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五年（1090）六月初，苏轼读邸报，知朝廷因各路旱灾，内出手诏两道，广征言事。他便于同月初九日，怀着悲悯的心情，就地方所见病民的弊政，奋笔疾书《应诏论事状》。

他首先说：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已经三出此言。虽圣人不惜罪己，而臣子实不忍闻。因是出守外服，不能尽知朝政，所以只能就亲眼目睹的人民疾苦，州县官吏日夜在做那些伤残人民肌体，离散人民父子，破坏老百姓的生业，为国家敛怨而又毫无裨益国家财用的四事：

一、人民现欠市易被籍纳的产业，朝廷准许给还或收赎，而有司另创籍纳折纳法，使十之八九，不能还赎。

二、积欠盐钱，朝廷已许照产场本价归偿，余俱除放，但提举盐事司官执文害意，谓非贫乏，不在此数。

三、登极大赦前人户以产当酒的欠款，应该只纳官本。

四、元丰四年拣选剔除的上供和买绢，抑勒配卖与民，不住地鞭笞催缴，请依今年四月九日圣旨除放。

状末言：“以上所有四事，伏乞出敕施行，若有一件不如所言，臣甘服罔上误朝之罪。”

不料进呈此状后，经过一百零八天，杳无音讯。苏轼于九月二十七日上状查问，直至六年一月才接到尚书省札子，方知三省并未进呈，甚且说：“不曾承受前状。”事情揭穿后，三省同奉圣旨，令别具呈奏。苏轼于同月九日即上《缴进元祐五年六月应诏所论四事状》，为时已经拖过半年多了。而且，即使这是奉旨补呈之件，仍如石沉大海，渺无下文。

元祐后期的政事，已经颟顸到了这种程度，官僚只会争夺权位，粉饰太平，对于生民的疾苦，不但漠不关心，甚至是他们的忌讳。太后诏求直言的结果，竟然如此，史言“元祐之治”，亦不过尔尔。

旱荒的善后救济工作，刚刚放下，而元祐五年之初，浙西数郡，忽又大雨成灾，太湖泛滥，淹没两岸的农田，灾害的情势，甚于去年的干旱。太湖区域是两浙主要的产米地区，太湖一闹灾荒，两浙的粮食全都失了调剂，来年的饥荒，是可以明显预见的。

苏轼早于七月十五日就首上《浙西七州灾伤状》。他说，今年春夏之交，雨水调匀，浙人举债播种，力事农作，原来希望今岁能够丰收，弥补去年的灾荒。不料一场淫雨风涛，全部冲光。他叫将官刘季孙往苏州沿路勘访，不单是豪雨成灾，又多大风，鼓动潮浪，冲坏堤堰，水势泛滥的范围一扩大，就更不可收拾了。湖州水入城中，民家浸水尺余，受灾更重。转运判官张璹自常、润回来，亲见吴江、平望、八尺间，合家田苗没在深水底里，父子聚哭的惨象。

继说：“救灾恤患，尤当在早，救之于未饥时，用物约而所及广。”何况，“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岁之灾，如病再发。病状虽同，气力衰耗，恐难再持”。所以他请求朝廷行下户部及本路转运提刑、两路钤辖司及早相度准备，于秋冬间不惜高价，多籴常平米，以便明年平籴救荒。

十日后，即七月二十五日，续上第二状。

盖因拜发第一状后不过六天，忽又风雨大作，一连数日，昼夜不停。苏轼于风雨声中，绕室彷徨，恍如眼见州民男妇老幼在一片汪洋中，被狂风豪雨所摧残，老百姓的产业和作物，被大水所吞没，一阵阵战栗呼号的声音似从耳边响起，他推窗望雨，忧心如焚，不管前状之发，不过数日，忍不住于七月二十五日，又挑灯夜起，手写第二状，如言：

如这类事，在后来台谏官的弹章中，指他虚报灾情，都是罪状。

苏轼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再以私人名义，分函有关地方监司守令，劝他们广籴备灾，合议救灾方策，等等。如《寄新任秀州太守胡深父书》云：

救灾恤伤，提刑司是主管单位。当时两浙提刑马瑊（中玉）初自淮南路调来，苏轼迫不及待，要和他觌面商讨。函招不至，他只好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越州太守钱勰，代他促驾。书言：

事隔一个月后，灾势已成，缺粮的情形已很严重，价亦高涨，九月初七始奉旨将此案交由都省关牒本路转运提刑司相度施行。

苏轼焦急不堪，认为现在再从调查开始，时已不及，而且事情交到这班本位主义的官僚手里，调查也不会确实，上状力争说：

苏轼先在本州价购粮米，历时一月，无人赴仓卖米；原想提高收购价格，却怕刺激粮价上涨，而且进价太高，官本遂重，明年出籴为难。所以唯一希望，只能请求朝廷，准向年成丰熟的近便州军购粮五十万石，储为明年平籴救济之用。此项购粮的经费，则可以从本路常平钱项下拨偿。

——这第二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是九月十七日拜发的。

四天后的二十一日，续上第三状，控告提刑司吝惜两三钱，不肯遍行公文，禁止抑价收购。抑价收购，必然买不到米，他举例说：指挥杭州依旧作斗米七十文收籴，亦不过籴得三万余石，其余辖属诸郡，也不敢有违，闻得苏、秀出米地方，现今不过籴得二三万石。照此情形，本区收购存粮，现在已经不易，务请诏下于收成好的近便州军籴买五十万石，储备救济来年饥荒之用。

到元祐五年（1090）的十一月间，苏轼七月间所上浙西七州灾伤状才蒙圣旨行下，令发运司兑拨钱一百万贯，趁时籴买斛斗封桩，准备移用，余依所奏施行。然而，发运司官吏奏称：淮南江东，米价高昂，不肯收籴。苏轼痛心疾首地叫喊道：“使圣主已行之命顿成空言，饥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但是官僚政治的本位主义牢不可破，再怎样力竭声嘶地呼吁，也是徒然。

十一月下旬，苏、湖、杭、秀等州的米价开始上涨，官价籴购计划显然已经行不通了。苏轼清查杭州义仓存米四万余石，遇上灾荒年份是准许俵散的。苏轼上相度赈济七州第四状，就在报告他的计划：“开春米价增涨，即将义仓常平米贱价出粜，则一郡之民，人人受赐。所收钱并用填还常平所亏官本。仍下浙西诸郡，依此体例施行。”——这是他职权范围之内可以做的事，虽区区四万石，还不足原定赈济所需的十分之一。

苏轼与水有缘，他在杭州，十足只有一年半的时间，疏运河，筑堰闸，治六井，开西湖，最后还遇上一场遍及所辖七州的大水灾；他的最大政事，几乎无一不是与水有关。及至六年二月，已经有内召为吏部尚书的消息时，他还在孜孜兀兀地和同官商讨、勘察、计划于钱塘江上流的石门，开一运河，以避浮山之险。

钱塘江为天下之险，而浮山是险中之最。浙东温、台、明、越诸州往来者，虽从西兴直渡杭州，可以不涉浮山，但自浙东的衢、睦、处、婺，皖之宣、歙，赣之饶、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都须从龙山进出，因为江滩水浅，必须候潮水来时，方能乘潮而行。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浮山峙立江中，与鱼浦诸山犬牙交错，挡住了奔腾的潮水，乱了流势，洄漩怒射，状如鬼神。往往在深水中忽然涌出十数里的陵阜，旦夕之间，又忽然消失了。纵使是熟练的船老大、潜水夫，也不能预测航道的深浅，冒险乘潮行驶的船只，就无法逃避翻覆的命运，每年溺没人货，不计其数，公私坐视，无可如何。

衢、睦等州，地旷人稀，粮食生产不足，仰赖苏州、秀州运米到桐庐，散销各地；而杭州一带居民所需燃料（薪炭），都取给从上江运来：两者都因浮山之险，覆溺阻碍之故，数州的柴价米价都较别处为贵。

其时有个前任知信州军州事的侯临（敦夫），为葬生母于杭州的南荡，往来江滨，注意到这个问题，乘便实地考察地形，访问当地的父老和船家，反复研究，写成一本《开石门河利害事状》，送请苏轼参考。

苏轼根据侯临的建议，邀集前任转运使叶温叟、两浙转运判官张璹、创议人侯临以及张弼等同往江上，实地踏勘，再经共同商讨，拟定开石门河的计划：

从浙江上游，地名石门的地方开始，沿山向东，利用斥卤弃地，开凿一条运河，引入钱江及鸡谷诸水，凡二十二里，通至大江。

再沿江筑岸，面对潮水来向用石块砌筑；潮水不及之处，用竹子筑成泥岸，约八里长，到达龙山的大慈浦。

从大慈浦北折，抵小岭下，凿岭六十五丈，通达岭东之古河；将古河稍加浚治，东南行四里许，即至龙山闸，与运河相衔接。

此河开凿完成，即可永远回避浮山之险了。

计划既定，即派观察推官董华估计所需工料，预算全部费用为钱十五万贯，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两年可以完工。

苏轼遂上《乞相度开石门河状》，附呈侯临所撰《开石门河利害事状》一本，董华《预计合用钱物料状》一本，地图一幅，请求朝廷命令本路监司派官共往勘验，如所言不妄，请由朝廷支赐钱物，即派侯临督办这一工程。石门河开，不但可以救活无穷的性命，完惜不赀的财物，更利于数州柴米运销的流通，使田野市井，同歌圣泽。

此次“相视新河”一行中，张弼有诗，苏轼次韵[本集《奏开石门河状》：“臣与前转运使叶温叟、转运判官张璹躬往按视。……”而诗题则为“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秉道为杭人张弼字，张弼亦即诗中所说的“髯张乃我结袜生，诗酒淋漓出狂怪”者。璹，字全翁，二张绝非一人。也许两张都是同行的人，张璹原为两浙转运判官，此事与他前任职务有关，所以可在官文书的奏状中列名；张弼只是临行的诗友，官守不及，所以不见状文。然而何以诗题又遗漏张全翁呢？殊不可解。]说：

苏轼在杭，兴作水利工程三项，都由博采众议而成，认为自己不过“画行”而已。即使在上报朝廷的奏疏中，他也一一陈明计划创议者是谁，监工督役者的现职和姓名，不论官职如何卑微都不抹杀他们的劳绩。长官不攘功，足以使人人乐于效命，使一切人才皆得出头。看似一个起码的条件，但是古往今来官僚社会中具有这种气度的人，似乎也不多见。

前状是二月上旬拜发的，但至同月二十八日，京师诏下苏轼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了。苏轼当将此事，寄望于他的后任林希会来实施，不料朝廷倒是准了他的奏请，而林希却听信小人谰言：“今凿龙山姥岭，正犯太守身。”竟将此一关系人民生命财物安全的航运工程计划，束诸高阁了。[何薳《春渚纪闻》载工程计划内有二案，除龙山一案（即奏状所陈之计划）外，尚有一条自富阳新桥港经余杭至郡北关江涨桥一节。因无确切根据，于正文中删去。]

苏轼应召还京，特意绕道苏州、湖州、常州一带水灾严重的地区，亲自考察太湖、松江一带，但见水波浩淼，无异成了大海。

江南地区的水患，由来已久，仁宗朝的名臣范仲淹，最先提出治水的方略，但未触及泛滥之根本原因；熙宁年间，王安石用郏亶的治田说，为大地主们猛烈反对而罢；苏轼做杭州通判时，曾往湖州督察松江堤防的改修工程，对这问题，有过研究；今次再度考见泛滥的实况，认为这样浩大的水势，绝对不是数月霪雨所能造成，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出口淤塞，若能海口通畅，吴中即无水患。

松江海口之所以淤塞，是由于庆历以来，江上行船，改用陆挽，陆挽必须先筑挽路，建长桥，植千柱于水中，公私漕运虽然称便一时，但是挽路侵占江面，桥柱阻留泥沙，于是松江渐次淤积，海口终于扼塞，大水不能入海，一定会在沿江两岸泛滥成灾。

习用的长桥和挽路，固然不能废去，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即开凿旧桥外的挽路，另筑千桥，桥拱各加大为两丈，使松江的水流能够加速通过；然后公私协力浚渫海口，如此则江水有力，泥沙不再沉积，而水患也就少了。

苏轼听说常州宜兴县进士单谔[单谔：常州宜兴人（1031—1110）。嘉祐进士。不乐仕进，独留心于吴中水利，尝乘船往来苏、常、湖州，勘查水利，积三十年而著《吴中水利书》。]，颇精水利之学，特别向他请教。单谔面陈所撰《吴中水利书》一卷，苏轼细读后，认为确有精辟独到的见地，所以到京后，上《论三吴水利状》，即将单氏原书随状进呈。

苏轼说，三吴水利的重要，在于两浙之富，为国家财政所依恃，每年漕运京城米一百五十万石，其他赋税供馈，不可胜计，如果听任它十年九涝，必致公私凋弊。乞朝廷将此状和单著一并发交本路监司，躬加按察；或差懂水利的干练官吏，认真研考这个计划，详陈利害，商讨进行。

苏轼水学，是综合范仲淹的治水说与郏亶的治田说，两者加以折衷而成论，后世专家们的批评，认为并无太大的创见。其实，苏轼的研究只为实用，此来眼见太湖沿岸，田庄尽成泽国的凄惨景象，即使他已身返廊庙，重归玉堂了（奏状于元祐六年七月二日），依然寝食难安，亟望朝廷能够饬令地方，做好这件解决百年来江南水患的疏导工程。不料此状奏上后，仍为群小所弹，宰执所格，当时并不果用。直至数百年后，明人治三吴水利，却从苏集中检得这份资料，认为有用，付诸实施。苏轼为政论学的实用精神，不是高谈阔论的后人所能菲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