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画家王晋卿（诜），与苏轼原是老友，在御史台狱案内，与王巩一样，同是遭受惩处最重的人，因为他与苏的关系，还不止“收受有讥讽文字不申缴入司”一端，且有私人间的财物往来、僧牒请求和其他馈贻之类，一时都成了罪状。结果，王诜自绛州团练使，坐追两秩，宣告停废。

这还幸亏王诜的夫人是英宗的女儿贤惠公主，今上神宗皇帝的胞妹，才得免于远谪。不料公主还是经不起这样的打击，积郁成疾，神宗在她病中，赶忙又将王诜起复原官，可惜为时已晚，不久，贤惠公主终于撒手尘寰了。她的生母——宣仁太皇太后崩驾前，还曾泣语宰辅道：“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引为终身憾事。

公主既薨，王诜失了靠山，遂被外放均州。元丰七年春，徙颍州。至哲宗即位，才许自登州刺史还居京师，复文州团练使、驸马都尉。苏轼被召入京，与诜于宫殿门外，两人同经这场劫难，不相闻问者，已经七年，执手唏嘘，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晋卿原是武官，工于绘画，也好吟诗，值此际会，觉得不写诗不足以宣泄满腔的感情，自写一章五古，求轼和作，苏轼《和王晋卿》诗叙言：“……作诗相属，词虽不甚工，然托物悲慨，阨穷而不怨，泰而不骄，怜其贵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韵，欲使诜姓名附见余诗集中，然亦不以示诜也。”王诜诗不甚工，有事为证。他一日忽得耳疾，痛楚不堪，向苏轼求药方治耳，苏轼答复他道：

晋卿得书顿然开悟，果然三天后耳痛已愈，作诗谢苏曰：“老婆心急频相劝，令严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聪君不割，且喜两家皆平善。”词果鄙俚，但是他画《挑耳图》，却是出色当行之作，后被王巩收藏。[〔宋〕赵令畤：《侯鲭录》。]

王诜本是山水名家，受当时艺术风气的影响，继李成（营丘）、郭熙而后，画云林清旷、荒寒苍茫的《寒林图》而负盛名，早年画《烟江叠嶂图》，使苏轼读后顿怀武昌樊口的景色；王定国藏他所画着色山，苏轼题曰：

定国谪宾州，苏轼谪黄州，而晋卿稍后亦谪均州，所以说“三人俱是识山人”，题作同难的纪念。

晋卿对于苏轼的书法，爱好成癖，他们虽是知交，但也不能予取予求，需要有点技巧。当时大家知道，要向苏轼求书，最好赠送笔墨纸砚中的佳品，几乎无不立时应命。晋卿懂得这个诀窍，他曾一次赠送苏轼佳墨二十六丸，凡十余品。苏轼用来混合研磨，作数十字，试验色泽的深浅。他说：假使合研的成绩很好，他将捣合使成一墨，仿“雪堂义樽”之例，可以称为“雪堂义墨”[〔宋〕苏轼：《东坡志林》。]。据说这批古墨的成分非常名贵，内含金屑和丹砂，所以色泽光亮照人。不用说，晋卿必然借此获得不少苏书。

苏轼在黄州，醉后作《黄泥坂词》，原稿久已藏失。一天晚上，与王直方、张耒、晁补之等夜谈，说起此稿，他们三人便翻几倒案，搬箧索笥，居然寻了出来，不过稿字甚草，半已不能辨认。苏轼寻绎当时的意思，补成全文。张耒从旁手录一份清稿，呈与老师，乘便乞去原稿真迹。第二天，王诜得闻此事，写了信来抗议。书言：

于是苏轼用澄心堂纸、李承晏墨，写了《黄泥坂词》一通赠与晋卿。

元祐在京，苏轼交往的画友，都是一流高手，旧友王诜外，还有曾来黄州作客雪堂的米芾（元章），京师初交的李公麟（伯时），余如山谷的字，无咎的画，也都是一代作手。

米芾，字元章，本是吴人，世居太原，后迁襄阳，所以又自称“襄阳漫士”。他的母亲曾侍宣仁太后于藩邸，因此得补涵光尉，做过长沙县掾，现在京师当太学博士。生得眉目轩昂，人物英迈，独步翰墨场中，自视甚高，不肯随人俯仰。又因有这天生的傲骨，虽有那么好的宫廷欢迎，仕途上却极不得已，然而他并不在乎，自称：“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绝不改变他的“洁癖”。[〔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元章的书法，最为沉着飞扬，自出新意，不宗一派，与苏轼相同，故被誉为超逸绝尘、不践陈迹的大家。自言：“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宋〕米芾：《海岳名言》。]

米字于端庄中寓阿娜流丽之美，除二王外，于古人书法，概无好评，骂柳公权是丑怪恶札之祖，骂张旭草书只配挂到酒肆去。他是个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字如其人，他的行草，放逸天真，无拘无束，笔墨秀劲圆润，有云烟舒卷的自然姿态。苏轼对他评价甚高：“海岳平生篆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元章本不作画，至李公麟右手得病后，他才画山水。伯时的画艺始得之于吴道子，元章则取顾恺之的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他说，山水画古今师法相承，还没有人能够跳出此一尘俗的风格。所以他画山水树木，信笔挥洒，不求工细，烟云掩映，意似便好，与他儿子友仁都擅“泼墨”，意亦在于突破古画的技法，意趣天成，独成一格，人称“米家山水”。

元章学书甚勤，苏轼说他“日费千纸”，而其收藏之丰，尤其叫人眼红，据说“收晋、六朝、唐、五代画至多，所藏晋唐古帖多至千幅”。所以名其室为“宝晋斋”。

苏轼常偕同好的朋友到宝晋斋去借看他的收藏，但却发生一种怀疑，以为像米芾这样一个大家，决不至于没有鉴识，何以他的收藏中却又真伪参半，不尽可靠呢？元祐四年（1089）六月十二日，苏轼偕门生章致平同访宝晋斋。致平看元章取画，必亲自开锁，取出画件后，站离观者丈余之外，两手捉纸供观，不令接近；如走近去看，他便收了起来。显然示人者皆是赝品，这个秘密被章致平揭穿了，元章大笑，然后才把二王、长史、怀素辈十几件精品拿了出来。[〔宋〕周煇：《清波杂志》。]

米芾酷嗜书画，常常向人借阅，一取回家，他即用心临摹，然后把真假两本，一起送给原主，听其自择，而原主则又常常真赝莫辨。如此巧偷豪夺，聚藏书画日富。苏轼对他这种行径，不免有点轻视，所以《次韵米芾二王书跋尾》诗一则曰：“秋虵春蚓久相杂，野鹜家鸡定谁美。……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又曰：“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疑圣智。”对于米芾的作伪工夫，也不禁叹赏起来。

元章伪作出了名，真还有书画迷求他伪作，王诜即是其一，《书史》载其事：

然而仿造古书画，必须具有非常高超的技能、乱真的本领，在艺术上虽然没有正面的价值，但如果对传统的书法书技没有过人的造诣，对前人的笔墨没有精深的摹写功夫，谁又能够达到莫辨真赝的境界呢？

元章恃才傲物，行动不羁，故意装疯作傻，一种是强烈的表现欲望，一种是对凡庸世界无言的抗议。他常穿着奇装异服，自谓是唐人规制，好戴高檐帽，因为帽子太高，轿顶矮，坐不进去，他也不愿脱帽，叫把轿顶拆了，他就坐在没顶的轿子里，招摇过市。一天，出保康门，路遇晁以道，以道看了大笑。

米芾下轿，拱手问道：“晁西，你道是甚底？”

“我道你似鬼章。”[语见《何氏语林》，其时想在西师生擒番将青宜结鬼章槛送京师时，故有此语。]

然而，放开这些不讲，就凭元章的才气和绝顶聪明，都为苏轼所敬爱，成为他非常亲密的画友。

另一鼎鼎大名的龙眠居士李公麟，是苏轼元祐时期的初交。李之仪最初介绍公麟所画地藏像给苏轼看，复书说：

公麟，字伯时，舒城人，南唐先主李昪的裔孙，举进士，元祐初在京为承议郎。

公麟的父亲酷好书画，收藏甚丰，所以他自幼见多识广，渐能解悟古人使笔用墨的法门，作画气韵高远，意造天成；又能做诗，更识奇字；尤好三代鼎彝古器，博学精鉴。他以传统的佛画、人物画打好根基，特别擅长画马。这也是唐人遗留下来的风气，绘画雕塑等艺术杰作，大都与马有关，所以公麟作画，也以人物与马画为多。

元祐二年（1087），苏轼知贡举，公麟以承议郎为小试官，也曾在试院画马，苏黄以次，并有题咏。元祐初，西域贡马，首高八尺，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为一罕见的神骏；明年西羌温溪心赠文潞公马，亦为名驹；蒋之奇为西河帅，乞受西番贡马称“汗血”者。苏轼心爱这三匹名马，特请公麟各为写真，还请青宜结鬼章详加审定。他不能自有这样贵重的异国名驹，就只好一直珍藏这幅马画。至被谪惠州，还随身带着，作《三马图赞》，可见他的宝爱。

后来公麟遇名僧法秀劝他道：“你日夜画马，殚精竭虑在马身上，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马胎无疑。”伯时大为惊慌，从此不再画马，改画大士像，兼写人物和画“真”。[〔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中国的人物画，一向由六朝的顾恺之、唐朝的吴道子轮为主宰，后人不论如何变法，画风不脱这两家的范围，非吴即顾。北宋前期，吴道子被大家奉为画圣，所以，那一时期的壁画，大抵都是笔力雄放的吴派。老苏生前，也酷好吴道子画的佛像，苏轼初仕凤翔，曾化钱十万，买过四版幸逃兵燹的道子画菩萨和天王像，归献老父，成为苏洵一生收藏中的弁冕。

苏轼少时，对于吴道子那种“吴带当风”的笔势气魄，深为倾倒。后来见到王维的真迹后，开始获得诗画一体的启示，单纯的画技已经不能使他满足。至与米芾、李公麟相交，在人物画的鉴赏方面，他更欣赏顾虎头以有限的画面，朴素的笔墨，写出形神相融的人物来，认为气韵高于道子远矣。

苏轼盛倡诗画一体，首称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转而赞誉公麟为：“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龙眠的画更印证了苏轼诗画一体的理论。

在这几个人互为影响之下，顾恺之的画风，重被复兴起来，最有力者，就是李公麟。公麟所作《孝经图》，就带有非常浓厚的六朝风味，受恺之《女史箴》和《烈女图》影响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现在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所藏顾恺之《洛神图》二幅之一，即是李公麟用白描笔法摹绘的。（《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此时，苏轼受龙眠的影响，已很服膺顾恺之，《赠李道士》诗有曰：

这诗里，包括顾恺之写真的两个故事：一为裴楷画像，画成，再三默自观察，后在颊上添画三根毫毛，便觉神明活现；二是为谢鲲（幼舆）作“真”，将他画入岩石丛中，说：“此君宜置丘壑。”

人的品格不同，神情即异，画家不能把握其人品格精神的特征，便不得“神”。

人的体貌上，精神所聚之处，顾恺之认为：“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所以他画就一帧人像，搁置数年，不点目睛，因为尚未观察到、把握到如何表现这神聚之处的缘故。

眼睛固然最能表现个人的性格与精神，而苏轼则以为颧颊亦很重要，他作《传神记》说：“传神之难在目颧。”这话并非空口议论，他还做过实验。《传神记》说：

他认为画家要把握对象的“神”，必须潜观默察，留心他于自然流露时，迅速捕获到画面上去（前揭书）：

伯时画真，当然不同凡响。

陆放翁听他父亲说，李伯时画王荆公像于金陵定林庵的昭文斋壁上，著帽束带，神采如生。斋屋平日严加锁闭，贵宾来谒，寺僧才肯开门。客忽见像，无不为之惊耸，盖因感觉此像竟有一股生气逼人，写照之妙如此[〔宋〕陆游：《入蜀记》。]——放翁后去金陵，庵已遭火，像不复存。

现在尚存人间的伯时所作轼“真”，乌帽道服，坐在磐石上，左手执一藤杖，横置膝前；两颧高耸，大耳长目，右颊黑痣数点，清晰可数。黄山谷说：“极似子瞻醉时意态。”

他们这一伙朋友最大的娱乐，不是诗酒之会，即作书画雅集。元祐二年（1087）五月，在王诜家的西园里，即曾举行一次盛会。西园幅员广袤，小桥流水，林石清森，实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园林。我们上距当时，几已千年，还能看到这次雅集中，风景之美，人物之盛，姬侍之艳，真还不得不感谢龙眠居士所画的《西园雅集图》和米元章所写的图记。

参加这次雅集的，图上共有十六个人。一石案的左前端坐着，头戴黑色高筒帽，身穿黄色道袍的，便是苏轼，他正端坐捉笔写字，有一童子对案俯身为他持纸；沧州李之仪（端叔）捉椅立视，只见一个侧面；幅巾青衣、据案凝伫着为丹阳蔡肇（天启）；蔡与苏间，站着两个盛妆的侍姬，服饰神态还是唐代美人丰容盛鬋的风仪；案之右上角，戴仙桃巾，着紫裘，斜坐静观者为主人王诜（晋卿）：这一组人都在凝神注视苏轼如何挥毫落纸。案后假山一角，小桥流水，景色明媚。

另一石桌，上方坐着龙眠居士李公麟（伯时），幅巾野褐，案上平铺素纸，他正据横卷，持毫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旁立黄庭坚（鲁直），团巾茧衣，持扇当胸，凝眸熟观。案之两端，分坐苏辙（子由）和张耒（文潜）：子由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文潜捉石观伯时画。一童子磨墨，一童子侍立苏辙身后。晁补之（无咎）披巾青服，抚肩而立。郑靖老（嘉会）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伯时作画。

远处林翳间，秦观（少游）幅巾青衣，趺坐在一棵古桧的盘根上，袖手静聆戴琴尾冠、穿紫道服的琴师陈碧虚凝神摘阮[阮者，乐器名。《旧唐书·元行冲传》：“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令易以木而弦之，其声清亮，乐家遂谓之阮咸。”]。

爱石有癖的米芾，唐巾深衣，站在一方高大石壁前，昂首持毫，意欲题壁，前有蓬头童子捧砚而侍。在他身旁的则为秘书少监宋城王钦臣（仲至），袖手仰观。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密茂中，一僧——圆通大师坐蒲团上说《无生论》，刘泾（巨济）幅巾褐衣，坐怪石上，侧耳静听。

米芾所作图记，结末说：“后之览者，不独图书之可观，亦足彷佛其人耳。”确为至言。北宋士大夫家朋友雅集，例设歌筵，驸马邸第的酿酒美人，益发鼓舞宾客的画意和诗兴。晋卿有一后房宠姬，名啭春莺，见过的人都说，确是罕见的国色，苏轼曾被她的美艳所颠倒，即席为制《满庭芳》一阕，老实招供道：她是你家家伎，朝夕相见，不会觉得怎样；但是有个狂客，则已被她艳光所照，意乱情迷，如何是好？原词是：

但这啭春莺，王家亦不能久据。绍圣初，政局大变，晋卿再度贬谪，她便流落为客县马氏所得。待晋卿重返京师，虽知她的下落，但是已经飞去的堂前紫燕，再也不能重返旧巢，空缱绻而已。[〔宋〕许顗：《彦周诗话》。]

苏轼与米芾、公麟的交谊，结局则有不同。他自海外北归，与元章书云：

苏轼谢世前，还和他频频函札往来，诉述病苦。

至于李公麟，元祐时期，与苏家极为密熟，甚至为苏家遍画家庙的神像。但至苏轼得罪南迁，公麟即不相闻问，途遇苏氏两院子弟，他也以扇障面，装作不曾看见。一个艺术家而如此势利，晁以道非常气愤，将平日所藏李公麟画，全部送了别人，他不愿再看了。[〔宋〕邵博：《闻见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