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们一大清早就查巡过病房了；十点多钟，他们又陪同医务主任一块儿出现在我们的病房里，在他们来前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的主治医师也来过了。我们的主治医师当时还很年轻，他精通业务，待人和蔼可亲，因而囚犯们都很喜欢他，认为他只有一个缺点：过于温和。的确，他有点不爱讲话，在我们面前仿佛有些不好意思，动不动就脸红，只要病号一请求，他就给换伙食，看来，他甚至准备根据病号的请求而给他们开药。不过，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人。应当承认，俄国有很多医生是颇受普通老百姓的爱戴和尊敬的，而且据我观察，这完全是真实情况。我知道，我的这番话可能被认为是奇谈怪论，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俄国所有的老百姓都普遍不相信医学和外国药物的话。的确，普通老百姓宁肯一连几年忍受重病的折磨，宁肯请女巫或服用土方（这种土方是绝不应忽视的），也不愿延请医师或住院治疗。此外，这里还有一个与医学完全无关的特别重要的原因，即：普通老百姓对于一切盖有官方图章的文书都是极不相信的；再有，各种各样的恐怖事件和流言蜚语也使得他们对医院产生恐惧心理和抱有成见，尽管这些流言往往是荒谬的，但有时也是有根据的。不过，他们最害怕的还是医院里的德国式的规章制度，住院治疗期间周围都是陌生的人，对饮食的严格限制，关于医师和医生们的冷酷态度以及关于动手术、解剖尸体等方面的谣传。此外，老百姓还私下议论说，医院里给人看病的都是一些老爷们，因为医生毕竟都是一些老爷。不过，当他们跟医生混熟了以后（虽然也有例外，但大多数都是如此），他们的种种恐怖心理也就随之消失了；在我看来，这可以算是我们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们的光荣。大部分医生都善于博得普通老百姓的尊敬，乃至爱戴。至少我这里所写的都是我在很多地方耳闻目睹并不止一次亲身体验过的情况，因此我没有理由设想其他地方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当然，在某些地方，有的医生往往接受贿赂，靠医院发大财，看不起病人，甚至把医学完全置诸脑后，这种情况当然也是有的；不过我说的是大多数，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说的是目前存在于我们医务界的那种精神，那种思潮。至于那些背弃自己事业的人，那些混在羊群中的狼，不管他们如何替自己辩解，不管他们如何把一切都推诿于环境，说什么是环境把他们毁掉了，那都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当他们把仁爱也丢掉了的时候。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仁爱、温和、兄弟般的同情，有时甚至比药物更为重要。现在是停止一味抱怨环境的时候了。不错，环境能毁掉我们身上的许多东西，但并不是全部；有些狡猾而又饱经世故的骗子手，往往巧妙地把一切都推诿于环境的影响，他们不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弱点，而且常常以此掩盖自己的卑鄙行为，特别当他们是一些能说会道和善于舞文弄墨的家伙的时候。不过，我又离开本题了，我只是想说，普通老百姓所不信任和仇视的只是医务界当局，而不是医生。当他们了解到医生实际上是一些什么人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消除自己的偏见的。我们医院里的其他一些条件，直到目前在许多方面还不符合人民精神，医院里的规章制度直到现在还是同普通老百姓的习惯相敌对的，因而也就不能赢得老百姓的充分信任和尊重。根据我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我认为至少是这样的。

我们的主治医师一般都要在每个病人面前停下来，严肃而又特别认真地检查每一个病人，询问病情，开药方，指定饮食。有时医师本人也看得出来，有些病人其实并没有什么病，他们只是为了逃避干活才住院的，因为在这里，可以睡在铺有褥垫的病床上，而不是睡在光秃秃的铺板上，再说，病房里也比较暖和，不像拘留所那样潮湿和拥挤，拘留所里总是关满着许许多多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待审犯人（在俄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待审犯人都是形容憔悴而又骨瘦如柴——这就说明，待审犯人的精神状态几乎总是比已判过刑的犯人更为沉重）；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主治医师便心平气和地将这些病人的病情登记为febris catarhalis[拉丁文，意为“卡他性冷热病”。]，留他们住院，有时甚至让他们住一个星期。我们大家都常常取笑这种所谓的febris catarhalis。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达成的一项谅解，是装病的代用语。囚犯们自己则把febris catarhalis翻译成“预备性刺痛症”。病人有时滥用医生的慈善心肠，一直住到他们被强行赶出医院为止。再看看我们的主治医师是怎样赶他们出院的吧：他仿佛有点胆怯，仿佛不好意思直接告诉病人，他已经痊愈，应该出院了；虽然他完全有权直截了当地、无须多费口舌地在病历上写上sanat est[拉丁文：痊愈。]，让病人出院。他先是向病人做一些暗示，然后用恳求的口吻说：“是不是该出院了？你差不多已经痊愈，病房里又这么挤，”等等，直到病人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最后由病人自己请求出院为止。医务主任虽说也是一个慈善而又正直的人（病人也很喜爱他），但比主治医师却要严厉果断得多，有时他甚至会说出一些冷酷无情的话来，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受到我们特别的尊敬。主治医师走后，医务主任在全体医生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病房，他也对每个病人进行单个检查，特别要在那些重病号面前停下来，总是善于对他们讲几句善意的、使人感到鼓舞的话，甚至还常常说几句知心的话儿，总之，他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于那些因患“预备性刺痛症”而住院的人，他也从未拒绝过，也不打发他们回去；不过，如果病人固执己见，不肯出院的话，他就直截了当地请他出院：“喂，老兄，你也躺够了，休息过了，该回去啦。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坚持不肯出院的往往是那些逃避干活的懒汉，特别是夏天活忙季节，或者是那些候刑犯人。我记得，为了迫使一个这样的病人出院，曾对他采取了特别严厉甚至有点残酷的措施。这个病人是因患眼疾而住院的；他两眼发红，抱怨说他的眼像针扎一般疼痛。医生们采用发疱药膏、水蛭吸血、往眼睛里滴腐蚀性眼药水等方法给他治疗，可是疼痛并不见减轻，眼睛也不见有好转。医生们渐渐开始怀疑他的病是假装的：炎症并不重，既不恶化，也不痊愈，总是处于一种不好不坏的状态，这种情况是很值得怀疑的。其实，囚犯们早就知道他是在装病骗人，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他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长得也挺漂亮，但却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从不向别人吐露自己的心声，总是疑心重重，愁眉不展，不跟任何人说话，皱着眉头看人，见谁都躲避，仿佛对谁都有戒心似的。我记得，有人甚至怀疑他干过什么坏事。他当过兵，有过严重的盗窃行为，被查获后，挨了一千棍，然后被送进军犯连。我前面已经说过，为了推迟受刑的时刻，待审犯人有时甚至铤而走险：受刑前用刀子把某个长官或自己的狱友捅一刀，这样就会对他进行重新审讯，把受刑的日期再往后推迟两三个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两个月以后他将会受到两倍、三倍的刑罚，他对此是不加考虑的；反正只要眼下能把那可怕的时刻往后推迟哪怕几天也行，至于后果如何，他就不管了——这些不幸的人的精神有时竟颓丧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我们当中已经有人在悄悄议论，应该对他加以提防：说不定他夜间会宰人的。不过，也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并未采取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就连那些睡在他旁边的人也是如此。不过，人们却发现他夜间用从墙壁上剥下的石灰或别的什么东西揉搓眼睛，以使眼睛第二天早晨又红肿起来。最后，医务主任声言要对他实行穿线放脓疗法。对于那种经过长期治疗而又不见效果的顽固眼疾，当一切医疗手段都试过以后，为了保护视力，医生们往往决定采用一种令人极感痛苦的治疗方法：就像医治一匹马一样，给患者使用穿线放脓疗法。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可怜的人仍不承认他已经痊愈。这是一个多么固执而又过于怯懦的家伙啊！要知道，穿线放脓疗法虽不像受棒刑那样可怕，但也是相当痛苦的。医生猛力将患者颈后的皮肉抓在手里，用刀将其刺破，于是颈后便出现一道又宽又长的伤口，再把一条足足有一指宽的亚麻布条穿进伤口里；然后每天按时将伤口里的布条来回拉，伤口便像被重新刺破一样，往外流脓，永不愈合。这个可怜的人竟一连几天倔强地忍受了这种可怕的痛苦，到最后他才同意出院了。他的眼病一天之内也就完全好了。等颈后的伤口刚刚愈合，他便被送到拘留室，第二天重新去接受那一千棒的刑罚。

当然，受刑前的时刻是痛苦的，痛苦到我真后悔不该把这种恐怖心理称做颓丧和怯懦。当一个人遭受两倍、三倍的刑罚时，想必是非常痛苦的，但愿别马上受刑才好。不过，我已经说过，有的犯人在受过第一次刑罚后，不等背上的伤口愈合，便请求出院，以便受完上次留下来的棒刑，从而最后解脱审讯；对于任何一个犯人来说，关在禁闭室里候审要比服苦役更加苦不堪言。除了气质的不同，有些囚犯由于受惯了鞭笞和体刑，这对他们的果敢和无畏也起很大作用。有些人由于多次受到严刑拷打，他们的精神和脊背仿佛变得坚强了，到后来他们便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刑罚，几乎就像看待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一样，对它也就不再惧怕了。一般说来，这是确实的。我们病房里有个来自特别部的囚犯，是一个受过洗礼的卡尔梅克人，囚犯们都管他叫亚历山大或亚历山大拉[亚历山大是俄国男人的名字，亚历山大拉是女人的名字。这里囚犯们管他叫亚历山大拉，含有奚落他的意思。]。他是一个奇怪的小伙子。他滑头滑脑，无所畏惧，同时又非常善良，他曾给我讲过他如何受完了四千棍。他一边讲，一边笑嘻嘻地开玩笑，不过他又一本正经地发誓说：要不是他从娇生惯养的幼年起就挨惯了鞭笞，要不是在他们那游牧部落里他脊背上几乎从未断过伤疤，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四千棍的。他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仿佛是在感谢他在皮鞭下所受的教育似的。“我经常挨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我的床铺上，围着灯，对我讲道，“为了一点点小事我都挨打，一直打了我十五年。我记得，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我每天都要挨几次打；只有不肯动手打人的人，才不打我；所以，后来我也就完全习惯了。”至于他后来是如何当兵的，这我可不知道；我记不得了；虽然他可能告诉过我；他总是逃跑，到处流浪。我只记得他曾给我讲过，当他因杀害一位长官而被判处四千棍的时候，他曾害怕得要死。“我知道，他们会严厉惩罚我的，这顿棍子可能会结束我的生命，虽然我挨惯了皮鞭，可这是四千棍呀——这可不是开玩笑！况且，所有的长官都恨透了我！我知道，他们不会轻饶我，我可能受不住这四千棍，他们会把我打死的。起初，我试图做祈祷，心想他们也许会饶恕的，虽然当时我的狱友们曾告诉过我，做祈祷也没有用，他们不会饶恕我的；不过，我心里仍这样想：不管怎么说，还是试试看吧，对于一个受过洗礼的人，他们也许会另眼看待的。他们也的确为我举行了祈祷仪式，在做祈祷时甚至称呼我为亚历山大；可是棍子还是照样挨；一棍子也没少打；我感到难过极了。我心里暗想：咱们等着瞧吧，我给你们耍个花招，也让你们这群家伙瞧瞧。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以为怎么样，我真的给他们耍了一个花招！我很会装死，装得不仅完全像死人一样，而且顿时灵魂出壳，两腿一伸就断气。我被带去受一千棍的毒打，他们打得我浑身像火烧火燎一样疼痛，连声叫喊；又带我去挨第二个一千棍，咳，这时我想，这回我可要完蛋了，他们打得我完全失去了知觉，腿也打断了；我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两眼发直，像死人一般，脸色发青，气也不喘了，口吐白沫。医生走过来说我马上就要死去。我被抬进医院，一到医院我立刻就苏醒过来了。后来他们又两次带我去受刑，他们恨我，简直把我恨透了，可是我又哄骗了他们两次；在打第三个一千棍的时候，刚打完，我就死过去了；在打第四个一千棍的时候，每打一棍，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疼痛，真是一棍比三棍还疼，他们打得我好重啊！他们一个个暴跳如雷。只剩下这致命的最后一千棍了（见它的鬼去吧！……），这一千棍比头三千棍更加难以忍受，我可别在这最后关头死去啊（只剩下二百棍了），我若不进行自卫，他们准会把我打死的；于是我又哄骗了他们，我假装死去，他们又信以为真了；他们怎能不相信呢，因为医生是相信我会死去的；于是他们更加怒气冲冲地打完最后二百棍，这二百棍打得比平时两千棍都重。尽管如此，他们仍没能把我打死。为什么没能把我打死呢？因为我从小就是在皮鞭抽打下长大的。正因为如此，我才活到了今天。唉，我总是挨打，我挨了一辈子打啊！”——当故事快结束的时候，他补充道。他仿佛陷入悲伤的沉思之中，仿佛在努力回忆和计算他总共挨过多少次打。“记不清了。”后来他又打破片刻的沉默，补充道，“至于我总共挨过多少次打？算不过来啦，算这又有什么用呢！我挨打的次数是无法计算的。”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起来，他笑得那么温和、自然，以致我只好对他报之以微笑。“您知道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直到现在，我夜里只要一做梦，总是梦见人家打我；我没有做过别的梦。”的确，他夜里常常喊叫，扯着嗓门喊，别的囚犯赶快把他推醒：“喂，你这个鬼东西，喊什么！”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小伙子，个头不高，活泼好动，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他和大伙都很合得来，尽管他喜欢偷东西，并常常因偷东西而挨揍；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囚犯当中又有谁没有偷过东西，又有谁不曾因偷东西而挨过揍呢？

我还要补充一点：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当这些受尽屈辱的人们讲起他们怎样挨打或讲起那些毒打他们的人时，他们总是显得特别宽宏大量，毫无怨恨之意。从他们的话音里，常常连一点点的气愤和仇恨也听不到，然而他们的故事往往立刻就扣住了我的心弦，使得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比方说吧，米—茨基也曾向我讲述过他受体刑的事；他不是贵族，而且只挨了五百棍。我是从别人口里了解到这件事的，并亲自问过他，是否确有其事？他回答得很简短，仿佛内心里感到痛苦似的，竭力不看着我，面孔涨得通红；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焰，气得嘴唇直打哆嗦。我感觉得到，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历史上的这一页的。然而我们的囚犯，几乎是所有的囚犯（我不敢担保没有例外），对这类事情却完全有另外一种看法。我有时曾这样想，他们是不会认为自己有罪的，更不会认为自己应该受惩罚，特别是当他们并非因反对自己阶层的人，而是因反对官场人物而犯罪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完全无罪。我已经说过，我从未看见他们受到过良心上的谴责，即使当他们因反对自己阶层的人而犯罪的时候也是如此。至于因反对官场人物而犯罪，那就更不必说了。我有时觉得，对于后一种罪行，他们似乎有一种独特的、实际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看法。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天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事实，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出于一种信念，不自觉地干出来的。比方说，尽管囚犯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因反对官场人物而犯罪是合法的，因而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承认，官方对他们的罪行则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而他们应当受惩罚，这样就谁也不欠谁的账了。这是双方在斗争。罪犯们晓得，而且毫不怀疑，他们自己阶层的人，普通老百姓，是会宣告他们无罪的；他们也同样晓得，普通老百姓是永远不会谴责他们的，而且绝大多数的人还会认为他们完全无罪，只要他们的罪行不侵害自己弟兄们的利益，不侵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就行。他们的良心是平静的，而良心又使他们增添了力量，使得他们在精神上不受到烦扰，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仿佛觉得他们有一种依托，因而他们不怨天尤人，反而认为他们遭遇到的事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这种事实既非由他而开始，也不会由他而结束，它还要在那已经开始了的、虽说是消极的，然而却是顽强的斗争中长期地继续下去。当士兵们同土耳其人打仗时，哪一位士兵会对土耳其人怀有个人的仇恨呢；可是，土耳其人仍然砍他，刺他，向他开枪。然而，也并非所有的人在讲述这类事情时，都是十分冷静和无动于衷的。比方说，人们在讲到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时就难免有几分气愤，虽然并不十分强烈。我闻知这位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的大名还是在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当然是从别的囚犯口里听到的。后来，他在我们这儿值班站岗，我才见到了他本人。此人年近三十，身体魁梧，长得又肥又胖，面颊上鼓出两块红通通的肥肉，牙齿雪白，笑起来声音洪亮，很像诺兹德廖夫[诺兹德廖夫是俄国作家果戈理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从他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他是世界上最不肯动脑子的一个人。当他被委任为刑吏的时候，他喜欢用棍棒拷打和刑罚犯人。我得赶快补充一句，我当时就曾把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看成是他们那些人中的一个怪物了，其他囚犯也是这样看的。不久以前，当然是在“时隔不久，但却难以置信”的不久以前，也曾有过尽心竭力执行这一职务的刑吏。但大多数刑吏干这一行都是出于无知，其实并无特别的热情。然而这位中尉却不然，他酷爱这一职业，就如同十分讲究的美食家喜爱美食一样。他喜爱行刑的各种技艺，甚至把它当做一种艺术而喜爱。就像罗马帝国时代那些贪图享受、腐化堕落的贵族一样，他把用刑当做一种享乐，发明创造出了各种惨无人道的用刑方法，以使他的精神振奋起来，使他那极度空虚的灵魂得到满足。瞧，一个囚犯被带来受刑，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是监刑官；他一看见那些手持粗大木棍、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长列的士兵，便不由得精神抖擞起来。他洋洋得意地绕着队列走了一遭，严厉警告每一个士兵要尽心竭力、问心无愧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否则……士兵们都明白这个否则是什么意思。受刑的罪犯被带出来了，倘若他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本人，倘若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听人讲述过这位中尉用刑的种种本领，那就看看中尉会玩出一些什么样的鬼花招来吧。（当然，这只不过是他那千百种鬼花招中的一种；这位中尉的鬼花招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任何一个囚犯，当他被扒光了衣服，两只胳膊被绑在枪托上，然后由两个军士拖拉着穿绿街的时候，——他往往都要痛哭流涕，苦苦哀求监刑官对他放宽刑罚，不要过重地惩罚他。这个不幸的人哀求道：“大人呀，您就发发慈悲吧，您是我的再生父亲，我要永生为您祷告，千万别把我毁掉，您就开开恩吧！”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正等着囚犯讲这些话呢；于是他停下来，显出深受感动的样子，开始跟囚犯谈话：

“我的朋友，”他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并不是我要刑罚你，这是法律呀！”

“大人，一切全掌握在您手心里，您就开开恩吧！”

“你以为我不可怜你吗？你以为我乐意看着你挨打吗？要知道，我也是一个人呀！依你说，我是不是一个人？”

“那当然啦，大人，事情很明显；您是父亲，我们是孩儿。您是我们的再生父亲呀！”囚犯喊道，开始感到有几分希望了。

“哎，我的朋友，你自己想想吧；你也有头脑，你想想看：我本人也知道，即使你是一个罪人，我也应该把你当做人看，对你宽大为怀……”

“大人，您说的是真理呀！”

“是呀，不管你罪孽多么深重，也应该对你发慈悲。可是，事情并不在于我，这是法律呀！你想想看！要知道我是在为上帝和祖国服务呀；我要是违背了法律，我就会犯下滔天大罪，你好好想想这一点吧！”

“大人！”

“嗯，这样吧！为了你，这样办好啦！我知道，这样做是有罪的，但也只好这样了……我宽恕你这一次，给你把刑罚减轻一些。不过，我这样做，要是给你带来危害呢？我这次宽恕了你，给你施的刑罚轻一些，你就会希望下一次也会这样，你就会再去犯罪，那该怎么办呢？其实，我心里也……”

“大人！我发誓！我在上帝的宝座前面发誓……”

“好，那好吧！你能向我发誓以后不再干坏事吗？”

“我若是再干坏事，天打五雷轰！让我来世……”

“别发誓了，这样做有罪。我相信你的话，你能给我立保证吗？”

“大人！！！”

“好啦，你听着，只是为了你这孤儿的眼泪，我才饶恕你这一次；你是孤儿吗？”

“是孤儿呀，大人，孤苦伶仃一个人，父母双亡……”

“好啦，就为了你这孤儿的眼泪我饶恕你这一次；不过，你要记着，这可是最后一次……把他带下去，”中尉用十分柔和的声调补充说，这时，囚犯真不知该如何虔诚地为这位大恩人祷告才好。于是，可怕的刑罚开始了，囚犯被带下去；鼓敲得震天响，棍棒在头上飞舞……“使劲打！”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扯着嗓门大声喊道，“给他加热！揍，揍！给他加热！给他再加点热，加热！狠狠地揍这个孤儿，狠狠地揍这个骗子！用劲给我打，用劲揍他！”士兵们抡起大棒狠狠地打，打得这可怜的人两眼直冒金花，他开始喊叫；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哈哈大笑，笑得他用手捂着肚子直不起腰来。他高兴，他开心，他那洪亮的笑声刚一中断，又传来他的叫喊声：“揍他，揍！给这个骗子加热，给这个孤儿加热！……”

此外，他还会玩出这样的鬼花招来：一个囚犯被带来受刑；这个囚犯又开始苦苦哀求他。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这一次不再装腔作势了，也不再扮鬼脸了，他单刀直入地说：

“你看，亲爱的，”他说，“我得狠狠地惩罚你一顿，因为这是你罪有应得呀。不过，因为是你，我想这么办：我不把你绑在枪托上。你一个人走过去，不过得按新办法：你要使出全身力气跑过整个队列，这样，每一棍虽然也会落在身上，但可能会轻些，你看怎么样？你想试试吗？”

囚犯一听，半信半疑，困惑莫解地沉思起来。“谁知道呢，”他暗自寻思道，“也许这种办法对我有利；我要是用劲一口气跑过去，痛苦的时间就可能缩短五倍，也许每一棍不一定都能打中。”

“好吧，大人，我同意。”

“那好，我也同意，开始吧！你们要注意，不许打空棍！”他冲着士兵喊道，尽管他事先就知道，哪一棍也不会落不到受刑者脊背上的；士兵也很清楚，若是打不中，他本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于是那个囚犯使足全身力气开始穿“绿街”，当然他连十五步也跑不过去；刹那间，棍棒像擂鼓，像闪电一般落在他的脊背上，那可怜的人惨叫一声，扑通跌倒在地上，就像中弹倒在地上一样。“不行呀，大人，还是按老办法吧！”——他一边说，一边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吓得脸色苍白，惊恐万状；而事先就晓得这场鬼把戏会有什么结果的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这时则哈哈大笑不止。关于他的种种鬼把戏，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是写不完的。

囚犯们谈起另外一位名叫斯麦卡洛夫的中尉时，口吻和心情就有点不同了，在我们那位少校被任命为典狱长以前，斯麦卡洛夫中尉曾暂时代理过典狱长的职务。当人们谈起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时，尽管口气十分冷淡，也未曾流露出对他的特别憎恨，但人们对他的丰功伟绩并不怎么欣赏，谁也没有夸奖过他，大家显然都很讨厌他，甚至有点儿鄙视他。然而一谈起斯麦卡洛夫来，大家便显得又高兴又愉快。问题就在于他并不特别喜欢施用刑罚，他身上一点儿也没有热列比亚特尼科夫的那种气质，但他也绝不反对用刑；说也奇怪，就连他的鞭笞也给囚犯们留下了甜蜜而愉快的回忆，——他多么善于迎合囚犯的心理啊！这是因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欢迎呢？的确，我们囚犯们也像全体俄国人民一样，为了一句悦耳的话，往往会把所有的痛苦都抛诸脑后，我是把这当做一种事实来讲的，并不是要从各个方面对他们加以评论。其实要想取悦于这样的人民并受到他们的欢迎，也并不难。所以，斯麦卡洛夫受到了特别的欢迎，以致人们一想起他使用过的刑罚来，就大为感动。当囚犯们拿他们过去的代理典狱长同现在的少校相比时，他们都感慨地说：“真是比亲爹还亲啊！”“他这个人太好啦！”他是一个朴实的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还是一个善良的人。长官们当中往往不仅有善良的人，甚至还有宽宏大量的人；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人们并不喜欢他们，有时甚至还对某些人大加嘲笑。问题就在于斯麦卡洛夫处事圆滑，以至我们大家都把他看做是自己人。这是一种巨大的本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天生的本领，就连那些具有这种本领的人，也往往没有细想过这一点。说也奇怪，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其实根本就不善良，但他们有时却能博得很大的声誉。他们不嫌弃，不厌恶下属人员，——我认为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没有花花公子的习气，也没有官老爷的派头，他们身上有一种普通老百姓所独有的特殊气味，我的天哪，老百姓对这种气味是多么敏感啊！为了这种气味，他们什么牺牲不肯做出啊！他们宁肯要最严厉的人，也不愿意要心地慈善的人，只要前者身上具有他们那种自制的粗麻布的气味就行。如果这个人再有一副真正的好心肠，那就更好了！我已经说过，斯麦卡洛夫有时刑罚人也相当厉害，但他很善于处理事情，结果人们不但不憎恨他，反而对他感恩不尽；我所处的那个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然而人们至今仍笑嘻嘻地、愉快地回味着他体罚人时的那种鬼把戏。不过他的鬼把戏并不多，因为他缺乏艺术家的想象力。其实，他只有一套鬼把戏，就是他成年累月对我们使用过的那唯一的一套鬼把戏；这套鬼把戏之所以令人感到亲切，也许就因为它是唯一的。不过，这其中也有很多奥妙。比方说，一个罪犯被带来受刑。斯麦卡洛夫亲自走到囚犯跟前，有说有笑地向他问长问短，问他个人的生活，家庭情况，犯罪的原因以及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询问这一切并无任何目的，也毫无奚落嘲弄之意，只是因为他的确很想了解这些情况。有人抱来一捆树条，又给斯麦卡洛夫搬来一把椅子；他坐在椅子上，掏出烟袋抽烟。他的烟袋杆很长。囚犯开始哀求他。“不行，老弟，躺下吧，哀求也没有用……”斯麦卡洛夫说；囚犯哀叹一声，趴在地上。“喂，亲爱的，你会背诵祈祷诗吗？”——“怎么不会呢，大人，我们是基督教徒，从小就会背诵。”——“那好，你就背吧。”囚犯知道应该背诵哪一首，而且事先就知道让他背诵这首祈祷诗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套鬼把戏已经对其他囚犯耍过三十次了。斯麦卡洛夫本人也知道囚犯已经明白他的意图，而且他也知道，就连那些手持树条站在受刑者旁边的士兵们也早已看惯他的这套鬼把戏了，但他还是要再耍弄一遍——他一向就很喜欢这首祈祷诗，也许就因为这首祈祷诗是他出于对文学的爱好而亲自编出来的吧。囚犯开始背诵起来，士兵们手持树条等待着，斯麦卡洛夫躬身向前，抬起一只手，熄灭了烟，等着背诵到那著名的一句。囚犯背完头几句以后，终于背到了“上有苍天”这一句。他等待的正是这一句。“停住！”欣喜若狂的中尉喊道，随即又兴高采烈地打着手势，向一个举着树条的士兵喊道：“敬他一顿美餐！”

他哈哈大笑起来。站在一旁的士兵也嘿嘿笑了起来，——打人的咧着嘴笑，挨打的也几乎撇着嘴笑了，尽管这时随着“敬他一顿美餐”的口令声，树条已在空中呼啸，顿时间就像刀割似的抽打在受刑者的肉体上。斯麦卡洛夫非常高兴。他高兴的是，他竟想得如此之妙——祈祷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上有苍天”和“敬他一顿美餐”正好押韵。斯麦卡洛夫于是心满意足地离开刑场，受刑者离开刑场时也似乎对自己、对斯麦卡洛夫都感到满意；半小时以后，他回到监狱，立即开始第三十一次地讲起那已重复过三十次的故事来。“照直说吧，他真是一个好人！这个人真有意思！”

在人们关于这位十分善良的中尉的回忆中，有时甚至有一种玛尼洛夫[玛尼洛夫是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人物，他以多情善感、想入非非、无所事事而著称。]的气息。

“老兄，有时你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囚犯一边讲，一边笑容满面地回忆着，“抬头一看，他身穿睡衣，正坐在窗口喝茶，端着烟袋吸烟。你脱帽向他鞠躬，他说：‘到哪去呀，阿克谢诺夫？’”

“‘干活去呀，米哈伊尔·瓦西里伊奇，我得赶快到作坊去。’——他笑了起来……真是一个好人呀！这个人太好啦！”

“这样的人真是少有！”一个听故事的人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