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果敢的人们是不容易的，在监狱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这种人相当少。从外表上看，你也许会觉得他是一个可怕的人，要是再联想起别人对他的议论，你甚至还会躲避他呢。起初，一种出于本能的感情使我尽量躲着这些人。后来，我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甚至对最可怕的杀人凶手也是如此。有的人尽管没有杀过人，但却比另一个因六次杀人而被捕入狱的人更为可怕。有些罪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犯罪动机中有许多奇怪的因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老百姓中间有些凶杀案发生的原因是非常离奇的。比方说，常常有这样的杀人凶手：这个人安详而温顺地过着日子，忍受着痛苦的命运。譬如说，他是一个庄稼汉，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小市民或者兵士。突然间，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折断了，他不能忍受了，便捅了他的敌人和压迫者一刀。于是奇怪的事情开始了：这个人在一段时间里突然变得无法无天起来。他杀的第一个人是那个压迫他的人，他的敌人，这虽然也是犯罪，但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无理由的；可是后来他杀的已经不是敌人，而是遇着谁就杀谁，以杀人来取乐，或者为了一句粗野的话，为了有谁看了他一眼，为了凑够整数，有时只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滚开，别挡我的路，让我过去！”他仿佛是喝醉了酒，仿佛是处于神志昏迷状态。仿佛一旦逾越了那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就开始沾沾自喜地认为，对于他再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了；他仿佛急于一下子摆脱一切法律和权力的约束，尽情享受不受任何束缚和限制的自由，充分欣赏连他自己也不能不感觉到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情绪。他也知道，一种可怕的惩罚正在等待着他。这一切也许恰似这样一种感觉：一个人正从高塔上望着他脚下的深渊，以便最后一头栽下去：一切都赶快结束吧！甚至有一些极其温顺而且从不引人注意的人也这么干。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在这种昏迷状态中炫耀自己。这种人过去越是受压抑，现在就越是渴望耀武扬威，渴望使人感到恐怖。他以别人的恐怖为乐，他喜欢激起别人的反感。他摆出一种不顾死活的样子，而这种“不顾死活的人”有时竟急不可待地盼望着受惩罚，盼望着被干掉，因为到最后连他自己也难以忍受那种伪装的不顾死活的样子了。有趣的是，这种情绪，这种装腔作势的态度，往往一直持续到受刑的时候，然后就像被一刀切断了：仿佛这期限是规定好了的，仿佛是事先就规定出来的。于是这个人便突然屈服了，他惊恐不安，软得像一块破布。在刑场上他痛哭流涕，请求人们饶恕他。他被关进了监狱，人们一看，原来他是一个流着口涎和鼻涕的家伙，甚至受到压制也不敢反抗，因而令人不禁感到诧异：“难道他就是那个杀过五六个人的家伙吗？”

当然，有一些人就是在监狱里也不是很快就屈服的。他们还保持着一种傲气，保持着好吹牛的脾气，仿佛在说：我可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人，我是因“六条人命”而蹲监狱的。但是他最终还是屈服了。他有时回忆自己那大胆的一刀，回忆他还是“不顾死活的好汉”时的那次狂欢痛饮，也只是为了寻开心，他很想找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以便妄自尊大地在他面前装腔作势，吹嘘吹嘘自己，并向他叙述自己的丰功伟绩，同时还要装出一副他并不愿讲的样子。他似乎在说：你瞧，我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

这种极其微妙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以捉摸啊！这种故事有时讲得多么轻松愉快啊！讲故事人的语调和每一句话，都流露出十分考究的漠不关心的口吻。这些人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啊？

有一次，那是在我入狱后不久的一个漫长的晚上，由于无事可做，我很烦恼地躺在通铺上，听着别人讲这一类的故事，由于缺乏经验，我错把讲故事者当成一个了不起的可怕凶手，一个具有惊人的钢铁般意志的人，当时我几乎觉得彼得罗夫也不足为奇了。故事的主题是说，他，卢卡·库兹米奇，怎样干掉了一名少校，这并不是为着别的什么，而只是为着使自己高兴。这个卢卡·库兹米奇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青年囚犯，他在我们狱室里个子最小，身体瘦弱，鼻子尖尖的，是个乌克兰人。其实，他是俄罗斯人，只不过出生在南方罢了，似乎当过奴仆。他确实有些嘴尖舌快，傲慢自大：“鸟儿虽小，爪儿却尖。”不过，囚犯们最有识别人的本领。囚犯们并不很尊敬他，就像监狱里所说的，“对他并不恭敬”。他爱面子爱得要命。那天晚上，他坐在通铺上缝衬衫。缝内衣已成了他的职业。他旁边坐着一个笨拙迟钝但却善良可爱的囚犯，名叫科贝林，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睡在卢卡旁边。因为是近邻，卢卡就时常同他争吵，总是傲慢地讽刺他，有时还以专横的态度对待他，但科贝林由于忠厚纯朴，竟然不大觉察。他一面织羊毛袜子，一面漫不经心地听卢卡讲故事。后者大声而清楚地讲述着。他希望大家都能听到他讲的故事，但又竭力装出只讲给科贝林一个人听的样子。

“老兄，他们把我从老家押解到Ч城。”他一面挑针一面讲，“那次是因为流浪。”

“这是在什么时候，很久以前了吧？”科贝林问道。

“豌豆熟了的时候——一年以前了。嘿，我们刚到K城，就把我暂时关在监狱里。我一瞧，和我蹲在一起的大约有十二个人，都是乌克兰人，高大魁梧，身强力壮，简直就是一群大公牛。可是他们都是一些安分守己的人。伙食很坏，他们的那位少校对待他们简直可以说是为所欲为。蹲了一天，到了第二天，我一瞧——原来都是一些胆小鬼。我跟他们说：‘你们怎么竟能容忍这么一个笨蛋？’可是他们说：‘那你就自己去跟他说说吧！’他们甚至嘲笑我。我没做声。

“当时有个乌克兰人特别可笑，弟兄们，”他突然撇开科贝林，把脸转向大家补充说，“他讲了法庭是怎样判他的案子的，他跟法官怎样对话，可是这时他自己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哭起来。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可他本人身强力壮，又肥又胖，满头白发。他在法庭上说：‘我什么罪都没有！你这个鬼儿子，老是写呀写呀，没个完，你都写些什么呀。嘿，滚你的吧，该死的家伙，要是我就吊死！可是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写呀写，不知都写些什么东西！……这时我就完蛋了！’瓦夏，给我点线；监狱里发的烂线。”

“那是市场上买来的。”瓦夏一面递给他线，一面答道。

“我们缝纫车间的线要好一些。前几天叫残废老兵去买，不知他从哪个缺德娘们儿那儿弄来的！”卢卡一面冲着亮光纫针，一面继续说道。

“那还用说，一定是从他亲家母那儿弄来的。”

“对，从他亲家母那儿弄来的。”

“后来少校又怎么样了呢？”完全被忘在一边的科贝林问道。

这正是卢卡所需要的。然而，他却没有立刻讲自己的故事，好像科贝林不值得注意似的。他慢条斯理地把线弄直，又慢条斯理地把线压在腿底下，然后才开始讲下去。

“最后我总算把那些乌克兰人给鼓动起来了，他们要求见少校。我一大清早就从邻人那儿借了一把刀，我把它藏起来，以防万一。少校怒气冲冲地坐车来了。这时，我说：霍霍尔，你们别怕！可是，他们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哆嗦不停。少校醉醺醺地跑进来喊道：‘谁在这里捣乱？这里怎么搞的！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

“他刚一说完‘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这句话，我就走向前去，”卢卡继续讲道，“刀子就藏在我的袖筒里。”

“‘不对，阁下，’我一边说，一边一步一步往前挪，‘不对，阁下，怎么能说您就是我们的沙皇，就是我们的上帝呢？’

“‘噢，这么说，原来是你，原来是你！’少校喊叫起来，‘要造反呀！’

“‘不对，’我又往前挪动一步，说道，‘不对，阁下，您自己也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万能的，是无处不在的，上帝只有一个。我们的沙皇也只有一个，是上帝使他凌驾在我们众人之上的。’我说：‘阁下，沙皇是君主。’我说：‘阁下，您只不过是个少校罢了——是沙皇开恩，看您立下了功劳，才让您当上了我们的典狱长。’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他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顾像母鸡下蛋那样咕咕地叫。他大吃一惊。

“‘那好吧。’我一面说，一面向他猛扑过去，我嗖的一声拔出刀子，直捅到他的肚子里。我干得可麻利啦。他倒了下去，两脚直蹬。我把刀子扔在一边。

“我说：‘霍霍尔，你们瞧，现在把他抬起来吧！’”

在这里我要说几句题外话。可惜，像“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这样的话，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话，过去在许多军官中间确实经常说的。然而，也应当承认，这样的军官现在已经不多了，也许完全绝迹了。我还要指出，特别喜欢用这一类词句来炫耀自己的大都是由低级军衔擢升上来的军官。军衔似乎把他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头脑，都给翻转了过来。他们长期呻吟于重压之下，隶属于各级长官，突然他们看到自己当上了军官，成了贵人，于是便很不习惯地首次陶醉起来，尽量夸大自己的权力和重要性。当然，他们只是对待自己的下级是这样。他们对待自己的上级仍然奴颜婢膝，尽管这样做已完全没有必要，许多长官都是讨厌这一套的。有些奴颜婢膝的家伙甚至特别热衷于赶快向自己的上司声称：虽然他们已是军官，但终究是由下级一步一步擢升上来的，因此他们将“永远牢记自己的地位”。但是对待下级，他们几乎都是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当然，现在未必能碰到这样的军官了，未必还有人这样喊“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说，任何东西都不会像这一类的官腔更能激起囚犯们以及所有下级军官们的愤怒。这种自吹自擂的厚颜无耻的行径，这种夸耀自己可以不受任何惩罚的做法，就是在最驯服的人们身上也能激起仇恨，最后使他们无法再忍耐下去。幸而，这一切几乎都已成为过去，就是在昔日也是要受到上级严格约束的。这方面的例子我也知道一些。

总之，在对待下级方面，任何傲慢自大、粗枝大叶的作风，任何的厌恶情绪，都能激起他们的愤怒。比方说，有的人认为只要把囚犯的伙食办好，对囚犯看管得严格一些，一切都按法律办事，就万事大吉了。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他是本能地抑或不自觉地忍受屈辱，但他还是希望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囚犯自己也知道，他是一个囚犯，他没有权力，也知道自己在长官面前的地位。但你用任何烙印、任何脚镣都不能强迫他忘却他是一个人。既然他确实是一个人，所以就应该把他当做人看。我的天哪！人道的态度甚至能使那些连上帝的形象在他们心中都早已暗淡无光了的人们重新振作起来。应当用最人道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不幸的人”。这就是说要拯救他们并给他们以欢乐。我遇见过这种善良而豁达的军官。我看到过他们对这些被欺凌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几句亲切的话几乎就能使囚犯们在精神上复活。他们会像孩子似的高兴起来，开始像孩子似的爱戴起他们来。我还要指出一种奇怪的现象：囚犯们并不喜欢长官们对待他们过于亲昵，过于善良。有些囚犯本来想要尊敬长官，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后来却不再尊敬他了。囚犯们喜欢，比方说，他们的长官有勋章、有名望，受上司宠信，喜欢他严肃庄重，公正而又有尊严。囚犯们最喜欢的是这样的军官：他们既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又不侮辱囚犯，这样一来就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了……

“为了这件事，一定狠狠给你加了一番热吧？”科贝林心平气和地问道。

“嗯。加热，老弟，那还用说，自然要加热的。阿列伊，把剪刀递给我！弟兄们，赌场今天怎么不开张呀？”

“钱都喝光啦，”瓦夏说，“要是没喝光，早就开张了。”

“要是！你这个‘要是’就是在莫斯科也值一百卢布。”卢卡接着说。

“卢卡，他们总共抽了你多少鞭子？”科贝林又开口问。

“亲爱的朋友，总共抽了我一百零五下。唉，弟兄们，有啥可说的呀：好歹总算没把我打死。”卢卡接着说，他又不答理科贝林了，“他们很隆重地押着我去挨这一百零五鞭，可热闹啦。在那以前我还没尝过鞭子的滋味呢。当时人山人海，全城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惩罚一个强盗哩，一定是个凶手。嘿，这些人真蠢，我简直说不出他们有多蠢。行刑人扒下我的衣服，把我按倒在地，喊道：‘挺直腰，我要开鞭啦！’——我等着，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当他抽我第一鞭时，我想喊，嘴都张开了，可就是喊不出来。已经喊不出声音啦。抽第二鞭时，信不信由你，连他们数‘二’的声音我都听不见了。等我醒过来时，我听见他们已数到十七。老弟，他们后来把我从刑台上抬下来四次，每次半个小时，往我身上泼冷水。我一瞧，连他们都瞪眼了，这时我想：‘这回可完啦……’”

“可你并没有死呀？”科贝林天真地问。

卢奇卡用极端蔑视的眼光把他打量了一番，然后大笑起来。

“他结实得像个木墩子！”

“他脑袋有点不大好使。”卢奇卡说，似乎懊悔不该同这样的人谈话。

“他是个傻瓜。”瓦夏证实道。

虽然卢奇卡杀过六个人，但在监狱里谁也不怕他，尽管他心里也许希望被大家看做是一个可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