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自己人，即那些“贵族们”，特别是在初期。不过，在被关押在我们监狱里的那三个从前的俄国贵族（阿基姆·阿基梅奇、暗探A和那个被认为是弑父者的人）当中，我与之交往和交谈的只有阿基姆·阿基梅奇一人而已。而且说实在的，也只有当我感到绝望，感到十分烦闷，除了他再也找不到交谈者的时候，我才去找阿基姆·阿基梅奇。在上一章里，我曾试图把我们所有的囚犯加以分类，现在既然谈到了阿基姆·阿基梅奇，我认为不妨再增加一类。诚然，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只有他一个人。这是一类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苦役犯。当然，完全漠不关心的人，即那种认为过自由生活和过监狱生活并没有什么两样的人，在我们监狱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不过，阿基姆·阿基梅奇似乎是个例外。他在狱中安排得那样舒适，仿佛打算要在这儿过一辈子似的：他使用的一切东西，从被褥、枕头到其他物品，质地都很结实，安放得井然有序，看不出有任何临时寄宿的痕迹。他还得在狱中蹲很多年，不过，他大概也从未考虑过出狱的问题。他之所以安于现状，当然并非出于真心，而多半是出于对上级的屈从，不过对他来说，这反正都是一样。他是一个好人，起初甚至帮我出过一些主意，帮我操办过一些杂务；不过我得老实承认，有时，特别是在初期，他曾使我感到十分懊丧，使得我本来就很忧郁的心情更加苦闷不堪了。我正是由于苦闷才找他谈话的。我渴望他能讲几句充满生气的话，哪怕是几句气愤和激昂的话也行，我们好一同发泄心中的怨气，诅咒我们的命运；可是他却一声不吭地糊着他的那些小灯笼，或者讲述他某年某月曾参加过什么阅兵式，他们的师长是谁，叫什么名字，对阅兵式是否满意，给炮手发出的信号如何不断变换，等等。而且他的声调是那么平淡而又彬彬有礼，犹如滴答滴答往下滴水一样。即使当他讲到他在高加索因参加某次战役有功，长官们把“圣安娜”勋章给他佩挂在战刀上时，他几乎也一点没有振奋起精神来。只是这时他的声音似乎变得异常庄重严肃；当他说出“圣安娜”勋章这几个字时，他把声音稍微压低，显出一种神秘的样子，说完以后沉默了两三分钟，显得格外庄重……在头一年里，我也有过糊涂的时候，有时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憎恨起阿基姆·阿基梅奇来，我暗自诅咒自己的命运不好，不该让我头挨着头地和他睡在一个通铺上。一个小时以后，我又为此而责怪自己。不过，这都是在头一年中发生的事；后来我就在内心里跟阿基姆·阿基梅奇完全和解了，并为自己原先的糊涂想法感到羞愧。我记得，我和他表面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

除了这三个俄国贵族以外，在我蹲监狱期间，我们这里还关押过八个贵族。我曾同其中几个过从甚密，我甚至也很乐意接近他们，不过并非同所有的人。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物也都显得有点病态，性格孤僻，而且十分偏执。其中有两个我后来干脆就不跟他们来往了。他们当中受过教育的只有三个人：鲍—斯基、米—茨基和年事已高的若—斯基[指波兰革命家约瑟夫·若霍夫斯基（1800—1851）。他因一八四八年在华沙发表革命演说而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十年徒刑。]，后者原是某地的一位数学教授，他为人善良忠厚，但性格却十分古怪，他虽然受过教育，但眼光极其短浅。米—茨基、鲍—斯基和他完全不同。我一开始就和米—茨基相处得很好，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我很尊敬他，但我从来也不能喜爱他和依恋于他。他是一个疑心很重而又凶狠的人，具有惊人的自制力，很善于抑制自己。然而，也正因为他善于抑制自己，我才不喜欢他：我似乎觉得，他从未向任何人打开过自己的心扉。不过，也许是我看错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而又特别高尚的人。他与人交往时那种特别老练而又多少有点狡猾的巧妙手腕和慎重态度，正好暴露出他内心深藏着的怀疑主义。不过，他的缺点也正在于这种双重性格：既疑心重重，又坚定不移地深信自己那种独特的信念和希望。尽管他很善于处事，但他和鲍—斯基及其挚友托—斯基却是死对头。鲍—斯基是一个体弱多病并带有结核病症状的人，他性情暴躁，爱动肝火，实际上却非常善良，而且气度豁达。他有时简直暴躁到使人完全无法忍受和乖张任性的地步。我由于忍受不住他的这种性格，后来便和鲍—斯基决裂了，然而我任何时候都不能不爱他；我同米—茨基虽然没有争吵过，但我从未爱过他。我同鲍—斯基决裂后，接着也就立刻同托—斯基断绝了来往，在上一章讲述那次请愿事件的时候，我曾提到过这位年轻人。这使我感到十分难过。托—斯基虽然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他善良、勇敢，总之，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人。问题在于，他非常热爱和尊敬鲍—斯基，甚至对他崇拜到这样的地步：谁若是跟鲍—斯基有一点不和，他就立刻把那个人看做是自己的敌人。他后来所以和米—茨基闹翻，似乎也是因为鲍—斯基的缘故，虽然他们的友谊已保持了多年。其实，他们都是一些精神失常、肝火很旺、暴躁易怒而又疑心重重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处境很困难，比我们困难得多。他们都远离祖国，其中有些人的刑期很长，十年，二十年，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总是怀着很深的偏见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人，只看到苦役犯残酷无情的一面，不能甚至也不愿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好的品质，任何的人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环境和命运迫使他们抱有这种不幸的观点。显然，他们在狱中都感到非常痛苦。他们对待契尔克斯人、鞑靼人以及伊赛·福米奇都很友好、和蔼可亲，但对其他苦役犯却抱着厌恶的态度，竭力回避他们。只有那个从斯塔罗杜布来的旧教徒才深受他们的尊敬。值得提出的是，在我蹲监狱期间，任何一个苦役犯都没有因他们的国籍、信仰和思想方式而指责过他们，就像我们一般老百姓有时对待外国人特别是对待德国人那样。其实，对德国人也只不过取笑一下而已，因为在俄国老百姓看来，德国人是极其滑稽可笑的。其实，苦役犯们对我们这几位外籍难友是相当尊重的，远比对我们这些俄国贵族更为尊重，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然而这几位外籍难友似乎从来也不想注意和考虑这一点。我再来谈谈托—斯基当他们从第一个流放地转解到我们要塞来的时候，他一路上几乎是背着鲍—斯基走来的，因为后者体质很弱，还没有走一半路，就已疲惫不堪。他们最初被流放到Y城。据他们说，他们在那儿生活得很好，那儿要比我们要塞好得多。后来他们跟流放到另一个县城的人通过一次信（其实那次通信是完全无罪的），就为了这件事，便决定将他们三人转解到我们要塞里来，以使他们处在我们最高长官的直接监督之下。他们的另外一位难友叫若—斯基。在他们到来之前，米—茨基是我们监狱里唯一的一个波兰人。可想而知，他在服苦役的第一年是多么苦闷啊！

这位若—斯基，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总是祷告上帝的人。我们这些政治犯都是一些年轻人，其中有几个甚至还非常年轻；只有若—斯基是一位年过半百的人。他为人正直，但脾气有点古怪。他的难友鲍—斯基和托—斯基都非常不喜欢他，甚至很少和他说话，认为他太固执和太乖僻。我不知道他们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在监狱里，人们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生活在一起，因而这里的人比起狱外的人都更容易发生争吵，甚至相互憎恨。这种情况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不过，若—斯基的确是一个相当愚蠢的人，也许还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的其他难友也都跟他合不来。尽管我从未和他发生过争吵，但和他相处得也不怎么融洽。我记得，他总是竭力用他那蹩脚的俄语向我讲解他自己臆想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天文学体系。据说，他过去还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不过学术界对他只是嗤之以鼻。我似乎觉得，他这个人的理智多少受了点损害。他整天跪在那儿祷告上帝，从而博得了全体苦役犯的尊敬，一直到他死都是这样。我亲眼看见他在患过一场重病之后，死在医院里了。其实，人们对他的尊敬，早在他刚刚跨进监狱的门槛，和少校发生过那次冲突以后就开始了。在从Y城来我们要塞的途中，他们没有剃过头，因而他们脸上都长满了胡茬子；他们被直接带去见少校，少校认为这是对章法的公然违犯，因而大发雷霆；其实，这件事一点也怪不得他们。

“看他们这邋遢样子！”他嗥叫起来，“简直像是流浪汉，强盗！”

若—斯基当时还听不懂俄语，他以为少校问他们是什么人？是流浪汉还是强盗？于是他回答说：

“我们不是流浪汉，而是政治犯。”

“什么？你竟敢对我这样无礼？真是太放肆了！”少校咆哮起来，“送禁闭室！打一百棍，立即，立即执行！”

老人毫不争辩地躺下受刑，他用牙齿紧咬着胳膊，没有喊叫一声，没有呻吟一声，一动不动地忍受了这次刑罚。鲍—斯基和托—斯基当时已走进监狱，米—茨基在大门口等着他们，他跑过去和他们拥抱，虽然在此以前他并未见过他们。他们激动不安地把少校刑罚若—斯基的事对他讲了一遍。我记得，米—茨基后来曾向我讲述过这件事：“我当时非常气愤，”他说，“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我气得像发热病似的浑身直打哆嗦。我在大门口等着若—斯基。他在禁闭室受完刑罚后，应该直接从这里进监狱。旁门忽然打开了，若—斯基走进来，他谁也不看，面无血色，苍白的嘴唇颤抖着，从聚集在院子里的囚犯们（他们已经获知一个贵族正在受刑）中间穿过，走进狱室，直奔自己的铺位，一句话也没说，跪下来便开始祷告上帝。囚犯们都很惊讶，甚至深受感动。”他接着说：“我一看见这位白发苍苍、把妻子儿女都抛在家乡的老人，我一看见这位忍辱受刑后又立即跪下来祷告上帝的老人——我便急忙跑到狱室后面，足足有两个小时还未能清醒过来；我气得发狂……”囚犯们从这时起就开始非常尊敬若—斯基，他们对待他总是很有礼貌。特别使他们敬佩的是，他在受鞭笞时竟未喊叫一声。

然而，有必要把全部真实情况都讲出来：绝不能根据这个例子来判断西伯利亚最高当局对待被流放的贵族的态度，不管这些被流放的贵族是俄国人，还是波兰人。这个例子只能说明，有时可能碰上恶人，如果这个恶人是某地的一位独揽大权的最高长官，如果这位凶恶的长官又特别不喜欢某个流放犯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流放犯的性命当然也就难保了。然而也不能不承认，西伯利亚最高当局，也就是那几位能影响其他长官的作风和行为的最高长官们，在对待流放的贵族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当慎重的，有时甚至也很想对他们宽纵一些，不像对待平民出身的流放犯那样。其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第一，这些最高长官本身都是贵族；第二，以前曾发生过某些贵族由于不愿躺下受刑，而向掌刑人猛扑过去的事例，从而产生了可怕的结果；第三，我觉得也是最主要的，三十五年前突然有一大批贵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来，三十年来这些流放犯都已定居下来，并在整个西伯利亚博得了很高的声誉，因此，在我蹲监狱期间，这些高级长官们遵照古老的传统习惯，对贵族出身的政治犯都往往另眼看待，不像对待其他流放犯那样。下级军官们也都仿效最高长官的榜样，对政治犯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当然，他们的看法和作风是从上边因袭下来的，他们不得不服从上边的旨意。不过，下级军官中也有很多愚蠢的人，他们对于上级的指令牢骚满腹，倘若允许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地各自为政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然而，并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完全没有。我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下面我还要讲到这一点。在军事监管下被囚禁在监狱中的第二类苦役犯（我也属于这一类），其处境比起第一类苦役犯（在矿山服役）和第三类苦役犯（在工厂服役）来要艰苦得多。不仅对于贵族来说，而且对于所有的囚犯来说，都十分艰苦；这是因为对这一类苦役犯实行的看管制度完全是军事性质的，很像俄国内地的军犯连。军事看管更加严厉，规章制度也更加严格，总是戴着脚镣，总是处在卫兵的监视之下，狱门总是上着锁；对待其他两类苦役犯却没有这样严格。至少囚犯们都是这样说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很了解那边的情况。如果把他们调到法律上被认为是最严厉的第一类那里去，他们是会感到高兴的，实际上他们早就抱有这种幻想了。至于说到俄国内地的军犯连，凡到那里去过的人一讲起来都不禁毛骨悚然，他们都断言，整个俄国再也没有比军犯连更艰苦的地方了，和那里相比，西伯利亚简直要算是天堂了。因而，如果说我们监狱处在极其严格的军事看管制度下，处在总督本人的亲自监督之下，有时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些半官方人士出于个人恩怨和嫉妒心，秘密告发某些不可靠的军官放纵宽容某些政治犯——如果说在这种地方，贵族出身的政治犯还能享受到一些优惠待遇，对他们的态度和对其他苦役犯有所不同，那么，我敢于说，若是在第一类和第三类苦役犯那里，他们享受到的优惠待遇就会更多。因而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可以根据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情况来判断整个西伯利亚。从第一类和第三类苦役犯那里传来的各种消息，都证实我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监狱的长官对待我们贵族还是比较关心和谨慎的。在劳动和关押方面，对我们没有任何宽容：我们干的也是那种活，同样戴脚镣，同样受监禁，总之，和其他囚犯完全一样。在这些方面对我们是不可能宽容的。我知道，不久以前，这个县城里曾有过很多告密者，搞过很多阴谋活动，人们互相设陷阱，互相倾轧，因此，长官们都很害怕告密。在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比被人告发宽容政治犯更可怕的呢！因此，人们都很胆小怕事，对待我们和对待别的囚犯完全一样，只是在体刑方面略有不同。当然，如果我们真的犯了什么过错，应该受刑罚的话，要鞭笞我们也很容易。这是他们的职责，也完全符合“在刑罚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尽管如此，他们始终未能不分青红皂白地随便鞭笞我们；一般囚犯却常常无缘无故地遭受严刑拷打，特别是当他们落到某些下级军官或喜欢发号施令的人的手中时，这种事更是经常发生。据说，要塞司令获悉若—斯基老人的事情以后，十分气愤，并提醒少校以后要手脚规矩点。人们都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们还听说，就连那位最信任少校并有点偏袒他的总督大人，虽然也认为少校忠于职守并有一定的才干，可是当他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也把少校训斥了一顿。我们的少校对这些也不得不加以考虑。比方说，由于A的告密，少校非常痛恨米—茨基，尽管他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想对他进行迫害，但却始终未敢轻举妄动。若—斯基受刑的事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公众舆论都一致反对少校，很多人都指责他，有些话甚至说得非常尖刻刺耳。

我现在又回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少校时的情景。我和另外一位和我同时入狱的贵族流放犯，还在托波尔斯克的时候就听人讲述过此人的令人讨厌的性格，当时那里住着一些已被流放了二十五年的老贵族，一见面他们就对我们深表同情，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羁押站的院子里，他们提醒我们要警惕我们这位未来的长官，并答应要尽一切力量或通过熟人来帮助我们，以使我们不受到他的迫害。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当时，总督的三个女儿正好从内地来探亲，她们收到了他们的书信，看来她们也确实在其父亲面前为我们说过情。可是这位总督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告诉少校，要他更加谨慎一些。下午两点多钟，我和我的难友来到该城，押解我们的卫兵带我们直接去见我们的统治者。我们在门房里等他。与此同时，已有人去找在狱中值勤的军士。军士刚一到，少校也来了。他那张紫红色的长满粉刺的凶恶面孔给我们留下一种特别不愉快的印象：仿佛是一只凶恶的蜘蛛跑出来捕捉误触到蛛网上的可怜的苍蝇似的。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的难友。他说话急促、生硬、令人猝不及防，显然是想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某某。”

“你呢？”他从眼镜底下打量着我，继续问道。

“某某。”

“班长！马上送他们进监狱，先到卫兵室按照民事犯的规格立即给他们剃光半边头；明天再给他们戴铁镣。这是什么外套？哪里发的？”他打量着我们穿的背上缝着一个黄圆圈的灰色棉袄，突然问道；这种棉袄是在托波尔斯克发给我们的，现在被他一眼发现了。“这是新式的！大概是一种新式样……是彼得堡……设计的……”他一边说，一边让我们转过身去，轮番打量着。“他们随身还带着别的什么东西没有？”他突然向押送我们的宪兵问道。

“还有他们自带的衣服，大人。”宪兵立即挺直腰板答道，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谁都知道这位少校，谁都听说过他，谁都怕他。

“全部没收。每人只准留一件衬衣，而且必须是白色的，其他颜色的全部没收。别的东西送去拍卖，卖来的钱入库。犯人不能有私人财产。”他一边严厉地瞪着我们，一边继续说，“你们要当心，要规规矩矩！如果让我知道，就得……受体刑！只要有一点行为不轨——我就鞭笞你们！……”

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接待，那天晚上我差一点没有病倒。我后来在狱中耳闻目睹的一切，又加深了我的印象；不过，关于我入狱时的情形我已经叙述过了。

我已经说过，狱方没有也不敢对我们有任何宽容，在干活时，当着别的囚犯的面他们不敢让我们干轻活。不过有一次，他们也曾试图这样做过：我和鲍—斯基在工程处当了整整三个月的文书。不过，这件事对外是严加保密的，是工程处处长亲自决定让我们去的。一些有关人员也许知道这件事，但他们都佯装不知。这件事发生在格—科夫当工程处处长的时候。格—科夫中校到我们这儿来真乃是从天而降，他在我们这儿待的时间很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不到半年的时间，甚至也许还要短些，——后来就被调到俄国内地去了，但他却给囚犯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囚犯们不只是喜爱他，甚至有点儿崇拜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不过，从一开始他就赢得了囚犯们的心。“他简直像是一位慈父！有他，就无须父母操心了！”——在他主持工程处工作期间，囚犯们常常这样说。我似乎觉得他是一位十分放荡而又豪爽的人。他对囚犯们非常亲热，几乎达到了温情脉脉的地步，他的确像慈父一样喜爱他们。至于他为什么如此喜爱囚犯们——那我就不知其中的原因了，不过只要一看见囚犯，他总是要对他们讲几句亲切友好的话，或者跟他们开几句玩笑，插科打诨一番，更主要的——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官气，他的态度中丝毫也没有屈尊俯就或纯属官长恩赐的成分。他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自己的人。尽管他具有这种天生的民主作风，但囚犯们对他从来没有不尊重和放肆过。恰恰相反，只要一看见自己的长官走来，他们脸上便显得容光焕发，都脱下帽来，笑容满面地迎上前去，和他攀谈。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囚犯们都爱听。确实有这种深受群众欢迎的人。他平时总是那样朝气蓬勃，精神抖擞，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英姿飒爽。“他是我们的山鹰！”囚犯们谈起他时，总是这么说。他当然无法减轻我们的繁重劳动；他只掌管着工程处的工作，在任何一位军官的指挥下，这里的工作都是要按部就班地照常进行的。他只能做到这样一点：当他看到囚犯们已干完分配的活时，就不让他们再干下去，尽管还没有敲收工鼓，也让他们收工回狱。特别使囚犯们感到满意的是他对囚犯们的信任态度，不吹毛求疵，不发火动怒，不像别的长官那样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如果他丢失一千卢布，这些钱又恰巧被我们当中的一个惯偷拾到，我想那个惯偷也会把钱送还给他的。是的，我相信会这样的。当大家听到我们的“山鹰”同那位人人憎恨的少校发生了一次争吵以后，大家都对这件事十分关心。这件事发生在他来我们这里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过去曾和我们的那位少校共过事，两位旧友久别重逢，自然要开怀畅饮一番。可是他们的关系却突然破裂了。自从发生那次争吵以后，格—科夫便成了我们少校的死对头。人们都说，他们争吵时甚至动手打了起来，对于少校来说这种事是完全可能的：他经常和人打架。囚犯们听到这件事以后，都非常高兴。“八只眼怎能同这种人友好相处呢！他是山鹰，而那一位却是……”下面通常是一些不便于形诸笔墨的骂人话。大家都很想知道他们两个当中究竟谁揍了谁。假若关于打架的传闻是不真实的（很可能是这样），我想囚犯们一定会感到十分懊丧。“不，一定是中校占了上风。”他们说，“他个头虽小，但很勇敢，听说那一位吓得直往床下钻。”然而不久，格—科夫就被调走了，囚犯们又灰心丧气起来。诚然，工程处的长官都是一些好人，在我服苦役期间，处长曾更换过三四个；“不过，再也遇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囚犯们说，“他是山鹰，他是我们的英雄和保护人。”这位格—科夫特别喜爱我们这些贵族们，就是他安排我和鲍—斯基到工程处去工作的。他调走后，这个惯例也没有改变。工程技术人员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对我们十分同情。我们常到工程处去抄写文件，甚至把书法也练得娴熟了；可是最高长官突然下来一道命令，要我们立即回去干原来的活：有人告密了！不过，这倒也是件好事：办公室里抄抄写写的工作已使我们两个人厌倦了。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和鲍—斯基几乎总是形影不离地去干同一种活，我们最经常干活的地方是在作坊。我们俩一块儿聊天，一块儿谈论我们的希望和信念。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不过他的信念往往显得十分古怪和奇特。常常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也很聪明，但他们往往抱有一种稀奇古怪的信念。为了这种信念，他们一辈子饱经忧患，备尝艰辛，甚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要放弃这种信念，又会使他们感到十分痛苦，几乎是不可能的。鲍—斯基每次听到我的反驳后都很伤心，并用辛辣的言词回敬我。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许比我正确，不过我不知道；然而，我们终于分道扬镳了，这使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曾互相分担过忧愁。

与此同时，米—茨基不知为什么一年年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和愁眉不展了。他感到十分苦闷。从前，在我刚入狱的时候，他还比较能与人促膝谈心，还能常常向别人吐露自己的心曲。我入狱时，他蹲监已经三年。起初，他对很多事情还感兴趣，很想了解这些年来世界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由于他身陷囹圄，他对外界的一切都一无所知；他听我讲述时，也显得很激动。可是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似乎把一切都凝聚在内心之中了，犹如一盆燃烧着的木炭蒙上了一层灰。他心中的怨尤越来越大。“Je haïs ces brigands。[法语：我恨这些强盗。]”——当他看见苦役犯时，常常向我重复这句话；这时，我对苦役犯已有更多的了解，不管我怎样为苦役犯进行辩护，对他都不起任何作用。他不理解我的话，有时只是随声附和地表示同意；可是第二天，他照旧重复说：“Je haïs ces brigands。”顺便说一下，我和米—茨基常常讲法语，因而，那位在工地上当监工的士兵德拉尼什尼科夫，不知根据什么理由常常管我们叫“医生”。米—茨基只有在回忆起他母亲的时候，才显得精神振奋：“她年迈多病。”他对我说，“她爱我胜过世上的一切，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健在？她倘若知道我在这里受鞭笞，她会感到非常痛苦的……”米—茨基不是贵族，他在流放前曾受过体刑。每当他回想起这件事时，总是咬紧牙关，竭力把视线转向一旁。最近一个时期，他常常独自一人出去散步。一天上午十一点多钟，他被召去见要塞司令。要塞司令高高兴兴、笑容可掬地出来接见他。

“喂，米—茨基，你昨天夜里梦见什么啦？”他问道。

“我一听，立刻打了一个寒颤，”米—茨基从要塞司令部回来后讲述道，“我的心仿佛被刀刺了一下一样。”

“我梦见接到了母亲的来信。”他回答说。

“比这还好，比这还好！”要塞司令说，“你自由啦！你母亲替你求情……她的请求被批准了。这是你母亲的信，这是释放你的命令。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出狱。”

他回来时，面色苍白，这个消息使他大为震惊，他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用他那双颤抖而又冰冷的手紧紧握住我们的手。很多囚犯都来祝贺他，为他有幸出狱感到高兴。

他出狱后作为移民在该县城定居下来。很快就给他安排了工作。起初，他常来我们监狱，尽量把各种新闻告诉给我们。他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新闻。

除了米—茨基、托—斯基、鲍—斯基和若—斯基以外，其他四个贵族当中有两个还很年轻，刑期也很短，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过为人都很正直、憨厚和坦率。第三个，阿—丘科夫斯基，头脑十分简单，没有任何特点；第四个，勃—姆，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给我们大家留下的印象很坏。不知为什么把他也当成了政治犯，连他自己也否认这一点。他是一个庸俗的小市侩，沾染了一身靠骗取小钱而发财致富的小商人习气。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除了自己的本行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是一个粉刷匠，而且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粉刷匠。长官们很快就得知了他的这套本领，全城的人都来请勃—姆去给他们粉刷墙壁和天花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把所有的官邸都粉刷油漆一新。房主自己掏腰包付给他工钱，因此他日子过得相当富裕。不仅如此，还派他的一些伙伴跟他一块儿去干活。经常跟他干活的有三个人，其中两个学会了他的手艺，特别是那个叫特—热夫斯基的，粉刷画彩的本领一点也不比他逊色。我们的少校住的也是官邸，他也让勃—姆给他粉刷墙壁和天花板。勃—姆在他那儿干活特别卖力气，就连总督的官邸也没有这样认真粉刷过。少校住的是一幢木房，从外表看已经破旧不堪，可是里面却粉刷得像宫殿一样漂亮，少校感到十分满意……他常常一边搓着手一边高兴地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住在这样漂亮的房子里怎能不结婚呢？”他一本正经地补充说。他对勃—姆越来越感到满意，而且对其他几个和勃—姆一起干活的人也喜欢起来了。这项活干了整整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少校完全改变了对我们政治犯的看法，并开始充当起我们的保护人来了。结果有一次，若—斯基被召到他的宅子里。

“若—斯基，”他说，“我使你受了委屈。我平白无故地鞭笞了你一顿，我知道这是冤枉了你。我现在懊悔了。你明白这一点吗？我，我，我对不起你！”

若—斯基回答说，他明白这一点。

“你明白吗，我，我，你的长官，把你叫来就是为了请你饶恕，你感觉到这一点了吗？你在我面前算得了什么？一条蛆罢了！甚至连蛆还不如：你是一个囚犯！而我——是奉上帝的旨意[在我蹲监狱期间，这句话不仅我们那位少校确曾这样说过，而且许多低级军官，特别是那些从下面擢升上来的军官都这样说过。——作者注]当少校的。少校！你明白这一点吗？”

若—斯基回答说，他明白这一点。

“好啦，现在我和你言归于好，你感觉到，你完全感觉到这一点了吗？你能够明白并感觉到这一点吗？你想想看：我，我是少校……”

若—斯基亲自给我讲述了他们会见时的情景。看来，这个总是喝得烂醉如泥、爱和人打架、头脑紊乱的人也还有一点人的感情。如果考虑到他的理智不健全和缺乏教养，他的这一举动几乎可以认为是宽宏大量的举动。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醉意促成的。

不过，他的幻想并没有实现：他没有结婚，虽然他的住宅被粉刷完以后，他曾下定决心要结婚。他非但没有结成婚，反而受到了审讯，他被迫辞职了。他过去所干的一切坏事也都被揭发了出来。过去，他仿佛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对他的这次打击太出乎意料了。这一消息使全监狱的人都感到无比高兴，人们都像过节一般兴高采烈！据说，少校曾像一位老太婆一样号啕大哭，泪流满面。然而毫无办法。他被迫退职了，先是卖掉了两匹花斑马，然后又卖掉了全部财产，陷入贫困的境地。我们后来看见他身穿一件破旧的便服，头戴一顶钉着帽徽的便帽。他恶狠狠地瞧着囚犯们。不过，身上的军服一旦脱去，他也就失掉了昔日的全部威风。穿着军服时，他俨然像是一尊凶神恶煞，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换上便服，他突然又变成了一个不足挂齿的无名小辈，活像是一个仆人。令人诧异的是，一件军服对于这些人来说竟是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