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渐渐开始习惯了。我的新生活中的日常现象使我感到的不安，也与日俱减。对于所发生的事件，对于周围的环境和人，我似乎都已司空见惯。安于这种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承认这是既成事实，却早就应该如此了。我把那些仍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深深地蕴藏在自己心中。我已不再像一个丧魂失魄的人那样在狱中东游西逛了，也不再使自己的烦恼流露于外。囚犯们那种好奇的目光已不再那么凶狠地经常盯着我，他们也不再故意蛮横无理地注视我了。看来，他们对于我也已司空见惯，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已经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狱中走来走去，我已认得自己在通铺上的位置，看来，我甚至已经习惯了那些我以为我一辈子也不可能习惯的事物。我们每个星期定期去剃光半边头，为此，每星期六工余时间，把我们轮流从狱中叫到卫兵室（不愿去者由自己找人剃），狱方派来的理发匠用冷肥皂水给我们洗头，用很钝的剃刀残忍地刮我们的头皮，我至今一回想起我们所受的那种折磨来，仍不禁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过，很快就找到了补救的办法：阿基姆·阿基梅奇告诉我，有个军事犯用自己的剃刀给大伙剃头，谁去都行，每次收费一个戈比，他就以此给自己挣几个钱花。很多囚犯都去找他剃头，以躲避官方的理发匠，虽然他们并不是一些娇生惯养的人。大家都管这个囚犯剃头匠叫少校，至于为什么这样叫他，那我可不知道，他究竟哪一点像是一位少校，我也说不清。如今，当我写到这里，我脑海里又清晰地浮现出这个少校的形象来，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瘦骨嶙峋、沉默寡言的小伙子；他这个人相当愚蠢，每天都专心致志地琢磨自己的手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皮带，昼夜不停地打磨他那把已经十分锋利的剃头刀，看来，他已全神贯注在这项手艺上了，显然他已把这项手艺当成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当他把剃刀磨得十分锋利且又有人找他剃头的时候，他确实感到非常高兴。他的肥皂水总是热乎乎的，手的动作也十分轻巧，剃起头来叫人感到舒服。显然，他对自己的手艺十分欣赏，并引以为自豪，因此他总是漫不经心地接受每一个戈比，仿佛重要的不在于钱，而在于手艺。为了这个剃头匠，A曾受到过我们那位少校的一顿痛骂：有一次，A向少校告密时，提到狱中有一个剃头匠，不慎把他叫做了少校。少校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你这个下流东西，你知道少校是什么意思！”他在训斥A的时候，大喊大叫，喊得满嘴喷唾沫星子，“你懂得少校是什么意思！你竟敢当着我的面把一个下流囚犯叫做少校！……”只有A才能和这种人和睦相处。

从入狱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幻想自由。用千百种不同的方法计算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自己的监狱生活，已成了我的习惯。我甚至不能再想别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被剥夺了一定时期自由的人，都会这样做的。我不知道其他囚犯是否也像我一样，也是这样想和这样计算的，但他们那种耽于幻想的异常轻率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使我大为吃惊。一个失去了自由的囚犯的希望，跟一个过正常生活的人的希望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自由的人当然也会怀有某种希望（例如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完成某一事业），然而他在生活着，行动着，正常的生活以其瞬息万变吸引着他。囚犯的情况就不同了。就假定说，囚犯生活，苦役生活，也是一种生活；然而一个囚犯，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的刑期有多长，他都本能地绝对不会满足于自己眼下的处境，绝不会认为自己的命运已被最后决定，已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苦役犯都感觉到，他不是生活在自己家里，而像是一个旅途中的过客。他把二十年看得像两年那么短暂，而且完全相信，等他五十岁出狱时，他仍将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就像现在三十五岁时这样。“还大有活头呢！”——他这样想着，并固执地驱散一切疑虑和其他种种令人烦恼的念头。就连特别部那些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也都期待着有朝一日会从彼得堡下来一道命令：“转解到涅尔琴斯克矿井去，并定出刑期。”到那时就好了：第一，到涅尔琴斯克去，差不多得走半年的时间，一路上跟大伙在一起，总要比被关在监狱里好得多！然后，在涅尔琴斯克服完刑期，那时就……有些已经鬓发苍苍的人也是这样打算的。

在托波尔斯克，我看见过一些被用铁链钉在墙上的囚犯。有个囚犯拖带着一条足有一俄丈[1俄丈等于2.134米。]长的铁链，他身边放着一块铺板。他所以被用铁链拴着，乃是因为他曾在西伯利亚犯下一桩十分可怕的罪行。他们将要这样被捆绑上五年，十年，其中大部分都是强盗。在这些人中，我只看见过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囚犯，此人曾在某地供职。他说话时，口齿不清，声调却十分温和，面带甜蜜的微笑。他曾指着他身上戴的铁链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在铺板上如何才能躺得更舒服些。他过去大概也是一个凶恶的家伙！一般说来，这些人都表现得规规矩矩，似乎也感到满意，然而他们每个人仍十分渴望尽快服完自己带铁链的刑期。为什么呢？因为到那时他们就可以离开这座有着低矮的拱形屋顶的、潮湿而闷人的砖房，到院子里走走……仅此而已。永远也不会放他们出狱的。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那些被摘掉了铁链的人，将永远被囚禁在狱中，一直到死都要戴着脚镣。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仍十分渴望尽快服完自己戴铁链的刑期。须知，如果不抱着这样的愿望，他们怎能被铁链捆绑上五年、六年，而不死亡或发疯呢？谁能忍受得了这样的痛苦呢？

我觉得劳动能够拯救我，能够增强我的体质。精神上经常不断的烦躁不安，神经质的激动，狱室里的窒闷空气，这一切都足以把我彻底毁掉。“得经常呼吸点新鲜空气，每天干点累活，养成搬运沉重物件的习惯——至少我也要拯救自己。”我常常这样想，“体质增强了，出狱时就会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强壮有力，永不衰老。”我没有想错：干活和运动对我大有裨益。当我看着我的一位贵族难友[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服苦役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C.ф.杜罗夫。]像一支蜡烛一样燃尽、熄灭在狱中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可怕。他和我一起入狱时还年轻漂亮，朝气蓬勃，可是出狱时却已孱弱不堪，满头白发，步履艰难，气喘吁吁了。“不，”我看着他，心里想道，“我想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可是开始时，由于喜欢干活，我却遭到了囚犯们的白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看不起我，对我冷嘲热讽。然而对于这一切我都一概不予理睬，我鼓起勇气继续干下去；比方说，烧石灰和捣石灰——这是我最早熟悉的一种活。这种活并不重。技术教官总想尽量减轻我们贵族囚犯的工作量，但这绝不是宽纵，只是想把活安排得更合理一些罢了。如果要求一个体力很弱而且从未干过活的人，去干那种分配给壮劳力的包工活，那才是怪事呢。但是这种“照顾”并非总能实现，即使能够实现，也仿佛是悄悄进行的：对这种事往往会有人从旁严加监视。我们也常常干重活，同其他囚犯相比，贵族们自然会感到加倍的沉重。烧石灰的工作，通常都是派三四位年老体弱的囚犯去干，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此外，还要派一位体力强壮且又懂行的囚犯去。被派去干这种活的通常都是那个叫阿尔马佐夫的囚犯，他干这种活已经多年了。他是一个面孔黝黑、瘦骨嶙峋的老头儿，为人严厉，不爱交际，性情乖僻。他极端鄙视我们。不过，他不爱讲话，甚至就连抱怨我们的话都懒得讲。烧石灰的棚子，就设在那荒凉陡峭的河岸上。冬天，特别是在阴天，望着那河面和遥远的彼岸，会使人产生一种沉闷的感觉。在那空旷荒漠的景色中，似乎有一种勾人烦恼并使人肝肠欲断的东西。当阳光照射在一望无际的白皑皑的雪地上时，往往会更加使人感到心情沉重，人们简直想要向那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地毯、由对岸一直向南延伸一千五百俄里的大草原飞去。阿尔马佐夫通常总是一声不响地板着面孔干活；由于不能很好地帮他的忙，连我们自己也似乎感到惭愧；他故意独自一个人干，故意不让我们帮他的忙，好像为了使我们在他面前感到内疚，使我们对自己的窝囊无用感到羞愧似的。其实，这种活无非就是给砖窑生上火，烘烧堆放在窑里的雪花石，那些雪花石都是我们给他运来的。第二天，当雪花石被烧透以后，便开始出窑。我们每人手持一个粗重的木槌，将雪花石填在那个特制的木箱里，然后就用木槌捣。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那酥脆的雪花石很快就变成闪闪发光的白粉；它很容易被捣碎，粉碎后显得十分好看。我们挥动着沉重的木槌，捣得雪花石噼噼啪啪直响，干这种活时连我们自己也为之陶醉。最后，我们干累了，但心里却感到十分轻松，面颊发红，血液循环也加快了。这时，就连阿尔马佐夫也开始用体谅的目光瞧着我们，就像瞧着年幼的孩子一样；他和善地掏出烟袋抽烟，但他开口说话时，仍憋不住要发几句牢骚。不过，他对别人也是这样，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好人。

有时也派我去干另一种活——到木工作坊去摇旋车轮子。那个旋车轮子又大又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摇转起来，特别是当工程处的旋工为给某位长官做家具而旋楼梯栏杆或大桌腿的时候，往往需要旋整条的圆木。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摇转不动的，因而往往派两个人去摇——我和另一位叫鲍—斯基[指波兰革命家约瑟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参看本书第二部第八章。]的贵族。每当需要旋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派我们两个去，这种活我们一直干了好几年。鲍—斯基是一个身体孱弱、气力单薄的人，虽然还很年轻，但却患了肺病。他是在我入狱前一年和另外两个难友一起入狱的——其中一个是老头子，他在蹲监狱期间总是白天黑夜地祷告上帝（为此，他博得了囚犯们的尊敬），后来在我还未出狱时就死去了；另一个还很年轻，朝气蓬勃，面色绯红，身强力壮，胆大果敢，在他们被解往我们要塞的途中，当鲍—斯基已精疲力竭时，他曾背着鲍—斯基走了七百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鲍—斯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品格高尚，气度豁达，但由于疾病缠身，极易发火动怒。我们俩一起摇旋车轮子，这项工作甚至使我们俩都发生了兴趣。它给了我极好的健身机会。

我还特别喜欢铲雪。冬天常常下暴风雪，暴风雪下过一昼夜之后，有的房屋的门窗被掩埋上一半，有的几乎完全被埋住了。暴风雪一停，太阳露出脸来，于是我们囚犯们便成批成批地被赶出去，有时甚至全体出动——去铲除掩埋着办公用房的积雪。给我们每人发一把木锨，给我们大伙规定出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工作量很大，有时简直使人怀疑能否完成任务，可是大伙仍齐心协力地去干。刚下过的雪是松软的，上面微微结了一层薄冰，木锨一插进去就是一大块，往旁边一甩，便在空中变成一片纷纷扬扬的白粉。那一堆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白雪，用锨很容易插进去。囚犯们干这种活时，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快活。冬天的新鲜空气和运动使得我们浑身发热。大家越干越高兴，发出一片嬉笑声和叫喊声，有的人还逗笑取乐。大家开始互相抛雪球；当然，那些谨小慎微、一遇到有人嬉笑逗乐就生气的人，便立即咒骂起来，于是这一片欢腾热闹的场面便在咒骂声中结束了。

我渐渐开始扩大我的结交范围。其实，我本人并不想和人交往：因为我依然心神不宁，悒郁不乐，疑虑重重。我的交往是自然而然开始的。在最初拜访我的那些人中，有一个叫彼得罗夫的囚犯。我说的是拜访，而且我还要特别强调这个词。彼得罗夫被关在特别部里，住的地方离我们狱室最远。我们之间显然是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我们连一点共同的地方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然而从一开始，彼得罗夫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狱室来看我，或者在休息时间，当我尽量远远地避开众人，独自跑到狱室后边散步时，他便把我叫住，仿佛认为这样做是他自己的责任似的。起初，我有点不大高兴。但他很快就使我对他的拜访感到愉快起来，尽管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善于交际和健谈的人。从外表看，他身材不高，体格强壮，敏捷好动，脸色苍白，颧骨很高，目光大胆，长着一张令人十分愉快的面孔和两排细密洁白的牙齿，下嘴唇和下齿之间总是衔着一小撮烟末。下唇衔烟末，是很多囚犯的一种习惯。他的相貌相当年轻：虽说已年近四十，但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他和我谈话时总是无拘无束，显得十分自然，他以一种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也就是说对我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例如，当他看出我想独自安静一会儿时，他就只和我说上两三分钟，便马上离开，而且每次都感谢我看得起他，当然，他对狱中任何人从未这样客气过。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最初几天是这样，就是在以后的若干年间也一直是这样，几乎从未变得更加亲密过，虽然他对我的确忠心耿耿。就是现在我也琢磨不透：他究竟对我有何希求？他为什么每天都来看我？尽管后来他曾偷过我的东西，但那似乎是出于无意，至于钱，他几乎从未向我伸过手，可见，他来看我完全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别有所图。

不知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仿佛根本就不是和我同住在一个监狱里，而是住在城里一个很远的地方，他好像只是为了打听新闻才顺便到狱中来探望我，来看看我们大家生活得怎么样。他总是忙着到什么地方去，仿佛把谁留在了什么地方，那里有人正在等着他，好像有什么事尚未办完似的。然而，他似乎又并不过分着急。他的目光也有点古怪：聚精会神，微带几分大胆和嘲笑的神情；他仿佛是越过眼前的东西向远方瞭望，仿佛是在竭力透过眼前的物体看到远处另外一种东西。这就使得他显出一种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有时特意观察：彼得罗夫离开我以后究竟都到哪里去？有谁在那边等待着他？他离开我以后，总是匆匆忙忙到别的狱室或厨房里去，到那儿以后，便在一些正在谈话的人们旁边坐下，聚精会神地听着，有时甚至也十分热情地参加谈话，可是后来又突然把话收住，沉默起来。不管他说话也好，一声不吭地坐着也好，可以看出：他只是顺便这样做做而已，好像别的地方还有人在等待着他。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从来不做任何事情，他过的完全是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当然，狱方规定的劳动除外）。他什么手艺也不会，手头几乎从未积攒过钱。但是，他并不为钱而过分发愁。他究竟跟我都谈过些什么呢？他的谈话也像他本人一样古怪。比方说，他只要看见我独自在狱室后面散步，便突然转身向我这边走来。他走路总是很快，转身也总是很突然。他一步一步地走来，但我却觉得他好像是跑着来的。

“您好！”

“您好！”

“我不打搅您吗？”

“不。”

“我想问问您关于拿破仑[这里指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他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爆发后，他当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即所谓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他于一八五一年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称帝。]的事。他和一八一二年的那个拿破仑是本家吗？”（彼得罗夫是一个世袭兵[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军人的儿子一生下来就登记为军人，以备接受训练和入伍服役。]，认识字。）

“是本家。”

“人们都说他是什么总统，是吗？”

他总是迅速而突然地提问，仿佛他需要尽快了解什么事情，仿佛他在侦察一桩极其重要的、刻不容缓的案件似的。

我向他解释了这个拿破仑是怎样一个总统，并补充说，他不久就可能称帝。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尽量详细地向他做了解释。彼得罗夫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完全理解并迅速地思考着，甚至把耳朵也转向我这边来。

“唔。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听说，有的猴子前臂长得特别长，直至后跖，个子有高大的人那么高，这是真的吗？”

“是的，有这样的。”

“这是一种什么猴子呢？”

我也就我所知向他做了解释。

“它们居住在什么地方？”

“居住在热带。苏门答腊岛上就有。”

“这是在美洲吗？听说，那里的人都头朝下走路，是吗？”

“不是头朝下。您说的是对跖人[指居住在地球恰恰相对两面的人。]。”

我给他解释了美洲在哪里，也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什么是对跖人。他十分认真地听着，仿佛他就是专为对跖人的问题而来的。

“哦-哦！去年，我读过一本关于拉瓦里尔伯爵夫人的书，这本书是阿列菲耶夫从一个副官那儿拿来的。书里讲的是真有其事呢，还是编造出来的？这是仲马的作品。”

“当然是编造出来的。”

“那好，再见，谢谢您。”

于是彼得罗夫走了。其实，除了这类问题外，我们几乎从未谈过别的事情。

我开始对他做进一步的了解。当米—茨基知道我和彼得罗夫交往以后，他甚至向我提出了警告。他对我说，苦役犯中有很多人曾使他感到害怕，特别是在入狱初期，然而最使他感到可怕的就是这个彼得罗夫，连卡津也没有他可怕。

“他是所有苦役犯中最果敢、最无畏的一个。”米—茨基说，“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他若是想干什么事情，谁也阻拦不住的。他能够把您宰掉，如果他起了这个念头的话，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您宰掉，连眉头都不皱一皱，也不会感到懊悔。我甚至认为他头脑有点不大正常。”

这个看法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可是，米—茨基却不能够回答我，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说也奇怪，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我同彼得罗夫一直过从甚密，几乎每天都跟他谈话，他总是真诚地依恋于我（虽然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在这几年中，尽管他一直谨慎地生活在狱中，也从未干出过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每当我瞧着他并跟他谈话时，我总是相信米—茨基的话是对的，彼得罗夫可能是一个最果敢、最无畏、最不愿受任何约束的人。至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也不能够解释。

不过我要指出，这位彼得罗夫就是那个在受刑时想要杀死少校的人，事后，囚犯们都说少校像是出现了奇迹一般得救了，——在动刑前一分钟他坐上马车走了。还有一次，那是在他入狱以前，在操练场上，一位上校打了他一耳光。在这以前也许还打过他很多次；然而这一次他却不想忍耐了，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列队站好的全团人面前，他公然把那位上校刺死了。不过，关于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我并不知道，他也从未向我讲过。当然，这只不过是他的天性突然充分流露时的猝然爆发，这种情况在他身上毕竟并不常见。他的确深明事理，甚至谦恭温顺。他内心里蕴藏着一股热情，甚至是强大而炽烈的热情，就如同燃烧着的木炭上面总是覆盖着一层灰烬，里面却在闷烧。我在他身上从未看见过一丝一毫的自我吹嘘和虚荣心，这在别的囚犯身上却是屡见不鲜的。他很少和人争吵，但也不和任何人特别要好，只有西罗特金是个例外，而且也只有当他需要西罗特金的时候。不过，有一次我却看见他当真大发起脾气来，那是因为本应分给他的一件什么东西而没有分给他引起的。和他争吵的是一个叫瓦西里·安东诺夫的民事犯，这是一个身材高大、膂力过人的汉子，他很凶恶，爱寻衅闹事，也爱嘲笑人，而且胆大包天。他们已经吵嚷很长时间了，我以为大不了三拳两脚就会完事的，因为彼得罗夫虽说不是经常，但偶尔也像一个最下流的囚犯那样跟人家打架吵嘴。可是这一次却不然：彼得罗夫突然脸色发白，嘴唇发青，而且直打哆嗦，气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他站起身来，赤着脚（他夏天很喜欢赤脚），一声不响地慢慢向安东诺夫走去。狱室里本来是一片喧哗和吵嚷声，这时却突然静得鸦雀无声，连苍蝇的嗡嗡声都能听得见。大家都期待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安东诺夫霍地站起来迎上前去，当时他已面色如土……我不忍再看下去，便走出狱室。我以为不等我走下台阶，就会听到杀人的尖叫声。可是这一次却平安无事地过去了：还没等彼得罗夫走到跟前，安东诺夫便一声不吭地急忙把引起争吵的那件东西扔给他。（其实，引起争吵的不过是一块毫不值钱的破包脚布。）当然，过了一会儿，安东诺夫为了保全面子和不受到良心的责备，也为了表示自己并不完全怕他，仍不免骂了几句。不过，彼得罗夫对于谩骂却毫不介意，甚至也没有回骂：问题并不在于谩骂，反正他胜利了；于是他高高兴兴地把包脚布拿走了。一刻钟以后，他又照常在监狱里闲逛起来，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在寻找哪儿是不是有人在讲有趣的故事，以便凑上去听听。他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其实，他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漠不关心，他只是无所事事地在狱中东游西逛罢了。也可以把他比作一个劳动者，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无论什么活儿在他手里都会噼啪作响，但却无人给他活儿干，他只好坐等着，有时跟小孩子玩玩。我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仍待在狱中而不逃走？他只要决心这样做，他会毫不犹豫地逃走的。像彼得罗夫这样的人，只有当他们不想干某件事的时候，理智才能够控制住他们。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得住他们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够机智地逃走，也能够把大伙蒙骗住，他能够不吃饭而在森林里或河边芦苇丛里蹲上一个星期。但他显然还没有拿定这个主意，而且，他也完全不想这样做。我在他身上从未发现他有巨大的思考力和特别合理的看法。这种人生下来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无意识地推动着他们到处漂泊流浪；他们一辈子就这样漂泊不定，直至他们找到完全合乎自己心愿的工作；到那时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也会在所不辞的。我有时感到诧异，一个仅仅因为挨了一耳光便杀死了自己长官的人，怎么竟会毫无反抗地躺下受鞭笞。他常常因私运酒而挨鞭子。像一切不会手艺的囚犯一样，他有时也往狱中带酒。但他躺下受鞭笞时好像是出于心甘情愿，也就是说，似乎认为这是他罪有应得；否则，即使把他打死，他也不会躺下的。尤其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尽管他明显地依恋于我，但仍偷了我的东西。他之所以偷我的东西，似乎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当我托他把一本《圣经》送到另一个狱室去时，他却把《圣经》偷偷卖掉了。离那个狱室其实只有几步远的路程，他在半路上遇到一个买主，把《圣经》卖掉后，立即把钱拿去买酒喝了。他当时大概很想喝酒；他只要想干什么事情，就非得去干不可。他这种人为了弄到二十五个戈比去买半瓶酒喝，甚至会把人杀掉，然而在别的时候他又会把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放走。当天晚上他就亲自向我承认了这一偷窃事件，说的时候一点儿都不感到害臊，也毫无悔恨之意，就像讲述一件最普通的事情一样，显得满不在乎。我试图狠狠地责备他一顿，因为我实在为我那部《圣经》感到惋惜。他心平气和地听着，甚至显得十分恭顺；他也承认《圣经》是一部很有用的书，并真诚地为我失去这部书而感到惋惜，但他丝毫也不为他偷卖了此书而感到懊悔；他瞧着我，似乎确信我立刻就会停止对他的责骂。他之所以忍受了我的责骂，想必是认为干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不挨骂的，但心里大概在这样想：你就好好骂一顿吧，让你也出出气，宽宽心，其实这全是废话，像这样的废话，一个正经人是羞于说出口的。我似乎觉得，他把我完全当成了一个小孩子，当成了一个几乎连最普通的人情世故都不懂的娃娃。比方说，当我主动和他聊起书本以外的什么事情时，他的确也往往回答我几句，但似乎只是出于礼貌，而且回答得十分简短。我常常反躬自问：他平时干吗老向我请教那些书本知识呢？当我们谈论书本知识的时候，我有时偶尔瞥他一眼：他是否在暗中嘲笑我？然而并非如此；一般说来，他总是认真而细心地听我讲，虽然有时也并不那么十分认真，遇到这后一种情况时，我往往感到难过。他问题提得明确而肯定，但对于我的解答似乎并不感到十分惊奇，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而已……此外，我觉得，他似乎认为对我已无须多费脑筋，跟我谈话用不着像跟别人谈话那样，除了书本知识外我什么也不懂，甚至也不可能弄懂，因而也就无须打搅我了。

我相信，他甚至有点喜欢我，这也使我大为惊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人，他对我的怜悯是不是出于一个强者对于一个弱者通常有的那种本能的感情，他是不是也把我当成了一个这样的弱者……尽管如此，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偷我，而且我相信，他偷我东西的时候，也一定很可怜我。“哎，你这个人呀！”当他伸手摸我东西的时候，很可能在这样想，“瞧你这个人，连自己的东西都看管不住！”不过，他似乎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喜欢我。有一次，他无意中亲口对我说：“您这个人心眼儿太好了！您竟这么老实，老实得简直叫人可怜。不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请您不要见怪，”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这可是我的心里话啊！”

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种人，在发生某种激烈的群众运动或急剧变革的时候，他们往往突然崭露头角，并跃居于显要地位，从而立即使自己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他们不是一些只说不干的空谈家，但他们也不能成为事业的倡导者和主要领袖；然而他们却是事业的主要完成者和开拓者。他们并不大肆喧嚷便立即开始行动，但他们却是第一批逾越主要障碍的人，他们毫不犹豫、无所畏惧地上刀山入火海，——大家都盲目地跟在他们后面往前冲，一直冲到最后一道壁垒，他们通常就在那儿抛头颅洒热血。我不相信彼得罗夫会有善终，他会在顷刻之间突然结束掉一切的；如果说他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毁灭掉，那只是因为时候未到。不过，谁晓得呢？也许他会毫无目的地漂泊终生，直至白发苍苍，最后寿终正寝。不过，我觉得还是米—茨基说得对：他是全狱囚犯中最果敢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