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时，我还有一些钱，由于怕被搜去，手头只留下很少一点，为了预防万一，我把几个卢布糊在一本《新约全书》的封皮里，这本书在当时是许可带进狱中来的。这本书和糊在里面的钱，是那些也尝尽了流放的艰辛的人们[在被押往鄂木斯克的路上，在托波尔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遇见过几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穆拉维约娃、安年科娃和冯维辛娜。]在托波尔斯克送给我的，他们已经以十位数字来计算被流放的时间了，而且早已习惯于把每一个不幸的人都看做自己的兄弟。在西伯利亚，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似乎总是把向“不幸的人们”提供兄弟般的照料当做是自己生活的目的，十分怜悯和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就像关心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这完全是一种无私的、圣洁的感情。在这里我不能不对一次相会做一简单的回忆。我们监狱所在的那个县城里，有一位夫人叫娜斯塔霞·伊万诺夫娜，她是一位寡妇。当然，当我们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们中间谁也不能够亲自同她结识。看来，她已把救助流放犯看做是自己生活的目的，但她最关心的还是我们这样一些人[指因反对沙皇政府而受到迫害的政治犯。]。她的亲属中是否有什么人也有类似的不幸，或者，她最亲近的人们当中是否也有人因这种罪行而受到牵连，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但她却认为她若能尽心竭力为我们做点什么事，那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当然，她不能资助我们很多，因为她很穷。我们虽然被关在狱中，但我们却感觉到，我们在监狱外面有一位最忠诚的朋友。顺便说说，她时常把我们很需要知道的一些消息报告给我们。在我出狱后被送往另一个县城去的时候，我终于去看了她，亲自和她结识了。她住在县城郊区一个近亲的家里。她既不老，也不年轻；既不俊，也不丑；甚至看不出她是否聪明，是否受过教育？在她身上经常能够看到的只是无限的仁慈，只是那一定要为人们做些好事以使人们感到满意和轻松的不可遏止的愿望。这一切都可以在她那温柔而慈善的目光中看得出来。我同另外一个出狱的难友一起在她家里几乎度过了一个晚上。她专注地看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笑，她也笑，无论我们说什么，她都急忙表示同意。她忙忙碌碌地尽其所能款待我们。端上茶，摆上菜，还有糖果，仿佛她若是有几千卢布，她也乐意都拿出来款待我们，并帮助我们那些尚留在狱中的难友们。告别时，她赠给我们每人一个烟盒作为纪念。这些烟盒是她亲手用硬板纸为我们糊的（只有上帝晓得她糊得多么好啊），外面贴了一层像是小学算术课本封面那样的彩色纸（也许真的是算术课本的封面）。为了美观，两个烟盒又都用金纸镶上了一道细细的边，这些纸可能是她特意从商店里买来的。“你们都抽烟，这东西你们也许用得着，”她这样说道，仿佛为自己的礼物而感到不好意思……有人说（我听到并读到过），对亲近的人的最深的爱，同时也就是最大的利己主义。这里究竟有什么利己主义呢——我怎么也不能理解。

入狱时，尽管我带的钱不算太多，但那时不知为什么我却不能认真地埋怨那些苦役犯，他们几乎在我入狱后几个小时之内就欺骗了我，他们极其天真地、三番五次地向我借钱。但是有一点我要坦白承认：使我深感苦恼的是，我觉得，这些人出于天真的狡猾，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笨蛋、傻瓜，而且一定会嘲笑我，就因为我一连五次借给他们钱。他们也一定会认为，我受了他们欺骗，上了他们的当，如果与此相反，我拒绝他们，把他们赶走，那么我相信，他们对我就会尊敬得多。但是无论我怎样苦恼，我还是不能拒绝他们。我所以感到苦恼，是因为我在这头几天里一直认真而用心地在想：在监狱里我应当使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或者不如说，我应当怎样和他们相处。我感到并且明白，这个环境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因此我是处在一片黑暗之中，而在黑暗中是不能生活这么多年的。因此，我必须有所准备。自然，我下定了决心，首先，我要按照内心的感情和良心的吩咐坦率行事。但是我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句格言而已，实际上我面前将会出现最意料不到的情况。

要在牢房里安顿下来，还有许许多多我前面已经提及的琐碎事情要办，这些事情主要都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协助我操办的，它们多少使我忘掉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是那可怕的、吞噬一切的烦恼却日甚一日地折磨着我。“一座死屋！”我自言自语道。有时，在暮色苍茫中，我站在牢房的台阶上看着收工回来的囚犯们，他们懒洋洋地在院子中间的场地上来回走着。我仔细端详着他们，想尽量从他们的脸上和行动上猜出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的性格又是怎样的？他们或者皱着眉头，或者眉飞色舞（这两种表情最为常见，几乎是苦役犯的特征），在我面前逛来逛去，他们互相谩骂着，或者简短地交谈着，有的则孤孤单单，若有所思地、静悄悄地、从容不迫地在散步，有的带着疲倦和漠不关心的表情，另一些人（甚至在这里也这样！）则带着傲慢自大的表情，他们歪戴着皮帽子，披着羊皮袄，神情粗野而又狡猾，厚颜无耻地讪笑着。“这就是我的天地，我现在的世界，”我寻思道，“不管我喜不喜欢，我也得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试图利用喝茶的机会向阿基姆·阿基梅奇打听并了解一下这些人，我很喜欢和他一起喝茶，以免一个人太孤单。我顺便说一句，最初，茶几乎是我唯一的食物。阿基姆·阿基梅奇不拒绝喝茶，他还亲自摆弄我们那个可笑的、用马口铁自制的小茶炊，这是米—茨基借给我的。阿基姆·阿基梅奇一般只喝一杯茶（他也有几个玻璃杯），他一声不响地、彬彬有礼地喝完，把玻璃杯还给我，向我致谢后，立刻就忙着给我缝被子去了。但是我想要了解的情况，他却不能够告诉我，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我对我周围的和最接近的苦役犯们的性格这样特别感兴趣，他甚至带着一种诡谲的微笑倾听着我的询问，那种微笑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不，看来需要亲身体验，光问不行。”我想。

第四天，也像那次给我换脚镣一样，一大清早，囚犯们就都在监狱大门守卫室前的小广场上排成两行。他们前后各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卫兵，枪都上着刺刀。囚犯们如果试图逃跑，卫兵便有权向他们开枪；如果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开了枪，卫兵是要承担责任的；在苦役犯们公开反抗时，也是如此。可是又有谁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试图逃跑呢？技术教官、技术员、监视囚犯干活的士官和兵士，以及监工，都到场了。开始点名；到缝纫组干活的那一部分囚犯先走，技术教官跟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是给监狱干活，做全监狱的服装。接着，去作坊干活的那一部分囚犯也走了，最后走的是干粗活的囚犯，其中也有我，共二十来个。要塞后面，冰封的河面上冻结着两只公家的驳船，已不能使用，因此需要拆掉，起码不能让旧木材白白糟蹋掉。其实，那些旧木材也值不了多少钱，几乎是分文不值。城里劈柴的售价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四面都是森林。派我们来干这种活，目的就是不让囚犯们闲着，这一点囚犯们心里是明白的。干这种活时，他们总是显得无精打采、懒懒散散，然而要是干有用和有价值的活儿，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在准许他们干包工活的时候。这时，他们都好像有了精神，尽管他们干那种活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我亲眼看见他们都尽心竭力地把活干得又快又好；甚至自尊心也驱使他们这样做。但是像今天干的这种活，与其说是出于需要，不如说是装潢门面，这种活是很难要求包工的，而是要一直干到中午十一点敲鼓收工为止。那天天气温暖多雾，积雪还未融化。我们这一群人出发到要塞后面的河岸上，脚镣轻轻地响着，尽管脚镣戴在裤腿里面，但每迈一步还是发出尖细的金属碰击声。派了两三个囚犯去工具室取工具。我和其他人一起走着，并且仿佛有点兴奋起来：我很想赶快看到并了解到我们干的究竟是什么活？服苦役究竟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干苦役活将是怎样？

那天干活时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在路上，我们遇见一个留着胡须的市民，他停下来，把手伸进衣袋里。一个囚犯立刻离开人群，脱下帽子，接过那人施舍的钱——五个戈比——然后急忙转身回来。市民划了个十字，便走开了。我们当天早晨就用这五个戈比买了一些面包圈儿，大家分着吃了。

在这一群囚犯中，通常总是有人愁眉不展，沉默寡言，有的漠不关心、无精打采，还有些人则懒洋洋地彼此聊闲天。有一个囚犯不知为什么显得特别高兴，他有说有笑，一路上唱个不停，几乎跳起舞来，每跳一下他的脚镣便叮当作响。这就是那个矮小敦实的囚犯，在我入狱的第一天早晨，他曾在洗脸的时候同另一个人吵架，因为那个人竟胆敢贸然肯定自己是笼中鸟。这个欢蹦乱跳的小伙子叫斯库拉托夫。最后，他唱起一段很俏皮的歌曲，我还记得它的叠句是这样的：

趁我不在家，给我娶了个老婆——

当时我正在磨房里干活。

只缺一只三弦琴了。

他那异常高兴的情绪，不用说，立刻在一些囚犯当中引起了一片愤怒，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

“嗥叫什么！”一个囚犯以谴责的口吻说道，其实这跟他毫不相干。

“狼只会用一个调门儿嗥叫，这个调门叫你这个图拉人[这是当时俄国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人的蔑称。]给学来啦！”一个愁眉苦脸的囚犯用霍霍尔[这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口音接着说。

“好吧，就算我是图拉人，”斯库拉托夫立刻反驳道，“可你们呢，你们波尔塔瓦那边吃的加卢什卡面汤[波尔塔瓦是乌克兰境内的一个城市。加卢什卡面汤是用鸡蛋、牛奶、盐等和面做成的一种硬条状物，然后切成块做汤，是乌克兰人喜欢吃的一种面汤，很像我国北方人吃的疙瘩汤。]真能把人噎死。”

“胡说八道！看看你自己吃的是什么吧！你拿树皮鞋熬汤喝。”

“如今，好像是鬼拿炮弹来喂你啦。”第三个人补充道。

“弟兄们，我确实是个娇生惯养的人，”斯库拉托夫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仿佛在惋惜自己的娇生惯养似的，好像他这话是朝着大伙，而不是朝着某一个人说的，“我是从小用果脯和饼干饲养（应该是喂养，斯库拉托夫故意念错了这个词）大的，我的兄弟们现在还在莫斯科开商店，在路边货摊上卖风[意为出售无价值的东西。]，生意兴隆。”

“那你是卖什么的？”

“我们弟兄们一生下来就禀性各异。就是那个时候，哥儿们，我头一次做生意就赚到了二百……”

“是卢布吗？”一个富有好奇心的人赶紧追问道，他一听有这么多钱，甚至打了一个冷战。

“不，亲爱的，不是卢布，而是棍子。卢卡呀，卢卡！”

“别人管我叫卢卡可以，你可得叫我卢卡·库兹米奇[卢卡是名字，库兹米奇是父称，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对人表示尊敬时，应把名字和父称一齐叫出来。下文中的“卢奇卡”是卢卡的爱称。]。”一个鼻头很尖、又矮又瘦的囚犯不高兴地说道。

“好啦，就算你是卢卡·库兹米奇，见你的鬼去吧。”

“别人可以叫我卢卡·库兹米奇，你可得叫我伯伯。”

“好吧，就算你是伯伯，让你和伯伯一起见鬼去吧，不值得和你争论！喂，我想跟你们说句好听的。是这么回事，弟兄们，在莫斯科，我没有神气多久，末了抽了我十五鞭子，就把我撵走啦。我就……”

“为什么要把你撵走呢？”一个热心听他讲的人打断他的话，问道。

“俗话说得好，拘留所进不得，槽里的水喝不得，别人的琴弹不得，都怪我没听老人言，弟兄们，我还没来得及在莫斯科正正经经地发一笔大财呢。我是多么，多么想要发一笔财呀。我真想发财，想得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许多人都大笑起来。斯库拉托夫显然是一个只顾取笑逗乐的人，或者不如说是一个小丑，这种小丑似乎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使那些愁眉苦脸的难友们开心，自然，他除了挨骂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他属于那种特殊的、值得注意的人物，关于这种人物，我以后也许还要谈到。

“就是眼下也可以把你当做黑貂来打呀，”卢卡·库兹米奇说，“瞧，这身衣服就值一百卢布。”

斯库拉托夫穿的那件羊皮袄十分破旧，而且肮脏不堪，补满了补丁。他一点也不在乎，但却很仔细地从上到下把自己的衣服打量了一番。

“可是我的脑袋却是无价之宝呀，弟兄们，脑袋呀！”他答道，“在我向莫斯科告别的时候，最使我感到安慰的就是我把脑袋随身带来了。再见吧，莫斯科，谢谢你的痛骂和鞭打，谢谢你留给我的伤疤，你抽打得我好狠啊！我这羊皮袄，亲爱的，可没有什么好看的……”

“难道说要看你的脑袋吗？”

“连脑袋也不是他自己的，那是人们施舍给他的，”卢卡又加入了谈话，“是他跟大伙一起发配到秋明时，别人看在基督的面上施舍给他的。”

“这么说，斯库拉托夫，你会点什么手艺？”

“他的手艺可真了不起！当过狗教练，会牵狗，还会偷狗食，”一个愁眉苦脸的囚犯这样说道，“哼，这就是他的全部手艺。”

“我真的学过缝皮靴，”斯库拉托夫答道，尽管人家挖苦他，他却毫不在乎，“只缝过一双。”

“怎么，有人买吗？”

“是的，来了一个，我一看，是个不怕上帝、不敬父母的愣头青，那是上帝惩罚他，——他把皮靴买去了。”

斯库拉托夫周围的人都捧腹大笑起来。

“后来，我还缝过一次，就是在这儿，”斯库拉托夫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那是给中尉斯捷潘·费多雷奇·波莫尔采夫包皮靴头。”

“怎样，他满意吗？”

“不，弟兄们，他不满意。他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还从背后踢了我一脚。气得他直翻白眼。唉，我的生活欺骗了我，我的情妇欺骗了我！

过了一会儿，

阿库林娜的丈夫进了院子……”

他出人意料地又唱起来了，两只腿也跟着蹦跳起来。

“这家伙，太不像话啦！”一个从我旁边走过的乌克兰人咕哝着说，拿鄙视的眼光恶狠狠地瞥了他一眼。

“这个废物！”另一个用肯定而严肃的口吻说。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生斯库拉托夫的气？为什么凡是快活的人，像我在这头几天里所观察到的那样，都受人歧视呢？我把乌克兰人和另一些人的愤怒归结为个性。但这并不是因为个性，他们之所以生斯库拉托夫的气，是因为他缺乏自制力，因为他不会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这一点却正是一切苦役犯们斤斤计较的，总而言之，他们所以气愤，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废物”。然而，他们也并非对所有活泼愉快的人都生气，也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像对斯库拉托夫这样看不起。这要看此人的为人如何：倘若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实人，他会立刻遭到侮辱。这种情况甚至使我吃惊。但在那些爱逗笑取乐的人们中间也有喜欢并善于反唇相讥的，他们对任何人都不示弱：这样的人反而受到尊敬。就在这群囚犯中间有一个口齿锋利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快活而又特别可爱的小伙子，然而我是后来才了解到他的这种品质的。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脸颊上有一个大瘊子，脸上的表情很滑稽，然而却挺漂亮、机灵。大家都管他叫做开路先锋，据说过去他在工兵部队里当过勘测兵；现在却被关在特别部里。关于这个人，我以后还要讲到。

不过，也并非所有“严肃的人”都像一遇到愉快的事就怒不可遏的乌克兰人那样沉不住气。监狱里有几个人总是想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无事不知，足智多谋，有个性，有头脑。这些人中间确实有许多是有个性的聪明人，他们也果真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即居于高人一等的地位，在精神上对自己的难友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卖弄聪明的人彼此常常作对——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对头。他们往往以高贵的，甚至恩赐的态度看待其他囚犯，不挑起无谓的争吵，能得到官方的赏识，在干活时俨然像是调度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对别人吹毛求疵，比方说，为了唱歌而指责别人，他们是不会为了这类小事情降低自己的身份的。在我服苦役期间，这种人对我总是客客气气，但是他们却很少说话；他们这样做似乎也是出于自尊心。关于他们，我以后也还要做更详细的介绍。

我们来到河岸上。我们要拆毁的那只旧驳船就冻结在下面的河面上。河对岸是一片蓝色的草原；那是一片凄凉荒芜的景象。我料想，大家都会立刻着手干活，可是对于干活大家连想也不去想。有些人坐在散放在岸边的圆木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从靴筒里掏出烟荷包和自制的短嘴柳木小烟斗，他们吸的是从市场上买来的三戈比一磅的土烟叶。小烟斗抽起来了；卫兵们在我们四周排成一条散兵线，他们都带着极其厌烦的表情监视着我们。

“拆毁驳船这个主意是谁想出来的？”一个囚犯谁也不看，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大概是想要碎木片吧？”

“这个主意准是那个不怕我们的人想出来的。”另一个接着说。

“瞧，那群庄稼佬儿往哪儿赶呀？”第一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他显然没有听到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指着远处一群庄稼人，那些庄稼人正在未曾踏过的雪地上鱼贯而行，前往什么地方。所有的人都懒洋洋地把脸转向那边，由于无事可做，便开始嘲笑起那群庄稼汉来。走在后面的一个庄稼汉显得特别可笑，他两只胳膊伸开，头垂向一边，戴着一顶庄稼人常戴的那种像荞麦面卷子似的高筒皮帽子。他的整个身影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完整而清晰地显现出来。

“瞧，彼得罗维奇老弟是怎样一副打扮！”一个囚犯故意学着庄稼人的腔调说。奇怪的是，一般说来，囚犯们都很看不起庄稼人，尽管他们中间有一半是庄稼人出身。

“你们瞧，伙计们，后边那个人走起路来像是在栽萝卜。”

“他是个笨脑袋，他的钱很多。”第三个接着说。

大家都笑了，但笑起来也是有点懒洋洋的，好像不愿意笑似的。这时一个卖面包圈儿的女人走来，她是个活泼伶俐的婆娘。

我们拿别人施舍的那五个戈比买了她的面包圈儿，大家当场就分着吃了。

那个在监狱里贩卖面包圈儿的小伙子拿了她二十个面包圈儿，于是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讨价还价，按平时的规矩，应给他两个作为手续费，可是这次他坚持要三个。但是女卖主不同意。

“还少一个，你给不给？”

“还少哪一个？”

“就是老鼠不吃的那一个。”

“叫你不得好死！”那女人尖叫一声，然后笑了起来。

最后，负责监督干活的那个军士终于拄着一根棍子来了。

“唉，你们怎么都坐着不动呀！干吧！”

“喂，伊万·马特维伊奇，给个包工活干吧。”一个“头目”慢腾腾地站起身来说道。

“干吗在派工的时候不说话？把驳船拆开，这也是包工活呀。”

最后，人们懒懒散散地站起来，趔趔趄趄地走下河去。人群里立刻出现了几个“调度人”，起码是口头上的。看来驳船不能砍坏，要尽可能地使木料完整地保存下来，特别是整条整条用木钉钉在船底的那些横肘材更得保存下来，——工作是长期而枯燥的。

“先把这根木料拿开。快来干吧，伙计们！”一个囚犯说道，他既不是调度，又不是头目，而只是一个干粗活的人，他一向沉默寡言、安安静静，一直到现在还没说过一句话。他弯下腰去抱住一根粗圆木等着别人来支援，可是谁也不去帮助他。

“你一个人拿得起来，别怕！你要是拿不起来，就算把你爷爷那样一头大狗熊叫来，他也拿不起来呀！”不知是谁含混不清地说。

“这么说来，弟兄们，到底该怎样开始呢？我真不明白……”那个爱出风头却受了窘的人放下木料，挺起身来。

“所有的活儿你一个人是干不完的……干吗要出那个风头？”

“喂三只母鸡他还有喂错的时候，可现在还要充好汉……没事找事！”

“可是，弟兄们，我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受窘的那个人辩解说，“我只不过是……”

“要我把你们都裹在套子里吗？还是要我把你们腌起来留着过冬？”监督干活的军士又喊起来，他困惑莫解地看着那些不知如何下手干活的二十个囚犯，“干吧！快点干吧！”

“欲速则不达呀，伊万·马特维伊奇。”

“你呀，就是什么也不干，唉！萨维利耶夫！应当叫你‘贫嘴彼得罗维奇’才对！我跟你说：你干吗老站着转眼珠子呀！……干呀！”

“我一个人能做什么？……”

“给我们包工活干吧，伊万·马特维伊奇。”

“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没有包工活啦。把驳船拆完就回家。干吧！”

大家终于干起来了，但他们都显得无精打采，勉勉强强，笨手笨脚。这群身强力壮的干活能手好像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干活似的，让人看着都觉得不好意思。刚一动手拆下第一根最大的肘材，它就断了，他们向军士报告，说它是“自己断的”；因而就不能再这样继续干下去了，需要另想办法。他们彼此争论了好久：究竟另想什么办法，应当怎样干？不用说，争论渐渐变成谩骂、威吓以及其他等等。监督干活的军士又喊了起来，挥着木棍，可是肘材又断了。后来，感到斧头不够用，还得去取别的工具。立刻派了两个小伙子，由一名卫兵监押着回要塞去取工具，这时其他的人便满不在乎地坐在驳船上，掏出烟袋又抽起烟来了。

监督干活的军士最后吐了一口唾沫。

“像你们这样干活，活儿是不会哭的！唉，你们这帮人呀，这帮人呀！”他气得直嘟囔，只得把手一摆，挥着棍子回要塞去了。

一小时以后，技术员来了。他心平气和地听完囚犯们的话，便宣布派包工活儿，即再拆下四根肘材，但不准拆断，而要保持完整，另外他又划出一部分船身让他们拆去，干完这些活就可以回去。这件包工活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可是天哪，再看看他们是怎样动手干活的吧！懒惰不知哪里去了，那种笨手笨脚的模样也不知哪里去了！斧头响了，开始起木钉。其他的人则把一根很粗的木棍插在下面，二十多只手压在棍杆上，迅速而巧妙地把肘材拆了下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肘材拆下来以后竟十分完整，毫无损伤。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突然变得非常聪明起来。没有一句废话，也没有谩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当说什么和干什么，应当站在什么地方，出什么主意。离敲鼓收工还有半个小时，全部包工活就干完了。囚犯们回家时都已精疲力竭，但他们都很满意，尽管比规定的收工时间他们只提前了半个小时。至于我个人，我看出这样一个情况：在干活时，无论我跑到哪儿插手帮助他们，哪儿都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处处妨碍他们，无论到哪儿，我不是被咒骂，就是被撵走。

就是一个衣服穿得最破烂的窝囊废，哪怕他自己干起活来也是奇笨无比，在其他干活比他灵活麻利的囚犯面前连一个不字都不敢说，但也认为有权训斥我，如果我站在他身旁，他便借口说我妨碍他而把我撵开。最后，一个手脚麻利的家伙竟直截了当地粗暴地跟我说：“你往哪里钻，滚开！越是不要你的地方，你倒偏往那儿钻。”

“走投无路了吧！”另一个立刻接着说。

“你最好拿一只杯子，”第三个对我说，“去募捐几个臭钱，盖一幢石头房子，你在里边闻闻鼻烟就行了，这儿没有你干的活儿。”

有时我不得不站在一旁，可是大家都在干活，自己袖手旁观，又感到不好意思。但是，当我当真走开并站在船尾上的时候，他们又立刻喊道：

“瞧，拨来干活儿的都是些什么货色；对他们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

当然，他们是故意说这种话的，因为这样才能使他们开心。应当在落魄潦倒的贵族老爷们面前摆摆架子，现在机会到了，他们当然会感到高兴喽。

现在很清楚了，正如我早先已经说过的那样，为什么在我入狱时，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在这些人面前，我应当如何行事？对他们我应当抱怎样的态度？我预感到，我将要常常同他们发生类似现在干活时这样的冲突。但是不管发生什么冲突，我还是决心不改变我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我这时已部分考虑好了；我知道这样的行动计划是正确的。具体说来就是：我决心待人接物要尽可能地朴实一些，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过分地要求和他们亲近；但是，如果他们自己愿意和我友好，我也不拒绝。绝不要惧怕他们的威胁和仇视，尽可能地装出一副不加注意的模样。在某些场合绝不同他们接近，绝不迎合他们的某些风俗习惯，总之，就是绝不死乞白赖地要求他们把我完全当做他们的同伙。一开始，我就料想到，我这样做，他们起初一定会鄙视我。然而，根据他们的看法（我后来才确切地了解到了这一点），在他们面前我无论如何也应保持并尊重我的贵族出身，也就是说应当逍遥自在，装模作样，厌弃他们，藐视一切，游手好闲。他们认为贵族就应该是这样。当然，他们可能为此咒骂我，但他们心里还是会尊敬我的。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可不大擅长，在他们看来，我从来就没有当过贵族；因此，我暗自发誓，在他们面前，我绝不做任何让步，以免有损于我所受过的教育和我的思想方法。我若是投其所好，迁就他们，奉承他们，和他们过分亲昵，为了博得他们的好感而去迎合他们的各种“癖好”，——那他们立刻就会认为，我这样做是由于害怕和怯懦，于是他们就会以藐视的态度对待我。A并不值得效仿：他巴结少校，因此他们都怕他。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像波兰人那样，以冷冰冰的、叫人无法接近的谦恭有礼的态度把自己同他们隔绝起来。现在我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所以看不起我，是因为我想要像他们那样去干活，而不愿逍遥自在，不愿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尽管我可以肯定，他们以后将不得不改变对我的看法，但是一想到他们现在好像还有权藐视我，以为我在干活时巴结他们，——我还是感到非常苦恼。

傍晚，干完下午的活回到监狱时，我已精疲力竭，劳累不堪，那可怕的苦闷又向我袭来。“以后还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啊，”我暗自寻思道，“全是像今天这样的日子呀！”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默默无语地在狱室后面沿着栅栏散步，忽然看见我们的沙里克径直向我跑来。沙里克是我们监狱里喂养的一条狗，就像步兵连、炮兵连和骑兵连都喂养着狗一样。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它就生活在监狱里，不属于任何人，它认为每个人都是它的主人。它靠厨房里倒出来的残羹剩饭活着。这条狗相当高大，黑色的皮毛里夹杂着白点，是一条看家狗，年岁还不老，两只眼睛很聪明，尾巴毛茸茸的。从来没有人抚摸过它，任何人都不注意它。从入狱第一天起，我就抚摸它，用手里的面包喂它。当我抚摸它的时候，它安安静静地站着，亲切地看着我，轻轻地摇摆着尾巴表示满意。现在，由于好长时间没看见我了，——我是多年来第一个想到抚慰它的人——它跑着在人堆里找我，当它发现我在狱室后面散步的时候，便吠叫着向我跑来。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一种什么感情，我竟突然上前搂住它的头吻起它来；而它却把两只前爪搭在我的肩上，开始舔我的脸。“这就是命运送给我的朋友呀！”我想。后来，在那沉痛而忧郁的苦役生活初期，我每次下工回来，哪里也不去，总是首先带着沙里克急忙到狱室后面去，它在我前面跑着跳着，高兴得尖声叫着，我抱着它的头吻呀，吻呀，这时一种甜蜜而又令人痛苦难熬的感情绞着我的心。我还记得，我当时曾十分愉快地想到，仿佛是为自己的痛苦感到自豪似的：现在世界上就只剩下一个爱我并忠实于我的生物了，这就是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我的忠实的狗，沙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