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丽雅特·范内坐在她的写字台前，眼睛盯着外面的梅克伦堡广场。在广场花园里，最后的几株郁金香勇敢地绽放着；早起的四名网球练习者高喊着比分，像清晨一场激情四射的四重奏，正在进行着这场不专业的糟糕比赛。但哈丽雅特既不在意郁金香，也不在意网球练习者。一封信正躺在她面前的吸墨纸上，眼前的画面渐渐从她的脑子里淡出，她要腾出空来想些别的。她看见一个石头垒砌的四方院，那是一个现代建筑师的作品，风格既不古老也不摩登，却仿佛正伸出双手要把过去和现在调和在一起。在深墙大院里，是一块被石头柱基包围的、修整过的草地，花朵零星洒落在草地的四角。在“科茨沃尔德”式水平板岩屋檐的后面，一些更古老、更悠闲的建筑物伸展着它们的砖砌烟囱——那也是一个四方院，依然存留着维多利亚时期古老住宅区的风貌，那里曾经是什鲁斯伯里学院第一批惴惴不安的学生的栖息地。前面，是乔伊特小路上的树，再往前，是一片古老的院墙以及新学院的塔楼，寒鸦朝着微风拂过的苍穹扇动着翅膀。

记忆一如移动着的人影，充满了这个四方院。学生成双结对地闲逛。她们飞奔到讲堂，袍子仓促地粘住了里面轻柔的夏裙，方帽被荒谬的风扯得像小丑的鸡冠帽。自行车垒叠在看门人的小屋里，车架上堆满了书，长袍绕在车把上。一个面色灰白的老师正穿过草地，她眼神迷离，出神地想着那迷人的十六世纪哲学。她的袖子在飘动，肩膀微斜着，以平复背后起皱丝绸的拉拽。两个男生在寻找一辆马车，他们头上没戴帽子，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大声地谈论着有关船只的话题。面色严峻、神情庄重的督学和身材结实、情绪欢快的院长在通往旧四方院的拱道下面热烈地讨论着什么。高高的星星点点的飞燕草映衬着那些颤动的灰蓝色长袍，像火焰一般——假如火焰会是蓝色的。学院里的猫是那么全神贯注、若无其事。它们冲着藏酒室的方向昂首阔步，尾巴竖立着。

那是很久以前了；它似乎包含了一切，像是从后来的苦涩岁月里伸出的一把剑，干脆利落地割断了时间的联系。她现在能面对吗？这些女人会对她说什么？哈丽雅特·范内，这个第一学位是英语文学的学生，后来去了伦敦写侦探小说，还没结婚就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而且还身陷谋杀罪名的谣言之中。对于什鲁斯伯里学院来说，这可不是他们对毕业生们的期望。

她从来没有回去过；最初，是因为她太爱这个地方了，一次决绝的离别仿佛比漫长而痛苦的依依不舍要好；接下来，她的父母去世了，留下她孤身一人、穷困潦倒，为生计奔波已经耗费了她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再后来，绞刑架那荒凉的阴影把她和那个被阳光浸染成灰绿色的四方院隔开。但是，现在呢？

她又把信拿了起来。这是一封急件，邀请她去参加什鲁斯伯里的年度宴会——这种恳请让人很难置之不理。她有一个朋友，分开后就再也没见过面；现在她结婚了，也与自己疏远了，但如今她生病了。朋友急切地想在去国外动手术之前再和哈丽雅特见一面，那手术难度大，也很危险。

玛丽·斯托克斯，那么优美精致，就像二年级戏剧里的帕蒂小姐[帕蒂小姐（Miss Patty）是戏剧《特色街道》的人物。]那样。她举止优雅迷人，是社交圈的焦点。然而奇怪的是，她竟然很喜欢哈丽雅特·范内，范内是那样一个粗糙笨拙、永远都不受人欢迎的人啊。无论玛丽干什么，哈丽雅特都跟着做；她们带着草莓和热水瓶划船去谢尔河；她们在五一节的日出前爬上玛格达林塔，感受钟就在她们身下摇摆；她们一起坐在炉火边一直到很晚很晚，就着咖啡和姜饼，玛丽总是要开始一段长长的对话，谈论爱和艺术，宗教和民权。所有的朋友都说，玛丽天生就是第一。所以当哈丽雅特的名字在头等学生名单里，而玛丽却在二等时，除了那些老眼昏花的老学究导师外，所有的人都很惊讶。那以后，玛丽结婚了，很少再听到她的消息；不过她一次不漏地参加每年的校友聚会。但哈丽雅特打破了所有的传统藩篱，甚至打破了一半的戒律，名誉扫地，一心赚钱。富有而迷人的彼得·温西勋爵拜倒在她脚下，只要她愿意，可以随时与之结婚；她精力充沛，生活满是苦涩，名声也不大清白。似乎普罗米修斯和厄毗米修斯[厄毗米修斯（Epimetheus）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兄弟，据说是最笨的神。]颠倒了角色；对一个人来说，那是一堆的麻烦，对另一个人来说，那不过是光秃秃的岩石和秃鹫；而且，在哈丽雅特看来，她们永远都不可能再有任何相似之处了。

“但是，上帝啊！”哈丽雅特说，“我不想成为一个胆小鬼。我要去，一定要去。已经经历过那么痛苦的折磨，还会有更糟的吗？再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填好了邀请表，写上了地址，啪的一声粘上邮票，然后飞快地跑下楼，在她改变主意之前把信丢进了信筒。

然后，她慢慢地走过广场花园，上了亚当石阶，回到她的公寓。在彻底翻查碗橱却一无所获之后，她又慢慢爬上顶层的楼梯平台。她拽出一只颇有年头的大皮箱，打开锁，掀开盖子，一股陈旧又寒冷的气味扑面而来。书，被遗弃的衣服，旧鞋子，旧手稿，一条曾属于她死去情人的领结——已经褪色了。她把箱子翻到底，拽出一包厚厚的黑色的东西，在布满灰尘的阳光里抖开。这是一件她只穿过一次的长袍，那还是在她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的时候。这漫长的隐居生活仿佛并没有让它遭什么罪：把叠得很紧的袍子抖落开来，竟并没有什么褶子。只有方帽显示出一些被蛀虫侵犯的痕迹。就在她拍打帽子上沾的绒毛时，一只在衣箱盖下面冬眠的花斑蝴蝶飞了出来，飞向明亮的窗户那边，然后被蜘蛛网缠住。

这些日子里，哈丽雅特很高兴她终于能够买得起一辆车了。这让她和以往那些搭乘火车来的经历有了不同。在短暂的几个小时里，她可以暂时忽视她那如同呜咽的鬼魂般死去的青春，告诉自己，她只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旅居者，一个在世界上有地位的富裕的女人。滚烫的马路在她的身后延伸，城市从绿色的风景线上升起，旅馆的标志、为油泵，商店、警察和路人越来越拥挤地迎面而来，接着又向后退去，然后被忘却。六月在玫瑰中渐渐逝去，篱笆渐渐变为灰蒙蒙的绿色。红砖在高速公路上蔓延，像是一种炫耀，又像是一种提醒，提醒人们现在永远建立于过去之上。她在威科姆吃了午饭，吃得很饱，很舒服，还点了半瓶白葡萄酒，并给了服务员慷慨的小费。她渴望能将现在的自己和那个曾经只能坐在路边吃三明治喝咖啡的大学生清楚地区分开。当你长大、肯定自己之后，你对快乐便也有了一种新的定义。她挑选了参加花园派对的礼服裙，选择了一件既适合自己又富有学者正统风范的，把它放平整，整齐地叠放在手提箱里。那件衣服很长，很严肃，质地是朴素的黑色乔其纱，正统得无懈可击。在这件衣服下面，是一条为学宴之夜准备的晚装礼服裙，饱满的深紫红色面料，式样非常保守，绝不会不合时宜地露出后背或胸口；所以不会冒犯那些已故督学们的肖像，那些肖像画上的眼睛会从大厅的柔和橡木墙壁上悠然地俯视着你。

赫廷顿。她现在很近了，胃里有些不安地痉挛。上了赫廷顿山，她过去常常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到这里。眼下，四个车轮有节奏地跳动着，山似乎没有从前陡峭了；但每一片叶子、每一块石头似乎都在欢迎这位熟悉的入侵者——学院的学生。接着就是窄窄的街道，凌乱的商店使它更加狭窄了，像乡村的主街；虽然一两段路面被拓宽和修整过，但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

玛格达林桥。玛格达林塔楼。没有丝毫的改变——有的只是人类建筑杰作那冷漠、宁静的持久。在这里，你必须硬起心肠。长墙路。圣克洛斯路。那代表过去的铁手正向你抓来。这是学院的门；现在，你要准备迈进去了。

圣克洛斯门卫室那里来了一个新门房，他听到哈丽雅特的名字后，就把她的名字在名单里核对了一下。她把行李箱递给了他，开车去了曼斯菲尔德小街[在本书中，曼斯菲尔德小街应该是从曼斯菲尔德路到圣克洛斯路，在什鲁斯伯里学院的后面，位于巴利奥尔和默顿·克里科特庭园的交会处。——原注]的车库，然后把袍子搭在手腕上，穿过新四方院，往旧四方院走去，经过了难看的砖石门厅，进了波列大楼。

无论在过道还是在楼梯口，她都没有遇到一个同届的人。在学生会的门口，三个高她好几届的人在互相寒暄着，热情洋溢，那种年轻的举止谈吐已然不再合时宜；不过三个人里她一个都不认识，没有人跟她说话，她也没有开口，像幽灵一样经过她们身边。她只看了一眼就认出，这个分配给她的房间从前属于一个她特别不喜欢的女人。那个女人后来嫁给了一个传教士，去了中国。房间现任主人的短袍子挂在门后；从书架上陈列的书判断，她是学历史的；从私人物品判断，她是一个一味赶时髦的新生，没有什么自己的品位。哈丽雅特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那张窄床上。床罩是那种绿色的打着褶的粗糙布料，上面是很不协调的未来主义图案；一张新古典风格的难看的图片挂在床的上方；一只镀铬的台灯被设计得都是尖角——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满心怨气地站在桌子上。学院提供的衣橱原与托特汉姆法院路很协调，而现在抽屉柜上摆着一个奇怪小雕像或者说是铝质的三维图像，像一个扭曲的螺旋形物体，底座上还标有“向往”二字，这些给房间的不和谐感又添上了重重的一笔。哈丽雅特意外地在衣柜里找到三个衣服架子，这还稍许有点安慰。按照学院的规定，这里还有一面梳妆镜，大约只有一英尺见方，挂在房间光线最暗的角落里。

她把自己的行李箱打开，脱下外套和裙子，穿上了睡袍，出门寻找浴室。她还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可以梳洗，什鲁斯伯里学院的热水系统总是最让人赞不绝口的。她忘记这层楼上的浴室究竟在哪里了，但很确定是在左边。第一间是洗刷室，第二间也是洗刷室，门上还有通告：二十三点后禁止洗东西；第三间是卫生间，门上也有通告：离开时请熄灯；现在，她在第四间——浴室，门上有通告：二十三点后禁止洗浴，下面还有一条严厉的附加说明：如果有学生坚持要在二十三点后洗浴，那么浴室将在二十二点三十分上锁。在集体生活中必须为他人着想。签名：院长，L.马丁。哈丽雅特选了一间最大的隔间，里面又有一条通告：防火需知。还有一个用大写字母印成的卡片：水资源有限，请勿浪费。在这种熟悉的被人管制的感觉下，哈丽雅特塞上塞子，拧开水龙头。水很烫，浴缸显然需要新的瓷釉外漆，软地毯也比以前寒碜了。

沐浴完毕，哈丽雅特感觉好了一些。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再次幸运地没有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她可不想穿着睡袍跟别人闲聊叙旧。她看见和她房间隔一间的屋子门上有“H.阿特伍德夫人”的字样。看到门是关着的，她很高兴。再下一间房间的门上没有名字，但当她经过的时候，有人从里面转动门把，慢慢地打开了门。哈丽雅特迅速跳了过去，闪进自己的那间避难所。她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很快，真是可笑。

那件黑色礼服裙很适合她的身材，完美贴伏在身上，就像一副总能贴着手的手套。裙子上有一小块方形的垫肩和长长的袖子，手腕处的褶边饰一直坠到指关节，让整件礼服显得温婉动人。这礼服很好地突显了她的腰身，裙子曳地，款式像中世纪的长袍。那灰暗的表面已经退色，但并没有影响学究气的绸缎那暗淡的光泽。她把袍子上的褶皱往肩膀处提，这样胸前就会很平展。围巾费了她不少工夫，开始她不知道脖子那里该怎么打结才可以把丝绸的亮面翻出来。她把围巾别在胸口，基本看不出来接口，这样就能显得平衡些——一边黑色、一边深红。她在那面不大的梳妆镜前弯下腰——住在这里的学生显然是个很矮的姑娘——把软帽调节得更平更直一些，再把额头中央翘起的部分按了下去。镜子里映出她的脸，很白，两条黑色的眉毛从硬挺的鼻子两侧拘谨地伸出去，间隔有一点太宽了。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疲惫而倔强——那双直视恐惧的眼睛依然那么谨慎。嘴巴是属于那种慷慨之人的，并且很为自己的慷慨而后悔；嘴角向后扯着，似乎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那波浪形的浓密头发塞在黑衣服里面，这让她的脸完全露了出来。她对自己皱了皱眉，手将袍子上上下下摸了摸；然后，开始对梳妆镜不耐烦起来，她转向了窗户，从那里可以看见内院，也可以看见外面的老四方院。这其实不像一个四方院，而更像一个长方形的花园，四周被学院的建筑物围了起来。四方院的一边，树荫下的草地上放着桌子和椅子。远远的那边是新图书馆楼，已经快要完工了，脚手架里露出光秃秃的橼子。有好几个女人结伴穿过草地；哈丽雅特有些不满地发现，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帽子都没戴好，而且有个人更加愚蠢——穿了一件淡黄色的、饰有平纹棉布褶边的礼服裙，这穿在袍子里面显然很不合适。

“不过，”她想，“那鲜艳的颜色已经显得很中世纪风格了。不管怎么样，女人不会比男人更糟糕。我有一次看到音乐学博士哈蒙德先生在一个落成典礼上，袍子里面露出灰色法兰绒的西装，穿着棕色的靴子，系着一条蓝色圆点的领带，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说什么。”

她突然笑了，第一次感到信心十足。

“不管怎样，她们不能否认事实。不管我后来做过什么，那些事实永远存在。学者、文艺硕士、导师、这所大学的资深成员、一个应该享有至高尊敬的人。”

她坚定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敲了敲隔壁的门。

四个女人一起向花园走去——走得很慢，因为玛丽病了，不能走快。就在她们漫步的时候，哈丽雅特在想：

“这是一个错误，一个天大的错误——我不应该来。玛丽是个可爱的人，和过去一样。她见到我高兴得几乎可怜，但我们却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会永远记得她，现在这样，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枯萎、挫败的脸。她也会记住现在的我——冷酷、坚韧。她告诉我，我看起来很成功。我知道她的意思。”

贝蒂·阿姆斯特朗和多萝西·科林斯一直说个不停，这让她很庆幸。她们中的一个现在是位努力工作的育犬师，另一个在曼彻斯特开了一家书店。她们显然一直保持联系，因为她们在谈论事而不是谈论人，就像那些有共同兴趣的人讨论的话题一样。玛丽·斯托克斯——现在是玛丽·阿托伍德了——仿佛从她们中间脱离了，因为生病，因为婚姻，因为，回避事实也没有用，其实是因为一些精神上的问题，和疾病以及婚姻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哈丽雅特想，“她的小脑袋像夏天一样，开花太早，马上就结籽了。她在这儿——我亲密的朋友——正用一种仰慕的、礼貌的却让人痛苦的方式谈论我的书。我也正用一种仰慕的、礼貌的却让人痛苦的方式谈论她的孩子。我们应该永远不再见面，这太可怕了。”

多萝西·科林斯打断了哈丽雅特的思绪，她想咨询关于出版合约的事。在返回院子之前，她们一直在谈论着这个话题。一个轻快的身影匆匆出现在小径上，停下脚步后，她发出欢快的叫声。

“真的吗？这是范内小姐！隔了这么久再见到你可真让人高兴啊。”

哈丽雅特礼貌地接纳了院长的夸张口气。院长是给过她巨大影响的人，在她最需要关怀和鼓舞的时候，院长一直写信给她。为了给她们俩一些空间，另外三个人从她们身边走开了。她们三个今天下午已经见过院长了。

“你能来简直是太棒了！”

“我很勇敢，是吧？”哈丽雅特说。

“瞧你说的！”院长说，并侧过头用明亮的眼神看着哈丽雅特，“你千万不要想这些，没有人在乎那些事。我们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木乃伊似的人。不管怎么样，你从事的工作非常有意思，是不是？哦，督学非常想见你。她就是喜欢你的《犯罪之沙》。让我们看看在副校长来之前，能不能逮到她……你觉得斯托克斯看上去怎么样——我是说阿托伍德。我从来都搞不清楚她们结婚后的姓。”

“恐怕是糟透了，”哈丽雅特说，“你知道，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见她——但我想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哦，”院长说，“我想，她已经停滞不前了。她曾是你的朋友——但我总是觉得她还是像一个天真幼稚的孩子，非常早熟，但没有持久力。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她一切都好……讨厌的风，总是掀我的帽子。你把自己的帽子管得很好啊，是怎么做到的？我发现我们两个人都穿着体面的暗色礼服。你看见特瑞摩尔穿的那件礼服了吗？真可怕，像个黄色灯罩似的。”

“那是特瑞摩尔吧？她在干什么？”

“哦，天哪！我亲爱的，她的工作是精神治疗。愉快，爱心，那一套——哈！我想我们应该能在这儿找到督学。”

什鲁斯伯里学院以这些督学们为荣。早期，它曾因为一位高贵的女士而地位尊贵；在为妇女权益抗争的困难时期，有位外交官曾经管理过这里；现在，它被牛津大学收并了，由此更加声望日隆。玛格丽特·巴林博士穿了一件法国灰的衣服，上面点缀着绯红的花纹。在任何公共场合，她总有出众的领袖风范，不仅能让男导师有挫败感，还能把他们受伤的心安抚得服服帖帖。她优雅地向哈丽雅特致以欢迎，并问她觉得新图书馆楼怎么样，那幢楼恰好占据了旧四方院落的北面。哈丽雅特言语得当地赞美着，说从目前来看进展不错，还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希望复活节吧，也许我们可以在开幕式上见到你呢。”

哈丽雅特礼貌地回答说她也很期待，这时她看到副校长的长袍从远处飘到视野范围之内，向着这群昔日的学生翩翩而来。

礼服，礼服，礼服。十多年后要再认出一个人来，有时真的很难。那个戴着蓝色兔皮帽的人一定是希尔维亚·德雷克——她最后还是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德雷克小姐的文学学士曾经是当时学院里的一个笑话；这学位让她费了太长的时间，一遍一遍地重写论文，一遍一遍地绝望。她可能不太记得哈丽雅特了，哈丽雅特比她低好几个年级。但哈丽雅特却记得很清楚——在住校的时候，她进出学生会总是把门摔得砰砰响，并且老是胡说八道什么中世纪爱的高贵。天哪！一个可怕的女人来了，莫里尔·坎普舒特，她走过来打招呼。坎普舒特以前总是爱傻笑，现在还是那样。她穿了一身难看的灰绿色衣服，心里想说：“你觉得你所有的侦探故事都怎么样？”然后就真的说了。讨厌的女人。还有维拉·莫里森，她问：“你现在在写什么东西吗？”

“是啊，当然，”哈丽雅特说，“你还在教书吗？”

“是啊——还是老地方，”莫里森小姐说，“不过，我的这点小事跟你的比起来太不值一提了。”

这句话没法回应，只能报以一阵表示不赞成的笑声，哈丽雅特也那样笑了。人群开始移动，向新四方院那边走去，赠钟仪式就要揭幕了。大家在花坛四周的石基座上找到位置站定。然后就听到一个声音很正式地宣布，请大家给队列让出一条道。哈丽雅特借这个理由，从维拉·莫里森那里脱身，站到人群的最后面去了，在那里所有的面孔都是陌生的。在四方院的对面，她看到了玛丽·阿托伍德和她的朋友们。那些人挥了挥手，哈丽雅特也向她们挥了挥。她没打算穿过四方院，到她们那边去，而是愿意独自站着，就当这拥挤人群里的一员。

在幔幕后面，那面钟对它的正式公开露面很是迫不及待，敲响了三点的和弦钟声。嘎吱嘎吱的脚步声从砾石路上传来。在拱门下面，双列的队伍出现在大家眼前；长者一丝不苟地走着，在这个着装随意的年代，他们的服饰完美得几乎不和谐，和英格兰的大学庆典的庄严一起缓缓移动着。他们穿过四方院，登上钟底的基座；男老师们把他们的都铎式软帽、方帽摘了下来，以示对副校长的尊重；女老师们则采用了祈祷般虔诚、尊敬的态度。副校长开始说话了，声音单薄柔弱。他回顾了学院的历史；恰当地指出学院在短暂的时间里取得的无法衡量的成就；开了一个关于相对论的古怪而无趣的玩笑，并用了一大堆古老的谚语来修饰这个玩笑；感谢了捐助人，由于尊敬的已故的市政委员的慷慨，这面钟才得以悬挂在此；他还表示，他感到非常高兴，能由自己来给这面精致的钟揭幕，它会给四方院增加一份美丽——这个四方院，他又加了一句，尽管是新成员，但在我们这所满是古老高贵建筑的伟大大学里，它依然值得拥有一席之地。他现在要代表校长和牛津大学，给钟揭幕了。他的手伸向幔幕；院长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紧张的神态，幔幕落了下来，没有什么不合时宜的意外发生，这时她的脸上才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揭幕后，几个地位显要的人围成一圈鼓掌；督学发表了一通简短的演讲，感谢副校长的光临和他的表彰；钟上的金色指针在转动，表示一刻钟的声音温和地飘扬出来。人群发出了一声满意的感叹；队列重新休整，然后从拱门走了回去，典礼就这样欢快地结束了。

哈丽雅特跟在人群后面，沮丧地发现维拉·莫里森又在她的旁边晃来晃去；并且说，她觉得所有的侦探小说作者都应该对钟有特殊的兴趣，因为那么多不在场证据都和钟以及报时信号有关。然后又开始讲她教书的那个学校里发生的一件奇怪的事；她觉得，如果有聪明人能把这件事想通，应该能写成一部侦探小说。她一直都想见到哈丽雅特，把这个故事告诉她。她好像把自己种在了老四方院的草地上，和餐点桌保持相当一段距离。她在讲真正的故事之前有好长一段铺垫和前奏。一个仆人端了几杯茶过来了。哈丽雅特要了一杯，立刻又感到后悔；这让她根本走不开了，似乎逼着她永远得站在莫里森小姐身边。然后，她看到了菲比·图克尔，感激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好人菲比，她看起来和从前一模一样。她匆忙向莫里森小姐道了歉，说有空再来听这件关于钟的怪事，然后在一堆袍子中扒出一条路走过去，说：“嗨！”

“嗨！”菲比说，“哦，是你。感谢上帝。我都开始在想，我们年级的人怎么都不在呢。除了特瑞摩尔和那个可怕的莫里森。过来，拿点三明治；这么说很奇怪，它们挺好吃的。你这些日子都怎么样，事业兴旺发达吧？”

“不算太糟糕吧。”

“你的工作很出色。”

“你也是啊。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吧。我很想听听你考古的故事。”

菲比以前是学历史的，后来和一个考古学家结了婚，是对很般配的组合。他们在地球那些被遗忘的角落里挖掘骨头、石头、陶瓷之类的东西，然后写书，给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讲课。忙里偷闲，他们还生了一支小小的三人队伍，然后把孩子丢给乐呵呵的爷爷奶奶，自己又匆匆回去捣鼓那些石头和骨头去了。

“我们刚从伊萨卡[伊萨卡，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海中群岛之一。]回来。鲍勃对那里新发现的墓墟兴奋得要命，在那里研究从原始到革新时期的葬礼风俗。他正在写一篇论文来反驳兰巴德的理论。我会帮他在语气上做些修改，再加些表示歉意的脚注。我觉得，即使兰巴德是个自负的白痴，但说得太多也有损自己的面子。温柔、彬彬有礼，却一语中的，这才更有力，你觉得呢？”

“说得真对。”

这个人除了年龄增长、结了婚以外，跟以前没有任何不同。这让哈丽雅特很高兴。仔细讨论完葬礼仪式后，哈丽雅特开始问起她的家人来。

“他们越来越有趣了。理查德，就是最大的那个，对墓穴很感兴趣。他的奶奶有天被他吓坏了，他在园艺工人的垃圾堆里挖，很耐心、很有条不紊地挖，收集那些骨头。他奶奶那一代人总是对细菌、脏东西之类的大惊小怪。她们有她们的道理，但这些孩子们也不见得有多糟糕。然后他爸爸就给了他一个小柜子，专门存放那些骨头。你们这是在纵容他，他奶奶说。我觉得，下一次出门我们得把理查德带在身边，但他奶奶肯定不放心，担心那里没有下水道，担心他会从希腊感染到什么细菌。感谢上帝，这几个孩子看上去都很聪明。给笨蛋当妈妈肯定很不好受。这完全是碰运气，是吧？如果有人能像编小说人物一样，把他们给造出来，那才会更让人满意。”

对话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生物学，遗传因子，《美丽新世界》[一本赫胥黎嘲讽新科技的小说。]。哈丽雅特从前的辅导老师从一群学生里冒出来，打断了这段谈话。哈丽雅特和菲比连忙不约而同地欢迎她。利德盖特小姐的做派跟以前一模一样。这个优秀学者单纯而坦率的眼睛从来都看不见那些败坏的东西。她谨慎而正义，以不容置疑的博爱去接纳形形色色的人。像所有搞学术的人一样，她对世界上所有的罪名都了如指掌，但当她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时候，却不一定能分辨出来。比如说，如果她认识的人犯了一个小小的错，但由于这个人和她有接触，她就会把这个错误和解淡化了。她身边走过那么多的年轻学生，她从他们身上发现了许多优点，激励他们。她很难想象他们会故意地学坏，像理查三世或伊阿古[理查三世（Richard III，1452—1485），英国约克王朝最后一个国王，曾参与玫瑰战争，一四八五年八月在一次战役中为都铎·亨利击毙。伊阿古（Iago），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反面角色。]那样。不快乐，有可能；被误导了，有可能；在被利德盖特小姐宽恕的诱惑中暴露了自己，有可能。如果她听到了偷盗、离婚，或者是更坏的事，就会拧起沉思的眉头，想象这些人该有着多么不堪回首的过去，才会做这样恶劣的事。只有过一次，哈丽雅特听到她对别人表示反对意见。那是一个她从前的学生，写了一本关于卡莱尔的书。“没做任何研究，”利德盖特小姐是这样评价的，“也没有有见解的判断。她只是复制那些旧的信息，甚至不愿意花时间亲自去核实一下。”不过她又加了一句，“但是我相信，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定身世很苦。”

利德盖特小姐没有对范内小姐流露出任何为她惭愧的表情。相反，她很热情地欢迎了她，邀请她星期天早上去见她，并夸奖她的成就，褒扬她提升了英语文学的学术水准，甚至推理小说界的水准。

“你给教研室带来了许多快乐，”她说，“我想，德·范恩小姐也是你的仰慕者。”

“德·范恩小姐？”

“呵，你肯定不认识她。她是我们新来的成员，是个很不错的人，我知道她很想跟你谈谈你的书。你一定要来，结识一下。她要来这里三年。下个学期才正式登记，但她已经在牛津待了好几个星期了，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她的研究课题是都铎王朝的国家金融，她把这个课题研究得精彩极了，连像我这样对钱完全没有概念的人都被迷住了。我们都很高兴学校决定给她琼·巴拉克罗奖学金，因为她是一个绝对杰出的学者，而且工作非常勤奋。”

“我想我听过她的名字。她以前是不是在一个外地的学院当负责人？”

“是的，她在弗兰伯勒大学当了三年的教务长。但她不该做这个，虽然她是金融方面的专家，但那儿的管理工作太多了。她要做很多事，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还要对博士学位进行考核，对付学生们。学校和学院让她精疲力竭。她是那种做事永远都要竭尽全力的人。我想，她可能觉得和学校里的人意气不相投。她受够了，决定到国外待几年，然后她又回到了英格兰。当然，放弃了弗兰伯勒的职位在经济上是个损失。所以她希望接下来的三年能够好好写书，不用担心其他方面的事。”

“我现在想起来了，”哈丽雅特说，“好像在哪儿看过这个消息，去年圣诞节左右。”

“我想，你是在什鲁斯伯里的年册上看到的。我们为她能来这里感到骄傲。学校真应该给她一个教授职位，我怀疑她能不能接受在这里当讲师。对她的打扰越少越好。因为她是真正的学者。瞧，她就在那儿。哦，亲爱的，古宾斯小姐把她给缠住了。你还记得古宾斯小姐吗？”

“模模糊糊记得，”菲比说，“我们入学的时候，她读大三。很好的人，为人很真诚，但开学院会议的时候她却很沉闷。”

“她的确很善良，很负责任，”利德盖特小姐说，“但不幸的是，她总能让任何一门课都变得乏味无趣。真的很遗憾，她是那么一个值得信任的、可靠的人。不过这对她现在的工作倒没有影响，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做图书馆管理——希尔亚德小姐知道在哪里——我想她现在正在研究培根[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著名哲学家。]家族，她可真努力。不过，我怕她现在正在跟德·范恩小姐刨根问底，在这么热闹的场合，这样可不好。我们要不要上去把德·范恩小姐给救出来？”

哈丽雅特跟着利德盖特小姐穿过草坪，一股强烈的怀旧情绪掠过脑海。如果一个人能重返这个平静的地方，这个只关注你智慧成果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能在这里踏实地、默默无闻地研究那些环环相扣的理论，全神贯注地，而不被代理商、合同、出版商、垃圾作者、采访、崇拜者信件、索要签名的人、制造谣言的人还有竞争者们所迷惑；静下心和那些枯燥却持久的东西打交道；远离那些私人交流、评头论足、猜疑嫉妒；像什鲁斯伯里的毛榉树一样成熟和坚定——那么，她一定能忘记曾经的失落和焦躁，或者能从更真实、更冷静的角度去看待它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并不重要。你在沉闷的学术报刊上刊登了一小篇豆腐块文章；在爱了、错了、困惑了、逃避了之后，还没等你发现那豆腐块会成为珍贵的手稿，还是变成微不足道的脚注，你就早已经死了。这其实是一场和他人的拉锯战，人人都往那个万众瞩目的舞台上挤，于是私人经历中的小小偶然在整个企图中就被放大了。

但是她怀疑，现在是否还能回头。她早早就把牛津这个被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乐园抛在身后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在伊希斯[伊希斯（Isis）是经过牛津的一条河，是泰晤士河的源头之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是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也不能。她会对这并不真实的平静失去耐心的——或者这只是她在告诫自己。

正在她整理思绪的时候，有人把她介绍给了德·范恩小姐。只看一眼，她就知道德·范恩小姐是个与众不同的学者——比如说，和利德盖特小姐相比。她的那种独特是哈丽雅特·范内永远也学不到的。这是一个绝对的斗士；一个只对真理忠心耿耿，而不相信个人崇拜的斗士。对于这个斗士来说，什鲁斯伯里的四方院就是自己的归属舞台。利德盖特小姐安详地站在那里，丝毫不被外界所动，用仁慈、亲切的热情去拥抱这一切；这个学识渊博的女人会给这个世界一个准确的评价，把一切有可能干扰她判断的东西都清除。在她那消瘦却热切的脸上，灰色的大眼睛很深邃，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炯炯发亮，似乎对一切画面以及概念都异常敏锐。在这种敏感的后面，她的思想却像花岗岩一样坚硬，不可动摇。哈丽雅特想，作为一个女校的负责人，她要做的工作一定令人心力交瘁；因为，她的字典里似乎不存在“妥协”这个词；而所有的管理手段都不过是妥协而已。她不可能忍受任何摇摆的立场或者模糊的判断。如果有任何东西挡在她和真理之间，她一定会秉公处理——即便那个东西是她自己的名誉。她刨根问底的时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更令人生畏的是，在讨论任何她不精通的专业时，她所表现出的那种几乎不真实的中庸和谦虚。哈丽雅特她们走过来的时候，她正在和古宾斯小姐说着什么：

“我完全同意，一个历史学家应该考求细节；但除非你能把所有的人物和环境都掌握齐全，否则还是在脱离事实地推测。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事件本身同样重要。如果你把这个搞错了，你就是在篡改历史画面。”

就在古宾斯小姐眼里流露出倔强，准备反驳的时候，德·范恩小姐看到了利德盖特小姐，她向古宾斯小姐说了声抱歉便朝这边走来。古宾斯小姐不得不放弃；哈丽雅特有些遗憾地发现，她的头发不大整齐，皮肤也不好，还用了一根很大的白色安全别针把兜帽固定到衣服上。

“我的天，”德·范恩小姐说，“那个顽固不化的年轻女人是谁？她似乎很不满我在埃塞克斯对温特莱克先生的书评。她似乎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可怜的男人撕成碎片，原因就是他在写培根家族早期历史时，很不小心地在时间上出现了几个月的误差。她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这本书是至今为止，在处理两位最神秘的伟人之间的互相影响上，最有启示性的一本书。”

“培根家族是她的研究项目，”利德盖特小姐说，“所以我能理解她对此的反应这么强烈。”

“不顾背景，光关注自己的研究项目，这是很不正确的。当然，错误应该被纠正；我的确纠正过——给作者写了一封私人信函，这才是纠正小错误的恰当途径。但我敢肯定，这个人掌握了这两个伟人之间联系的金钥匙，他阐述的是非常重要的论点。”

“呵，”利德盖特小姐说，和善的笑容里露出了牙齿，“你似乎对古宾斯小姐很有意见啊。现在，我给你带来了一个人，我知道你肯定非常想见她。这就是哈丽雅特·范内小姐——也是一位把握细节的高手。”

“范内小姐？”这位历史学家把她那双近视的眼睛凑近，脸上立即容光焕发，“这真是太令人高兴了。让我跟你讲讲，我多么喜欢你最近的那本书吧。我觉得，这是目前你的著作里最好的一本——不过，当然我没有资格做专业的评判。我和希金斯教授讨论过这本书——他也是你的小说迷——他说这本书开拓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可能性，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他还不知道那种可能性会不会有结果，但他会尽量发掘。告诉我，你当时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

“这个，我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哈丽雅特说，心中忐忑不安，在内心深处咒骂那个希金斯教授，“但是当然——”

就在这个时候，利德盖特小姐突然看到远处有另外一位学生，就跑了过去。菲比·图克尔早就跑到草坪那边去了。哈丽雅特只能听天由命了。十分钟的时间，德·范恩小姐不留情面地彻底查看了哈丽雅特的大脑，把她的大实话都摇出来，就像一个积极的女仆为了清除地毯上的灰尘，用有力的手将它不停地敲打、擦拭、摇晃，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新的地方，固定住。十分钟后，院长令人安慰地赶来打断了谈话。

“感谢上帝，副校长终于离开了。现在我们能把这些难看的旧丝绸袍子都脱了，亮出我们的派对礼服裙吧。这么热的天气，我们为什么要在学术行头里闷着，为什么要那么在意等级和身份呢？现在！他走了！把所有不是晚礼服的东西都给我，我要把它们都扔到教研室里。还有我的。范内小姐，你的袍子上面有名字吗？哦，好姑娘！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已经有三件莫名其妙的袍子躺在那儿了。学期结束的时候，它们就躺在那里。当然，不知道主人是谁。这些不整洁的小混蛋们，她们觉得收拾那些该死的杂物都是我们的工作。她们把它们到处扔；然后就互相借；如果有人因为没穿袍子外出而被罚款，那一般都是因为别人把她的拿走了。而且这些倒霉的袍子经常像抹布一样脏。她们用袍子擦灰尘，拨壁炉的火。我想起我们这忠诚的一代人是多么精心保管这些衣服——可这些年轻的小混蛋们一点都不在乎！她们非要穿得不伦不类，就像《潘登尼斯》[《潘登尼斯》（Pendennis）是英国作家威廉·萨克的著名小说，里面有对英国著名大学男生生活的描写。]的插图——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但她们那个现代化的理念，就是去模仿男大学生，而且还是半个世纪前的男大学生。”

“我们有些往届学生也不能让人引以为荣，”哈丽雅特说，“比如说，看看古宾斯。”

“哦，我的天！这实在太让人厌烦了！全部都用安全别针别到一块儿。我真希望她能洗洗她的脖子。”

“我想，”德·范恩小姐一针见血，“那个颜色就是她皮肤自然的颜色。”

“那么她应该吃胡萝卜，洗洗她的体内循环，”院长说，把哈丽雅特的袍子夺过来，“不，你别麻烦了。就从教研室的窗户扔进去，花不了一分钟的时间。你可别想溜，不然我永远都找不到你了。”

“我的头发还整齐吗？”德·范恩小姐问，没有了帽子和袍子，她突然变得通人情且缺乏自信。

“这个，”哈丽雅特说，一边打量着她头上厚厚的、铁灰色的发髻，发髻上面插着过多的发针，像个槌球铁环一样冒了出来，“有一点点冒出来了。”

“经常这样，”德·范恩小姐说，茫然摸着发针，“我觉得我应该把头发剪短。那样应该少些麻烦。”

“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那个大发髻很适合你。让我帮你吧，可以吗？”

“求之不得，”这位历史学家说，很感激地听任她把发针插进去，“我的手指笨得很。我确实有顶帽子，但不知道放哪儿了，”她加了一句，很没主见地在四方院里看了一圈，似乎觉得帽子会长在树上，“但院长说我们最好在这里等她。哦，谢谢你。现在感觉好多了——非常安全。哈！马丁小姐来了。范内小姐刚才好心地为白雪王后充当了一下发型师——但我是不是要找顶帽子戴？”

“现在不行，”院长坚决地说，“我要去喝点茶，你们也是。我快饿死了。我一直都跟着博尼费斯教授，他有九十七岁，完全糊涂了，我在他的聋耳朵边大喊大叫，喊得我都快没命了。现在几点了？好了，我就像玛乔丽·弗莱明[玛乔丽·弗莱明（Marjory Fleming，1803—1811），英国儿童作家、诗人。这里引用的是她的诗A Melancholy Lay 中的典故。]的火鸡——什么学生聚会，我连凑热闹都不愿意去；我就需要吃喝。我们赶快去袭击餐桌吧，不然肖恩小姐和斯蒂文小姐就要把最后一块冰都吃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