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狱案内，因收受有讥讽文字，不申缴而牵连受罚的二十九人中，太原王巩（定国）是第一名，处分居然重过主犯，谪官监宾州酒盐税。宾州（今广西宾阳）为广南滨海烟瘴之地，比黄州、筠州都更远、更荒僻。苏轼获罪之初，不暇自哀，耿耿于怀者，是那些被连累的朋友，尤其对远谪的王巩更加担心。怕他会心怀怨恨，又不敢写信去问询，成为心理上一个极其难堪的重压。

幸而定国于启程前先已来了信，使苏轼有机会倾吐自己的歉疚。复书曰：

苏轼认为王巩是两代宰相家的贵族子弟，一向娇生惯养，怕他吃不了远谪南荒的辛苦，谁知定国却很坚忍刻励，和苏辙在筠州一样，晨起到税局去做盐税酒税的杂事，下班后，穷经著书或则诗酒自娱，生活得还很安宁。

在黄州的第三年，王巩自宾州寄诗来，苏轼有《次韵和王巩六首》之作，清清楚楚写出他的歉疚，要为他祈祷的沉重的心理：

苏轼在黄州，最常挂念的，也是远谪广南的王巩。那年重九，登栖霞楼，凄然歌《千秋岁》词，所念即是定国：

此词末句，特为引用从前在徐州逍遥堂中，夜与定国和诗的旧句，缱绻的旧情与无凭的人事，交织成寥落无归的沉哀，自有一种震撼感情的力量，使当日同座诸人，不论认不认识王巩的，都为之想望这位漂泊岭外的朋友。

所幸元丰六年，王巩先自宾州放归，苏轼欣慰非常，作《次韵王巩南迁初归二首》，对于定国“归来貌如故，妙语仍破镝。那能废诗酒，亦未妨禅寂”，平安度过一场因他牵累而起的灾难，庆幸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在这三年中，定国的遭遇很坏。“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王定国诗集·序》）但是王巩从来不怨苏轼，还时时和他谈论昔日徐州从游之乐的旧事，苏轼一面欣然见他“十年冰蘖战膏粱，万里烟波濯纨绮”的新境界，一面则怅然对他说道：“却思庾岭今何在？更说彭城真梦耳。”新近度岭的痛苦经验都已悄然过去了，那里还有徐州游乐的梦痕。经历忧患的苏轼，深深体认了人生的虚幻。

写上述诗时，苏轼也已离开黄州，在江淮一带求田问舍，预定明春去南都谒见王巩的岳父，乐全老人张方平。后来王巩去了汴京，所以苏轼到扬州、到南都，似乎都未曾与他相见。

定国有一歌姬，姓宇文，名柔奴，眉目娟丽，颇善应对。其家世住京师，从定国南迁，苏轼后有一次问她：

“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柔奴回答。

这似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在一个体验过忧患的人听来，却如针刺要穴，凛然感到语中充满着哲理和智慧，特地为她填了一阕《定风波》词：

元丰八年（1085），宣仁太皇太后听政，下诏求直言，一时上封事者五千件，司马光看详，以孔宗翰居第一，定国第二，因此得早两年“磨勘”，司马光荐为宗正寺丞。元祐元年八月，本来已有颍州通判的新命，尚未赴任，苏轼荐举他充“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的制科试，不料为台谏们斥为奸邪，斥为谄事苏轼。这句话非常刺激苏轼，不得不大声驳斥道：“臣与王巩，自幼相知，从我为学，何名谄事？台谏要攻击的是我，王巩受我连累而已，这样无理诬陷，能不令人悚惧？”一阵扰攘之后，王巩终被出为西京通判，他又是苏门中第一个代罪的羔羊。

因此，苏轼和王巩元祐初同在京师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王巩在西京通判任上不过七八个月，二年秋间又转任扬州通判。其时，京师的党争已很激烈，苏轼自己正在进退两难的煎熬中，所以并不希望他回到这红尘滚滚的京朝里来，因作《次韵王定国倅扬州》诗，劝他不要再落红尘，在扬州好好写书：

然而，定国在扬州不到一年，又被人打下来了，三年秋后，回到汴京。

朝中大老韩绛的母亲，是王巩的姑母，他们两人是姑表兄弟。这几年间，定国命运乖舛，三年瘴疠，万里生还，适逢元祐政局初变，他鼓勇上书，极欲有点作为，自见于世。韩绛身为门下侍郎不是没有汲引定国的能力，但他非常自私，不仅借口亲嫌，不予推荐，眼看他被台谏们斥为奸邪，排挤出京，甚至连个通判的位置都坐不安稳，转徙靡常，无异江湖流落，韩绛也毫不顾问，苏轼很是为他不平。《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诗，通篇都是为定国痛惜，讽刺韩绛的话，流露他对宦途中人的冷酷无情，投出无限的鄙薄。

定国从扬州回来后，十二月初七，是哲宗皇帝的诞辰，提早退衙，天降微雪，苏轼兄弟退朝后，“出门自笑无所诣，呼酒持劝惟君家”，就乘马踏雪往访清虚堂，去看定国的近作。苏轼认为巩作五言，好得出奇。苏辙则追忆十年前，与孙洙（巨源）同访定国，饮酒笑谈通宵，就醉卧他家的旧事，现在巨源且已作古，往事皆非，为之无限感慨。小苏诗说：“兰亭俯仰迹已陈，黄公酒垆愁煞人。”但是大苏对人生已有其突破的观感，却用平静乐观的口吻说道：“九衢灯火杂梦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门外，共看银阙暾朝霞。”

明年（元祐四年，1089）三月，王巩升了官，出知海州。苏轼非常高兴，要以世故的经验来劝定国：“好词工书，都是病癖；做官应该稍微曲徇一点流俗才好。”作《呈定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