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僧寺之多，殿宇相望，苏轼自言：“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亦是事实。但看他在杭州两年，相与往来的方外之交，确是不少；而且往还之多，也许甚于士大夫间的交游。这似乎不是偶然的现象。

十八年前，他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人地两疏，欧阳文忠公特地为他介绍西湖诗僧惠勤。到官三日，苏轼就冒着腊月严寒，往孤山访晤，抵掌深谈，交契非常。[〔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此番重来杭州，惠勤虽然已死多年，苏轼下车之初，仍然首访孤山，为要往拜文忠遗像。惠勤的弟子二仲告诉他说：

“这僧舍里本无泉水，在您来之前数月，忽在讲堂后面，孤山脚下，流出一注甘洁的清泉来。我们即在这地方凿岩架石为室，只待您老为它题个名字。”

“欧公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我们为纪念他，就叫六一泉好了。”苏轼说。

唐宋时代的孤山，林木深蔽，其中楼阁参差，有如仙境；山后则花圃罗列，幽美居全湖之最，而六一泉即在此山之麓，地当现在的西泠桥堍。苏轼为作《六一泉铭》，并于泉后凿石作室，名曰“东坡庵”。

孤山建一智果精舍，苏轼邀约参寥从於潜天目山来住持该院。参寥上人虽然籍属於潜，但他自认杭人，时有乡思，所以苏轼招之以诗说：

智果精舍只是三间新造的僧寮，起建于元祐五年，屋宇虽小，而景物幽寂，似是苏轼特意为诗僧参寥所造。

到苏轼快要交卸时，智果院里忽然也发现有一泉，出自山岩缝石间，甘冷宜茶。元祐六年二月寒食后一日，苏轼带了他的朋友王瑜（忠玉）、张璹（全翁）从孤山坐船来向参寥告别，参寥汲泉钻火，烹黄蘗茶飨客，并且告诉大家，这是院内新发现的一注泉水。苏轼忽然想起七年前，在黄州，梦与参寥吟诗，有“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之句，当时不能解说泉如何新法，不料这个梦兆，却都应验于今日。座中人听他讲说这节故事，都怅然有事皆前定，各怀知命无求之感。苏轼名之为“参寥泉”，作《参寥泉铭》。

苏轼为杭州通判时，祥符寺可久、垂云、清顺三僧，都是他的诗友，现在似已只剩清顺一人，住持葛岭寿星院。

清顺所居曰藏春坞，门前有两株巨大的古松，松树上盘络得满满的凌霄花。这和尚年纪老了，常在树下打瞌睡。有一日，苏轼摒去骑从，独自去藏春坞看他，一路上松风骚然，落花满地，至，则清顺正在树下昼寝，手指落花，乞苏轼作一韵语，为赋《减字木兰花》：

这年春天，寿星院垂云亭所种的新茶可采了，清顺知他爱茶，特来相赠。春暖花开了，清顺又以诗代简，邀他去赏花，可惜苏轼因病，错过了花期。

西湖北山多竹，孤山、葛岭又都在比较静僻的北山路上，所以苏轼偕友游湖，最常去的是寿星院和智果精舍，访的是清顺和参寥，诗曰：“……云深人在坞，风静响应谷。与君皆无心，信步行看竹。竹间逢诗鸣，眼色夺湖渌。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指同游的王瑜与张璹）。故应千顷池，养此一双鹄（指清顺与参寥）。”

五年夏日游寿星院，有咏寒碧轩诗，为后人评价甚高的一首名作，说它“初若豪迈天成，其实关键甚密”，句句扣着“寒碧”二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苏轼爱竹又好茶，而植茶在宋代为寺院经营事业之一。西湖群山如宝云山产者为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山产者名白云茶，轼诗所谓“白云山下雨旗新”者是也。寿星院垂云亭茶，产量甚少，更负盛名，清顺每以新茶相赠。苏轼方外之交多，茶的供应不绝，诗谓“妙供来香积”，即是指此。

和尚中不乏精研茶道者，更特别“设茶”招待。

苏轼重来杭州之初，那年岁暮，往游落星寺。南屏寺僧谦师，远从南山赶来，为他“设茶”。谦师是湖上茶道名手，据他说：“此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苏轼深感其意，作诗相赠。

寿星院也有个梵英和尚，葺治堂宇，精洁无比，烹茶供客，芳洌异常，饮后齿颊生香，与一般的茶味不同。

苏轼问他：“这是新茶吗？”

“烹茶，必须新茶旧茶配合了用，香味才透得出来。”

这使苏轼连带想起，有个懂琴艺的人曾经对他说过，琴之制作，不满百年，桐木的生意尚未绝灭，故其缓急清浊，还会与气候的晴雨寒暑相感应，所以琴以古者为贵。此理与梵英所言，茶须新旧相交，香味始见，其理正同。[〔宋〕赵令畤：《侯鲭录》。]

苏轼另有一个特别嗜好，就是蜂蜜。他在黄州时曾经用蜜酿酒，颇自得意，其实是失败的酿造。这次到杭州来，遇到了同好的和尚——仲殊。

这个和尚，是个传奇人物。

仲殊俗姓张，名挥，安州进士，但他风流成性，游荡不羁，他的夫人恨透了他，在食物中投了毒药要害他，几乎中毒而死，食蜜得解。医生警告他，若再食肉，毒发不可救，他从此看破红尘，出家做了和尚。[本集：《安州老人食蜜歌》诗注。]

仲殊为承天寺僧时，苏轼与之相识。苏轼说他做诗，落笔很快，而又工妙绝时，如所作过润州绝句，实甚清丽：

仲殊虽已为僧，却余习不改，欢喜作艳词，有《宝月集》，今已不传。所以苏轼作《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中，还调笑他道：

此时仲殊在杭州，已经辟谷，但吃蜂蜜，所以苏轼叫他“蜜殊”，说他的诗是从百花酿成的蜂蜜中化出来的。

据陆游的伯父说，仲殊所吃食物，不论豆腐、面筋之类，一律要在蜜中渍过，他人都不能下箸，只有苏轼可与之共餐，而且吃得津津有味[〔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轼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说：

东坡先生取人廉，几人相欢几人嫌。

恰似饮茶甘苦杂，不如食蜜中边甜。

苏轼引用佛典：“佛言：譬如食蜜，中边皆甜。”这是他经验人生的感喟。世俗朋友还有是非爱憎，利害关涉，不如方外之交，完全超脱于凡尘浊障之外，纯情可喜。

吴越诸僧中，苏轼最敬重二老：一是现在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的方丈大觉禅师怀琏；二是本在天竺，现已退居龙井的辩才，他是禅门临济宗的一代宗师。

皇祐年间，怀琏为庐山大德，诏往京师住持十方净因禅院。仁宗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并赐龙瑙钵盂一个给他。怀琏当着皇帝使者的面前，将这钵盂烧了，对使者说：“我们崇奉佛法的人，穿坏色衣，用瓦铁器盛食物，此钵不是我们佛门弟子用的。”使者归奏，仁宗大为嘉叹，亲笔写颂诗十七篇赐他。怀琏后在广利寺起造宸奎阁，即为奉藏仁宗御书之所。苏轼为写《宸奎阁碑》，还再三写信叮咛，要如何制作碑石，方如古制，十分郑重。[本集·书简。]

苏轼一到杭州，即以张方平所遗鼎甗献寄赠怀琏，作《大觉鼎铭》，借致敬意。后来听说大觉为小人所谗，几乎不能安居于阿育王山，大为惊忧。四明太守本是王汾（彦祖），为苏轼的同年，不巧甫于四年十一月调职离去，接任者王文渊似不相熟，所以只得写信托赵令畤转达，函曰：

其时大觉禅师已经八二高龄，宸奎阁落成未久，元祐六年正月，他就圆寂四明了。

辩才法师与苏轼兄弟，有二十年以上的交谊。轼之次子苏迨且是皈依在辩才座下的弟子。沈遘知杭州时，命他住持上天竺法善寺，经他竭力经营，弘开法宇，增屋几至万间，重楼杰阁，冠于浙西。

苏轼重来杭州，辩才早自上天竺，过风篁岭，退居龙井之寿圣寺，不再出山了。

龙井，本名龙泓，又名龙湫，有一山泉出自石罅，甃为方池，中生赤蜥蜴，寺僧以为小龙。据秦少游所作《龙井记》：“地当西湖之西，浙（钱塘）江之北，风篁岭之上。深山乱石中之泉，蟠幽而踞阻。岭之左右，大率多泉，龙井，其尤者也。”[引自（咸淳）《临安志》。]山上一路苍松翠竹，并以产茶闻名四海，风物幽静无比。

这时候，辩才法师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但是神闲气静，精力犹甚矍铄。苏轼常常屏去随从，入山与老师坐谈终日，有忽尔跳出尘网的舒坦。

苏轼往访龙井，辩才亲自送出山门，两人话兴正浓，不知不觉间翻过了龙井后山的风篁岭。此岭高越西湖群山，路径最为深峻，漫山皆竹，故俗称莨筜岭。

辩才自从退居龙井后，十余年间，从来不曾出过此一山区，这次，不知不觉间过了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顾谓苏轼道：“杜子美不是曾经说过‘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吗？”[〔宋〕阮阅：《诗话总龟》。]

后来，乡人就在此岭上建了一亭留念，名曰“过溪”，亦曰“二老”，都是用的庐山慧远法师与陶渊明虎溪三笑的故事。

自此一别后，翌年（元祐六年，1091）九月，辩才法师无疾而逝。其时苏轼已在京师，命参寥代为致祭，要作《龙井辩才师塔铭》，自知谈佛不如其弟，特地叫苏辙执笔，此文今见《栾城集》中。

宋朝制度，知州对于辖属寺庙，有绝大的监管权力，也负有处理寺庙重大事务的责任，苏轼对于甄选僧官，颇具魄力。

径山寺的住持僧死了，照该寺祖师成约，后世甲乙轮值，从无例外。苏轼认为继任人应于山门内选用有德者，祖师成约，毫无意义。他便径以知州权力，派僧维琳嗣事。寺庙隐藏多方面的势力，这种破坏传统的举措，很多人不敢做的。起初，部分僧侣心甚不服，啧有烦言，经过一段时间后，心悦维琳的人日益加多，苏轼高兴得叹口气道：“今则大定矣。”（《东坡志林》）

若干年后，苏轼易箦时，临终及送的朋友，只有维琳长老和晚辈钱世雄二人。

九曜分支的南屏山，慧日一峰，巍然独耸，山麓有净慈寺，为五大丛林之一，西湖十景中的“南屏晚钟”即是净慈寺山门外钟楼的钟声。

净慈方丈圆照禅师请丛林中有名的高僧善本法师来为本寺上座，设堂讲经。杭州僧俗，奉事甚谨，他也戒律森严，信众非斋戒沐浴，不敢随便登他的禅堂。苏轼认为他既属禅宗，就不该如此装模作样，注重形式，决定开他一个玩笑。一天，苏轼故意带了伎女闯进他的讲堂。善本见了，自然不免愠形于色，只因他是太守，不便发作。苏轼作《南歌子》一阕，命伎在禅堂上大师面前唱将起来：

佛教中的禅宗，讲究的是明心见性，要在自由解放的精神里，求取心灵的顿悟，不像律宗那样注重戒律的形式。净慈是禅寺，善本是禅师，所以此歌首问袭卢陂长老问延沼禅师语，问他“师唱谁家曲？传承哪家的宗风？”实在有点挖苦的意思。

善本对此，无可奈何，只得为之破颜一笑。于是，苏轼高兴得大嚷道：“今日参破老禅了。”

元祐五年（1090）八月，旨召善本赴京住持皇族家庙的法云寺，杭州的信众认为善本一去，净慈僧俗一定会跟着星散。苏轼认为未必，他就邀约越州的楚明长老来接掌净慈寺。后来事实证明，法众非但未散，反而增多至五千余人。

一个地方长官，每天有堆积如山的案牍待他判行，每天有多少无聊的人事要他应付，苏轼之所以“欲将公事湖中了”，无非要借清净的环境，做冷静的判断。

苏轼暇日，宁愿到西湖群山寺院里，和世俗利害无关的僧侣谈禅说诗，亦不过求取心情轻松，洗涤尘俗而已。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艺术家气质特重的智者，必须在有限范围内，与凡俗隔离，置身于利害得失之外，但却又抱持着一腔入世的热情，与无怨无悔为民服务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