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就像性一样，也有实际的后果，但这并不是我们干这事的原因。”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许是最富有同情心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这样说。

这句话，连同但丁那句以命令口吻说的“你生来不是像畜生一样生活，而是要追随美德和知识”，很好地反映了科学家的主观热情。科学是一幅巨大的拼图，每一片适得其所的组成部分都能为其他部分的加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在这幅巨大的马赛克拼图中，每个科学家都在为之添砖加瓦，自觉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他们的名字终被遗忘时，后来者会爬上他们的肩膀，极目远眺。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关于科学事业的生动比喻。夜间，一群水手在一个不知名的岛屿登陆，他们在海滩上生起篝火，开始观察周围的事物。他们在篝火上放的木头越多，可见的区域也就越大；但在此之外，总有一片神秘的区域，被笼罩在漆黑之中，几乎无法察觉。远处火光的微弱光芒打破了这片死寂，但随着篝火亮度的增强，那片神秘的区域却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越探索宇宙，就会发现越多需要探索的新区域，每次发现都让我们能够提出许多以前我们绝对无法想象的新问题。

然而，除了这些认识之外，对于科学家来说，享受解开这些谜题的乐趣才是至关重要的。我的老师尼古拉·卡比博在谈论科学家该怎么做时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没有乐趣，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呢？”有件事通常会让科学家们感到惊讶，那就是因为做自己热爱的事而得到报偿。我的好朋友奥雷利奥·格里洛曾发出感慨：“做物理学家是一项苦差事，但总比体力劳动强得多。”

然而，极少数情况下，以前的科学家才是出身富裕家庭，并且一直在长期闲适的情况下进行研究的（想想老普林尼或费马的例子），除此之外，科学家总会面临养家糊口的问题，因此以前从事科学实践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生计问题。只要想想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科学之一——天文学就明白了。如今我们生活在灯火通明的城市中，因此很难具体想象，在原始文明社会，那些掌控季节更替和群星运转，还能预知月食（更不用说可怕的日食现象了）发生的人会拥有怎样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就算赞助人的动机可能只是出于对文化的热爱或对社会声望的追求，以前的科学家却从来没有忽视过实际应用的重要性，例如，伽利略提出使用木星卫星掩星作为确定绝对时间的方法，无需精密的时钟就能确定经度。实际上，伽利略的提议过于烦琐，所以在实践中遭到了拒绝，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因精密计时器的使用而得到了彻底解决，这种计时器确保了后来百余年的科学研究。

同样出于调整科学研究的目的，17世纪和18世纪许多学院成立，至今仍占主导地位：1603年成立的意大利林琴科学院、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1666年成立的法国科学院、1743年成立的美国哲学学会。美国哲学学会特别有意思，它是由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手创立的，其宣称的主旨是促进有用的知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对社会越来越有用（经济发展基于科学的进步），但也越来越昂贵，需要越来越复杂的设备和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以大众为基础的科学（“伟大的科学”）开始登台亮相，范内瓦·布什联合了6000名美国科学家为战争效力，同时还有50 000人一起工作，研制第一批原子弹。今天，意大利的研发部门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多一点，但在韩国，这个数字达到了4%以上（韩国不仅在2002年世界杯上淘汰了我们，在科学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也比意大利多三倍）。

科学及其机构需要得到社会的资助，至于科学家们开不开心根本不值一提。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科学技术史大会上，苏联代表团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尼古拉·布哈林（苏联高层政治人物，曾非常受欢迎，后来成为斯大林大清洗政策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曾经写道：“为科学而搞科学本身就是幼稚的想法，它混淆了在极其严格的劳动分工体系中工作的职业科学家的主观热情［……］与这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活动的客观社会作用。”

如果没有纯科学齐头并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是难以想象的。正如1977年《蜜蜂与建筑师》一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纯科学不仅为应用科学提供了得以发展的必要知识（语言、隐喻、概念框架），还具有更为隐性的作用，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事实上，基础科学活动是测试技术产品和刺激先进高科技产品消费的巨大循环。

科学与技术的这种深度融合可以表明，在一个越来越依赖先进技术的社会中，科学拥有光明的未来（今天广泛使用的手机，其计算能力达到每秒数千亿次运算，差不多就像二十五年前庞大的超级计算机一样）。

然而，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当今社会存在强烈的反科学倾向，科学的声望和人们对科学的信任正在迅速下降，占星术、顺势疗法和反科学的实践活动（例如NoVax事件[指反对注射疫苗的思潮。]或否认叶缘焦枯病菌为普利亚橄榄树病致病原因的事件，更不用说关于新冠病毒的问题了）与如狼似虎的技术消费主义一起传播。

要彻头彻尾理解这种现象的根源谈何容易。大众对科学的不信任也可能是由于科学家们某种程度的傲慢，与其他那些尚无定论的知识相比，科学家将科学说成是绝对的智慧，哪怕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有时候，科学家的傲慢表现为不去想方设法向公众提供已掌握的证据，而是要求公众基于对专家的信任而无条件地接受某些观点。拒绝接受自身的局限性会削弱科学家的声望，这些科学家经常在公众舆论面前过度炫耀科学是值得信赖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公众舆论会以自己的方式感受到他们观点的偏颇与局限。有时，糟糕的科普人士几乎将科学的成果描述成一种高级的巫术，其玄妙之处只有行家才能理解。这样一来，在面对被渲染成魔法的、难以接近的科学时，不是科学家的人会被推向反科学的立场，寄希望于非理性的东西（马可·德·埃拉莫在1999年的杂文集《直升机上的萨满》中详细讨论了这个主题）：如果科学变成了伪魔法，那为什么不去选择真正的魔法呢？

盲目相信科学发展是技术发展的必然需要，可能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罗马人掌握了希腊的技术，却不太关心科学，在亚历山大宗主教区利罗的指使下，狂热的基督徒心安理得地杀害了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希帕提娅，根本不考虑这种行为的长期后果，反而为消灭了世俗知识而欣喜若狂，这些知识在他们看来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然而，即使科学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并推动技术进步，我们也不敢保证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从恩里科·马泰的神秘死亡（1962年）开始，到好利获得公司等企业研发试验失败后，大工业对科学研究日益冷淡，系统性的去工业化成了我们历史发展的主线。我们的领导者很有可能决定把意大利的工业和科学研究放在越来越次要的地位，让这个国家慢慢滑向第三世界。

如果看到公立学校缓慢衰落，以及意大利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财政投入大幅下降（只说这些就足够了：罗马斗兽场的修复是用私人经费完成的，唯一资助演艺事业的基金每年都会减少，如今已缩减到二十年前的一半），我们就会意识到，意大利所有的文化事业都在缓慢而持续地衰落。

我们必须全面捍卫意大利文化，绝不能丧失将其完好传承给下一代的能力。如果意大利人失去了他们的文化，这个国家还剩下什么？我们需要建立意大利所有文化从业者（从幼儿园教师到各种学院，从策划人到诗人）的共同阵线，以应对和解决当前文化面临的急迫问题。

我们捍卫科学，不只是因为科学的实用性，还因为它的文化价值。我们应当有勇气效仿罗伯特·威尔逊。1969年，当一位美国参议员再三追问，在芝加哥附近的费米实验室建造粒子加速器有什么用，特别是能否用于保卫国家的军事时，罗伯特·威尔逊回答说：“它的价值在于对文化的热爱，这就像绘画、雕塑、诗歌，就像美国人民以爱国之心从事的所有活动一样，它无助于保卫我们的国家，但它使保卫我们的国家变得更有价值。”

为了使科学成为一种文化，必须让大众了解科学是什么，以及科学和文化在历史发展和今天的社会实践中如何交相呼应。我们要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解释当世的科学家都在做什么，当前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以数学为核心的硬科学而言。但是，有志者事竟成。

人们常说，没有学过数学的人是不能理解硬科学的。但同样的问题我们在欣赏中国诗歌时也会遇到，中国诗歌是文学与绘画不可分割的合体，诗歌的原始手稿就像一幅画，其中每个表意的汉字都是这幅画中的元素，但它们每次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翻译会使中国诗歌完全失去绘画的维度，不懂中文的人则无法领略这种诗画之美。但正如可以用意大利语来欣赏中国诗歌之美一样，我们也可以让不懂数学、没有做过科学研究的人了解硬科学之美。

这并不容易，但却有可能做到。我们需要千方百计地让许许多多的人走近现代科学。如果不这样做，作为科学家是难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