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读书人，用世的途径非常狭窄，一旦遭逢患难，不得已须过退隐生活时，大多只能照顾自己，不再留心世事了。上焉者，葺治庭园，吟风弄月，作一身安适之谋；下焉者，征歌选色，恣意口腹，尽量发泄肉体官能的享乐。唯有苏轼不然，虽已年近花甲，而且被放于蛮荒的岭外，但他依然精神饱满，按捺不住“为人”的一腔热情。

虽然他没有很多钱，可以大规模做帮助别人的事，也没有权势，可以影响别人来做社会福利工作；但他还是随时找机会，做他能够做的施予之事，从施予中获得满足，汲取快乐。

苏轼步行江边郊野，发现到处都有野死者的枯骨，一任日晒雨淋，无人掩埋，为之恻然，便找机会与惠守詹范商议，筹募适当的经费，使收拾枯骨，造为丛冢。

这项收埋暴骨的工作，后经程之才大力推动，由罗秘校者专司其事后，范围就做得大了，苏轼也自捐出钱来，提倡这件善举。与罗秘校书，有云：“……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冯、何二士去回禀，亦有少钱在二士处，此不覙缕。”不但出钱，还作《惠州祭枯骨文》：

绍圣元年（1094）八月，苏轼到岭南来的途中，舟泊江西太和县，遇到当地一位退休官吏曾安止，拿出一本所撰《禾谱》稿来向他请教。苏轼看后，认为此书未谱农器，是其一大缺失，因为生产工具的进步，其重要性实不下于育种。

苏轼说，从前在武昌时，看农夫播秧，都骑一种“秧马”。这秧马是木做的，用榆枣木做马腹，利其滑润；用楸桐木做马背，因其质轻。其形制则腹如小舟，首尾高昂，背如覆瓦，以便两髀紧夹，雀跃泥中。用蒿草将秧缚在马首，随走随打，日行千畦，较诸伛偻插播，工作的劳逸，就完全不同了。

为要加强传布这种进步的农器，苏轼作《秧马歌》，详述形制、操作及其效用，希望别处都能仿制使用。那时代，地方官负有劝农的职责，所以苏轼将《秧马歌》遍寄与所熟识的守令，可惜“罕有从者”。只有博罗县令林抃（天和）躬率田者制作试验，再经改良，更加合用，使本来“腰如箜篌首啄鸡”的插秧工作，变得“耸踊滑汰如凫鹥”，轻松地在畦东畦西行走了。

惠州的农民都用秧马了，苏轼认为浙中稻米，几半天下，遇到将去江浙的人，他便口讲指划地教他，希望能够传与吴人。

程之才公毕离惠，苏轼追饯于博罗香积寺。寺下有道溪水，水势很大，苏轼认为如筑一座周围百步大小的水塘，置水闸，利用这注水力作碓磨，使转两轮而举四杵，可以帮助寺僧砻米。他将这意见向在座的林抃说了，林令也就认真地去做，苏轼很是高兴。

惠州自水东（归善县）至水西（惠阳），中隔东江，行人如织，一向用简陋的竹浮桥通行，但是江流峻急，竹桥甚易冲坏。苏轼认为如用罗浮道士邓守安的建议，改用船桥，就可一劳永逸。其方法是以四十舟联为二十舫（两船相并为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以渡行人。

苏轼发动有力者如程之才、漕使傅才元和惠守詹范等协力筹措经费，自己没有很多钱，连朝服用的犀带也捐了出来，邀邓道士来惠州同住，经办此事。一两月间，即已竣工，名之曰“东新桥”。

州西丰湖上，原有长桥，屡作屡坏。栖禅寺僧希闻大力改造，筑进两岸，造飞楼九间，全用石盐木构筑，坚如铁石。苏轼热烈赞襄，但他无力捐献，只好远向苏辙的夫人史夫人劝募，史夫人把从前内宫所赐的金钱数千都捐出来了。

两桥落成之日，当地的老百姓欢欣鼓舞，苏轼《两桥诗》说：“一桥何足云，欢传满东西。”又曰：“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人民对生活建设的热烈反应，盛况空前。

苏轼来惠州途中，曾游广州白云山麓的蒲涧寺，非常欣赏有名的蒲涧水，诗言：“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对此甘冷异于常流的泉水，印象十分深刻。

至绍圣三年（1096）冬，罗浮道士邓守安又为苏轼说起一件广州人民饮水的大事。其时章楶（质夫）已罢知广州，接任者王古（敏仲），是故相王旦的文孙，王素的侄子，与知友王巩是从兄弟行，以江淮发运使进宝文阁待制，知广州。苏轼与王家两代知交，他就将这福利广州市民的供水计划，建议敏仲来做。书言：

王古果然是个勇于为民做事的好官，接纳苏轼的建议，立刻着手进行。经他实地勘测度量，竹管从蒲涧出山，循平地直达广州东郭，长仅十里。所以只要大竹五千竿就够铺设了，照前函预算还可减少一半。

引蒲涧水的竹管装起来了，苏轼高兴之极。但是那么长的一条暴露地上的水管，难免发生通塞的问题。苏轼再函敏仲，提出他的办法：

惠州新建海会禅院，法堂甚为宏壮，苏轼已助了三十缗钱。院旁有一山陂，从寺右弯弯曲曲地绕前面山麓，长达一里；左边原来筑有长堤，与丰湖为界，潴为鱼塘，每到年终，封闭塘口，就可竭泽取鱼。苏轼打算将这鱼塘买下来，然后鸠工牢筑下塘，永不开口，塘水涨溢，湖鱼就可自由出入丰湖了，所活鳞介，岁有数万。他为这个放生池，几乎是倾囊以赴，本地也有几个人出钱相助，还是不够，只好写信向程之才和老弟苏辙化缘，不久，如愿作成。

这海会禅院，今名永福寺。放生湖仍在，惠人刻磨穹碑立于道旁，大书“宋苏文忠放生湖”。

苏轼在惠州，只是个垮台的罪官，贫穷的异乡人，应该自顾不暇。他却倾出满怀热情，凡是有益于人的事，只要力所能做，无不立刻伸出手来，尽力而为。在惠州这几年，着实做了不少利人济物之事，但他还对朋友慨叹道：“老人没用处！”（《致程正辅书》）

苏轼日常生活中，有两项经年不倦的癖好：一是合药，二是酿酒。

苏轼之好弄医药，由来已久。仁宗朝，朝廷编行《惠民济众方》，启发了他的兴趣。在黄州，结交了医学造诣很深的聋医庞安常，曾经认真下过研究的功夫。在杭州任上时，适因灾后流行时疫，他创设病坊，合药（圣散子）施众，活人无算。这时候，他热心道家的学术，又进一步研读孙思邈的《千金方》，颇有心得。

中医与西医不同，凭借经验为主，现代人称为经验医学。苏轼非常热心于收集验方，同时推五行运行之理，研究治病用药的基本。如《与庞安常书》一则，可以作他们之间研究讨论的例子。

苏轼论肝，则曰：“凡人，夜则血归于肝，肝为宿血之脏。过三更不睡，则朝旦面色黄燥，意思荒浪，良以血不得归故也。”（《与徐十二书》）论脾，则曰：“脾能母养余藏，故养生家谓之黄婆。司马子微著《天隐子》，独教人存黄气，入泥丸，能致长生。……脾胃固宁，百疾不生。”（《与孙运勾书》）

因为汉医是经验医药，缺乏实证性的理论根据，所以它的内容就不免糅杂。如上列苏轼所论的证例，显然受着非常浓厚的道家学说的影响。道家的研究，目的以养生为主，从养生的方法研究出治安方剂。

苏轼出方用药，反复叮咛，非常仔细，与道书之时涉玄秘者不同。如循守周彦质（文之），患足疾，苏轼有书介绍方药，则曰：

落后的惠州，生活上最严重的缺乏，是病无医药；而且又因风土之恶，瘴毒是普遍的地方病。所以，苏轼到达惠州后不久，立即搜购药材，合药施舍，如与南华寺重辩长老书说：“到此已来施药。”遇有惠州买不到的药材，他便远向广州托购，一次买黑豆做豉，就要三石，可见瘴疾流行之广，而他所施舍的范围也真不小。与王敏仲（古）书：

不但如此，苏轼后在白鹤峰上造了住宅，便在屋后小圃，自己种植药草，有安神开心的人参、明目乌发的枸杞、清火的甘菊、解毒御瘴的薏苡，以及有返老还童之效的地黄，配以阿胶、崖蜜、山姜，合溶为饧。虽然都是老人常用的保健药物，总也不是单为个人所需，就要种植这么多。[诗：《小圃五咏》。]

苏轼在惠州，忙着营义冢、修桥梁、施药等等，件件都要花钱，到后来不得不为自己起造一个住宅时，他仅有一点微薄的积蓄，也就完全用空了。囊空如洗，人不堪忧，他却认为从此一身轻安了。

习医施药，皆是出于利人济世的天性，这且不说，而苏轼另有一项长久的嗜好，则为酿酒。如在黄州自酿蜜酒，在定州做中山松醪。虽然酿造的技术，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但他却做得兴头十足，每做一个品目的酒，题诗作赋，颇自吹诩。

岭南多瘴疠，应当常常饮酒，用以御瘴。何况该地不比中原，尚无禁酒的法条，可以自由酿造。据苏轼自己说，他遇到一个隐者，传授桂酒方，用桂花酿造成酒，盎然玉色，香味超然，认为这是“仙方”，非人间之物。酿成试饮，不禁欣然言道：“酒，天禄也……吾得此，岂非天哉！”

据他说，他将此方刻石藏于罗浮铁桥下，以待后之“忘世求道者”再来发现。作《桂酒颂》，又作《新酿桂酒》诗，则又不免感叹：“烂煮葵羹斟桂醑，风流可惜在蛮村。”

但据叶梦得说，他问过苏迈、苏过，这桂酒到底如何？答曰：“亦只一试而止，大抵气味似屠苏酒。”两人说到这个，亦自抚掌大笑。[〔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罗浮道士邓守安又传他一个“真一酒”方，用白面、糯米、清水各三分之一酿造。苏轼说：“酒味绝似王驸马家的碧玉香。”又说：“真一色味，颇类予在黄州所酿蜜酒。”材料如此贫薄，真一恐怕也就不会真是美酒，只是代表主人淡泊的享用而已。倒是集存《记授真一酒法》这篇短文，则是真美：

苏轼好酒而不善饮，自言：“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而他喜欢看别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他胸中浩浩焉，落落焉，酣适甚于其客。因此他每个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又常常送酒给他，所以他“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

苏轼这样勤于求药，忙于酿酒，有人问他道：“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苦？”

苏轼大笑道：“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实在只是为我自己！”[本集：《书东皋子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