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俗丽之夜  作者:多萝西·L.塞耶斯

美尔库里亚利斯[美尔库里亚利斯(Mercurialis,1530—1606),意大利医学家。]说,所有忧郁的人,他们一旦抱有一个自负的想法,便极有目的性、极为急切并且不易停息。他们无法摆脱,即便心里想过一千次,但还是会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他们不断地被麻烦缠身,在其之中,或是在其之外,吃饭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一旦遇到挫折,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罗伯特·伯顿[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是牛津大学的牧师,也是大学里研究英语文学的学者。这段引自他的《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下文中亦有提及。]


到现在,一切都还算好,哈丽雅特一边换晚宴礼服一边想。也有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她和玛丽·斯托克斯重新联络的尝试。另外,还有她和历史教师希尔亚德小姐短暂的会面。这个人一直都不喜欢哈丽雅特。她撇着嘴,酸溜溜地说:“呵,范内小姐,你和我上次见到的时候相比,经历可丰富多了。”但也有些愉悦的时光,把她们带进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他认为事物都是流动的,前文提到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便是他的名言。]世界的永恒的承诺里。尽管玛丽·斯托克斯已经迫不及待地招呼她坐在自己旁边,但她感觉晚宴还能对付过去。万幸的是,哈丽雅特说服了菲比·图克尔坐在她的另外一边。(在这种环境下,她觉得她们依然是结婚前的斯托克斯和图克尔。)

人群慢慢把高桌挤满,开场祝福也说完了。这时,第一件让她震惊的事发生了,礼堂里响起一阵可怕的声音。那声音像瀑布一样突然地、重重地冲进来,仿佛地狱里铁匠的铁锤正在敲打着耳朵,又像五万台制版机器正在造模子,金属摩擦的声音撕裂了空气。两百个女人的唇舌,仿佛喷泉一般,爆发出一阵阵高昂、喧嚣的高谈阔论。她早已经忘却了这个场景,但今天晚上又重现了,她想起每个学期一开始,她都觉得如果再忍受一分钟这种噪音,她就会神经崩溃。在一个星期之内,这种感觉通常都会消退。习惯让她麻木了。但现在她毫无准备的神经又受到了残害,而且比从前的声音更加剧烈。人们在她的耳边大叫,她发现自己也在冲着她们大叫。她十分不安地看着玛丽,一个病人能够经受得住吗?玛丽似乎没有注意到;她比今天早些时候要活跃一些,很高兴地冲着多萝西·科林斯喊着什么。哈丽雅特转向了菲比。

“天哪!我已经忘记集会原来是这样的。如果我喊叫的话,肯定会嘶哑得像只乌鸦。我要靠近你一点,把手拢做喇叭对你喊,你介意吗?”

“完全不介意。我可以听得很清楚。到底为什么上帝要给女人这么尖的声音?我倒不是很介意。这让我想起原始工人们的争吵了。她们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你觉得呢?这汤比我们以前的好多了。”

“他们为这场晚宴花了不少心思。而且,我相信新来的财务主任相当不错;她对家政很有一手。亲爱的老斯特拉多斯的心思不在食物上。”

“是啊,但我喜欢斯特拉多斯。有一次,学期开始之前我生病了,她对我真是无微不至。你记得吗?”

“斯特拉多斯走了,后来她怎么样?”

“哦,她现在是宝迪学院的财务总管。对于财务,她真的很在行,你知道的。她在数字方面真是天才。”

“那个女人后来干什么了——她叫什么名字来着?——佩波蒂?费波蒂?——你知道的——那个经常一本正经地说,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什鲁斯伯里学院的财务主任的人。”

“哦,我亲爱的!她后来对一种新宗教完全走火入魔了,不知道在哪里加入了一个很奇怪的宗教组织,那些人都要裹缠腰布,阿格佩莫纳斯[阿格佩莫纳斯(agapemones)是十九世纪的一个宗教组织。]式地热爱坚果和葡萄柚。就是这样了,如果你指的是布洛特里伯的话。”

“布洛特里伯——我就记得发音有点像佩波蒂。我真喜欢她呀!那么一个严肃的实用主义者。”

“我觉得是逆反心理,把情感本能压抑住了。你要知道,她的内心世界非常多愁善感。”

“我知道。她总是有些不安。和肖恩小姐有点类似。也许我们当年都非常羞涩内向。”

“呵,我听说,现在这一代人没有这种困扰。她们毫无羞涩感。”

“哦,少来了菲比。我们那时也有一定的自由,比女人还没权利读书的时代要强多了。再怎么说,我们那时也不是修道院的修女。”

“不是,但我们在战前[本书里的战争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生,在战前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这让我们对限制和禁令还有印象。我们多少继承了一些责任感。布洛特里伯是从一个很保守的家庭里出来的——实证主义者,或者是一神教派教徒,或者是长老教会成员,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你要知道,现在的人很多都是真正的战时一代。”

“是的。好了,我不觉得我有任何权利向布洛特里伯扔石头[《圣经》里的故事,说是有人犯罪按法律应该乱石砸死,而耶稣却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

“哦,我亲爱的!这完全是不同的。有些是自然的,还有的——我不知道,但在我看来,似乎完全就是灰质的堕落[灰质是一种基本脑组织,据说灰质越多越聪明,这里指的是智慧。]。她甚至还写了一本书。”

“关于阿格佩莫纳斯宗教?”

“是的。关于高等智慧[有人把《旧约》里的智慧文学细分为高等智慧和低等智慧。]、美好思想等,总之那一类东西。里面用的都是糟糕透顶的句法。”

“哦,上帝!是的——这太可怕了,是不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信仰宗教会对一个人的语法产生这么大破坏能力。”

“我想,是一种对智力的腐蚀吧。但信仰宗教和智力堕落,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就不知道了,或者它们两个互为结果,我不知道。特瑞摩尔的心理治疗怎样了?哦,亨德森小姐变成了裸体主义者——”

“不会吧!”

“真的。她就在这儿,旁边的桌子上。难怪她的皮肤现在是棕褐色的。”

“而且她的礼服裙真是糟糕。我估计她们的规则是:如果不能裸体,就要穿得尽量暴露。”

“有时候我想,有那么一点点正常范围内的不道德,会不会对我们好些。”

这时,莫里森小姐从桌子同侧三个座位外的地方,隔着旁边的人凑了过来,喊了些什么。

“什么?”菲比大喊着。

莫里森小姐凑得更近了,把多萝西·科林斯、贝蒂·阿姆斯特朗和玛丽·斯托克斯挤得都快窒息了。

“范内小姐不是在跟你讲什么让人血液凝固的惊险故事吧。”

“不是,”哈丽雅特大声说,“菲比让我的血液快要凝固了。”

“怎么了?”

“她在跟我讲,我们那一年学生的生活状况。”

“啊!”莫里森小姐莫名其妙地叫了一声。一盘羊肉和绿豌豆被端了上来,打断了谈话,莫里森小姐旁边的人终于又可以呼吸了。但让哈丽雅特恐惧的是,这一问一答似乎为坐在对面的那个女人打开了一条交谈大道。那个女人戴着一副大眼镜,发型很拘谨,皮肤偏黑,看上去就很执拗。现在她伸过头来,扯着尖锐的嗓子用美国口音说:

“范内小姐,我想你大概不记得我了吧?我在这个学院只待了一个学期,但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知道你的。我经常向我那些喜欢英国侦探故事的美国朋友推荐你的书,我觉得这些书真是太棒了。”

“太谢谢你了。”哈丽雅特勉强回应道。

“我们还有一位亲爱的共同熟人呢。”那个戴眼镜的女士继续说。

天哪!哈丽雅特想。又要从黑暗的深渊里把什么事情给挖出来?这个要命的女人到底是谁?

“真的吗?”她大声说着,试图为自己搜索记忆争取时间,“那是谁呢?——”

“舒斯特·塞迪。”菲比提示的声音传到她耳朵里。

“舒斯特·塞迪小姐。”(正是。她在哈丽雅特的第一个夏季学期来的。本应读法律。一个学期之后就走了,因为什鲁斯伯里学院的规章制度太严格、太不自由了。然后她在家里学习,有幸从大家的生活里消失了。)

“你真是记性好,还记得我的名字呀。我要说出来肯定会让你吃一惊,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见你那位英国贵族。”

见鬼!哈丽雅特想。舒斯特·塞迪小姐那尖锐刺耳的声音压过了周围所有的嘈杂声。

“你那个伟大的温西勋爵。他对我真是很好。我告诉他我以前跟你在一个学院,他特别感兴趣呢。我想他真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他的确很有礼貌。”哈丽雅特说。但她的暗示似乎太不明显了,舒斯特·塞迪小姐还在继续说:

“当我告诉他我的工作项目时,他对我真是太客气了。”(那到底是什么?哈丽雅特想。)“当然,我很想听他讲他那些惊险的侦探故事,但他太谦虚了,什么也不愿意说。范内小姐,你告诉我吧,他戴那个可爱的小单片眼镜是因为他的视力,还是因为那是英国的传统风尚?”

“我从未问过他,这很冒昧。”哈丽雅特说。

“这就是你们英国人典型的谨慎了!”舒斯特·塞迪小姐大叫着。这时,玛丽·斯托克斯插了进来:

“哦,哈丽雅特,跟我们讲讲温西勋爵吧!如果他真的和照片上一样的话,那一定是特别迷人吧。当然,你跟他很熟悉,是不是?”

“我和他一起处理过一件案子。”

“那肯定特别令人兴奋。快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

“听着,”哈丽雅特用一种愤怒和郁闷的口吻说,“听着,他把我从监狱里救出来,要不是他,我很可能会被吊死,我自然要说他是个大好人。”

“哦!”玛丽·斯托克斯小姐脸涨成了紫红色,在哈丽雅特气愤的眼光下退缩了,似乎被人打了一下,“对不起——我没想——”

“好吧,”舒斯特·塞迪小姐说,“我这个人恐怕是非常非常不会说话。我母亲经常跟我说:‘你是我遇到的最不会说话的女孩,这真是我的不幸。’但我很热心。我能应付得了。我从来不停止思考。对于工作,我也是一样。我不会考虑我自己的感觉,也不会考虑他人的感觉。我想要什么,就直接过去问,而且,通常都能问到。”

在这之后,舒斯特·塞迪小姐自信满满——这种自信跟别人对她做出的评价极不相称——把谈话成功地转移到她自己的工作项目上。她的工作原来是禁止不够资格的人生育,并鼓励知识分子的婚姻[在当时的英国,政府禁止智商低下或者犯罪的人生孩子,认为他们生的孩子也会智商低下或者道德不端。]。

这时,哈丽雅特很郁闷地坐在那儿想,为什么只要一提到温西的名字,她就会把自己性格里最让人讨厌的部分都展露出来。他从来没伤害过她;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她从羞辱的死刑中救出来,并献给她忠贞的感情;并且对于这两点,他从都没有索要过回报,甚至都没有期盼过她的感激。而她所回应的只是一声气愤的怒吼。事实上,哈丽雅特想,我有一种自觉低他一等的复杂心理;不幸的是,我尽管知道,却无法摆脱。如果我和他相遇的时候是站在平等的位置上,那么我肯定会很喜欢他……

督学轻敲着桌子。礼堂里安静下来。演讲者站起来了,要给大学献上祝酒词。

她庄严地说着,把学院历史的书卷缓缓展开,为博爱和人性而祈祷,指出和平的学术界因动荡而成了恐慌的世界。“牛津被称做是必败者的家:哪怕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对学术的热爱都已经遗失的话,就让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还能看见,对学术的热爱在这里会找到它永恒的家。”太精彩了,哈丽雅特想,但这不是战争。然后,她的思绪在演讲者的句子里飘进飘出,她觉得这简直堪比圣战;就算是这群喋喋不休、显得有些荒唐的女人,她们也熔化成一个整体,和在座的彼此,和所有的把正直诚实的精神看得比物质更重要的男男女女——在人类灵魂的中心抵御外敌的人,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他们个人的相异之处都被忘却。不管一个人的感情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束缚,对自己的理想和责任忠贞,才是得到精神平静的途径。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在这么伟大的一个城市里,享受着平等的权利,又怎么可能感觉到束缚呢?一位出色的教授站起来回应督学的演讲,她的演说方式不同,却展示了同样的精神。那些话一经说出,就在每个演讲者的嘴唇上和每个倾听者的耳朵边震动。督学对学年的回顾并不是最重要的:会议、学位、研究——这些都是原则内部的细节,没有它们,一个集体就无法运作。在这样一个学宴之夜的魔力下,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座善美城市里的市民。那可能是座古老的城市,城市里到处都是不便利的建筑和狭窄的街道,路人为了抢道而荒唐地争吵;但它的根基却坐落在圣山上,它的塔尖接触着天堂。

哈丽雅特带着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激昂情绪,离开了礼堂,院长托人邀请她去喝杯咖啡。

遵照医嘱,玛丽·斯托克斯需要躺在床上休息,所以不能去。于是,哈丽雅特欣然接受了邀请。她去了新四方院,敲了马丁小姐的门。进去后她发现已经有一些人聚在院长的起居室里了,有贝蒂·阿姆斯特朗、菲比·图克尔、德·范恩小姐、财务主任斯蒂文小姐、一位名叫巴顿的学者,还有几位比她高几年级的往届学生。院长正在给大家倒咖啡,兴高采烈地招呼她。

“进来吧!这咖啡可真不怎么样。斯蒂文,我们对此就没什么办法吗?”

“有啊,如果你能启动一个咖啡资金,”财务主任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要为两百个人准备真正的上等咖啡,这项开支会有多大。”

“我知道,”院长说,“我们会穷得卑躬屈膝。我想我最好跟弗莱基特小姐提一下这事。你记得弗莱基特小姐吧,那个古怪的有钱人。她跟你是一个年级的,弗特斯克小姐。她来找我,总想给学院送一缸热带鱼作礼物。还说,她觉得这会给科学讲堂带来生机。”

“如果这能给某个讲堂带来生机的话,”弗特斯克小姐说,“也许会是件好事。记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希尔亚德小姐的宪法发展讲座很无聊。”

“哦,我的天!宪法发展!我的天,是的——现在还有这门课呢。每年开始的时候她都有三十个左右的学生,最后只剩下两三个认真的黑人,一本正经地把每一句话都记在笔记本上。讲座跟以前完全一样,我觉得连鱼都帮不了他们。我说:‘你真是好心,弗莱基特小姐,但我觉得它们在这里不会生活得好。我们得把它们放在特殊的制热系统里,是不是?对于园丁们来说,这也是额外的工作。’她看起来非常失望,可怜的人;所以我说,她最好去和财务主任商议一下。”

“好的,”斯蒂文小姐说,“我会去和弗莱基特商量的,建议她来捐赠咖啡资金。”

“这比热带鱼要有帮助得多,”院长赞同地说,“恐怕我们真的培养了不少怪人。我觉得弗莱基特小姐对肝吸虫的生活周期很有研究。有人想要利口甜酒加咖啡吗?来吧,范内小姐。酒精会让你舌头变松,我们很想听听你最近的侦探故事呢。”

哈丽雅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她正在写的小说的情节。

“请原谅我说话这么直接,范内小姐,”巴顿小姐说,很诚挚地凑上前来,“但在你经历了那么可怕的事之后,会不会在意把那种书继续写下去?”

院长被这个唐突的问题惊得愣住了。

“这个,”哈丽雅特说,“有一点要注意,在变得有钱之前,作家们不能挑挑拣拣。如果你因为某一类的书出名了,然后又换着写其他类型的书,销售量就会下跌,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她停顿了一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任何一个有正常感觉的人,都会宁愿擦地板来谋生。我擦地板擦得很糟糕,但我写侦探小说写得还不错。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正常感觉应该阻止我去做正常的工作。”

“说得很对。”德·范恩小姐说。

“但毫无疑问的,”巴顿小姐坚持说,“你肯定会觉得,犯罪以及无辜的嫌疑,这些事应该受到严肃对待,而不应该被人当做智力游戏。”

“我在真实生活里的确很严肃地对待它们。每个人都需要。但你会认为,如果某个人在感情方面有过很糟糕的经历,他就因此永远不应该写胡编乱造的客厅喜剧了吗?”

“但这难道是一回事吗?”巴顿小姐说,皱着眉头,“对于爱情来说,有较轻松的一面;而对谋杀案来说,却没有。”

“在大众的眼里,也许没有轻松的一面;但在侦探过程中,的确有纯粹的智力成分。”

“你曾在真实生活里侦查过一个案子,是吧?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非常有趣。”

“对你而言,你喜欢把一个男人送上刑事法庭的被告席,还有绞刑架吗?”

“巴顿小姐,我想,问范内小姐这个不太合适,”院长说,她有些歉意地冲着哈丽雅特加了一句,“她对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犯罪很有兴趣,而且非常渴望刑事处罚的方式能有所改变。”

“是的,”巴顿小姐说,“在我看来,大家对这整件事的态度是粗野和残酷的。我走访监狱的时候遇到了很多杀人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没有伤害性,贫穷、笨拙,都是心理上的问题害了他们。”

“如果你能遇到受害人的话,”哈丽雅特说,“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受害人往往比杀人犯更加笨拙,更加没有伤害性。但他们不会公开露面。甚至连法官也不需要去看尸体,除非他们愿意。但我在威尔福康姆的案子里见过尸体——是我找到的,那比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东西都还要可怕。”

“这我完全相信,”院长说,“报纸上的描述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而且,”哈丽雅特继续对巴顿小姐说,“你没有看到杀人犯正在杀人的样子。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抓到、关起来了,看上去可怜巴巴的。威尔福康姆的那个杀人犯就是个狡诈、贪婪的冷血动物,如果不把他抓起来的话,他肯定还会继续干下去。”

“这点没有必要争辩,一定要阻止他们,”菲比说,“不管法律会如何处置他们。”

“是这样的,”斯蒂文小姐说,“但为了玩智力游戏而去抓凶手,是不是也有一点冷血?这对警察来说没什么——这是他们的责任。”

“在法律上,”哈丽雅特说,“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尽管大部分人并不知道。”

“这个温西,”巴顿小姐说,“他似乎把抓凶手当成爱好了——他把这件事看做是责任还是智力游戏呢?”

“我不清楚,”哈丽雅特说,“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个爱好帮了我大忙。在我的案子里,警察搞错了——我不责怪他们,但他们的确错了——所以我很庆幸案子没有了结在他们手上。”

“你这番话真是完美又高尚的说辞,”院长说,“如果任何人指控我干了我根本没干的事,我肯定会骂骂咧咧到嘴巴起泡。”

“但我的工作就是权衡证据,”哈丽雅特说,“我会本能地看到警察的逻辑。你要知道,这只是a+b的事。只是那案子里碰巧有一个未知因素。”

“就像物理学里出现的新概念,”院长说,“普朗克常数[普朗克常数(Planck's constant)是一个物理常数,用来描述量子的大小。],他们是这样叫的吧?”

“是的,”德·范恩小姐说,“不管产生什么结果,不管人们怎么看待它,最重要的是抓住事实。”

“是这样,”哈丽雅特说,“就是这点。事实是,我没有干那件谋杀案,所以我感觉无所谓。如果我真的干了,我可能会觉得我那么做是正当的,并为警察那样对待我而愤怒。就算这样,我还是觉得对一个人施以痛苦的极刑,是不可原谅的。我卷进去的那个麻烦,完全是个偶然,就像从屋顶上掉下来一样。”

“我真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引出这个话题的,”巴顿小姐说,“没想到你能如此坦白地讨论。”

“我现在不介意了。如果是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就会是不同的心境。但威尔福康姆那件糟糕的案子给这件事带来了新发现——让它又出现了新的一面。”

“告诉我,”院长说,“温西勋爵——他是什么样的?”

“你是说,看上去?还是说一起工作的时候?”

“呵,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他的长相——英俊并且很伦敦化。我是说,一起交谈的时候。”

“很迷人。如果他开口,会说很多关于自己的事。”

“当你觉得沮丧的时候,他会给你带来一点快乐和光明?”

“我在一次狗展上遇到过他,”阿姆斯特朗小姐突然插进来,“他的表情可真像是镇上的那些蠢人。”

“他要么是无聊到了极点,要么就是在侦查什么案子,”哈丽雅特笑了,“我知道他那种肤浅的表情,这大部分都是他的伪装——但也不能肯定。”

“那种表情的背后一定有原因,”巴顿小姐说,“因为他显然非常智慧。但他只是智慧,还是有一种天才般的通灵感?”

“我不该指责他的漠然,”哈丽雅特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的空咖啡杯,“我看过他非常沮丧的样子,比如,当宣判一个可怜的罪犯有罪的时候。但除了那些伪装出来的夸张表情之外,他平时真的很沉默。”

“也许他害羞,”菲比·图克尔温和地说,“健谈的人往往害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值得同情。”

“害羞?”哈丽雅特说,“呵,不像。神经质,也许是——这个该死的词语能概括很多意义。不过他并不像是需要同情的样子。”

“他没有理由需要同情。”巴顿小姐说,“在这个需要同情的世界里,我看不出为什么要同情一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年轻男子。”

“如果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他一定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德·范恩小姐说,她的眼睛给人一种庄严的假象。

“不过他也不是那么年轻,”哈丽雅特说,“他有四十五岁了。”(这正是巴顿小姐的年纪。)

“我觉得去同情一个人,是很粗鲁无礼的事。”院长说。

“听着,听着!”哈丽雅特说,“没有人喜欢被同情。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喜欢自我同情,但这是另一回事。”

“尖锐,”德·范恩小姐说,“痛苦,但却真实。”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巴顿小姐不甘心被人转移了话题,“这位先生除了嗜好侦探和收藏书籍之外,还干别的事吗?我想,他空闲时间还会打板球吧。”

哈丽雅特一直在为自己庆幸,竟然能够这样控制情绪。这时,愤怒终于抓住了她。

“我不知道,”她说,“这个很重要吗?他为什么需要做别的事?抓杀人凶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也不是一件安全的工作。这要占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很容易受伤甚至被杀害。我大胆说一句,他的确因为乐趣而做这个,但不管怎么样,他确实用心在做。除了我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你不能对这个视而不见。”

“我完全同意,”院长说,“我们应该感激这些无怨无悔做着可怕工作的人,不管他们是为了什么。”

弗特斯克小姐很赞同这一点,“上个星期,我周末农庄的下水道突然不能用了。一个非常热心的邻居过来修。他修下水道的时候搞得全身很脏,我向他道歉。但他说,我不需要有任何的歉意,因为他对下水道很感兴趣,而且一直很好奇。他也许没有说实话,但即便这是实话,我当然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说到下水道——”财务主任说。

然后的谈话就不再那么针对个人了,开始更加风趣一些(因为这一群人里,每个人都能就下水道说些生动有趣的事),过了一会儿,巴顿小姐回去睡觉了。院长松了一口气。

“我希望你不要太介意,”她说,“巴顿小姐是那种直率到令人讨厌的人,她心里想什么,就一定要说出来。其实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只是没什么幽默感。她认为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崇高的动机,不然她就不能忍受。”

哈丽雅特为她刚才说话那么冲动而道歉。

“我觉得你刚才应付得很好。你的温西勋爵听起来是个特别有趣的人。但我不理解为什么要逼着你去讨论他,可怜的人。”

“要我看,”财务主任说,“在这个大学里,我们讨论得太多了,任何事都要讨论。我们争执这个,争执那个,争执为什么,争执结论;而不是去把事情做好。”

“但难道我们不应该仔细讨论一下,到底我们想做好什么事情?”院长反对说。

哈丽雅特对贝蒂·阿姆斯特朗咧嘴笑了,又听到了这种熟悉的严肃的争论。十分钟内,有个人把“价值”这个词带了进来。一个小时后,她们还在讨论这个词。最后,财务主任说出了一条引语:

“上帝制造了整数,剩下的都是人的杰作[这句话是十九世纪德国数学家利奥波德·克罗内克的名言。]。”

“哦,天哪!”院长叫着,“别把数学带进来,还有物理。我跟它们实在合不来。”

“没多长时间之前,是谁提起的普朗克常数?”

“是我,我道歉。我把它称为小讨厌。”

院长那种着重的语调让每个人都放松地大笑起来,然后午夜的钟声敲起,派对结束了。

“我还在学院外面住,”德·范恩小姐对哈丽雅特说,“我可以和你一道走吗?”

哈丽雅特同意了,不知道德·范恩小姐有什么要跟她说的。她们一起走进新四方院。月亮升起来了,用黑色和银色的冷光给建筑物上了色,这种冷峻和窗户里黄色的微光形成了对比。窗后,重聚的老朋友们依然在那里欢声笑语。

“这简直像学期中的景象。”哈丽雅特说。

“是啊。”德·范恩小姐笑得有些奇怪,“如果你去这些窗户边听听,会发现制造出这些声音的是中年人。年纪大些的人已经睡了,并在揣测着,和自己一般大的人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已经消磨殆尽。她们受到了一些打击,而且脚还会很疼。年轻一些的人呢,她们很清醒地在谈论生活以及生活的责任。但四十多岁的女人,她们假装又变回了大学生,并发现这假装还是有效果的。范内小姐——我很赞成你今天晚上说的这些。超然是一种美德,只是很少有人能发现它的迷人之处,不管是在他们自己身上还是在别人身上。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不顾这一点而喜欢你——甚至,因为这个而喜欢你——那么这种喜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是完全诚挚的,和那个人在一起,你只需要真实地做自己就行了。”

“这也许很正确,”哈丽雅特说,“但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相信我,我一点也不想冒犯到你。但我觉得,你遇到一群这样的人——她们以为了解你的感受,可你的感受并不如她们所想,她们为此深感不安。不要去理会,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在乎,对你都是致命的。”

“是啊,”哈丽雅特说,“但我也是她们当中的一个。我使自己很不安。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她们进入了老四方院,又看到了那些古老的山毛榉树,这可是什鲁斯伯里学院最德高望重的东西。它们那不断变化的斑驳光影投在她们的身上,这比纯粹的黑暗更让人迷惑。

“但一个人必须要作出一些决定,”哈丽雅特说,“在这个渴望和另一个渴望之间作出选择,怎么才能知道哪一个比另一个重要,哪一个能征服另外一个?”

“我们只可能,”德·范恩小姐说,“在它们征服我们的时候,才知道。”

斑驳的阴影洒在她们身上,就像滑落的银链子一样。牛津大学里所有的钟塔一个接一个敲响了一刻钟的奏鸣曲,仿佛是一个和谐翻滚着的连锁反应。德·范恩小姐在波列大楼的门口和哈丽雅特道了晚安,她的身体弯向前,大步走在礼堂拱门下面,消失在夜色里。

一个奇怪的女人,哈丽雅特想,并且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哈丽雅特的悲剧被归结为,强迫性地对一个男人怀有感激之情,而那个男人的感情是否真挚还是未知数。她之后所有意图的不稳定性都是出于一个决定,即她再也不会误解感情。“我们只可能在它们征服我们的时候,才知道。”在她的优柔寡断之中,有什么东西是不动摇的吗?哦,是的,她热爱自己的工作——这可能就是拒绝放弃和改变的重要原因。尽管今天晚上她向大家述说了她热爱这一工作的理由,但她从来都不觉得有必要跟自己说这个。她是受到感召而写作的;虽然她感觉自己应该能做得更好,但她从来都不怀疑,这件工作本身对她来说是正确的。这份工作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征服了她,这就是这一谜案的证据。

她有些太兴奋了,无法入睡,于是在四方院里前前后后地散步。这时,她的眼睛被一小片纸吸引住了,那张纸在修剪过的草坪上随风飘着。她下意识地把它拣起来,纸上并不是空白的,她把它带到波列大楼的灯光下查看。那是一张普通的书写纸,上面用铅笔重重地画着一幅很幼稚的画。画面很丑陋,很变态,上面是一个裸体女人夸张的曲线,那女人正在对一个不知性别的人施以残酷的暴行,那个不知性别的人穿戴着帽子和袍子。这可真是恶心,肮脏而丧心病狂。

哈丽雅特盯着看了一会儿,感觉很不舒服,有好几个问题从她脑子里冒出来。然后,她带着它上了楼,找了一间最近的卫生间,将它丢到马桶里,按下冲水阀门。这就是对待这种东西的正确方法,这事就这样结束了;但她真希望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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