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因病住进了我们的军医院。这所军医院孤零零地坐落在离要塞半俄里远的地方，这是一排很长的被粉刷成黄色的建筑物。夏天，粉刷这座建筑物时，需要使用大量的赭石粉。医院大院里有很多办公用房、医务人员住房以及其他用房。正面一排房屋全是病房。病房很多，但供囚犯住的只有两间，而且总是挤得满满的，特别是一到夏天，常常需要让病床紧挨在一起。我们这两间病房里住满了各种“不幸的人”。常来这儿住院的有我们监狱里的囚犯，有被关押在各禁闭室里的各种待审军事犯，已判刑的、尚未判刑的以及解往外地而路经这里的犯人，还有来自感化连的士兵。说起感化连来，那可真是一个奇妙的所在，到那里去接受感化的都是一些在各营队犯了过错或被认为不大可靠的士兵，经过两三年的感化后，离开感化连时，他们往往都变成了天下少见的坏蛋。患病的囚犯一般都是在早晨向军士陈述自己的病情。患者的名字立即被登记在一个簿子上，然后带着这个簿子，由卫兵押送着去营队卫生所就诊。在卫生所里，医生对来自要塞各分队的患者进行初步诊断，然后把确实患病的囚犯送进医院。我在簿子上登了记，到了下午一点多钟，等所有的囚犯都外出干活时，我便被送进医院。患病的囚犯一般都要尽量多带些钱和面包，因为医院当天不供应饭菜，此外还要带上自己的小烟袋、烟荷包、火石和火镰。后面说的这几样东西都仔细藏在皮靴筒里。我一走进医院大院，便不禁对我们囚犯生活中这种新的、我还不大熟悉的变化产生了某种好奇心。

那天天气温暖、阴沉而郁闷——在这样的日子里，像医院这样的地方，就显得格外冷漠无情，令人感到烦恼和不快。我由卫兵押送着走进候诊室，候诊室里放着两个可供进行浴疗的铜盆，已经有两个患病的待审犯人在候诊了，他们也是由卫兵押送来的。一位医师走进来，带着权威的神气懒洋洋地把我们打量了一番，然后更加懒洋洋地去向值班医生报告。医生很快就来了，给我们做了体检；他态度十分和蔼，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病历”，上面填写着我们的名字。至于下一步登记病情、开药方、规定饮食等事宜，则由专门负责囚犯病房的主治医师去办理。我以前就听人说过，囚犯们对自己的医生是赞不绝口的。住院前，当我问及医院里的情况时，他们都回答说：“有医生照料，就用不着父母操心了！”这时我们都换了衣服。我们来时穿的衣服和内衣都被脱下拿走了，给我们换上了住院服，此外还给我们每人发了长统袜子、拖鞋、睡帽和很厚实的棕色呢绒睡衣，睡衣的里子似乎是粗麻布做的，又像是涂着一层油污。总之，睡衣脏极了，不过，只有等我穿上它以后，才能对它作出充分的估价。然后带我们去囚犯病房，囚犯病房在那条很长的轩敞豁亮的走廊的一头。从表面上看，到处都干干净净，使人感到很满意；头一眼所看到的一切都很亮堂。不过，这也许只是我离开监狱后的最初感觉罢了。那两位待审犯人向左边的病房走去，我走进右边的一间。房门上挂着铁闩，门口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旁边还有一个副哨。二级军士（医院守卫队的）下令让我进去，于是我来到一间又长又窄的房间里，两边靠墙放着病床，约有二十二三张，其中有三四张是空着的。病床是木制的，被涂成了绿色，我们每个生长在俄国的人都很熟悉这种床，——它注定是不可能没有臭虫的。我的床位在犄角上，紧靠着窗户。

我已经说过，在这儿住院的也有从我们监狱来的囚犯。其中有几个已认识我，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以前曾经看见过我。但大多数都是待审犯人和来自感化连的士兵。重病号即真正起不了床的，并不很多。其他的都是一些轻病号或已经痊愈的病人，他们有的坐在病床上，有的在两排病床中间的空地上来回踱步。病房里有一种特别窒息人的气味。室内的空气被各种恶臭味和药味所污染；屋角上生着火炉，几乎整天不灭。我的病床上蒙着一个条纹布布套。我把它揭下来。布套下面有一条亚麻布里子的呢绒被和一条很厚实的床单，这条床单的清洁程度是很值得怀疑的。床头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只水杯和一个锡碗，为了外观好看，这些东西都用一条毛巾蒙着。小桌下面还有一层隔架：那里放着一只专为喝茶病人预备的茶壶，一个盛克瓦斯饮料的木罐子以及其他用品；然而喝茶的病人并不多。烟袋和烟荷包几乎每个病人都有，甚至连结核病患者也不例外，都藏在床底下。大夫和其他医务人员几乎从未检查过这些烟具，即使碰见有人抽烟，也装出没有看见的样子。不过，病人几乎总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抽烟时都到火炉旁去抽。只有夜间才躺在床上抽；到了夜间，除了医院守卫队的队长或其他军官偶尔进来看看以外，没有任何人来查巡病房。

在这以前，我从未住过院；因此，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格外新奇。我发现，我的到来引起了某些人的好奇。他们已经听人谈论过我了，因而都十分放肆地，甚至带着某种优越感打量着我，就如同学校里打量一位刚入学的新生，或办事机关里打量一位前来请求办事的来访者一样。我右边病床上躺着一位候刑犯人，他当过司书，是一个退职大尉的私生子。他是因伪造货币而被判刑的，住院已近一年，看样子他什么病也没有，但却竭力要大夫相信他患有动脉瘤。他达到了目的：逃脱了苦役和体刑，一年后又被解送到T城，住在某个医院里。他是一个身材矮小但很结实的小伙子，年纪在二十八岁左右，是个大骗子手和通晓法律的家伙；他很聪明，但却十分放荡，而且过于自信，他的自尊心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竟一本正经地要人们相信他是世界上最诚实最正直的人，他甚至认为他完全无罪，而且还要永远坚持这种信念。他首先开口跟我说话，好奇地向我问长问短，十分详细地给我介绍医院里的规章制度。不用说，他首先向我声明他是大尉的儿子。他极力装得像是一位贵族，或者至少也是“贵族出身”。接着，前来看我的是一个来自感化连的士兵，他开始要我相信他认识很多从前被流放的贵族，并说出了他们的名字和父名。他是一个头发已经斑白的大兵，从他的面部表情就能看出，他说的这一切全是谎话。他叫切库诺夫。他所以巴结我，显然可能是由于他料想我有钱。他一看见我有一包茶叶和糖，便立即主动为我效劳：取出茶壶，帮我沏茶。我的狱友米—茨基曾答应明天托前来医院干活的囚犯给我捎一把开水壶来。可是还没等捎来，切库诺夫就把一切都给办妥了。他弄到一个小铁锅和一个茶碗，把水烧开，泡上茶，总之，他待我十分热心，这立刻引起了另外一个病人对他的恶毒嘲笑。那个病人患的是肺病，躺在我对面，姓乌斯季扬采夫，他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由于惧怕体刑而喝了半瓶泡着烟末的烈酒，因而得了肺痨病的待审犯人。在此以前，他一直一声不吭地躺着，困难地呼吸着，聚精会神而又严肃地盯着我，同时悻悻地注视着切库诺夫。他那股非同一般的、怒气冲冲的严肃劲儿，给他的愤怒增添了一种特别滑稽可笑的色彩。到最后，他实在憋不住了：

“好一副奴才相！这一回可找到主子了！”他气喘吁吁地用虚弱无力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看来，他已经活不了几天了。

切库诺夫气愤地向他转过身去。

“谁是奴才？”他一边说，一边轻蔑地瞧着乌斯季扬采夫。

“你就是奴才！”乌斯季扬采夫用十分自信的口吻答道，好像他完全有权斥责切库诺夫似的，好像他是专门被派来监督切库诺夫的。

“我是奴才？”

“对啦，你就是奴才！好心的人们，你们听听，他还不承认呢！他还感到惊奇哩！”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没看见，他老人家孤单单一个人，无人服侍，他不习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不能服侍他？你这个毛脸小丑！”

“谁是毛脸小丑？”

“你就是毛脸小丑。”

“我是毛脸小丑？”

“对，你就是！”

“我要是毛脸小丑，那么你是美男子啦？看你那副脸相，活像一个乌鸦蛋儿……”

“你纯粹是一个毛脸小丑！既然上帝要你死，你就老老实实躺着等死好啦。可你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干吗要干涉别人？”

“干吗！哼，我宁肯向皮鞋叩头，也不愿向树皮鞋鞠躬[从前，俄国有钱有势的人多穿皮鞋，穷人多穿树皮鞋。这里的意思是：服侍人应该服侍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不应服侍穷鬼。]。我父亲就没弯过腰，他也不让我屈膝弯腰。我……我……”

他本想继续讲下去，但一阵剧烈的咳嗽一连持续了好几分钟，连血都咯出来了。他那狭窄的脑门上渗出一层冷冰冰的虚汗。咳嗽妨碍了他，要不然，他会继续讲下去的；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还想再骂上一阵，但无奈只好有气无力地挥挥手作罢……到最后，切库诺夫也就把他忘掉了。

我觉得，这位肺痨病患者的怒气与其说是冲着切库诺夫，不如说是冲着我发的。切库诺夫想博得我的欢心，借以弄几个钱花，为此谁也不会生他的气或者特别瞧不起他。任何人都明白，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钱。普通老百姓对这种事是绝不会过分苛求的，他们能够谅解他。乌斯季扬采夫实际上是不喜欢我，他不喜欢我的茶叶，不喜欢我脚上戴着镣铐仍摆出老爷的派头，好像我没有仆人侍候就不行似的，尽管我从未雇过任何人，也不想让任何人来侍候我。的确，无论什么事我总是想尽量由自己来做，特别不愿让人看出我是一个娇生惯养的阔少爷，处处摆出一副老爷的派头。既然谈到了这一点，不妨说这多多少少也与我的自尊心有关。然而——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搞的——我总是摆脱不掉那些自愿前来效劳的各种仆人的纠缠，到头来，他们把我给完全控制住了，他们实际上成了我的主人，我则变成了他们的奴仆；当然从表面上看，我似乎仍然是真正的主人，好像没有仆人侍候就不行似的，而且过着老爷式的生活。这种情况当然使我感到十分苦恼。不过，乌斯季扬采夫是个容易动怒的肺痨病患者。其他病人都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甚至带着几分高傲的神情看着我。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全神贯注在一件特别的事情上：我听囚犯们说，那天晚上将把一个受审犯人送到我们病房里来，他现在正在受棒刑。囚犯们都怀着某种好奇的心理等待着那个犯人的到来，不过，据说他受的刑罚并不重——只有五百棍。

我稍微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病人。据我观察，这里真正有病的人患的多半是坏血病和眼病——这两种疾病都是当地的常发病。病房里住着几个这样的病人。其他真正有病的人患的是寒热病、各种皮肤病和肺病。囚犯病房和别的病房不同，在这里，各种病人包括花柳病患者，都住在一起。我所以说真正有病的人，乃是因为这里还有一些这样的住院者：他们其实什么病也没有，是来“休养”的。医生们出于怜悯心，都很乐意让这些人住进来，特别是当床位空余的时候。住院要比关在禁闭室或监狱里好得多，因此很多囚犯都乐意住院，尽管这里的空气十分窒闷，门也经常上着锁。有些人甚至特别喜欢住院，特别喜欢医院里的生活条件；不过，这多半是那些感化连的士兵。我好奇地打量着我的这些新难友。我记得，当时有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这个病人是从我们监狱来的，患的也是肺病，他大概也活不了几天了，躺在和乌斯季扬采夫只隔一张床的位置上，因而差不多也是在我对面。他叫米哈伊洛夫；两个星期前我还在监狱里看见过他。他患病已经很久，早就该住院治疗；但他却以一种十分倔强和完全没有必要的忍耐态度克制着自己，怎么也不肯住院，只是在节日期间才住了院，结果住院后不到三个星期就死于那可怕的肺痨；他像一支燃尽的蜡烛一样熄灭了。我至今回想起他那张已变得十分可怕的面孔时，还不禁感到吃惊；那是我入狱后最早看到的几张面孔之一；当时不知为什么它首先映入了我的眼帘。他旁边躺着一个感化连的士兵，已经上了年纪，是个可怕的、令人讨厌的邋遢鬼……不过，我不能对所有的病人一一加以描述了……我现在所以回想起了这个老头子，仅仅是因为当时他也曾给我留下了某种印象，并立即使我对囚犯病房的某些特点有了相当充分的认识。我记得这个老头子当时正患重感冒。他总是打喷嚏，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甚至在梦中也打喷嚏，他能连珠炮式地一连打上五六个喷嚏，每打一次都要说一句：“主啊，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呀！”他当时正坐在病床上，一个劲儿地用小纸筒往鼻子里送烟末，以便使喷嚏打得更响、更准时些。他打喷嚏时总是用他那块已洗过一百次并已完全褪了色的方格子手帕接着，而且还特别皱起他那个小鼻头，挤出无数的细皱纹来，同时露出他那残缺不全的、已经变黑了的老牙和沾满唾沫的红牙床。打完喷嚏以后，他马上将手帕打开，仔细瞧着沾在上面的稀鼻涕，并立即将鼻涕抹在那件公家发的棕色睡衣上，这样鼻涕就完全沾到睡衣上，他的手帕只是有些潮湿罢了。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是这样。这种对自己的手帕爱惜如命，对公家的睡衣却不管不顾的行为，竟未引起病人们的任何抗议，虽然他们当中以后还会有人要穿这件睡衣的。然而，我们一般老百姓都非常粗心大意，一点也不注意这些事情。我当时十分反感，不由得立刻怀着极端厌恶和好奇的心情开始打量起我刚刚穿在身上的睡衣来。这时我才发觉，睡衣上的强烈气味早已引起我的注意；睡衣在我身上已经发暖，越来越强烈地散发着药味、药膏味以及我觉得似乎是脓液的腥臭味；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它已经多年没有离开过病人的肩膀了。它那粗麻布的里子也许被人洗过，但我不能肯定。不过，现在里子上却浸透着各种难闻的液体、洗剂和从伤口流出的脓液。另外，一些刚刚受过棒刑、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犯人常常被送进病房来；人们用药水给他们洗擦伤口，因而，直接披在湿漉漉的衬衣外面的睡衣，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不被弄脏的，一切脏东西都沾在上面了。在我蹲监狱的那几年里，只要我一住院（我常常住院），每次都怀着恐惧的疑惑心理把睡衣穿在身上。特别使我讨厌的是，这些睡衣上常常发现又肥又大的虱子。囚犯们往往怀着喜悦的心情把它们处死；当他们用厚厚的指甲将虱子挤得噼啪作响时，从面部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的高兴！我们也很讨厌臭虫，在漫长而寂寞的冬夜，全病房的人常常一起动手消灭它们。从表面上看，除了强烈的药味，病房里的一切都很整洁，但里面，譬如说衬料里，却是极不卫生的。病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就应该如此，医院里并没有严格的卫生制度。关于规章制度，我以后还要讲到……

切库诺夫刚刚把茶给我端上（顺便说一下，病房里的开水每昼夜只送一次，而且很快就被我们病房里的混浊空气污染了），病房的门哗啦一声打开了，一个刚刚受过棒刑的士兵在加强警卫押送下被带了进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受过刑的犯人。后来，这样的犯人经常被送进来，受刑特别严重者甚至是被抬进来的，每一次都使病人产生极大的兴趣。迎接他们时，大家的面部表情都特别严肃，甚至严肃得有点不大自然。不过，迎接的方式或多或少也取决于罪行的严重程度和受棒刑次数的多寡。一个被打得十分厉害而且颇有点名气的大罪犯，比起一个逃兵来，例如像现在被带进来的这一位，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尊敬和关注。然而，不论对哪一种犯人，都不表示过多的同情，也不做特别有刺激性的评论。大家都一声不响地帮助照料这个不幸的人，特别是当他需要有人照料的时候。医师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是把受伤者交到一些经验丰富而又技术熟练的人的手里了。所谓帮忙，一般说来就是必须经常不断地把床单或衬衣用冷水浸过，披在那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脊背上，特别是当受刑者本人不能自理的时候，此外，还得敏捷地帮助他从伤口里往外拔碎木片，这些碎木片通常是在受刑时由于棍棒被打断而残留在脊背上的。这后一种手术常常使大家感到特别伤脑筋。然而受刑者那种忍受疼痛的迥非寻常的坚毅精神，往往使我惊愕不已。我看见过很多这样的受刑者，有时他们的伤势特别严重，但几乎谁也没有呻吟过一声！只是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两眼发红，目光显得呆滞而不安，嘴唇颤抖着，于是那可怜的人用力咬住嘴唇，有时几乎咬出血来。被带进来的这个士兵是一个二十三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体格结实，肌肉发达，面孔很漂亮，身材魁伟而匀称，皮肤显得黝黑。不过，他的脊背已被打得皮开肉绽，从肩膀到腰部都袒露在外，肩头上披着一件湿漉漉的床单，浑身像发疟子似的打着冷战，他已在病房里来回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我端详着他的脸：看来此时此刻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用异样的目光迅速而粗野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显然是在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点上。我仿佛觉得，他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我的茶。茶是热的，正从碗里冒着热气，而这个可怜的人却冻得上牙磕下牙地直打哆嗦。我请他喝茶。他一声不响地猛然向我转过身来，端起茶碗，还没等放糖，就站着喝下去了；他喝得非常匆忙，不知为什么竭力不看着我。喝完以后，默默地放下茶碗，甚至连头也没有向我点一下，就又在病房里来回踱起步来。他哪里还顾得上说话和点头呢！至于别的囚犯们，不知为什么这时都避免跟这位受过刑的逃兵说任何话；虽然起初他们都尽力帮忙照料他，可是后来他们就尽量不再去注意他了，也许是为了让他尽可能多安静一会儿，而不拿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同情”去打扰他吧。看来他对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满意。

这时天已黑了，大家都点上蜡烛。有的囚犯甚至自己备有烛台，不过这样的人并不多。晚上医生查巡过病房以后，一位值班的军士最后走进来，给全体病人点了一次名，随后把一个夜间用的马桶提进来，便给病房上了锁……当我听说这个马桶要在室内放一整夜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厕所就在走廊上，离病房门口只有两步远。然而这是医院的制度。白天还可以放囚犯们走出病房，虽然不能超过一分钟，夜间则一概不准出去。囚犯病房不同于一般的病房，患病的囚犯即使在病中也得忍受对自己的惩罚。这种制度最初是谁规定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种制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形式主义的。各种弊病和危害从来没有像这种时候表现得如此突出。这种制度当然不是医生定出来的。我再重复一遍：囚犯们对自己的医生总是赞不绝口，他们往往把医生看做是自己的父辈，对医生十分尊敬。每个病人都感受过医生的亲切抚慰并聆听过他们那友好的话语；一个被众人所摈弃的囚犯对这一点是很珍视的，因为他从医生那友好的话语和亲切抚慰中看到了一片真心诚意。医生们也可以不这样做，即使医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即更粗暴更残忍地对待囚犯，也不会有人责怪他们的：所以，医生的善心是出于真正的仁爱。医生当然懂得，一个病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不是囚犯，都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就如同任何一个病人，甚至职位很高的病人都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一样。其他病房里的病人康复后，譬如说，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走廊上散步，尽情地舒展舒展肢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走廊上不像病房里那样窒闷，不像病房里总是充满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味。如今，每当我回忆起我们病房里那种浑浊的空气时，我就感到可怕和恶心：病房里的空气本来就已污染得相当厉害了，更何况夜间又提进一个马桶来，而且温度又那么高，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有，有的病人是需要经常起来大小便的。如果我说囚犯们即使在患病中也得忍受对自己的惩罚，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规定这种制度仅仅是为了进行惩罚。如果我这样认为，那当然就是出自我这方面的毫无意义的诽谤。对病人无需再进行什么惩罚了。既然如此，想必是有一种十分必要的理由迫使当局采取这种后果十分有害的措施吧。究竟是什么理由呢？遗憾的是，无论用什么理由也无法解释采取这种措施以及其他许多令人莫名其妙的措施的必要性，非但不能解释，甚至无法猜想如何去解释它。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残忍的态度呢？也许有人会想，囚犯都是故意装病，欺骗医生住了院，说不定他会利用夜间上厕所的机会趁黑逃跑？其实，这种毫无道理的推测是不值得一驳的。往哪里逃跑？如何逃跑？穿什么衣服逃跑？白天是单个儿放他们出去，夜间病房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厕所就在离哨兵只有两步远的地方，尽管如此，病人上厕所时还由副哨跟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厕所里只有一个窗口，冬天也是双层窗框，外面还有铁栏杆。窗外院子里，囚犯病房窗口下面，还有一个哨兵在整夜地进行巡逻。要想从窗口逃走，就必须砸碎窗框和铁栏杆。可是谁会允许他这样干呢？就假定他事先能把副哨杀死，副哨连喊都来不及喊一声，谁也听不见。就假定这种荒唐的事情可能发生，但仍需打破窗框和铁栏杆。且莫忘记：哨兵旁边还躺着几个看守，十步以外，另一间囚犯病房的门口也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哨兵旁边还有副哨和几个看守。大冬天，穿着长筒袜子、拖鞋、医院发的睡衣和睡帽，能往哪儿逃跑呢？既然如此，既然危险性如此之小（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性），为什么还要使病人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呢？莫非就因为病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比健康的人更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吗？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对此百思莫解……

既然提出了“为什么？”，既然谈到了这一点，我现在不能不回想起另一件使我感到困惑莫解的事情来，这件最使人莫名其妙的事实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继续往下叙述以前，我不能不就这件事讲几句话。我说的是脚镣。无论患何种疾病的苦役犯都无一幸免地要戴脚镣。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些患结核病的犯人就是戴着脚镣死去的。然而大家对此都已司空见惯，认为这既成事实，是无法避免的。恐怕未必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就连那些医生们，多年来也未必有谁想到过要去请求医务部门给患重病的囚犯，特别是给肺病患者卸下脚镣。就算铁镣本身并不很重，总共只有八至十二磅。一个健康的人戴上十磅重的东西，也许不会感到太沉重。不过我听人说，脚镣戴上几年以后，人的腿就会开始萎缩。我不知道是不是真会这样，不过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一副脚镣虽然不重，只有十磅，但若是长期戴在腿上，就会使身体的重量增加，使腿变形，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某种有害的影响……就算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那么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呢？就算对于一般的病人来说也没有什么，那么对于一个重病号呢？我还要再重复一遍，那么对于一个肺痨病患者会怎样呢？肺痨病患者的手脚本来就已经在萎缩，让他从地上拣起一根稻草都会感到非常吃力，更何况戴上脚镣呢！的确，如果医务部门能够为此事奔走呼吁，哪怕减轻一下肺痨病患者的痛苦，那也将是一件真正伟大的善行。也许有人会说，囚犯都是一些歹徒，是不值得对他们行善的；但是，难道还应加重对一个已被上帝判处死刑的人的惩罚吗？很难相信，这些做法仅仅是为了惩罚。即使根据法律，一个患结核病的人也是应免除体刑的。因而，我们应把戴铁镣看成是一种神秘的重要的预防性措施。然而究竟有何必要采取这种措施呢？——我不能理解。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担心患结核病的人会越狱潜逃。怎能设想一个患结核病的囚犯会越狱潜逃呢，特别是当他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冒充患结核病，欺骗医生，以便逃跑——这是不可能的事。结核病是不能装的，这种病一眼就看得出来。顺便说一句：难道给一个人戴上脚镣，仅仅是为了不让他逃跑或妨碍他逃跑吗？绝对不是。脚镣——这是一种侮辱、羞耻，是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的重累。至少是可以这样认为的。脚镣任何时候也不会妨碍一个人逃跑。就连最无能、最笨拙的囚犯也会轻而易举地迅速将铁镣锉断，或者用石头将铁镣砸开。脚镣是什么也预防不了的；既然如此，既然给一个已被判刑的苦役犯戴上脚镣仅仅是为了惩罚，我不禁又要问：难道还应惩罚一个行将死亡的人吗？

写到这里，我现在又清晰地回想起一个正在断气的肺痨病患者，也就是那个几乎躺在我对面、离乌斯季扬采夫不远的米哈伊洛夫，我记得他是在我住院后第四天死去的。现在既然谈起了肺痨病患者，我也许不由得又要回忆一下我看到这些人死亡时所产生的一些印象和想法。不过，我对米哈伊洛夫本人了解得并不多。他还十分年轻，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岁，身材魁梧，面目清秀，一副堂堂的外表，令人肃然起敬。他是特别部的犯人，平时很少说话，性情温和而文静，总是显得郁郁不乐。正如囚犯们后来所说的，他仿佛是“干枯”在监狱里了，他曾给囚犯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只记得他长着一双十分好看的眼睛；说实在的，我也不知为什么会对他记得这么清楚。他是在下午三点来钟死去的，那天天气寒冷而晴朗。我记得，一道道强烈的阳光透过我们病房结着一层薄冰的绿色玻璃窗照射进来，倾洒在这位不幸人的身上。他死时已经神志不清，显得十分痛苦，弥留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好几个小时。他从早晨起就认不出走近他的人了。人们看到他十分痛苦，都想使他轻松一下；他呼吸困难，喘着粗气，发出嘶嘶的声音；胸脯鼓得很高，仿佛空气不够用似的。他把被子撩开，把身上的衣服全都扯下来，最后开始从身上往下扯衬衣，但是他连扯衬衣的力气也没有了。人们帮他把衬衣脱下来。瞧着他那颀长的身躯、骨瘦如柴的胳膊和大腿、凹陷的肚皮、隆起的胸部、一根根外露着的青筋、满身的骨头架子，确实叫人感到可怕。他身上就剩下一个巴掌大的木十字架和一副脚镣了，看来那副脚镣很轻易地就能从他那瘦骨棱棱的脚上脱下来。他死前半个小时，病房里的人都安静下来，连说话都开始用小声说，走动时也尽量把脚步放轻。大家彼此都很少说话，即使说也只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大家都不时地打量着那个正在断气的病人。他喘气的声音越来越嘶哑，最后，他用一只颤颤巍巍的、软弱无力的手去摸胸前的十字架，并想把它扯下来，仿佛那小小的十字架也使他感到沉重，感到不安和有压力似的。人们帮他把十字架解下来。十分钟以后，他就死了。有人去敲门叫看守，报告有人死了。看守走进来，面无表情地看了死者一眼，然后去报告医师。医师很快就来了：这是一个年轻而又善良的小伙子，他有点过分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表，不过，他的外表也确实令人喜欢；寂静的病房里响起他的脚步声，他快步走到死者跟前，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抓起死者的手腕，摸了摸脉，然后一挥手就走了。立即又派人去报告看守长：因为死者是特别部的要犯，必须通过特别的仪式方能确认他是死了。在等待看守长的时候，有个囚犯悄声提议说，最好把死者的眼睛合上。另一个囚犯认真听完他的建议后，一声不响地走到死者跟前，给他合上双眼。这时他看见枕头上放着一个十字架，于是把它拿起来端详了一番，然后又一声不响地把它重新戴在米哈伊洛夫的脖子上；戴好以后，画了个十字。这时，死人的脸已经发僵；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半张着，从紧贴在牙床上的薄嘴唇中间闪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看守长终于来了，他身佩长剑，戴着头盔，身后跟着两个看守。他往前走着，越走脚步越慢，困惑莫解地瞧瞧那些一声不吭地站在周围、正严肃地盯着他的囚犯们。当走到离死者只有一步远的时候，他停下脚步不动了，像是有些害怕。那具赤身露体、骨瘦如柴、只戴着一副脚镣的尸体，使他大吃一惊，他突然解开剑带，摘下头盔（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戴），画了个十字。他是个面孔严肃、头发斑白的军人。我记得，当时切库诺夫也正好站在那里，他也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他一直默默不语地、目不转睛地紧盯着看守长的面孔，特别留心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了，切库诺夫的下嘴唇不知怎的突然颤动了一下，他歪撇着嘴唇，呲着牙，迅速地、仿佛是无意识地用头点着死人对看守长说：

“他也有亲娘呀！”说完就走开了。

我记得这句话像刀割似的刺痛了我的心……他为什么要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呢？他怎么想出来这样一句话呢？人们开始抬尸体，连铺板一块儿抬；在一片寂静中，铺板上的稻草发出沙沙声，脚镣碰在地板上，哗啦哗啦直响……人们把它拣起来。尸体抬走了。大家突然又大声说起话来。听得见看守长在走廊上派人去找铁匠。应该给死者摘下脚镣……

不过，我又离开本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