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不杀大臣，是太祖高皇帝手定的家训，没有人敢于违背，“违则不祥”。苏轼既被窜逐岭外，几乎已是最重的惩治了，若不另有新的布置，甚难再度给予致命的一击。

唯有熟悉苏家家事的章惇，才能想到利用程之才与他有先世宿怨这个过节，设下借刀杀人的毒计。

程之才，字正辅，苏母成国太夫人的胞侄，也是苏轼亡姊八娘的夫婿。苏程两家本是“亲上加亲”的至戚，不料八娘嫁过去后，不得舅姑欢心，不得志而死，似乎不是善终。老苏痛失爱女，愤恨之极，作《苏氏族谱亭记》，对程家大肆毒骂，不但从此断绝与岳家来往，并且告诫子孙，不认这门亲戚，即使成国太夫人逝世，也不通讣吊。横亘在这两代间的怨隙，自仁宗皇祐五年（1053）至今哲宗绍圣二年（1095），已经四十二载，可以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了。

章惇知道苏程两家有这一段宿怨，所以特别起用程之才做广南这一路的提刑。提刑，即是世俗所谓巡按大臣，代表朝廷，巡察地方，有发奸摘伏、整肃官吏的大权；而且程之才本人也是个非常精干、敢作敢为的健吏，用他来对付一个流落在岭南的罪官苏轼，尽可以杀人不见一滴鲜血。

提刑驻节韶州，苏轼路过该地未久，程之才就跟着到任了。绍圣二年正月，新任提刑按临广州之后，他是必定要到惠州来的。与程家绝交时，苏轼还只十八岁，现在，他不知道要怎样与这位名分上既是表兄，又是姊丈的宪使见面。这是桩非常难处的事情，并不一定为了内中隐伏有什么杀机，苏轼甚为踌躇。

苏轼再三思量，这种事，除了挺身出来，面对现实，没有其他办法。程之才还在广州，苏轼就托与他同游大云寺的程乡县令侯晋叔，先为致意，探探之才的反应。

侯晋叔来回话：程之才示结非常关切，于是苏轼第一次写了给他的短柬：

接着，接到苏辙来信说，在湖口见到程之才的儿子和媳妇，知道之才对他们不但没有恶意，而且颇为关怀。于是苏轼觉得轻松一点，继又写了第二封信，约他觌面晤谈：

程之才寄来回信，说他对于两家陈旧的嫌隙，一向耿耿于怀，苦无机会沟通，表示甚深的遗憾。于是，苏轼复书，就说：

苏程之间多年的隔阂，就是这样轻轻突破的，至于后来怎样演变，只好等到见面以后，听其自然发展了。

苏迈在宜兴，苦念南行的老父，大岭隔绝，音讯难通，一家人忧愁不堪。苏轼有个世交晚辈钱世雄（济明），服官吴中。苏迈来与世雄商量，世雄遂将此事与苏州定慧院的长老守钦说起，该院净人卓契顺慨然愿意担当这个差使，对苏迈道：

“你何必那么忧愁，惠州不在天上，只要走，总走得到的。我为你带家书去探问。”

于是，他就从苏州徒步出发，涉江度岭，晓行露宿地来了。途中也曾生过病，但仍不顾一切，晓行露宿，黧面茧足地走到了惠州。时在绍圣二年（1095）三月初二。

苏轼对这古道热肠的僧徒，当然非常感激，看他那么朴拙的样子，便和他开玩笑道：“带什么土物来？”契顺无可奈何，摊展空空两手。轼曰：“可惜许数千里，空手来！”

契顺装作挑副担子的模样，然后就不好意思地避过一边。这一副老实人的憨态使苏轼更是欢喜。[〔宋〕苏轼：《东坡志林》。]

苏轼并不认识定慧院的守钦长老，但钦老能诗，寄来《拟寒山十颂》致意，苏轼写了和诗八首，原已交与契顺嘱他带回去的，临行，想想不太妥当，又取回来烧了。果然，守钦后来与参寥同样被陷还俗，如还有与南迁的苏轼诗文往返的话，恐怕麻烦更大。

佛印和尚听到卓契顺南行的消息，也托他顺便捎了信来。佛印此函，气概不凡，不愧是苏轼的知己朋友，也只有像他这样一个声气广通的政治和尚，才能“一语破的”，说出“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这样的话。书言：

这是佛印与苏轼最后一次往来，绍圣四年（1097），他就离开了凡尘。

卓契顺在惠州住了半个多月，明白了苏家人生活平善，取得了复信，就要回去了。苏轼问他：“你要些什么？”

“契顺便因无所求才来惠州。如有所求，当上京都去了。”顺答。

苏轼为要表示一点心意，苦苦追问，契顺才说：

“从前有个蔡明远，不过是鄱阳一个军校而已。颜鲁公绝粮江淮间，明远背了米去接济。鲁公感激他的热心，写了一张字送他，使天下人到现在还知道世上曾经有过一个蔡明远。

“今日，契顺虽然无米与公，然而区区万里行劳，倘然可以援明远为例，也能得公数字之赠吗？”

苏轼欣然伸纸和墨，为他写了一幅渊明《归去来辞》。[本集：《书归去来辞》。]

岭北的故人，得到了消息，纷纷派遣专人到惠州来探问。诗僧参寥既先派人前来问讯，陈慥续有函至，表示要亲自到惠州来看他，苏轼连忙复信劝止，说：“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远虑，决须幅巾草履相从于林下也。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

后六客中的曹辅（子方）先派人送天门冬煎（草药）来给他御瘴；二年二月赴提点广西刑狱任，绕道惠州来陪他住了几天。吴子野的儿子芘仲，从潮阳送了许多食物来，苏轼将广州买的数斤檀香，分了一半回赠，他说买这些檀香，原是预备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静坐所用。

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来，陪他同寓嘉祐寺两个多月，同游几处附近名胜。故黄州太守徐大受的弟弟大正（得之）也专人前来问候，惠州太守詹范，与大受、大正兄弟亲厚，特地招呼他格外照顾这流亡中的老人。

苏轼一生，热爱朋友，所以即使身陷这等景况，生活还不寂寞。

传闻程之才将于三月初到达惠州，苏轼叫儿子过作代表，往迎江上。之才抵惠之翌日，就到嘉祐寺来看他，馈遗甚厚。

他们两人，本是眉县同乡，两代姻亲，所以原是情同手足的朋友，交识彼此成长的环境，互相了解少年时代的梦想，熟识两家三代以内的亲长和平辈的兄弟姊妹……这些关系，在年轻闯荡江湖的时候，并不觉得重要，但时至今日，两人都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奔走过东西南北的行脚，眼见无数人事沧桑的变幻，身经世路不断的坎坷和患难，青春作别，白首重逢，一旦执手于离乡万里的岭南，谁能不为这一片骨肉亲情所激动，感到彼此血肉相连的关切。

所以这中表兄弟二人，在嘉祐寺里对坐下来，就情不自禁地诉说阔别以来的各家情况。久违的乡情，变迁的亲故，在甚多唏嘘嗟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逐渐消融，迷茫的宿嫌，早如隔世，消失得无影无踪。苏轼诗说：“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章惇辈的阴谋，完全落了空。

之才讲起他的曾祖父程仁霸，仗义欲平一件盗案的冤狱，因果报应的故事，求苏轼作记。轼以陶潜曾作外祖父孟嘉传为例，撰书《外曾祖程公逸事》。

翌日，苏轼亲往三司行衙，回拜程之才，会于合江楼。之才知道苏轼初来时，曾寓此处，便嘱咐有司，待他去后，请苏轼仍然还居此楼。所以，之才离去后的三月十九日，苏轼从嘉祐寺又回到合江楼来住了。

知惠州事的詹范，也是一个诗写得很好、文人气质很重而不大会做官的人，对于苏轼的敬礼和亲切，不减当年黄州太守徐大受。苏轼谪居黄州时，每年重九，君猷一定置酒名胜处，邀请这位失意的谪官同度佳节，现在惠州的詹器之亦然如此。

绍圣二年（1095）上元夜，詹太守带了厨子和酒菜到嘉祐寺来，陪他过节。苏轼饮酒薄醉，回想即此最近三年的上元之夜，他个人的景况也年复不同，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作《上元夜》诗曰：

诗中穿插一个疯狂的贾道士前来闯席乞酒，隐用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意思，可见苏轼此时，看似低头认命，而胸中一股浩荡的豪气依然未死。

二月十九日，苏轼携白酒鲈鱼，报访詹范，采槐叶的新穿滤汁，和面作饼，称“槐叶冷淘”，诗曰：“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三余者，用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月之余”，意思指闲暇无事之时。

苏轼好动，尤其喜欢游山玩水，到了岭南，他便遍游惠州州境范围内所有的名山古刹，如在惠州东北二十里的白水山佛迹岩，他曾一游再游。不仅为了欣赏它那悬注百余丈的大瀑布，爱好沐浴的苏轼，更欢喜此山特有的温泉。初到惠州不久，他即带了苏过同去，作白水山游记：

较近一点的，则去丰湖上的栖禅寺和罗浮道院，徜徉终日，乐以忘归。丰湖在惠州城西，原名西湖，后因湖上出产甚丰，又名丰湖。苏轼常在那里玩。他历知杭州、颍州，都有一个西湖，现在惠州也有西湖，所以秦观诗说：“先生所至有西湖。”

苏轼的游伴也不少，除去当地的长官如惠守詹范、博罗县令林抃（天和）、推官柯常等外，则是虔州处士王原、赖仙芝、和尚昙颖、行全、道士何宗一……儿子苏过经常侍行，都有诗作，取悦老父。

绍圣开元，朝廷认为元祐时期所修《神宗实录》，多有诋诬，诏由蔡卞主持重修。蔡卞以王安石《日录》作底本，彻底翻案，完全改写。元年十二月，书成，进呈御览，然后追议当初的纂修官，认为他们都有诋诬之罪。

首先责问黄庭坚，指他所书“铁爪治河，有同儿戏”事，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所问，都直辞以对，闻者壮之。结果是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范祖禹曾力言“章惇不可用”。章惇恨之切骨，也借了这个案子，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后迁贺州，最后徙化州而死。赵彦若贬澧州。晁补之也牵涉此案，并坐修造之事，贬官监蕲州酒税。

吕大防当时为相，例兼监修实录之职，事实上挂名而已，今亦因此加罪，诏徙安州居住。

这些消息，都是张耒派了士兵王告再度来惠州时相告的。其时，秦观因坐党籍，已经出判杭州。所谓苏门四学士中，未遭贬谪的，只剩张耒一人，现在润州任上；但至绍圣二年十一月因坐苏轼党，降职宣州；不久，再遭贬谪为监黄州酒税官了。

苏轼以土产桄榔杖一枚，回赠张耒。对于他带来的消息，既不沮丧，也无怨言。但说唐朝曲江张九龄为相，主张放臣不宜与善地。刘禹锡作诗追恨，苏轼认为不必如禹锡那样认真。又称赞文潜真如孔融一样，是个重视朋友风义的男子汉。诗题是“桄榔杖寄张文潜一首，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范淳夫九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