囚犯的钱是来之不易的。“酒保”的生意是用相当独特的方法经营的。比方说，往往有这样的囚犯：他既不会手艺，又不愿意干活（这样的人确实有），但是他急不可耐地想弄到钱，而且想尽快发一笔财。他弄到了一点儿本钱，便决计做卖酒的生意。卖酒是一种大胆冒险的营业，要担很大风险。他可能会为此而被抽打脊背，而且货物和本钱也会被全部没收。但是，酒保却甘愿冒这样的风险。一开头，他的钱并不多，所以第一次他只好亲自把酒带进监狱里来，当然，酒一卖掉，就会赚许多钱。于是他便带第二次，第三次，若是不被狱方查获，他的生意便很快兴隆起来，直到他创建了有坚实基础的真正的营业——他成了企业主、资本家，他雇佣代理人和助手，这时他冒的风险越来越少，而钱却赚得越来越多。他的助手们甘愿为他去冒风险。

监狱里总是有很多人把钱花在赌博和饮酒作乐上，最后被弄得囊空如洗。这些人都不会手艺，穿得破破烂烂，显得很可怜，但他们都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这些人所剩下的唯一资本，就是他们的脊背了；脊背对他们可能还有某种用处，于是那个把一切都挥霍殆尽的浪子便决定利用它。这时他便会被业主雇去往狱中运酒；一个富有的酒保往往要雇佣几名这样的雇工。监狱外面某处有这么一个人——也许是个士兵，也许是个小市民，有时甚至是个大姑娘，——为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佣金，便用酒保的钱在酒馆里把酒买好，藏在囚犯们干活时路过的一个幽静的地方。经理人几乎总是先尝尝酒的质量，然后毫无人性地把水掺进喝剩的酒里；至于买主要不要，他就不管了，须知一个囚犯是不能过于挑剔的，因为钱总算没有白花，他总算买到了酒，不管酒味如何，但毕竟是酒啊。狱中酒保预先指定带酒人带着牛肠子去找经理人接头。这些牛肠子都预先洗涮过，然后灌满水，以便保持它原来的湿度和柔软性，使其适于盛酒。牛肠子装满酒以后，囚犯便把它缠在身上，尽量藏在身上最隐秘的地方。不消说，这需要走私人施展出浑身解数，把做贼的一切狡猾手腕都拿出来。这多多少少关系到他的名誉；他必须把卫兵和看守瞒哄过去。他欺骗他们：卫兵若是一个新兵，总会被一个机灵的贼蒙骗过去的。不用说，他要事先对卫兵进行一番研究，对干活的时间和地点也要考虑一番。比方说，这个囚犯是个瓦匠，他在砌砖炉子的时候爬进炉子里，那么又有谁能看得见他在那里干些什么呢？卫兵是不能跟着他爬进去的。进监狱大门的时候，为了预防万一，他们往往把钱——十五或二十个银戈比——攥在手里，在大门口等着班长。干活回来的每一个囚犯，一般都要由值日班长搜身以后，方才开门放他进去。带酒的人一般都指望看守不要过于仔细地摸他身上的某些部位。但诡计多端的班长有时却硬要摸那些部位，并且往往摸到了酒。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招了：走私人便一声不响地避开卫兵，悄悄地把手里攥着的钱塞到班长手里。由于使用这种办法，常常能把酒安然无恙地带进监狱里来。但这种办法有时也不能奏效，那时就只好付出自己最后的资本也就是脊背了。事情报告给了少校，脊背受鞭挞，而且鞭挞得很厉害，酒被充公，但走私人自己把一切承担下来，并不出卖雇主；他所以不出卖雇主，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不屑于告密，主要是因为告密对他不利：反正他已经受了鞭挞；若是他和雇主二人都受鞭挞，他自然会感到宽慰。但他还需要雇主，虽然按照惯例和事先的约定，走私人受鞭挞，雇主是不付一个戈比的。至于一般的告密，那是很普遍的事。在监狱里，告密者丝毫也不感到羞耻，人们是不会对告密者感到愤怒的。他不但不会被人疏远，人们反而乐于同他交朋友，如果您在监狱里想要证明告密是下贱可耻的事，那么人们就会完全不理解您了。那个卑鄙可耻的贵族，也就是我和他断绝了一切来往的那个囚犯，他和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交上了朋友，他给费季卡当暗探，而费季卡又把自己听到的关于囚犯们的一切情况向少校报告。这件事我们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惩罚过或者责备过这个坏蛋，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要这么办。

我又扯到一边去了。当然，酒往往能够顺利地带进来，这时，雇主付完钱，便将牛肠子收下进行盘点。他盘算的结果是：这批货的成本很高，为了增加利润，他必须再掺一次水，几乎掺进一半的水，这时才算准备就绪，只等主顾光临了。在第一个节日，有时就在干活的日子里，主顾光临了：这个囚犯辛辛苦苦地干了好几个月，攒了几个钱，以便在他预订的某一天把钱全部喝掉。还在这一天到来以前很久，这个可怜的受苦人不论是在梦中，还是在干活时的幸福幻想中，都幻想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的魅力使他精神振奋地忍受着枯燥无味的监狱生活。这光明日子的曙光终于在东方出现了：他的钱积攒起来了，未被没收，又未被偷去，于是他拿着钱去找酒保。起初，酒保倒给他的是尽可能纯的酒，也就是只掺过两次水的酒，但当酒瓶快要倒空的时候，便立刻添水。在这里，一杯酒的价钱比狱外酒馆里要高出五六倍。可以想象，要喝到酩酊大醉的程度，这种酒得喝多少杯，又需要花多少钱啊！由于已经失掉了喝酒的习惯，而且又戒了这么久，所以囚犯们很快就会喝醉的，但他照例要继续喝下去，直到把所有的钱都喝光为止。这时，他便把他所有的新衣服都拿出来：酒保同时又是高利贷者。送到酒保手中的，先是新购置的便服，然后是旧物，最后是公家的东西。当囚犯把一切东西，连最后的一块破布都喝光了的时候，便躺下睡觉，第二天醒来，脑袋难免隐隐作痛，于是他又徒劳地请求酒保给他喝一口，以便解解酒。他悲伤地忍受着醉后的痛苦，当天便又干起活来，他不停地再干上几个月，回味着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醉酒时的情景，然后又渐渐地振作起来，期望着另一个相同的日子到来，那一天虽说还很遥远，但终究会到来的。

至于酒保，他的生意很兴隆，赚了一大笔钱（几十个卢布）之后，他便备下最后一次酒，这次可不能掺水了，因为那是给自己喝的。他生意做够了，也该自己享受一番了！于是，一场吃喝玩乐、狂欢痛饮的闹剧便开始了。他的钱很多，就连监狱里的低级狱吏们都向他献殷勤。这样的狂饮有时一连持续好几天。自然，他所备下的酒不久就被喝完了，这时这个酒徒便到别的酒保那儿去买，那些酒保正在等着他呢，于是他继续喝，直到把最后一个戈比喝掉为止。不管囚犯们怎样保护他，但他有时仍被上级长官（少校或看守长）发现。他被带到拘留室去，身上若是有钱，便会被没收，最后还得挨一顿鞭子。醒酒以后，回到监狱，几天以后又做起他的酒保生意。这些酒徒中间自然有一些有钱人，他们还梦想搞女人。有时他们花一大笔钱，便可在被收买的卫兵的监护下，以外出做工为名，从要塞里被秘密地带到城郊的一个什么地方。他们在县城边上某个幽静的小房子里举行一次十分盛大的宴会，在那里确实需要花掉很大一笔钱。只要有钱，就连囚犯也能不受人轻视；他们往往事先选定一个有经验的卫兵，这样的卫兵往往就是未来的囚犯。然而，有钱可以办到一切，像这样的外出游逛，几乎永远都是一个揭不开的秘密。这里需要补充一句，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罕见的，因为需要花很多钱，然而那些喜欢玩女人的人却能想出一些别的、十分安全的办法。

有个青年囚犯，长得很漂亮，早在我初进监狱时，他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叫西罗特金。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首先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那漂亮的面孔，他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他住在特别部里，那是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囚室，因而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军犯之一。他性情温顺平和，很少说话，也不常笑。他长着一双蓝眼睛，容貌端庄，面孔白皙而细嫩，头发呈淡褐色。就连那剃去半边的头，也未能使他的容貌变丑：他就是这样一个美少年。他什么手艺都不会，手里的钱虽然不多，但也常常能弄到。看得出他既懒惰，又邋遢。不过偶尔也有人给他好衣服穿，有时甚至给他红衬衫穿，西罗特金显然是喜欢穿新衣服的：他常常穿上新衣服出入各狱室，炫耀自己。他既不喝酒，也不赌钱，几乎没有和任何人吵过嘴。他常在狱室后面散步，两只手插在裤袋里，显得安详而若有所思。他在思考什么呢？这是很难猜测的。你若有时出于好奇而叫他一声，问他点什么，他总是立刻回答你，甚至是恭恭敬敬地回答你，而不像别的囚犯那样粗野，他回答得总是很简单，不爱饶舌。他总是像个十来岁的娃娃似的瞧着你。他有钱时，并不给自己买点儿什么必需品，也不把上衣送去修补，也不订购新皮靴，他像个七八岁的孩子那样只知道买面包圈儿和饼干吃。“唉呀，西罗特金！”囚犯们有时对他说，“你真是个喀山的孤儿呀[喀山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城市。俄语中的“西罗特金”这个姓氏是“孤儿”的派生词，发音相似，故把西罗特金叫做“孤儿”。“喀山的孤儿”是对假装穷苦而又令人可怜的人的讽刺。]！”不上工时，他一般总是在别的狱室里到处闲逛，别人几乎都在忙自己的活儿，只有他无事可做。人们跟他说话时，几乎总是嘲笑他（囚犯们常常这样嘲笑他和他的同伴）——他一言不发，转身向别的狱室走去；有时若是被嘲笑得太厉害了，他也只是脸上发红而已。我常常想：这样一个性情温和、心地单纯的人，怎么会落到监狱里来了呢？有一次，我因病住在医院的囚犯病房里，西罗特金也病了，躺在我旁边。一天晚上，我们聊起天来，他突然兴奋起来，无意中告诉我他是怎样被送去当兵的，他母亲送他走时如何痛哭流涕，他当新兵时如何痛苦，等等。他还补充说，他无论如何也受不了新兵的生活，因为那里所有的人都十分凶暴残忍，长官几乎总是对他不满意……

“结果怎么样呢？”我问道，“为什么把你弄到这儿来啦？而且还关在特别部……唉，你呀，西罗特金，西罗特金！”

“是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在营里只当了一年兵，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把我们的连长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杀死了。”

“这我听说过，西罗特金，但是我不相信，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杀人呢？”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哎，我当时痛苦极啦。”

“那么别的新兵怎样生活呢？当然，起初可能困难一些，但以后会习惯的，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兵的。一定是你母亲把你给宠坏了，她拿饼干和牛奶一直把你喂养到十八岁。”

“不错，我妈妈确实非常疼我，自从我被送去当兵以后，她就病倒了，听说再也没起过床……对我来说，新兵生活后来变得非常痛苦难熬。长官讨厌我，动不动就处罚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人人我都听从，我规规矩矩地生活，不喝酒，什么嗜好也没有；要知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个人要是有嗜好，那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周围的人心肠都那样残忍，——想痛哭一场都找不到地方。有时候，只好跑到一个角落里，在那儿痛哭一阵。嗯，有一次我出去站岗，那是在夜间，派我到大炮旁站岗。当时正刮大风，是秋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连眼睛都睁不开。我觉得身上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我把枪立在脚旁，把刺刀解下来，放在一旁；我把右脚上的皮靴脱下来，把枪口对着胸口，用大脚趾扳动枪机。一瞧——瞎火了！我查看了一下枪，把火门擦干净，倒进去新火药，打着火石，再把枪口对着胸口。怎么啦？只见火药一闪，结果又没打响！我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我穿上皮靴，拿起枪，安上刺刀，一声不响地来回走着。这时我拿定主意干到底：不管到哪儿去都可以，只要不当兵就行！半个小时以后，指挥官骑马来查岗。他冲着我喊道：‘难道就这样站岗吗？’我把枪端在手里，用刺刀刺他，整个刺刀都扎进去了。唉，挨了四千棍，最后来到这里，进了特别部……”

他没有撒谎。是的，要是犯了别的什么罪，还能把他关进特别部吗？犯了普通罪行，惩罚要宽大得多。然而，在同一类罪犯中只有西罗特金是个美男子。像他这样的囚犯在我们这里有十四五个，那些人叫人看着都觉得奇怪；他们当中只有两三个人的面孔还能叫人勉强看得过去，其余的全都耷拉着耳朵，外貌丑陋，邋遢肮脏；有几个甚至连头发都白了。如果情况许可的话，我以后还要把这些人细加描述。西罗特金和卡津最要好，我在本章开头时就曾提及过，卡津如何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闯进伙房，他又如何搅乱了我对监狱生活的最初看法。

这个卡津是个可怕的人物。他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痛苦而可怕的。我总觉得，再没有比他更凶残、更可怕的人了。我在托波尔斯克曾看见过一个以残暴著称的强盗卡缅涅夫；后来我还看见过一个候审的逃犯、可怕的杀人凶手索科洛夫。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给我留下像卡津那样使人感到厌恶的印象。我有时仿佛看见我面前站着一个像人一般大的蜘蛛。卡津是鞑靼人；他膂力过人，比狱中任何人都强壮，上中等身材，大力士的体格，他的头长得硕大而又难看，与全身极不相称；走起路来稍微有点驼背，皱着眉头看人。在监狱里，关于他有一些离奇的传闻：人们都知道他是军人出身，但囚犯们在背后都说他是从涅尔琴斯克跑出去的逃兵，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都说他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已经不止一次，逃跑也不止一次，更改过姓名，最后被关到我们监狱，进了特别部。据说，他过去喜欢宰杀小孩，只是为了一时的痛快：他把小孩哄到某个便于下手的地方，开头吓唬他、折磨他，当他尽情地欣赏了这幼小而可怜的牺牲品的恐怖和战栗之后，便怀着喜悦的心情悄悄地、慢慢地用刀把小孩杀死。这一切可能都是臆造出来的，因为卡津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是不愉快的，不过即使是臆造出来的，这些故事似乎也与他相称，正好适合于他。然而平时，当他不喝酒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的行为还是很理智的。他总是安安静静，从不和任何人争吵，而且避免争吵，他好像看不起别人似的，又好像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说话很少，好像故意不同人们来往。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缓慢的，安详而自信的。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一点儿也不蠢，而且非常狡黠；他的面孔上和微笑里总是流露出一种傲慢和嘲笑人的残酷表情。他在狱中做烧酒生意，而且是所有酒保中最富有的一个。他一年里总要喝醉两三次，那时他就兽性大发。当他醉意渐浓的时候，他便开始对别人进行讽刺挖苦，他使用的词汇都是最恶毒的，经过认真推敲的，仿佛是好久以前就想好了似的；最后，当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他便狂怒起来，抓起刀子向人们扑去。囚犯们都知道他那惊人的力气，只得纷纷跑开，躲藏起来；他遇见谁就向谁扑去。但是人们很快就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同狱室的十几个囚犯一拥而上，向他扑去，开始揍他。再也想象不出有比揍他更狠毒的了：他们捶他的胸膛，捣他的心窝，踢他的肚子；他们狠狠地揍他，揍的时间很长，一直揍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若是换一个人，那可不能这样揍：这样揍法，就等于杀人，只有卡津例外。把他揍得不省人事以后，人们用短羊皮袄把他一裹，抬上床铺。“躺一躺就好啦！”的确，他第二天早晨爬起来，像健康人一样，一声不响、闷闷不乐地出去干活了。全狱的人都知道，每逢卡津喝醉了酒，这一天一定会以他被大揍一顿而结束。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知道，但他还是要喝醉。这样过了几年。最后大家看到，卡津开始认输了。他常说他有各种疾病，并且显得日益消瘦；常常去医院……“这回可该完蛋啦！”——囚犯们私下说道。

卡津走进伙房，那个随身携带着提琴的下流波兰人跟在他后面，他通常总是被那些饮酒作乐的囚犯雇去拉琴，让他们开心。卡津在伙房中间站着，一声不响、聚精会神地端详着在场的人。大家都不吭声。最后，他看见了我和我的朋友，便恶狠狠地拿嘲弄的眼光瞅着我们，放肆地微微一笑，好像想出了什么妙计似的，于是趔趔趄趄地朝我们的饭桌走来。

“请问，”他开口道（他说俄语），“你们有多少收入，竟在这儿喝茶？”

我一声不响地和我的朋友交换了一个眼色，我们明白，最好是沉默，不答理他。一反驳，他就会勃然大怒的。

“这么说来，你们是有钱喽？”他继续追问我们，“这么说来，你们的钱多得成堆喽？难道说，你们进监狱的目的就是为了喝茶？你们是为喝茶而来的吗？说呀，我把你们……”

可是，他看我们决心不做声，又不理他，便气得脸色发紫，浑身发抖。旁边墙角里放着一个盛面包的大木盘，这种面包是囚犯们拿来当午饭或晚饭吃的。这个大木盘很大，它盛的面包足够全狱半数囚犯吃一顿，而现在正好空着。他用双手把它举起来，在我们头上挥动着。他若再挥舞一会儿，就会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的。一般说来，凶杀案或凶杀的意图会给全狱的人带来极不愉快的后果：狱方会开始进行调查和搜查，并加强管理措施，因而囚犯们一般都尽力不让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尽管如此，可是这一次囚犯们都不吭一声，都等着看热闹。连一句替我们申辩的话都没有人说！也没有人向卡津喊一声！——他们对我们的仇恨是如此之深啊！显而易见，对我们的危险处境，他们都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但是事情竟顺利地结束了：就在他刚要把木盘向我们砸过来的时候，有人从穿堂里喊道：

“卡津，酒被偷走啦！……”

他砰的一声把木盘撂在地板上，像疯子似的冲出了伙房。

“嗯，上帝救了他们！”囚犯们彼此说。后来他们还一再这样说。

后来，我始终不知道这偷酒的消息是确有其事呢，还是偶然想出来搭救我们的。

傍晚，天已黑了，在监房上锁以前，我绕着木桩栅散步，这时一阵沉重的悲痛涌上我的心头，此后，在我的全部监狱生活中，我再也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悲痛。第一天的监狱生活是令人最难忍受的，无论在监狱里和囚室里，还是在苦役劳动中，都是如此……我记得，当时有个念头总是困扰着我，而且后来在我的全部监狱生活中，它总是令人厌恶地萦绕在我的心头，——这是一个不可能彻底解决的疑问，对我来说至今也没有解决：人们犯了同样的罪，为什么受到的惩罚却不同？不错，罪行是不能比较的，即使是大致的比较也不行。比方说，这个人和另一个人都杀了人，两个案件都经过了仔细的斟酌和权衡；对这个案件和另一个案件的惩罚几乎是一样的。不过，还得看看两起罪案有什么不同点。比方说，一个人可能是为了微不足道的一个葱头而杀了人：他在大路上杀了一个过路的庄稼人，而这个庄稼人总共只有一个葱头。“瞧，爸爸！你叫我出去弄点儿东西：瞧，我把这个庄稼人宰啦，只弄到这么一个葱头。”“傻瓜！一个葱头——还值一个戈比哩！杀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葱头，还能弄到一个卢布呢！”（监狱笑话）。另一个人为了保护未婚妻、妹妹或女儿的贞洁，而杀了一个荒淫无耻的暴君。一个逃亡犯被整整一团的追捕者包围着，常常饿得要死，他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杀了人；可是另一个人虐杀孩子只是为了借此取乐，为了使自己的双手感觉到孩子们热乎乎的鲜血，为了欣赏孩子们的恐惧，欣赏他们在他的屠刀下如何像鸽子似的做最后挣扎。结果怎么样呢？这两种人却服同样的苦役。不错，刑期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并不很大；然而，同一类的罪行却是千差万别的。性质不同就是差异。我们姑且假定，这种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它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无法把方的变成圆的一样，就算是这样吧！就算这些不平等并不存在，那么，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另一种不同，即惩罚的后果的不同……请看，一个人在狱中一天天憔悴，像蜡烛一样熔化着，而另一个人在服苦役之前，甚至都不晓得世界上竟有这样愉快的生活，竟有这样有趣的俱乐部，俱乐部中还有勇敢的伙伴。是的，监狱里确实有这样的人。再比方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心地善良，聪明多情，只要他心头一阵疼痛，还不等对他施加任何刑罚，他就在自身的痛楚中一命呜呼了。他本人对自己的罪行的宣判，要比最严酷的法律的宣判更为无情，更为残酷。然而就在他的旁边还有另一个人，那人在整个服苦役期间甚至一次都不曾想过他所犯的杀人罪。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对的。还有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就是为了来服苦役，以便逃避狱外艰苦得多的奴役生活。他在狱外过的是受尽屈辱的生活，他从未吃饱过，每天从早到晚替自己的雇主干活；可是苦役营中的劳动却比在家里还要轻松，又有足够的面包吃，而且还是他从未见过的那种面包；每逢过节还能吃到牛肉，领到施舍品，还有赚钱的机会。至于同伴们呢？他们都是一些机灵、能干的万事通；于是他怀着十分惊奇的心情瞧着自己的难友；他过去从未见过像他们这样的人；他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一群人。难道刑罚会使这两种人都同样感到痛苦吗？不过，干吗要为这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去伤脑筋呢！熄灯鼓敲了，该回狱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