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的开头，已故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的《手记》的出版者认为有必要向读者做如下说明。

《死屋手记》第一章中曾简略提到过一个贵族出身的弑父者，而且是把他作为一个冷酷无情的典型例子来谈的，因为囚犯们往往以冷酷无情的口吻讲述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另外还提到，凶手在法庭上并未承认自己的罪行，然而根据那些熟谙这一案情的人所提供的情况可以看出，事实是那样明显，对于他的罪行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那些人还告诉《手记》的作者说，罪犯是一个行为十分放荡的人，他欠了债，由于渴望得到一笔遗产，便把自己的父亲杀死了。此外，弑父者被捕前所供职的那个城市的人，也都是这样来谈论这一案件的。关于这后一种情况，《手记》的出版者掌握有相当确凿的材料。最后，《手记》中还提到，那位弑父者在监狱里总是显得高高兴兴，精神状态非常好；他是一个性情乖张、轻率浮躁、遇事极不审慎的人，但他绝不愚蠢，《手记》的作者在他身上从未发现有什么特别残忍的东西。作者还补充了这样一句话：“当然，我是不相信这一罪行的。”

不久前，《死屋手记》的出版者从西伯利亚得到通知说，这个罪犯确实是无辜的，他白白地忍受了十年苦役的痛苦；他的冤案已由法庭正式昭雪。真正的罪犯已落入法网，并已招认，那个不幸的人也已获释出狱。出版者无论如何是不能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的……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关于这一事实的极为深刻的悲剧意义，关于被这一骇人听闻的指控所断送的年轻的生命，也无须多做评述了。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我们还认为，如果这一事实是可能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本身就给《死屋手记》中所描绘的图画增添了一个新的、极其鲜明的特点，并使得它更加完整了。

现在我们继续叙述下去。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终于习惯于我在狱中的处境了。不过，这个“终于”是经过了一个十分困难和痛苦的过程的，是相当缓慢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实际上我几乎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一年。正因为如此，这一年才自始至终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似乎觉得，这一年的每一个小时我都能依次记得。我还说过，别的囚犯也是很难习惯于这种生活的。我记得，在这头一年里，我常常暗自思忖：“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内心里都很平静吗？”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十分有趣。我已经说过，生活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囚犯都不像住在自己家里，他们好像是寄住在一个客店里，处在征途中，处在征途的某一段路程上。就连那些被发配到这里终身服苦役的人，也总是显得坐立不安，忧心忡忡，他们每个人想必都在暗自幻想着某种几乎不能实现的东西。这种旷日持久的焦虑不安，这种奇怪的急躁情绪和强烈的希望，尽管是以缄口无言表现出来的，但却是明显的；他们的种种希望是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的，但往往都像梦幻一样不切合实际，尤其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种强烈的希望往往产生于那些显然是最实际的人们的头脑，——这一切就使得这个地方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外观和特点，而且这些特点也许就构成了它的最富有代表性的特色。我似乎觉得，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是狱外所没有的。这里的人都是一些幻想家，这也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这种情况之所以令人感到可怕，乃是因为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使大多数囚犯都显得愁眉苦脸，郁郁寡欢，甚至带着一种病态。大多数人都沉默寡言，几乎凶狠到了要进行复仇的地步，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希望表露出来。朴实憨厚，襟怀坦白，往往受到人们的鄙视。希望越是不能实现，幻想家本人越是感到他们的希望不能实现，他们就愈加顽固地、羞怯地把它深埋在自己的心中，但却不能够甩掉它。谁晓得呢，也许有人还会暗自感到羞愧哩。俄罗斯性格中有那么多严肃而又清晰的见解，同时内心里又充满着那么多的自我嘲讽……也许正因为这些人总是在内心里对自己感到不满，他们在平时的相互关系中才表现出那么多的不耐烦，那么多的敌意和冷嘲热讽。譬如说，如果有那么一个更为天真、更加缺乏耐性的人忽然想出出风头，偶尔大声说出了大家心中的话，大谈特谈其幻想和希望，这个人立刻就会被人打断，遭到众人的围攻和嘲笑；不过我觉得，那些攻讦别人最起劲的人，他们自己的幻想和希望也许比别人更多。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监狱里，天真幼稚和头脑简单的人往往被别人看成是最鄙俗的傻瓜，因而受到人们的蔑视。正因为每个人都十分孤僻和自负，所以他们才蔑视那些善良和不自负的人。除了这些天真幼稚和头脑简单的饶舌家以外，其余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善良的和凶恶的，性格孤僻的和性格开朗的。性格孤僻而又凶恶的人非常多；如果他们当中也有人天生爱说话的话，那就一定是一些永无休止的造谣诽谤者和怀有强烈嫉妒心的人。他们对别人的任何事情都加以干涉，但他们却从不向别人吐露自己的真实感情和内心的秘密。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宜的。心地善良的人（这种人很少）都很文静温和，沉默寡言，他们把自己的期望埋藏在心中，当然，他们比那些性格忧郁的人更倾向于幻想和相信自己的期望。此外，我觉得监狱里还有一些完全绝望的人。比方说，那个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的老人就属于这种人，尽管这种人很少。从表面上看，这位老人很平静（我已经谈过他了），但根据某些迹象，我认为他的精神状态是十分可怕的。不过，他有自救的方法：祈祷和殉教的观念。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个神经失常、读《圣经》读得入了迷、曾用砖头砸过少校的囚犯，大概也是一个完全绝望和失掉了最后希望的人；但又因为一个人如果完全失掉希望就无法生存下去，于是他便想出一种解救的办法：自觉自愿地、几乎是人为地去殉教。他声称他用砖头砸少校并非出于仇恨，仅仅是为了想要受难。谁晓得他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一个人如果没有目的和为达到目的而做的努力，他就不能生存下去。一个人如果失掉了目的和希望，他就会由于苦恼而变成一个恶魔……我们囚犯的目的，就是自由和摆脱苦役。

我现在力图把狱中所有的人都加以分类，然而这能做得到吗？同极其细微的抽象思维活动相比，现实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是不能对其进行明显和重大的区分的。现实生活的趋势是分化。我们囚犯也有自己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很糟，但毕竟也是一种生活，它不仅是一种法定的生活，而且包括我们的内心生活。

我已经说过，在我蹲监狱的初期，我不能也不善于深入理解这种生活的内在实质，因此，它的一些表面现象在当时曾使我感到有说不出来的苦恼。我有时简直想要憎恨那些也和我一样的受苦人。我甚至嫉妒他们，诅咒自己的命运。我所以嫉妒他们，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同伴中间，他们彼此平等，彼此了解，虽然实际上他们也和我一样，十分厌恶和痛恨这种在棍棒下结成的同志关系和这种强制性的集体生活，每个人都渴望摆脱这种生活。我再重复一遍，我在恼怒时产生的这种嫉妒心，是有其正当的理由的。有人说，一个贵族，一个有教养的人，在服苦役和蹲监狱期间所感受到的痛苦，是和任何一个庄稼汉完全一样的；这种说法其实完全不正确。我最近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并读了这方面的文章。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是对的，是人道主义的——大家都同样是人，囚犯也是人。但这一概念未免太抽象了，它忽略了很多具体的条件，这些具体条件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够理解。我并不是说，一个贵族或者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似乎就更加丰富，更加细腻，他们在精神发展方面就更加成熟。一个人的精神及其发展程度是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的。甚至教育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作为衡量的尺度。我愿意首先出来作证，就是在那些最没有受过教育、最受压抑的受苦人当中，我也遇到过一些精神世界非常丰富的人。在监狱里往往有这种情况，你认识一个人已经多年，总觉得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野兽，因而藐视他。可是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内心世界却突然充分地显示了出来，这时你就会看到他的思想感情是多么丰富，他的心灵是多么善良，他对自己和别人的苦难了解得多么清楚，这一切都会使你大开眼界，一开始你甚至不敢相信你亲自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形：一个有教养的人有时却表现得十分野蛮和厚颜无耻，使你感到厌恶，不管你心地多么善良，也不管你过去如何看待他，你在自己心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原谅他或替他辩解的理由。

我也无须去谈习惯、生活方式、饮食等方面的改变了，这些方面的改变对于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人来说，当然要比一个庄稼汉更加痛苦，因为一个庄稼汉即使在自由时也常常挨饿，在监狱里起码是可以吃得饱的。我不想争论这些。可以设想，对于一个稍微有点意志力的人来说，这些困难同别的困难相比都算不了什么，虽然，习惯的改变实际上也绝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还有比这更大的困难，遇到那些困难时，人们就不会去注意居住条件的肮脏和拥挤，饮食的不足和不洁了。一个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一个娇生惯养的人，尽管过去过惯了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生活，如今当他汗流满面地干了一天活之后，他也会狼吞虎咽地嚼吃黑面包，喝带有死蟑螂的菜汤。对于这些是可以习惯的，正如那首讽刺一个身陷囹圄的花花公子的幽默歌曲中所唱的：

顿顿给我白菜加凉水——

我吃起来也是狼吞虎咽。

不；比这一切更加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普通囚犯入狱后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和其他的人完全一样，如同来到自己家里，在这个集体里开始享有和别人同样的权利。大家了解他，他也了解大家，大家都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同伴，看做自己人。然而，一个贵族就不同了。不管他如何正直、善良、聪明，他将一连数年受到人们的敌视和蔑视；他不能为大家所了解，更主要的——大家都不信任他。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同志；虽然经过多年以后，他做到了使别人不再欺负他，但他仍然是一个局外人，他将永远忍受被别人疏远和孤独的痛苦。囚犯们对他的疏远有时也并非完全出于恶意，而是无意识的。他不是自己人，仅此而已。再没有比生活在一个不适宜的环境里更可怕的了。一个从塔干罗格迁居到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港的庄稼汉，立即就会在那里找到一个和他一样的俄罗斯庄稼汉，他们立即就能达成协议，两个小时以后，他们就和睦共处地住在同一间小木房或窝棚里。可是贵族出身的人却不然。他们同平民之间似乎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当那位贵族突然间完全失掉了他原先的一切特权并变为一个平民时，这一点更能充分地看得出来。哪怕他同一个平民结识了一辈子，四十年间在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场所天天和他打头碰面，甚至作为恩人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父辈同他交往，——也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他。一切都不过是视觉上的错误而已。我知道，每个读了我这些话的人，都会说我在夸张。不过，我坚信这是正确的。我不是从书本上，也不是从抽象的概念，而是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得出这一结论的，我的这一论断将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也许以后人们就会了解这一论断是多么正确。

事有凑巧，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很快就证实了我的观察，并使我受到强烈的影响。第一年夏天，我经常孤单单一个人在狱中各处溜达。我已经说过，我当时正处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之中：我甚至无法鉴别也区分不出囚犯当中哪些人会喜爱我，或者以后会喜爱我，尽管他们从来也没有平等地对待过我。我也结识了几个贵族，但同他们的友谊从未使我心头感到过轻松。我对什么都看腻了，但又无处躲避。于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从一开头就使我最清楚不过地明白了我的孤独处境以及我在狱中的特殊地位。这件事发生在夏天，七月末，那天天气晴朗而炎热，吃过午饭以后，人们像往常一样正睡午觉，以便下午出工干活，可是忽然全监狱的人都起床了，开始在院子里站队集合。在这以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当时我正陷入深思之中，想自己的心事，以致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几乎无所察觉。其实，囚犯们已在暗中骚动三天了。这次骚动也许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了，正像我后来所猜测的那样，我不由得回想起囚犯们的某些谈话，而且最近以来囚犯们吵架的次数也增多了，人们都显得愁眉不展，心情特别不好。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由于繁重的劳动、漫长而无聊的夏日、对森林和对自由的不由自主的向往、短促的夏夜、睡眠不足等原因造成的；也许，这一切汇聚在一起，便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不过爆发的导火线，却是因为伙食。近几天来，囚犯们在狱室里，特别是在厨房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总是大声发牢骚，十分气愤，他们对炊事员感到不满，甚至试图把其中的一个换掉，可是刚换上去的那个炊事员很快又被撵走，又换上了原来的那个。总之，大家的心情都非常不安。

“干的是牛马活，喝的却是肚肠子汤。”常常有人在厨房里发牢骚说。

“不喜欢喝这种汤，那就叫个奶油冻吧。”另一个人接着说。

“弟兄们，我非常喜欢喝这种汤。”第三个人搭腔道，“因为它味道很香。”

“要是天天给你喝这种汤，你也觉得很香吗？”

“当然啦，现在是吃肉的季节了。”第四个人说道，“我们在窑场干活累得腰酸腿痛，干活干累了，见到什么都想吃。可是肚肠算是什么食物呀！”

“不喜欢肚肠，那就吃心吧。”

“就算再添上心，老让我们吃肚肠和心，这算什么食物！还讲不讲一点公理？”

“是呀，伙食太糟啦。”

“放心吧，人家的腰包早填满啦。”

“这可不是你管得着的事儿。”

“我管不着，谁管？可肚子是我的呀。依我看，我们大伙若是一齐去请愿，伙食就会办好。”

“请愿？”

“是的。”

“为了那次请愿，把你揍得还轻吗？你这个傻瓜！”

“说得倒也对，”另一个一直没有开口的囚犯发牢骚道，“可是，光着急有什么用呢！请愿时你怎么说？你这个傻瓜，你倒先说说看。”

“我是要说的。如果大家都去，我就跟着大伙一块儿去说。我就说我们的伙食太糟啦。我们中间有的人起小灶，有的人却只能吃大锅饭。”

“瞧你这个小机灵鬼！看人家吃得好，就眼馋啦。”

“看着别人的钱财别眼红，早起晚睡不受穷。”

“不受穷？……这一回我可非要跟你争论到老不可。这就是说，你有钱，你想袖手旁观吗？”

“有钱的是叶罗什卡，他有狗又有猫。”

“说实在的，弟兄们，还坐着等什么？这种伙食咱们也吃够啦。人家扒我们的皮，我们干吗不找他说理去？”

“干吗？你大概是希望人家把食物嚼烂再送到你嘴里去吧，你吃惯现成的啦。要知道我们是在服苦役呀，你懂不懂？”

“你们瞧，果然是这样：老百姓吵一吵，将军吃个饱。我的天哪！”

“说得对。八只眼可吃得又肥又胖。他还买了两匹大青马哩。”

“哼，他还喜欢喝酒。”

“前几天他和兽医玩纸牌时打起来啦。”

“他们玩了一个通宵，我们的那位动了两个小时的拳头。这是费季卡说的。”

“所以才让我们喝肚肠子汤。”

“哎，你们这些傻瓜！这种事我们可干不得。”

“大伙都出面去说，看他还有什么辩白的理由。我们要坚持到底。”

“辩白的理由！他会把你的门牙打掉，准会这样干的。”

“还会把我们送交法庭审判……”

总之，大家都激动起来了。最近一个时期我们的伙食的确很不好。而且各种各样的事情又接踵发生。更主要的是大家都很苦闷，内心里憋着一肚子火。苦役犯都是一些天生爱打架和爱闹事的人；不过，成群结伙聚众闹事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他们的意见总是不一致。他们每个人也都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往往大话说得多，实际事干得少。不过，这一次骚动却不同于往常。囚犯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狱室里，院子里，议论纷纷，破口大骂，怒气冲冲地回忆着少校任职期间所干的一切坏事，把他的老底都给抖搂出来了。有几个人特别激动。在任何这样的场合，往往会出现一些出谋划策者和领头人。这次请愿的领头人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不仅在监狱里，而且在各个工地、营地和其他地方都很有名。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到处都有这样的人，而且都很相似。这种人热情洋溢，渴望得到正义，他们都十分天真和真诚地相信，正义一定能够得到，而且立刻就能得到。这种人并不比别人愚笨，其中有些人甚至也很聪明，但他们往往过于急躁，缺乏机智和审慎。在这类事情中，如果有人善于因势利导，能够引导群众赢得事业的胜利，他们就会成为另一类型的人，即人民的带路人和天然领袖，不过这种人在我们当中是非常少的。然而，我现在所说的这次请愿的出谋划策者和领头人，几乎总是把事情引向失败，他们自己则为此而被投进监狱或被发配服苦役。他们由于过激而遭到失败，然而也正因为过激，他们才会对群众发生影响。群众都乐意跟他们走。他们的热情和义愤影响着每一个人，到最后，就连那些最犹豫不决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对成功的盲目信心甚至对那些最顽固不化的怀疑主义者也有诱惑力，尽管他们的信心往往显得那么不稳定，那么幼稚可笑和缺乏根据，以致连旁观者都感到惊奇：为什么群众会跟着他们走？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总是走在前头，而且无所畏惧。他们像一群公牛似的低着头，挺着犄角横冲直闯，但他们往往缺乏远见，又不谨慎，更不会玩弄那种纵横捭阖的诡谲手段，而有些卑鄙无耻的人却善于利用这种手段赢得胜利，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安然无恙地从漩涡里跳出身来。这种人是必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人肝火很旺，爱发牢骚，暴躁易怒，而且缺乏耐性。他们眼光非常短浅，不过这也或多或少构成了他们的力量。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往往不是奔向直接的目标，而是走到斜路上去，他们不注意大事，却往往抓住一些小事不放。这正是他们遭到毁灭的原因。但他们却能为群众所了解，这也正是他们力量之所在……不过，我还必须讲一讲请愿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监狱里有几个这样的人，也参加了请愿。他们都显得格外激动。特别是其中有个叫马尔蒂诺夫的囚犯，他过去当过骠骑兵，性情暴躁，不守本分，且又多疑，不过他很正直和诚实。另外一个叫瓦西里·安东诺夫，是一个沉着冷静而又易怒的人，他举止十分傲慢，脸上总是流露着嘲讽的微笑，但很有修养，而且也很正直和诚实。我不能对所有的人都一一加以描述了，因为这样的人很多。至于彼得罗夫，更是不停地跑前跑后，倾听人们的谈话，自己却很少发言，显然他很激动，他是第一个从狱室里跑出来站队的。

正在狱中值勤的班长立刻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那些已经站好队的囚犯们彬彬有礼地请他转告少校：全体苦役犯想要和他谈话，要当面请教他几件事。所有的残废老兵也跟着班长跑了出来，并在囚犯的对面站好队。交给班长的这项任务是非同寻常的，使他感到惊恐万状。但他又不敢不立刻去向少校报告，因为第一，如果囚犯们骚动起来，就可能会闹出什么乱子。我们的狱方人员都非常害怕囚犯闹事；第二，即使什么事也不发生，比方说，囚犯们改变了主意，又立刻散开，他这个当班长的也应该把所发生的一切立刻报告给长官。他吓得面色苍白，浑身发抖，急忙跑去向少校报告，他甚至顾不上亲自问明情况并规劝一下囚犯们。他看得出来，囚犯们现在是不会跟他谈话的。

我一点也不清楚所发生的事情，也跟着大伙出来站队。事情的详细经过我是后来才打听到的。当时我以为是要站队点名，但又不见值日官来，这使我感到奇怪，我于是四下里张望。人们的面孔都很激动、气愤。有的人甚至面色苍白。总的说来，大家都很焦急，沉默不语，等待着少校的到来。我注意到，很多人都带着特别惊奇的神色瞧着我，然后又一声不吭地掉过脸去。看来，他们看到我和他们站在一起，都感到惊奇。他们显然不相信我也会参加请愿。那些站在我周围的人很快又向我转过身来，大家都用疑惑的目光瞧着我。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站得离我很远的瓦西里·安东诺夫粗暴而又大声地问我；在这以前，他跟我说话时总是用“您”称呼我，对我相当有礼貌。

我困惑不解地看着他，仍竭力想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我已猜到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是呀，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回狱室去吧。”说话的是军犯部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在这以前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是一个善良而又温和的小伙子。“这儿的事与你无关。”

“我看见大家都出来站队，我以为是点名呢。”我答道。

“瞧，他也爬出来啦。”一个人喊道。

“铁钩鼻子。”另一个说。

“苍蝇拍子！”第三个人带着难以描述的轻蔑神情说道。这个新的绰号立即引起了一阵哄笑。

“他在伙房里起伙，是抬举我们。”有人补充说。

“到处都是他们的天堂。这儿是监狱呀，可他们却吃白面包，还买奶猪。你是自己起伙，往这儿钻干什么？”

“这里不是你站的地方。”库利科夫走过来，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他挽起我的胳膊，领着我走出队列。

他本人面色苍白，两只黑眼睛炯炯有神，紧紧地咬着下嘴唇。他若无其事地等待着少校的到来。我顺便插几句：每逢这种场合，即需要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观看库利科夫的表情。他非常喜欢炫耀自己，但也实干。我觉得，即使上断头台，他也会穿得漂漂亮亮，昂首阔步走上前去的。如今，当大家都对我不礼貌并咒骂我时，他显然故意加倍地显得对我彬彬有礼，而且他的话特别坚定有力，甚至有点傲慢，不容任何人反驳。

“我们在这儿办自己的事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这儿没有您的事。您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待一会儿吧……你们的人都在厨房里，您到那儿去吧。”

“让他滚回无脚后跟的安季普卡居住的第九根柱子那儿去吧！”有人应声说道。

从稍稍打开一点的厨房窗口，我确实看到了我们的那几个波兰难友；不过，我觉得，除了他们，那儿似乎还有不少别的人。我困惑不解地向厨房走去。身后发出一片笑骂声和嘘嘘声（在监狱里，人们用嘘嘘声代替吹口哨）。

“不高兴啦！……嘘——嘘——嘘！滚蛋吧！……”

直到现在，我在监狱里还从未受到过这么大的侮辱，这一次使我感到非常痛心。可是，我正赶到节骨眼儿上了。在厨房穿堂里我遇上贵族托—夫斯基[指西蒙·托卡尔热夫斯基（1823—1900），他是反对农奴制、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波兰农民协会的会员，著有《七年苦役》一书。]，他是一个坚毅果敢、气度豁达的青年人，他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却非常喜爱Б。苦役犯们往往把他同别的贵族区别开来，甚至有点儿喜爱他。他英勇果敢，强壮有力，这从他的每一个动作上都能看得出来。

“您怎么啦，戈梁奇科夫，”他冲着我喊道，“到这儿来吧！”

“他们在那边干什么？”

“他们在请愿，难道您不知道吗？他们当然不会成功的，因为谁会相信苦役犯的话呢？狱方会调查主谋人，如果我们待在那边，他们当然就会把暴乱的责任首先推到我们身上。要记着我们是因为什么进监狱的呀！他们不过挨一顿鞭笞罢了，我们可得去受审。少校恨透了我们这些人，把我们都毁灭掉他才高兴呢。他会利用我们把他自己洗清的。”

“而且这些苦役犯会出卖我们。”当我们走进厨房的时候，米—茨基补充说。

“放心吧，狱方不会发慈悲的！”托—夫斯基接着说。

厨房里除了几个贵族以外，还有很多人，总共有三十来个。他们所以留在这里，都是因为不愿意参加请愿，——一些人是出于怯懦，另一些则由于坚信任何请愿都无济于事。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在这里，他是任何类似事件的顽固不化的天然反对者，他认为请愿会破坏狱中的正常秩序，也不符合道德规范。他一言不发，十分平静地等待着事件的结束；他对这次请愿会有什么结果一点也不关心，相反，他深信狱方的秩序和意志必然会胜利。伊赛·福米奇也在这里，他困惑不解、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贪婪而胆怯地倾听着我们的谈话。他感到十分不安。所有出身于平民阶层的波兰苦役犯，也都和他们的贵族同胞待在一起。这里还有几个胆小怕事的俄国人，尽管他们总是受压抑，但却一句话也不敢说。他们不敢和其他囚犯一起参加请愿，只是满腹忧愁地等待着事件的结束。最后，这里还有几个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囚犯，他们并不是胆小怕事的人。他们所以不参加请愿，乃是因为他们固执而又傲慢地坚信，这一切都是胡闹，除了把事情搞坏，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不过我觉得，他们此时仍感到有点尴尬，显得并不那么完全自信。尽管他们也晓得他们关于请愿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事后也得到了证实，但他们仍觉得好像是背弃了自己的难友，把难友出卖给少校了。那个因伪造货币而入狱并夺去了库利科夫兽医生意的、十分精明能干的西伯利亚庄稼汉尧尔金也在这里。从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来的那个老人也在这里。炊事员们也都留在厨房里没有出去，他们想必认为他们也属于狱方人员，因而参加请愿，反对狱方是不适宜的。

“不过，”我开始犹豫不决地对米—茨基说，“除了这些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去站队了。”

“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Б悻悻地说。

“我们若是出去，就会比他们多担一百倍的风险；这有什么必要？Je haïs ces brigands[法语：我恨这些强盗。]。难道您以为他们请愿会有什么结果吗？我们为什么要参与这种蠢事？”

“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一个苦役犯接着说，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凶狠的老头子。阿尔马佐夫也在这里，他赶忙附和着说：

“除了每人挨五十大棍，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的。”

“少校来啦！”有人喊道，于是我们都拥到窗口去观看。

少校凶相毕露、怒气冲冲地飞跑进来，满脸通红，戴着墨镜。他一言不发，但却果敢地走到队前。在这种场合他确实是很果敢的，而且勇气十足。不过，他几乎总是处于半醉状态。就连他那顶沾满油污、着黄边的军帽和肮脏的银白色肩章，这时都孕育着一种不祥之兆。紧跟在少校后面跑来的是司书佳洛夫，他在我们监狱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实际上掌管着狱中的一切，甚至能左右少校；此人狡猾、聪明，但却不是一个坏人。囚犯们对他都感到满意。跟在他们后面跑来的是我们的那位军士，他显然已经受到一顿十分严厉的申斥，还有十倍的不幸在等着他呢。接着跑来的是卫兵，人数不多，只有三四个人。自从打发人找少校以后，囚犯们似乎都脱帽站着，这时他们马上挺直腰板，整好衣帽，每个人都倒换一下脚站好，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着长官的第一句话，或者更准确地说，等待着他的第一声喊叫。

少校立刻发作起来；他没说上两句话就扯着喉咙大喊起来，甚至发出一种刺耳的尖叫，他几乎要发疯了。我们从窗口看见他顺着队列跑着，冲着囚犯们追问。不过，由于离得太远，我们未能听得见他的问话以及囚犯们的回答。我们只听见他尖着嗓子狂喊：

“造反啦！……出列……主谋人！你是主谋人！你是主谋人！”他一边喊，一边向人们扑去。

听不见回答。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有一个囚犯被拉出来，送进了卫兵室。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被送进卫兵室，接着是第三个。

“我把你们全都送交法庭审判！让你们再造反！谁在厨房？”他从敞开的窗口看见了我们，便尖着嗓子喊了一声，“都到这儿来！把他们都赶到这儿来！”

司书佳洛夫向厨房走来。等他来到厨房后，有人告诉他，这里的人没有参加请愿。他立即跑回去报告少校。

“哦，没有参加！”他的话声顿时降低了两个音阶，显出高兴的样子，“不管参加还是没有参加，都到这儿来！”

我们走出来。我似乎觉得，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往外走。我们低着头走了出来。

“哦，普罗科菲耶夫！还有尧尔金，是你呀，阿尔马佐夫……站好，站好，你们都站在一起，”少校一边温和地打量着我们，一边用急促而柔和的声调对我们说，“米—茨基，你也在这儿……把名字都记下来。佳洛夫！立刻造一张表，哪些人满意，哪些人不满意，全都写上，然后把表交给我。我要把你们全都……送去审判！我要教训教训你们这些骗子手！”

这份表起了作用。

“我们满意！”从那些不满意的人群中忽然有人闷闷不乐地喊道，不过声音似乎不怎么坚决。

“哦，你们满意！还有谁满意？满意的都站出来！”

“我们满意，我们满意！”又有几个声音喊道。

“你们满意！这么说，是有人在煽动你们啰？可见，有主谋人，有谋反者！他们会更倒霉的！……”

“天哪，这是要干什么？”人群中有人喊道。

“这是谁，谁在喊？”少校一边咆哮着，一边朝发出声音的那边跑去，“是你呀，拉斯托尔古耶夫，是你喊的吗？送卫兵室！”

拉斯托尔古耶夫是个全身浮肿、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他走出队列，慢吞吞地向卫兵室走去。其实那一声并不是他喊的，不过由于少校认定是他，他也就不敢申辩了。

“真是吃饱了就惹是非！”少校在他身后嗥叫着，“瞧你吃得肥头大耳，三天不挨揍，你就……我要把你们全都查出来！满意的，站出来！”

“我们满意，大人！”传来几十个闷闷不乐的声音，其余的人都倔强地一声不吭。这正是少校所期望的。显然，以某种和解的方式尽快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对他本人也有好处。

“哦，现在大家都满意了！”他赶忙说，“这我看得出来……我知道。这里有人在煽动！他们当中显然有主谋人！”他冲着佳洛夫继续说，“这件事必须详细调查。不过现在……现在该出工啦。敲出工鼓！”

派工时，他亲自坐镇监督。囚犯们都一声不响、郁郁不乐地向各个工地走去，不管怎么说，他们显然都巴不得赶快离开他的视线。派完工，少校立即到卫兵室看了看，吩咐如何惩罚那些“主谋人”。不过这次惩罚并不很重。他甚至匆匆地就结束了这件事。后来听说，有个囚犯曾请求他宽恕，他立即就宽恕了他。显然，少校的心情也有点不佳，他甚至也许有点害怕。在任何情况下，请愿都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其实，诉几句苦也算不上是什么请愿，况且这次也不是向最高长官请愿，而是向他少校本人提出的，不过，这终究是一件使人感到难堪和有伤体面的事情。尤其使他感到不安的是，所有的囚犯都闹起来了。因此，无论如何也得赶快把事情平息下去。“主谋人”很快就被释放了。第二天，伙食的确有所改善，尽管没有维持多久。头几天，少校常来狱中巡视，并常常发现一些违章现象。我们那位军士似乎仍然惊魂未定，总是显得忧心忡忡，茫然不知所措。至于囚犯们，在这次事件以后，也久久未能平静下来，但他们都不像以前那样激动了，而是默默地感到惶悚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有些人甚至垂头丧气起来，另一些人则照常发牢骚，不过谁都不愿再提请愿的事。很多人仍显得有点气愤，他们大声地互相挖苦讽刺，好像是以此来惩罚自己参加请愿似的。

“结果怎么样，老弟，吃不了兜着走吧！”一个人说。

“只图一时痛快，现在可尝到苦头了。”另一个人补充道。

“哪有耗子给猫系铃的呢？”第三个人说。

“不挨几棍子是不能使我们弟兄们相信的。嘿，这一回没把我们每个人都揍一顿，就算不错了。”

“你以后也该多动动脑子，少说闲话才是。”有人恶狠狠地说。

“你教训谁？想当教师爷吗？”

“教你多懂点事。”

“谁要你来教训，你算老几？”

“我嘛，暂且还是一个人，可你算什么东西？”

“你是狗嘴里吐出来的一块骨头。”

“那说的是你自己。”

“好啦，好啦，住嘴吧！你们叫嚷什么！”两个吵架的人受到众人的呵斥……

就在请愿那天的傍晚，下工回来，我在狱室后面碰见了彼得罗夫。他正在找我。他走到我跟前嘟哝了几句，似乎是两三句含混不清的慨叹，但很快又心不在焉地沉默起来，呆呆地和我并排走着。那件事仍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以为彼得罗夫会向我做一些解释的。

“请告诉我，彼得罗夫，”我问他，“你们的人是不是生我们的气啦？”

“谁生谁的气？”他若有所思地反问道。

“囚犯们生我们……贵族的气？”

“为什么要生你们的气呢？”

“哎，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请愿。”

“你们干吗要参加请愿呢？”他问道，仿佛想竭力搞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你们不是自己起伙吗？”

“我的天哪！要知道你们当中也有人自己起伙呀，可他们都参加了。哎，我们本应该参加的……因为咱们是朋友嘛。”

“可是……你们算是我们的什么朋友呀？”他困惑莫解地问道。

我赶忙瞧了他一眼：他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可是在这一瞬间我却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了。那个很久以来就使我感到困惑和苦恼的问题，现在第一次被我彻底搞清楚了，我突然明白了许多在此以前我一直琢磨不透的事情。我明白了：即使我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囚犯，即使我将永远被囚禁在监狱里，即使我是一个特别部的犯人，他们也永远不会把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的。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彼得罗夫当时的神态。在他那句“你们算是我们的什么朋友呀？”的问话里，包含着多少真诚、天真无邪和毫不做作的困惑莫解啊。我曾这样想：这句话里是否含有讥讽、恶意和嘲笑的意味呢？一点也没有；我不是他们的朋友，仅此而已。他说这句话时心里也许在想：“你走你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你干你的事情，我们干我们的事情；咱们不是一家人呀！”

的确，我曾这样想过：请愿结束后，他们会把我们吃掉，不让我们活下去的。其实并非如此：我们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听到过，也没有觉察到对我们有任何特别的怨恨。他们只不过仍像以前那样有时偶尔抱怨我们几句，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而且，他们对于所有那些留在厨房里没有参加请愿的人以及最先喊出“我们满意”这句话的人，也一点儿没有生气发怒过。谁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于这后一点我是不能够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