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开始，我和奶奶住在乡下一个普通的北方小院儿，日子很安静，阳光很好。院子里的葡萄和豆角，不知不觉就熟了。奶奶会唱歌，时常哼一首小曲；会古诗，教我念“白鹅曲项向天歌”。那时的我，还不懂诗歌里的意味，只是觉得这些字连起来读，很好听。一遍一遍跟着读，直到把这些句子不知不觉记住。

到了年末，她会带我去集市买些薄纸，挑选不同的颜色，剪几朵窗花。她教我将纸折叠，然后简单几剪，展开后就是一朵六瓣小花。于是我学她的样子，很快便剪了三两朵，觉得好有趣，还央求她教我新的花样。

后来开始读书，学习诗词格律。我想象着那时的日常样貌，也试着写出几行：“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四时常相往，晴日共剪窗。”庭院花开，小院芬芳，与亲邻好友睦然往来，闲来剪几朵窗花。

后来奶奶去世，翻旧物，找到她当时的日记，写：“天气晴朗的日子，我和小孙女坐在院子里摘棉桃。小孙女很灵巧，可爱。教她一遍，就学会了。”还有一页，写：“小孙女绕着石榴树一圈一圈地跑。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栽下的这棵树苗，如今已经和她长得一样高了。”这些我记忆里已经淡薄的生活场景，被她用温柔而平常的笔触记录了下来。

奶奶生于1924年，幼年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来又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

我很好奇，像她这样一位既是传统的“大家闺秀”，又是有知识有文化的现代女性，在周围无人识字的农村环境生活下来，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境。

她的父亲，是民国时期家乡的状元，被当时的燕京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前身，后来我也有幸成了校友）法律系录取。毕业后跟随部队入关，于是举家南下。

奶奶是在大学期间，认识了她的爱人，我的爷爷。爷爷祖籍山东，二人从相识到相许，打算一起回到爷爷的家乡山东，从事教育事业。然而时代的洪流终不会放过他们，奶奶这边的家庭背景，以及爷爷家族的地主成分，让他们在后来的日子吃尽了苦。

在我的父亲只有十二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奶奶独自一人，寄身乡下，默默承受着命运的捉弄，把年幼的三个孩子拉扯大。

这样的她，却可以在那么多年以后，栽种下一棵小树苗，看着四岁的我绕着它一圈一圈地跑，教我读唐诗宋词，以及在夜晚昏黄的台灯下拿出日记本，悄悄地用笔记录下这些。

这样的她，度过了无数苦难长夜，却仍然用最柔软的心和善意去对待这个世界。

小时候的我不懂这些，只觉得祖母是世界上最温和、典雅的人。她的仪态永远那么周正，即使无外人在场，她在家里也永远端坐着，不倚不靠。

后来我想，大概这是她的幼时习惯吧。言传身教下的熏陶，让她在后来遇到种种不堪、足以心灰意冷的日子里，依然保持了一份体面和尊严，依然可以有诗心。无论生活如何涂抹，如何使人蓬头垢面，也阻挡不住一颗继续用温柔和诗意来对待生活的心。祖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留意季节变化的每一个信号，春分谷雨，细腻地感受着、记录着生活。

这样的性格色彩也潜移默化地出现在我身上，让我往后的日子都离不开这份诗意的滋养。从十几岁开始到二十岁出头的年纪里，我的日子几乎都是在远离故土的他乡度过的。求学生活里，远方对我来说成为日常。我用笔写诗，记录下这司空见惯的离别。

我在那首《早春的诗》里面，写道：

当我又一次转身／告别站台那边张望的目光／又要说再见了／故乡／我用手抚摸父亲温热的脸颊／没有掉下一滴泪。

也许那时的我已经对于这样一次次远赴他乡的生活，感到一种无奈，却也深知，鸟儿总有离巢的那一天。在“告别”成为生活主题的日子里，二十五岁那一年，我离开北大燕园，带着一把古典吉他，只身一人去了东京。白天像所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穿着正式的衣装，匆匆跑过地铁和人行横道。而夜晚，我带着我的古典吉他，在东京的某个角落开始歌唱。那时候的歌唱，那些自己写下的旋律片段，是为了安抚自己的内心。如果每天没有这样一段时光，真的觉得日子就只剩下循规蹈矩的麻木和重复了。

再后来，我认识了一位旅日诗人田原，他用中日双语写作，翻译过日本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的作品。他带我去谷川家里拜访，一边包饺子一边读诗。还介绍我认识了中国诗人北岛和西川，在这个时期我开始阅读大量的现代诗作，并且开始尝试用古典吉他为这些诗歌谱曲。

律动和旋律不断积累着，直到一天午后，我和诗人朋友们一拍即合，决定就这样做一张为诗歌谱曲的音乐专辑。于是有了《诗遇上歌》，收录了谷川俊太郎的《春的临终》，北岛的《一切》和西川的《夜鸟》，以及旅日诗人田原的日文诗作《枯木》和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火车》。

《诗遇上歌》这张音乐专辑如今有很多人听到。我也带着这些歌从东京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和那些喜欢诗歌的人一起，边走边唱。虾米音乐做了一期“当诗遇上歌”的音乐专题，里面写道：“有人说，诗歌是上个世纪的礼物了。而歌，从一开始，就是一首首诗的模样，谱了曲才成了歌。诗歌也因此永远不会沉沉睡去。”里面列了一份歌单，有莫西子诗为诗人俞心樵谱曲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有周云蓬为诗人海子谱曲的《九月》，有齐豫为三毛谱曲的《橄榄树》，还有我为诗人北岛谱曲的《一切》。

为诗歌谱曲，这样做的歌者从来不止我一个。生活里有诗和远方的人，也从来不止我一个。我想，诗始终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诗人西川说，在这个世界上摸爬滚打习惯了，感觉自己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不轻易展露自己的情感给别人看。可是总是在某个时刻，毫无预料地，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就会被一下击中。

这是他在我的专辑发布会上，听到我为北岛谱曲的《一切》时说的话。他说拿到专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这一首响起，那些沉重的记忆落在干净的声音上，他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

我始终觉得，诗人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种存在。他们思索人生，但比起哲学家的思索，少了些严密和干枯，多了些情感和生动。他们有那么多人类的缺憾，种种的不完美，却又那么可爱。他们会说出那些让人一读就不会再忘记的句子，落成了诗篇，就成了永远。从古到今，从李白、杜甫，到海子、顾城。

我喜欢那些浓度不过高的词语组合。我喜欢那些生活中稀松平常的意象。我喜欢在那些稀松平常的意象里，突然出现一些平常读不到的字眼。我喜欢那些让我有画面感的句子，喜欢看它们一行一行有节奏地展开，跳跃着，不管是波萨诺瓦还是圆舞曲，只要有自己的步伐。

我喜欢读完后仿佛时间过了很久的诗。

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收起自己的任性和天真，投身到无边的生活里，为人世间的细琐而忙碌。可他们甘愿。

而又有多少人，为了那自由和想象，从不甘寂寞，执意地寻找，出发，旁若无人地活。他们也甘愿。

没有哪一种是好，没有哪一种是坏。

记得谁说过，年轻时候做过很多错事，走了弯路，可是生命如果不这样浪费掉，也还会有其他的浪费方式。只要当时的你甘愿，就好。

而甘愿成了后者的那一类人，就是诗人。

我的童年是很有冲突感的。

一半是来自祖母的规范，一半是来自乡野的奔放。

祖母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一位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传统、温柔、严于律己，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而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靠近黄河的北方小镇。地处平原，有着大片的麦田和玉米地。

那里很安静。日子很慢。很多人都并不读书认字。家家住平房，四合院落，东西南北屋，围起来一个大大的院子。

我与她一起生活。她的一些文化修养以及审美，不知不觉渗透进了我的生活里。她会教我念唐诗宋词，会教我用正确的执笔姿势写毛笔字。小时候，邻居家小孩五颜六色的塑料发卡，我羡慕着，说想要。她却说，那不美。

慢慢地，在她的教育和引导下，我也开始变得近乎“知书达礼”。但又因为身在最靠近土地的乡野，文化气息淡薄，家家户户种地耕田。我那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野生本能”，也会偶然冒出来。

某一年秋天，庄稼成熟了，我和邻居家小朋友们路过玉米地看到，兴奋地摘了好多。那时候年纪还小，纯真到竟然没有“偷”的概念，还兴高采烈大张旗鼓地拿回家，说可以煮好吃的甜玉米了。

祖母看到，脸色一下就变了。在我记忆里，那是一次很严重的事件。她真的生气了。晚饭时间，我在外面罚站。并且，她命令我把那些“赃物”全部扔进垃圾堆。

那些新鲜的刚刚成熟的玉米，就这样被遗弃在肮脏的土坑里。让人心疼。那个画面，如今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刻，我懂得了自己行为的愚蠢。我很懊悔，因为本能的贪念，让这么好的东西被糟蹋了。

这样的插曲，有过一次，就再也没发生过了。在她的悉心呵护下，我慢慢长大，去外地求学，离开了那个我长大的北方小院子，离开了她。大三的时候，她也离开了我，在八十四岁的年纪。

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四时常相往，晴日共剪窗。

这首小诗，是后来我在回忆儿时的时候写下的，关于那个小院子里的日常生活。院里院外花草遍布，一年四季有邻居来串门，晴天的时候她会教我剪窗花。那么明亮、单纯、美好。

再后来，这首诗变成了我的一首歌。每次演出，总会唱起。每当我唱起，都会被拉回那段温柔的、乡野的、生机勃发的幼年时光。一半是祖母古典的诗情画意，一半是那片原始的庄稼土地。

后来，在我的性格、审美以及人生观、世界观里面，始终有着温柔文艺的她和朴实深厚的土地的滋养。看似截然不同的两者，竟然有了奇妙的融合。它们组成我精神的原点。

读书时候写了一首小诗，关于那片北方的土地。后来把这首诗当作独白，加进了《树啊树》这首歌。

六七岁那年在故乡

走小径绕林间

与儿时友一路跌撞

如今他们的模样

都已经模糊

却忘不了

抚平北方土地的风

也落在脸上

平原无尽的绿

清冽的正午日光

纵情翻滚的麦浪

我的父亲，出生于1948年。

在他一岁的时候，全家人准备一起乘船前往中国台湾。就在启程前夕，他得了一场中毒性痢疾，眼看就要性命不保。那时候的救命药是青霉素，但比金条还贵。于是家人把船票换了金条，买到了药救下了他，留在了大陆。

我父亲常说，是他的那一场病，影响了一家人的命运。我宽慰他说不要想太多了，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吧。也许全家当时要乘坐的船，正是那艘沉没海底的太平轮。

和父亲一起看过《太平轮》这部电影，很宏大又很抒情的叙事，音乐也十分迷人，看着看着像是要被历史的旋涡吸进去。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那么令人唏嘘，不忍细细琢磨。

在父亲十二岁那年，爷爷去世。父亲作为长子，带着尚还年幼的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撑起了这个家。

他记得小时候偷偷上街去卖地瓜，那时候还不太被允许。奶奶蒸好了一大锅地瓜，软软香香的。他背着出门刚到街上，就被大队里的巡查员发现。

他记得那个大人一把抢过他的包裹，一脚一脚把地瓜全部踩烂。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眶又红了。一个人在孩童时期所受的委屈，是会记一辈子的吧。

即使这样，他始终是一个不服输且诗情浪漫的人。

小时候他背着我出门走路，唐诗走一路背一路，从没停下，一首接一首。我都好奇他怎么会记得住那么多首。直到他七十岁了，一发感慨还是会引用古诗，开始吟诵。

现在我们在生活里听到谁念诗，仿佛都觉得难为情，觉得这个人好做作啊。但我知道父亲确实是真情流露，不是为了卖弄。记得和陈丹青先生在一次关于诗与歌的对谈中，我聊起过这段。他说，那是因为他是你的父亲。

我知道他身上的文艺特质，离不开小时候跟着奶奶的耳濡目染。奶奶的一身文艺气质，就这样贯穿了我们三代人。

我问父亲，那么爷爷是个怎样的人呢。父亲说，只记得他写一手极其好看的毛笔字，特别娟秀的小楷。其他印象都很模糊了。

他时常说羡慕我，生在这样的年代。回忆自己小时候，他都没有上学的资格。后来他自学过一点医，自学了法律，考取了律师从业资格证，在五十六岁正式执业。

他性格里是有傲气的。也许是小时候的那种不公平待遇，更加让他不甘人后。生活拿走了本该属于他的一部分，也补偿了另一些给他。一副天生抗压的好身体，一点基因里的聪明劲儿，还有一点点对艺术的审美力，可以让他在现实喘息。

他特别容易感动，一激动就热泪盈眶。

他时常说，自己是一个情感脆弱的人。我理解。对艺术、审美有所感知的人，哪一个又不是呢。敏感是天赋，却也是最折磨人的东西。

我的母亲比父亲大四岁，是个朴素的家庭妇女。

她的家庭经历不像父亲那么动荡和压抑。生活在农村，家里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姥爷是乡里的教书先生，一家人过着很简朴却体面的生活。

她是经历过大饥荒的人。偶尔还会跟我描述，那时候人们饿得把地里的野菜、树皮都吃光了。后来每个月领到一点地瓜干，每家妇女就想着办法掺和着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可以勉强维系一家人一个月的生计。有的人家一顿就全吃光了，剩下的时间只有等着饿肚子。那时候街上的小孩，因饥饿导致浮肿，躺着不敢动。因为一动就要消耗，就会饿。

她的生活习惯可以说是克制而节俭。即使我们都长大了，生活条件好了，她还是觉得粗茶淡饭最香，从不奢侈铺张。

她没有读过书，认识的字不多。可种地、干活一点不输给男人。极其勤劳，操持着所有家务。每当父亲在一边吟诗“卖弄”，她就皱眉翻个白眼，笑着在一旁默默做手里的活。

她和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只是在媒妁之言谈婚论嫁的年纪，遇到了，互相看着还算顺眼，就这么走到一起，磕磕绊绊大半生，互相扶持着，照顾着生活和我们。

像寻常夫妻一样，年轻时他们经常吵架，老了以后也时常拌嘴。母亲年轻时，和父亲吵起架来完全不输架势，撸袖子谁怕谁。上了年纪，开始变得小女人一点，委屈流泪数落父亲的不是。

父亲几乎这辈子都没进过厨房。最多也就是自己煮一碗清水面。我跟母亲说，这还不都是你惯的。她就点点头，表示认栽。在山东那一辈人里，这样的家庭模式似乎很常见。母亲的一生，就是大部分传统女性的一生。度过了短暂的孩童期，嫁人后起早贪黑干活，忙里忙外，照顾着一家人的饮食起居。

作为现代女性，我理解不了，也过不了她的生活。如今提倡女性主义，女人也有自己的事业可以做，有自我实现的那部分。我自己也是这样。这种自由来源于时代的进步。而也许她也知道，自己没有更多的教育和选择机会，只能服从于命运，并甘之如饴。

她不抱怨什么。她觉得父亲懂的比她多。她只是做事。让我们吃饱穿暖，冬天她亲手缝制的棉袄永远松软厚实。每天把家里清扫得一尘不染，守住她日常生活中的体面。

我偶尔会想，人的一生，女人的一生，应怎样度过才是正解？是否结婚、是否生子，不婚或者婚后又应该过怎样的生活？

没有标准答案。母亲过的生活不是我的理想，但又有一部分是我所认可的。包括对琐碎日常的恒久耐心，对生活的不厌其烦，还有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孩，懂得了这种照顾意味着怎样的付出。

人无论过哪一种生活，只要自己心甘、情愿，并过得踏实安心、有所期待，不是每日消沉、焦虑、内耗，就是好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父亲对女儿的爱常常是无须多言的。

我的父亲对我的爱是什么样的呢？就像他天天念叨的，“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是这么肉麻兮兮的话都能理直气壮说出口的，毫不遮掩的，率真强烈的爱。

我有两个哥哥，都比我大十岁多。父亲一直对外人打趣地说，养了两个傻儿子。而我还是襁褓里小婴儿的时候，他就抱着我串门，逢人便说，快看我闺女，将来可是要读清华北大的。

那时候的亲戚朋友都笑他，后来等到我真的去了北大，亲戚朋友都笑着来跟我重念这段往事。

小时候，一到冬天，家里就买一麻袋苹果，储存着过冬。那时候在山东，冬天唯一的水果估计就是苹果吧，也可以说是中国北方普通家庭可以轻松吃到的水果。即使是这样，这一麻袋苹果哥哥们也没有机会吃。他说，这是给女儿的专属。

现在想起来确实很不好，对哥哥们实在不公平。可是小时候一点也不这么觉得，自己一个人吃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恃宠而骄”的那一部分性格估计也是来源于此吧。但这么一说又好像是责任推卸给了父亲似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的性格里自信的部分，毋庸置疑，离不开父亲的贡献。

在我感到伤心、受挫、心情灰暗的时候，跟他打个电话，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似的。读书时，电话里听到他最多的鼓励的话，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开始背诵那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古文，只为了让我得到宽慰。

母亲说，我还是个被布袋包裹着的小婴儿的时候，一听到音乐就开始蹬腿儿。父亲就兴奋雀跃到不行。后来我大了一些，读小学的时候，参加了学校舞蹈队，在家也一听到音乐就跟着节奏瞎跳，自编自演一些舞蹈。别人来家里做客了，他就打开录音机，那个年代还是用磁带，放一首杨钰莹的《茶山情歌》。

欢快的节奏让人心情很好，我也跟着跳，给客人表演。大人们都很开心，家里的氛围也很愉快。那也应该是我收到的最初的掌声吧。

我做音乐之后，写了一首歌给他，2019年收录在《然后，我拥抱你》这张专辑里，歌曲名字叫《父亲种下的花园》，歌词是这样的：

春天他告诉我／在院子里种下了花

把冬天沉睡的荒草／全都清除了

还新布置了／一块绿色的菜园

每天都会观察／植物的生长和变化

已经七十岁了／也不怕长途旅行

有喜欢做的事情／经历了岁月沉浮

偶尔却也困惑／还像个孩子一样

和我一起聊聊／那些人生谜题

在我还是襁褓里／一无所知小婴儿的时候

他就认定／女儿会是他一生的骄傲

电话里有时他会说／有时他不说

我也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时候回家”

父亲给我的爱，就如同是在我的心里种下的一座花园。这个花园永远充满阳光，温暖美好。每当遇到“刮风下雨”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想成花园里的小花小草，需要雨水的灌溉和滋润而已。就像后来我翻译的宫泽贤治那首诗《不畏风雨》，“不畏风，也不畏雨”。

还有那句我一直当作座右铭的句子：“你的心是一座花园，不要让它荒芜。”

在当时那么简陋的农村生活环境里，没有马桶，没有热水器冲澡，洗碗没有自来水。而这些一点也不影响童年时代我的心里充盈着对文艺的向往，以及某种美好的可能。这份美好，来自父亲的浪漫，来自母亲的踏实，也来自奶奶的温柔典雅，来自他们面对生活种种考验和不堪的时候，选择了“向着明亮那方”。

这就是我的童年，我的家人。

是否想成为艺术家，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问过自己呢？

从艺术家联想到的关键词，比如有灵感、浪漫、自由、洒脱……这个问题自然有更多现实层面的考虑，比如有没有天赋，能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但很多时候这部分基因如果真的存在，它会推着你往前走。

如果人身上有一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我想，艺术基因应该属于此列，但不一定是来自遗传。也许还需要外界的一点激发，才能萌芽显现。

在我小的时候，因为和一个文艺气质浓厚的人，也就是我的奶奶一起生活，还没等这部分基因觉醒，就被带领进入了一片审美的场域。一切稀松平常的事，都被她蒙上了一层温柔的文艺滤镜。

开始上学之后，我喜欢语文大于数学，喜欢画画课、音乐课、舞蹈课，喜欢各种各样的表达。学校里的每一个文艺活动我都不想错过，都是自己主动报名参加。

回想起在镇上，从小学读到初中的七年里，简直是活跃度一百分：进过舞蹈队，扎起麻花辫儿，跳各种民族舞；进过合唱团，当指挥，还吹过竖笛；进过军鼓队，跟着队列穿上帅气的制服打鼓，去市里参加汇演；报名演讲比赛，几乎每次都是冠军；出黑板报，教室后面的墙、教室侧面的墙，都被我一一上色；还在各种晚会担任主持人串场。

回想起来，精力怎么那么旺盛啊。还记得一位同窗，给我写的毕业留言上的一行字：“你总是那么兴致勃勃。”

那时候确实就是跟着感觉走，想尝试一切，也没想过什么未来的人生方向。只是觉得好有趣，学校里的生活原来可以这么好玩。几乎没请假过，因为生怕错过了什么好玩的事。

父亲说，大概我六岁的时候，有个舞蹈剧团经过我们这，看到我觉得是个好苗子，想带我去培养。想了想，他们感觉不放心，没舍得送我去。

虽然积极投身于各种课外文艺兴趣活动，但我确实也没耽误学习，考试各门功课都说得过去，作文还经常满分。到了初中后半阶段，开始准备考高中的时候，我把精力更多放在了学习上，遇到了很好的鼓励我奋发学习的班主任，不知不觉竟成了全校第一名。

初中那时候我个子依旧很矮，身体发育慢，走在路上特别像个小孩，去办公室老师们喊我“小程璧”，可能也是一种爱称。我成了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精力全部都用在了学习上，无暇顾及其他。

人设就这样从文艺积极分子，转身变成了“学霸”。

等待中考成绩的闷热夏天，一个午后接到电话，我得知了自己的分数，顺利考入了山东省重点高中。我从家乡小镇，第一次到了家乡附近的小城，也开始了离家的寄宿生活。

这里是全市最好的一所高中，而我的成绩居然还在全市前五十名，于是被分进了唯一的重点班。

而这却是我三年痛苦高中生活的开始。

为什么说痛苦？以前的我，虽然说喜欢文化课，但是那种没觉得很费力的喜欢，轻轻松松就能考第一名。而到了高中，我发现自己费尽了力气，在宿舍规定的熄灯时间后偷偷在被窝里拿手电筒夜读，曾经那么好的视力也熬成了近视眼，结果在班里也就是二三十名，偶尔还会掉进四五十名。

用现在流行的词，真的太“卷”了。

这个班里集合了全市最会学习最会考试的五十个人。把这样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再互相竞争，虽然是一种激励机制，现在回想一下却觉得很残酷。

想要再考一次第一名的“惯性”在，但是发现做不到。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位置，就这样不属于自己。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了天花板，同时失去了一些自信。尽管再挑灯夜读，再认真做题听课，也没办法考到理想的分数。

多年以后，我像个旁观者一样，更客观地回看那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傻。这个班里的第一名可是全市第一啊，和原来的小镇上的第一名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当时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吧。而那时的我完全意识不到这些，只是觉得没像过去一样考到班级前几名就是退步了，就不放过自己。

那时候班上有几个同学选择了离开这个班级，甚至转学了。而我，到了高二面对文理分科选择的时候，还是继续留在了这个归属理科的重点班。一是家里的观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再有就是害怕：离开熟悉的班级和老师，去一个新的集体从头适应，总觉得是落败而逃。这可怕的自尊心。

然而数理化并没有选择我，继续留在理科班确实不是一条正确的赛道。高中后半阶段的课程越来越吃力，试卷上的题目越来越看不懂，整个人接近抑郁的边缘。人生第一次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枯燥。在高强度的竞争和日日与人比较之下，身心俱疲。

曾经我喜欢的那些文艺之事，好像早已经忘记了。曾经那么热爱的事，一下跟我的人生没关系了。我不知道可以走艺考这条路，而且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绘画或者音乐训练，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

我必须要先过高考这一关才行。而我知道以自己的理科分数，在山东这个激烈的高考大省，已经无缘清华北大。最初被父亲种下的梦想和骄傲，就这样在现实前濒临破灭。

然而命运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也会打开一扇窗透亮。这句话是真的。

当我备战高考、被数理化试卷习题百般蹂躏到接近绝望的时候，有一天班主任走进教室，说山东大学有一个小语种自主招生的机会，我们作为重点班有几个名额。可以去校园直接参加考试，只考语、数、外，合格了就会被山东大学录取。

不用参加高考，也就相当于提前保送了。

以我当时的情况，语数外的成绩总体确实还是不错的，尤其两大语言类，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语言这方面我从小都学起来不费力，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外语专业，挺适合自己。拖后腿的主要是物理化学，如果能够不用考这两门，负担瞬间小了很多。

我感觉有一点被吸引，但也有一点犹豫。就这样放弃参加高考了吗？对大学校园的幻想就这么定下来了吗？我的专业，我的人生方向也要就此确定了吗？

回去跟家里一商量，我爸立马说，当然去啊，离家又近，又是山东最好的大学，多好的机会。

我记得那是第一次去济南，小镇姑娘第一次来到省会，第一次走进山大校园。参加了三场考试，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回到学校很快就得知被录取了。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死磕一道怎么也不明白的物理题。被班主任叫出去后回来，再看到这张物理试卷，就已经变成了废纸。

那时候学校还拉了横幅喜报，就在学校南侧院墙，面对着大马路，我们几个被录取的名字并排，红底白字。我心里一半是高兴的，看着还在积极奋战的高中同学，一半感觉自己仿佛是逃兵。

后来那一年高考成绩出来，山东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理科要670分。如果我参加高考，完全够不到这个分数。

这就是上天给我打开的那一扇小窗吧。压抑的高中生活，选错的理科赛道，但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如救命稻草般让我提前上了岸。

告别了高中生活，转身进入大学校园。山大的洪家楼校区，是很古典的。不是现代化的那种教学楼，是传统中式飞檐建筑，沉稳而优雅，树木环绕，学术气息浓厚，其中一座就是我们的外国语学院。

学院的小语种课程包括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我被日语专业录取。家人也觉得就选日语，他们的理由特别简单：日本离家最近。

虽然我父亲天天跟人家喊着女儿是清华北大的苗子，但落到实处、真正的考量里占第一位的还是希望女儿不要离家太远，包括学校、工作，差不多就好了。就像很多传统父母一样，比起儿女飞得高不高，离家近、安稳的生活，将来能时常回家，一家人其乐融融才是他们的理想愿景。这种传统观念给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后来的生活，就是在不断转身离开的过程中，满怀对家人的眷恋和离别的遗憾。

日语学起来，比英语更容易上手。第一节课老师就带着我们把五十音图背下来了。也就是日语的基础拼音吧。会了这五十个音，所有单词就都会读了。我感觉日语发音是所有语言里面相对简单的一种。但到了后面深入学习之后，发现语法会变得复杂。动词的变形特别多。

读大三的时候，考过了日语国际能力一级和全国专业能力八级，都是日语专业的最高等级。之后开始思考自己的就业和将来。这几年的大学本科生活，主要还是围绕课业考试，专心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其他的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未来如果只会语言这一项技能，进入外企做重复乏味的工作，隐约觉得这不是我的人生理想。

我还想继续在校园里深造，我要经历一次真正大的考试，我要考研。

有一天，在北京大学官网的硕士研究生课程里，我看到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有一位导师名叫滕军，她研究日本传统文化艺术，开设一门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课程，我对与我们共通的东方审美十分感兴趣。因为我发现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接近我所喜爱的那些文化艺术。

像是没经历过高考的不甘心在作祟，我找来无数的专业学科资料钻研，挑灯夜读，全力以赴。在家人都对我这个选择抱着“试试看而已”的心态、不太相信我可以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硕士录取通知书，还附带一份最高额度的奖学金。

回看自己的求学路程，说曲折也曲折，说顺利也顺利。

在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终于从考学这件事的重压与束缚里挣脱出来。迈过了这道门槛，“小镇做题家”一边好像是完成了对家人的交代，一边也达成了去往理想学府的愿望。曾经丢掉的那部分自信心似乎也回来了，接下来我终于可以自由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了。

而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当我叩问内心，还没有具体答案。

也许我想重新接近那些我曾为之着迷的东西，那些文艺和美的部分。但我并不是把艺术当作梦想的人。艺术给我带来纯粹而直接的愉悦，我只希望能够靠近就好，却不知道它接下来会与我的人生发生怎样的关联，我亦没有太多执念。

我偶尔会想，如果在六岁那年家人送我进了那个舞蹈剧团，如果当年我在初中没有过“学霸”的光环、没有进入那个全市高中重点班，如果我在文理分科的时候不那么执拗地选了理科，如果我知道高考外还有艺考这条道路，而且家里也能够有条件支持……可是这些都只能是如果而已了。

那时候能做出的选择，每一个都是人生中关键的岔路口。回头看，一切是好是坏，都写在剧本，都无法改变。可以期待的，只有明天的事。

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我终于可以去到最向往的地方，开始寻找新的自己，开启下一段未知的人生了。这种充满期待、跃跃欲试的感觉，让人觉得日子鲜美而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