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正如教研室的人所说的那样，是学宴最精彩的部分。正式的晚宴和演讲都过去了；昔日的学生们下榻在牛津，那些只能抽出一天时间的忙碌来访者已经离开了。人们开始流露出自然的性情，和自己的朋友悠闲地聊天，而不会随时被什么讨厌的家伙拽走。

哈丽雅特去探访了督学，督学正在用雪莉酒和饼干招待来访者。然后她又去拜访了住在新四方院的利德盖特小姐。这位英语教师的房间被稿纸装点得很是斑斓，她正在着手进行英语诗歌作诗韵律的研究，从贝奥武甫到布里奇斯[《贝奥武甫》（Beowulf）是英国民族史诗，用的是头韵体；布里奇斯指的是英国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1844—1930）。]。由于利德盖特小姐更倾向于，或者说暂时更倾向于（没有任何学者工作的偏好会是静态的）一种完全崭新的诗歌韵律学理论，于是需要一种复杂的新的诠释系统，牵涉到十二种不同韵律的用法。而且利德盖特小姐的笔迹很难辨认，她在打印机方面的经验也很有限。现在已经有五部活字清样，完成的进度都不同，还有两张版面校样，以及一篇打出来的附录，另外，她还需要写一篇文章，那将会是整个争论的重要引言。当一个部分进展到版面校样的时候，利德盖特小姐才会把大段大段的论证从一章转到另外一章，每一次修改都自然会引起版面校样的大改动，还要删除修改五份活字清样的相关部分。所以，在重新整理必要的参照条目的时候，利德盖特小姐的学生或同事会发现她像一只纸茧，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无助地寻找她的自来水笔。

“我在担心，”当哈丽雅特礼貌地问起她这一巨著的时候，利德盖特小姐挠了挠头，说，“我没想到，原来写书有这么多现实的麻烦。我完全找不到头绪，完全不知道如何向印刷工人解释我的想法。如果德·范恩小姐在这儿的话就好了，她做事总是很井井有条。看她的手写稿真是一种教育，当然，她的工作比我的要复杂得多——伊丽莎白时期那些详细的财务支出之类的东西，全部都完美地整理出来，进行的讨论也干净利落。而且她知道怎么做脚注，让脚注能够和正文相得益彰。我却总是觉得这很难，不过哈佩小姐正在好心地帮我打字，她对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了解比她的排字技术更深。我想你还记得哈佩小姐吧。她比你低两级，后来又读了英语文学作第二专业，现在住在伍德斯托克路。”

哈丽雅特说她也总觉得脚注非常麻烦，还说她想先看看这些书。

“好的，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利德盖特小姐说，“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她从堆满纸张的桌子上拿起几页纸。“有些稿纸上有大头针，小心不要扎着手指。恐怕里面有很多不重要的标注和笔记，我突然又有个想法了，能够把这些注释做得更好一些，那我得一直更改。我想，”她加了一句，“印刷工人们肯定会很生我的气。”

哈丽雅特内心觉得她想得没错，但却安慰她说，牛津大学出版社毫无疑问已经习惯了辨认学者的笔迹。

“有时候我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学者，”利德盖特小姐说，“在我的脑子里一切都很清楚，你知道的，但当我写下来的时候就迷糊了。你是怎么处理书中情节的？所有那些不在场证明的时间表之类的，要在脑子里时刻都记得它们，一定很难吧？”

“我经常把事情搞混淆，”哈丽雅特承认说，“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炮制出过哪怕一篇只有六个以下大漏洞的故事。幸运的是，十个读者里有九个也会搞混淆，所以没关系。剩下那个会给我写封信，我向他保证在第二版的时候把错误纠正过来，但我从来都没这么干过。毕竟，我的书只是消遣的，跟学术研究又不一样。”

“不过，你总是有很学者的想法和思维。”利德盖特小姐说，“我想你会发现你的工作在某些方面来说很有意义，是吧？我以前觉得你会有一个学术方面的职业。”

“我没有，你失望吗？”

“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们走出校门，做这么多种多样有趣的工作，并证明她们可以做得很好，这非常好。我必须说，我们大部分的学生都在自己的领域做得非常出色。”

“现在的学生呢？”

“哦，”利德盖特小姐说，“我们这里有一些很好的学生，当你想到她们参与外界的活动同时读书又那么用功，真是让人惊讶。只是，有时候我怕她们过于用功了，晚上得不到充足的睡眠。她们的生活里有年轻男子、汽车和派对，比战前有趣多了——甚至比你们那个年代也有趣得多，我想。如果我们那位老督学看到学院今天这个样子，一定会很惊慌的。我得说，偶尔我也会有那么一点吃惊，甚至院长也会。就连她那么开明的人，也会觉得只穿胸衣和衬裤在四方院里太阳浴很不合适。这对男大学生来说倒没什么——他们习惯了——但如果男子学院的负责人过来找我们的督学，总不能让他们面红耳赤地穿过四方院吧。马丁小姐真的得坚持规定太阳浴着装了——如果她们喜欢，露背也可以，但一定得是太阳浴专用的衣服，不能只穿内衣。”

哈丽雅特也赞同，表示这样很合乎情理。

“我真高兴你也这么想，”利德盖特小姐说，“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人很难把握好传统和激进之间的平衡——如果这真的是激进的话。现在，权威已经不能得到多少尊重了。我希望这总的来说是件好事，尽管这使得任何这类机构开展工作更加困难。我想你会想喝一杯咖啡吧。不，真的——我这个时候总会喝杯咖啡。安妮！——我好像听到我的仆人在厨房——安妮！可以麻烦你给范内小姐再来一杯咖啡吗？”

哈丽雅特真的已经吃饱喝足，但还是礼貌地接受了那杯咖啡。咖啡是一位看上去很精明的穿制服的仆人拿来的。门又关上之后，她对什鲁斯伯里的服务和工作人员作了一些评论，认为比她当时在学院的时候强不少，然后她就又听到了利德盖特小姐对新财务主任的赞美。

“不过我担心，”利德盖特小姐又说，“安妮就要离开我们这层楼了。希尔亚德小姐觉得她太自我了，而且也许有那么一点漫不经心。唉，可怜的人，她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寡妇，本来完全不应该出来做仆人。她丈夫似乎条件还不错，但他精神崩溃了，可怜的人，然后死了或是自杀了，总之是很悲惨的结局，把她留在世上艰难度日，所以她很乐意干这种她力所能及的活计。小姑娘们托养在杰克斯夫人那里——你还记得杰克斯一家吧，你在学院的那时候，他们还住在圣克洛斯的门卫室里。他们现在住在圣阿尔代那边，安妮周末可以去探望孩子。这样也能给杰克斯夫人带来一点额外的小收入，非常好。”

“杰克斯退休了吗？他不是很老吧？”

“可怜的杰克斯，”利德盖特小姐和善的脸上愁云密布，“他惹上了一些很难堪的麻烦，我们不得不解雇他。我真不愿意这么说，但他似乎不怎么老实。不过我们给他找到了一份在花园的工作，”说到这里她变得开朗一些了，“那里没有那么多包裹之类的东西诱惑他。他当时可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但他把钱都放在赌马上了，然后，很自然地，他发现自己无法自拔了。这对他的妻子来说，真是不幸。”

“她可是好人呐。”哈丽雅特赞同地说。

“她对所有的事都烦恼透了，”利德盖特小姐继续说，“杰克斯也是自作自受。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当财务主任告诉他，他必须得离开的时候，财务主任也很不好受。”

“是啊，”哈丽雅特说，“杰克斯总是口齿伶俐，很会打动人。”

“哦，但我肯定，他一定对自己所干的事情非常后悔。他解释过他是怎么落到这一步的，一件事导致另外一件事，收不了手。我们都很为此难过。也许，除了院长——但她从来就不喜欢杰克斯。我们给他的妻子筹了一点小借款，来清还他的债务，现在他们每个星期还我们几个先令。他已经改邪归正了，我想他应该会一直走正路了。不过，当然了，把他再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完全放心，而对门卫一职，我们又必须得找个完全能信任的人。现在的门卫佩吉特是个特别可靠、性格很好的人。院长一定会告诉你佩吉特那些离奇有趣的事情。”

“他看上去就像是诚实正直的典范，”哈丽雅特说，“他可能不如杰克斯受欢迎。杰克斯收受贿赂，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回来晚，诸如此类的事。”

“恐怕他的确收受贿赂，”利德盖特小姐说，“当然，如果一个人不是意志很坚强的话，这么做很能理解。现在的工作他会做得更好。”

“艾格尼丝也不在了，是吧？”

“对——你在时她是仆人总管；后来她离开了。她发觉自己有些承受不了工作压力，不得不退休。让我欣慰的是，我们还能给她挤出一点养老金——只有一点点，但你也知道，我们的钱得精打细算、面面俱到。我们也为她做了一点小小的安排，让她为学生们干点缝纫活，还有学院的床单。这倒是帮了个大忙；尤其让她高兴的是，她那位残疾的妹妹也可以帮她做一部分工作，为她们小小的收入作点贡献。艾格尼丝说那个可怜的妹妹现在高兴多了，因为她不再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负担了。”

哈丽雅特再次被管理事务的女性那种不知疲倦的谨慎尽责迷住了。她们不会忽视或者遗忘任何人的需要，无止境的善良弥补了一直以来资金不足带来的缺陷。

她们又讨论了一会儿从前的老师和学生们，然后把话题转到了新图书馆上。书籍在它们图德大楼的老家里迅速增多，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宽敞的住处。

“图书馆建成后，”利德盖特小姐说，“我们应该会感觉学院建筑大体上完工了。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件美妙的事。还记得早先的时候，我们只有一间滑稽的老房子和十个学生，还要在驴车里被监护着送来上课。我得说，在我们看到这些熟悉的老建筑被推倒，为建图书馆腾地方的时候，真是想流泪。那里有我们那么多的回忆。”

“是的。”哈丽雅特无限同情地说。她猜想，对于这个经历丰富却单纯善良的人，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应该都承载着自然真实的快乐。这时，另外一个往届学生走进来，于是她和利德盖特小姐的交谈匆匆结束了。她有些恋恋不舍地出来，正巧遇到了固执的莫里森小姐，莫里森小姐又开始一本正经地继续说那个时钟事件里种种毫不相干的细节。她告诉莫里森小姐，A.E.W.梅森[A. E. W. 梅森（A. E. W. Mason，1865—1948）是一位和作者同时期的英国作家。]先生曾描述过类似的故事，这样莫里森小姐才心满意足。可无奈的是，莫里森小姐又急切地问了可怜的哈丽雅特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彼得·温西勋爵——他的举止、服装、仪表；当莫里森小姐被舒斯特·塞迪小姐打断的时候，哈丽雅特的烦躁才有一点缓和，她加入了一场关于禁止不和谐的夫妻生育的长篇大讨论，因此一项鼓励和谐婚姻的运动便应运而生。哈丽雅特赞同有智慧的女人应该结婚，拥有她们的后代；但她觉得，英国的丈夫方面有点小麻烦，他们不在乎妻子有没有智慧。

舒斯特·塞迪小姐说她觉得英国丈夫很迷人，而且她正在准备一个问卷，调查英国年轻男人们在婚姻上的偏好。

“但英国人不会填问卷的。”哈丽雅特说。

“不会填问卷？”舒斯特·塞迪小姐叫着，有些吃惊。

“是的，”哈丽雅特说，“他们不会。我们这个国家，人们对问卷调查都没什么兴趣。”

“这，这太糟了，”舒斯特·塞迪小姐说，“但我真的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组织的英国分会，跟我们一起倡导和谐的婚姻。我们的主席J.波普辛肯夫人是一名出色的女性。遇到她的话你肯定会很喜欢她的。她明年会来欧洲。这段时间我要在这里做宣传，并且从英国人心态的角度来研究我们的课题。”

“恐怕你会发现这份工作很困难。我在想，”哈丽雅特加了一句（因为她觉得，就前天晚上的事，她需要对舒斯特·塞迪小姐作出一个反击），“是你的研究目的真的很无趣，还是你把它说得很无趣。也许你是想私下里调查英国丈夫有多可爱，只是采用了一种私人的和现实的途径。”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舒斯特·塞迪小姐说，她的幽默感还不错，“不是的，我只是一个工蜂而已，忙碌采蜜送给蜂王吃。”

“许多事情的发生，似乎都是在谴责我[这句话引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丽雅特自言自语着。本以为牛津可以让她从彼得·温西勋爵以及婚姻问题这些事里暂时解脱一下。但她也算是个有名气的人——如果还不能算得上是社会名流的话，烦人的是，彼得更是一位引人注意的社会名流，所以在他们两人之中，大家更愿意去打探他，而不是她。关于婚姻——人当然有机会发觉婚姻是好还是坏。做玛丽·阿托伍德（未婚前是斯托克斯）更糟糕，还是做舒斯特·塞迪小姐更糟糕？做菲比·班克罗夫特（未婚前是图克尔）更好，还是做利德盖特小姐更好？结婚或不结婚的话，这些人还会走与现在相同的路吗？

她一边思考，一边经过了学生会。那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面容憔悴、衣服不体面的女人独自坐在那里，阅读一份有插图的报纸。哈丽雅特经过的时候，这个女人看了她一眼，有些不确定地说了一声：“嗨！是范内小姐吧？”

哈丽雅特快速地在记忆里搜索。这显然是个比她高好几个年级的学生——她看起来有四十多接近五十岁。到底是谁呢？

“我就知道你想不起我，”那个人说，“我是凯瑟琳·弗里曼特尔。”

（凯瑟琳·弗里曼特尔，我的天哪！她只比哈丽雅特高两个年级。非常出色，非常聪明，非常活跃，是她那一届极为出众的一位学生。这究竟是怎么了，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当然记得你了，”哈丽雅特说，“虽然我很不善于记名字。你这些年都在忙什么？”

凯瑟琳·弗里曼特尔嫁给了一个农场主，然后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经济萧条、疾病、税收、牛奶供应、市场供应，她累得双手都要露出骨头，才能勉强维持生计、抚养孩子——哈丽雅特听说过也读到过农业的萧条，完全能理解凯瑟琳的经历只是其中再普通不过的故事。她为自己看起来那么有朝气而羞愧。她想，如果是自己的话，宁愿重新选择一条生活之路，也不愿意像凯瑟琳那样每日劳作。这从某方面讲也许是个传奇的故事，但太荒谬了。她忍不住迸发出直率的抱怨，抱怨教会人士的硬心肠。

“但弗里曼特尔小姐——我是说，本蒂克夫人——让你干这种粗活实在太荒唐了。我是说，你要自己去摘水果，把时间都花在喂家禽上，像个挖土机一样干活。天哪，如果你能够写作或者做什么脑力劳动的活儿，肯定能赚到多得多的钱。那样你就可以雇用别人来干这些粗活。”

“是啊。但在一开始，我并没有预料到会这样。我那个时候去了乡下，满脑子都是劳动者光荣的思想。再说，如果我当时不全力支持我丈夫的工作，他会不高兴的。当然，我们那时没有料想到这个结果。”

多么可怕的浪费啊！这就是所有哈丽雅特能对自己说的话。所有那些才华横溢，那些熏陶教育，现在却去做了一个没受过任何教育的乡村姑娘都能干的事，而且乡村姑娘还能干得更好。不过哈丽雅特猜想，她一定也有所补偿，于是便直率地问了一个问题。

值得吗？本蒂克夫人说。哦，是的，当然值得了。那个工作值得去做——照料田地。而且她还搞运输，这相当艰苦和困难，但是比在纸上玩字词要好一些。

“我完全同意，”哈丽雅特说，“犁铧是个比剃须刀更高贵的物件。但如果你就是有理发的天赋，做一个理发师不是更好一些吗？做一个好的理发师——用你赚的钱（如果你愿意的话）来请人更快地犁田。不管这份工作有多么伟大，你要想想，这是你的工作吗？”

“现在，这就是我的工作，”本蒂克夫人说，“一个人不能走回头路。你一旦不用大脑了，大脑就会生尘埃。如果你把时间都用于为家庭洗刷、烧饭、挖土豆、喂奶牛，就会知道这些东西会把剃须刀的刀刃都磨掉。你不要以为我不羡慕你们这些人的轻松生活，我羡慕。我没怎么多想就来学宴了，现在我真希望能逃开。我只比你大两岁，但看起来比你大二十岁。你们当中没有人对我的工作有一点点兴趣，而你们的工作几乎要敲碎了我的心。你看起来和真实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你的生活只是个梦。”她停顿下来，愤怒的声音柔和了，“但这是个美丽的梦啊。现在让我想一想自己曾经还是个学者，多奇怪啊……我不知道。你可能的确是对的。学习和文学有一种独特的方法能让它们的文明经久不衰。”

哈丽雅特一边吟诵着，一边漫无目的地盯着外面的阳光。“这很奇怪——因为我一直在想一模一样的事——只是在别的环境下。听着！我很景仰你，但我认为你完全是错的。我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工作，不管那是多么无足轻重；而不能劝说自己去做别人的工作，不管那又是多么高尚。”

说话的时候，她想到了德·范恩小姐；那就是新的佐证。

“说得很好，”本蒂克夫人说，“但一个人结婚后，就会陷入另外一个人的工作。”

的确；但哈丽雅特却有一个机会，结婚后还能够继续自己的工作，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而且还会有足够的钱，任何工作都是多余的。她又一次地看到，自己如此不公平地拥有这么多机会，但那些更需要的人却在绝望地期待着。

“我想，”她说，“婚姻是件很重要的事，是不是？”

“是的，”本蒂克夫人说，“我的婚姻和别人的婚姻一样，很快乐。但我经常在想，如果我的丈夫找了另一种类型的妻子，他会不会更快乐一些。他从来都没这么说过，但我总是在想。我觉得，他知道我在思念一些——东西，有时候他会憎恶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我从来都没跟任何人说过，而且我跟你本来就不是很熟，是不是？”

“不是很熟，而且我也不是很有同情心。实际上，我简直粗鲁得让人不能原谅。”

“你的确有一些，”本蒂克夫人说，“但就算粗鲁，你的声音也如此动人。”

“天哪！”哈丽雅特说。

“我们的农场在威尔士边界，人们说那种特别难听的土话。你知道是什么让我最思念这里吗？文雅的谈话。亲爱的古老的牛津口音。这很好笑，是不是？”

“我觉得礼堂里的噪音使那里像是装满孔雀的笼子。”

“是啊，但在礼堂之外，你可以找到人文雅地说话。当然，大部分人不能，只有一些而已。比如说你，就连你跟人争执的声音都很迷人。你还记得以前在巴赫唱诗班的日子吗？”

“怎么会不记得？你在威尔士边界会听音乐吗？威尔士人会唱歌。”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听音乐。不过我要尝试着去教我的孩子们听。”

哈丽雅特顺势接着这个话题，问了些她家常的事。最后她和本蒂克夫人分开了，心情有些压抑，似乎看到德比[德比（Derby）是英格兰的地名，靠近威尔士。]赛马冠军改行推着煤车干活。

星期天的礼堂午餐是很随意的。许多人在镇上有事，都没有来参加。参加的人悠闲随意地走进来，从自助台上自己拿食物，随便找个座位一边吃一边聊天。哈丽雅特为自己拿了一盘冷火腿，四下看了看，想找个一起吃午餐的伙伴，然后很幸运地看到菲比·图克尔刚刚进来，正在服务员的帮助下拿一盘冷的烤牛肉。两个人聚在一起，找了一个和高桌平行的长桌远端的位置坐了下来，和其他的桌子成对角。从那里，她们可以审视整个房间，包括高桌和混乱的自助台在内。哈丽雅特的眼睛从一个就餐者游移到另外一个，不停地问自己，这是谁？在所有这些普通又欢乐的女人中，到底是谁昨天晚上在四方院里留下那张让人不快的纸条？你永远都看不透，而且看不透的麻烦就是，你会模模糊糊地怀疑每一个人。古老宁静的地方很迷人，但那些古怪的事却可以在被地衣覆盖着的老石头下面鬼祟爬行。督学坐在她那雕花的大椅子上，庄严的脸侧向旁边，某位老师的玩笑让她笑了。利德盖特小姐正在礼貌地帮助一位很老的往届学生，那个学生几乎瞎了。她扶着她，磕磕绊绊地上了高台的三个台阶，并从自助台上给她拿了食物，然后又帮她把沙拉放在盘子里。财务主任斯蒂文小姐和现代语言老师肖恩小姐召集了三位年纪相仿、资历又差不多的往届学生，她们的谈话很热闹而且看起来很有趣。古典主义教师普克小姐，正在和一个高大强壮的女人深谈着什么。菲比·图克尔认得那个女人，并指给哈丽雅特看，说她是个杰出的考古学家。在一阵短暂的安静里，普克小姐的声音突然显得特别明显，“哈罗斯的坟冢显然是个独特的例子。择托库[哈罗斯（Halos）和择托库（Theotokou）是希腊两个地名。]的石棺……”然后吵闹再一次湮没了这段讨论的声音。哈丽雅特认不出来的另外两位老师（哈丽雅特毕业以后她们才来的），从肢体语言判断，她们应该在讨论女帽。希尔亚德小姐那总带着挖苦的语气，把自己和其他同事孤立开来，她正在悠闲地吃着午餐，并读着一本她带过来的小书。德·范恩小姐来得很迟，在希尔亚德小姐的身边坐了下来，开始心不在焉地吃火腿，眼神呆滞。

还有就是礼堂里的昔日学生了——各种类型，各种年龄，各式各样的衣着。会是那个奇怪的圆肩膀女人吗？她穿着黄色的裙子和平底凉鞋，头发在耳朵上面盘了两个蜗牛卷。或者是那个结实的、一头卷发的女人？她穿着粗花呢衣服，还有一件很男性化的马甲，脸就像马车的后背。或者是那个穿紧身衣的女人？她有六十岁了吧，那顶帽子如果给赛马会上初进社交圈的十八岁姑娘戴正好。或者是那些刻板的面容上刻着“学校教师”这一印记的女人中的一个？或者是那个猜不准年龄的难看的女人？她在她那张桌子的头座上坐着，那感觉仿佛她是委员会的主席。或者那个奇怪的矮个子？她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粉色衣服，那衣服似乎是在抽屉里塞了整整一冬，现在拿出来立刻穿上身，熨都没熨一下。或者那个潇洒高贵、指甲修剪得很漂亮的五十岁左右的商业女性？她突然插进两个她完全不认识的人的谈话里，告诉她们自己刚开了一间美发店，“就在邦德街那边。”或者是那个高个子的憔悴的，像悲剧女演员一般的女人？她穿着黑色的马罗坎平纹丝绸，看起来仿佛是哈姆雷特的姑姑，但实际上她是在《每日水星报》上开家务事专栏的“贝尔特丽丝姑姑”。或者那个瘦得皮包骨的女人？她长着一张长长的马脸，专心致力于社区工作。或者是那个乐不可支、跳来跳去的家伙？她是一个政治人物秘书的重要秘书，她自己手下还有好几个秘书。这些面孔来来去去，似乎是在梦里，每一张都那么鲜活，每一张又都那么神秘。

再看看礼堂另一端的尽头，和大家隔开一些距离的那张桌子。那里有六个现在的学生，她们留在校内是因为要参加考试。她们快嘴快舌不停地说着，完全不去理会她们的学院现在被这些老家伙们侵占了，这会是十年后的她们，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哈丽雅特想，她们真是一群不严谨的人，一副学期结束时的散漫模样。有一个很羞涩、黄棕色头发的奇怪姑娘，她的眼睛颜色很淡，手指总是不安地动着。她的旁边是一个长相美丽、肤色较黑的姑娘，她的面容，如果能活跃一些的话，足可以让男人去抢劫城市。还有一个笨拙的年轻姑娘，妆容很难看，那种可怜的感觉似乎是她一直在寻找爱，却从来没成功过。那群人里有一个最有趣的女孩，她的脸像是一团热烈的火焰，着装不庄重得简直让人愤怒，但有那么一天，无论是好是坏，她一定会把世界掌控在手心。相比之下其他完全没有了特征，就像一模一样似的——没有特征的人，哈丽雅特想，这是所有人当中最难以分析的。你几乎都不会意识到他们的存在，直到——砰！某件意料不到的事情迸发出来，就像深埋的炸药一样，让你在震惊之余收集漂浮的诧异的残骸。

礼堂里人声沸腾，而上菜窗口里的侦察员却都面无表情。“天知道她们是怎么看我们这些人的。”哈丽雅特沉思着。

“你是不是在计划你那些复杂谋杀案的情节？”菲比提问的声音穿进了她的耳朵，“还是在布置小说里的不在场证据？我已经喊了三次了，让你把调味瓶递给我。”

“对不起，”哈丽雅特说着把调味瓶递给了她，“我在思索，人类这些难以揣测的面部表情。”她犹豫了一会儿，几乎就要告诉菲比那件失礼图画的事，但她的朋友接着问了其他的问题，于是她就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了。

但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她，让她不安。那天晚些时候，她经过空无一人的礼堂，停下来盯着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玛丽的肖像，在这个人的荫泽下，学院才得以成立。这幅画是剑桥圣约翰学院那幅肖像的现代临摹本，但临摹得很好。古怪而个性分明的脸，易怒的嘴，以及那与人格格不入的斜视的眼神，这一切让她出奇地深受吸引——甚至在她当学生的那段日子里——那时在公众场合，已故名流肖像不会受人尊敬，只会招来讽刺的评论。她不知道，也没有设法问过，为什么什鲁斯伯里学院会接受这么一个古怪人物的捐赠。她叫贝丝，哈德威克的女儿，当然天赋异禀，但却有些离经叛道；她的男人无法控制她，伦敦塔无法让她畏惧，在枢密院[伦敦塔曾是英国贵族的监狱。枢密院，指英国国王或女王的咨询委员会。]前她是那么轻蔑地沉默着。一个顽固不化的人，一个坚定的朋友和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位遭遇了无数抨击的女士——即便在一个恶毒评论很少的时代。她似乎能代表所有有知识、有名望的女人，把她们所有让人警惕的特性都集中起来，在她自己身上体现。她的丈夫，伟大光荣的什鲁斯伯里伯爵为家庭内部的宁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正如培根曾说：“比他更伟大的，是我敬爱的什鲁斯伯里夫人。”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件不快的事。舒斯特·塞迪小姐的婚姻革命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似乎，一个优秀的女人要么独身而死（这真让舒斯特·塞迪小姐痛苦），要么就要嫁给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男人。这就限制了优秀女性的考虑范围，因为，尽管这个世界上仍有优秀男人的存在，但普通男子显然要多得多。另一方面，优秀的男人可以和任何他喜欢的人结婚，不一定非要是优秀的女人；事实上，优秀的男人经常选择一个完全和优秀这个词无关的女人，这是多么善良和甜美。

“不过，”哈丽雅特提醒自己，“如果只做一个伟大的妻子和母亲，一个女人也可以有所功绩，甚至成就自己的声誉，比如格拉奇的母亲[这里指的是罗马的科妮莉亚，她以教育子女而著称。]。然而，一个男人，凭着一心一意地做好丈夫、好父亲就能有伟大声誉的，简直屈指可数。查尔斯一世是个不幸的国王，但在对待家庭方面却令人钦佩。但是，你还是不能把他算做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他的孩子们也没有那么成功。我的天！做一个伟大的父亲要么很困难，要么就是一个很不被重视的职务。不管你在哪里找到一个伟大的男人，你总会找到一个伟大的母亲或者伟大的妻子站在他的后面——人们总这么说。但有多少伟大的女人拥有伟大的父亲和丈夫站在她们身后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做篇论文。伊丽莎白·巴雷特？嗯，她是有一个优秀的丈夫，但他只是自己优秀，对她没什么帮助，那么——巴雷特先生不能完全算——巴雷特夫妇？呵，不能算。伊丽莎白女王？她有一个出色的父亲，但他最鲜明的特性好像并不是为女儿们付出一切。而且她不是个正常的女性，因为没有丈夫。维多利亚女王？关于可怜的阿尔伯特可能还有得可说，但肯特公爵就没什么可讲的了。”[查尔斯一世是曾经的英国国王，一六四九年被推上断头台；伊丽莎白·巴雷特就是著名的女诗人勃朗宁夫人；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是亨利八世，在伊丽莎白女王的亲生母亲去世之后，她的父亲甚至让她和她的姐妹给同父异母的弟弟当用人；阿尔伯特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和女王非常相爱但却英年早逝，肯特公爵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

突然，有个人也经过礼堂，就在她身后，是希尔亚德小姐。哈丽雅特怀着一些恶作剧的心理，想看看能从处处和人作对的希尔亚德小姐那里得到怎样的回应，于是她把这篇历史论文的新构想告诉了希尔亚德小姐。

“你忘记了生理上的成就，”希尔亚德小姐说，“我相信有许多女性歌手、舞蹈家、游泳选手和网球明星，她们所有的成就都源自父亲为她们奉献了一切。”

“但她们的父亲并不出名。”

“是不出名，低调不露面的人是不会出名的，不管是男是女。我怀疑即使你的文笔再好，也不一定能让他们的美德获得认同。如果你只从智慧女性里选择论文需要的女人，那这篇论文一定会很短。”

“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

“恐怕是。你认为任何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的聪慧而真挚地仰慕她吗？”

“这个，”哈丽雅特说，“肯定不多。”

“你可能以为你认识一个，”希尔亚德小姐酸溜溜地强调，“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以为自己认识一个那样的男人。但往往，这种男人是别有企图的。”

“非常有可能，”哈丽雅特说，“你似乎对男人没什么好感——男性角色，我是说。”

“是的，”希尔亚德小姐说，“没什么好感。但他们有那种让人佩服的天赋，总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成社会的大众观念。所有的女人都很在意男性的评判，但男人从来就不会在意女性的评判。他们蔑视评判。”

“你个人蔑视男性的评判吗？”

“非常，”希尔亚德小姐说，“但这的确很有杀伤力。看看这所大学吧，所有的男性都那么和善、那么体贴地对待女子学院，但你却看不到他们选任何女性来担任大学重要的职务。这永远都不可能。女性完全可以把工作做得无懈可击，但男人们还是更愿意看到我们和孩子们逗乐。”

“完美的父亲和有家室的男人。”哈丽雅特喃喃地说。

“从这一点说——是的。”希尔亚德小姐很不快地大笑起来。

哈丽雅特想，这有点意思，也许是一段个人的历史吧。如果不是有过什么让她痛苦的经历，她不会是这样。哈丽雅特去了学生会，在镜子里打量自己。那位历史老师的眼睛里有一种神色，她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有。

星期天晚上是例行祈祷。学院是不属于任何特定宗教派别的，但有些信仰基督教的人会被组织起来参加集体活动。教堂里有彩色玻璃窗、无图案花纹的橡木镶板和朴素的圣餐台，这是所有教派和信仰最基本的集会要求了。哈丽雅特往那个方向走着，想起前一天下午院长把自己的袍子带进了教研室，自那以后就没再见过它。她不愿意闯进一个自己未被邀请的圣地，于是就去找了马丁小姐——马丁小姐把两件袍子都拿到她自己的房间里了。哈丽雅特伸手去拿袍子，结果衣袖被甩起来，碰到了邻近的一张桌子，发出了“砰”的一声响。

“天哪！”院长说，“那是什么？”

“我的香烟盒，”哈丽雅特说，“我还以为丢了呢。现在我想起来了，昨天没有带手提包，所以就把它藏在袍子的袖子里了。反正，这也是袖子应该发挥的作用，是不是？”

“哦，我亲爱的！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的袍子总会变成装脏手帕的袋子。等我的抽屉里完全没有干净手帕用的时候，仆人就会去我袍子的袖子里找。我最高的纪录是里面藏着二十二条手帕——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得了重感冒。这些该死的衣服真不卫生。你的帽子在这儿。不要介意——你随时可以回来拿你的兜帽。你今天都在干什么？我几乎没见到你。”

哈丽雅特又觉得自己有股冲动，要把那幅让人不愉快的画的事说出来，但她再一次忍住了。她觉得自己有些太敏感了。为什么非要想它呢？她跟院长说了和希尔亚德小姐的谈话。

“上帝！”院长说，“这就是希尔亚德整天想着的话题，就像坎普夫人[坎普夫人（Mrs. Gamp）是小说《玛丁·朱泽尔维特》里的人物，书中她是一个总是带着一把雨伞的中年妇女，原文的“废话”用的是“Rubbidge”，一个很有市井风格的词。]说的一样——废话。男人当然不喜欢被人指着鼻子骂——谁会喜欢？我觉得他们准许我们进来糟蹋他们的大学，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上帝保佑他们。几百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做主人，现在他们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这种改变，让一个男人接受一顶新帽子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正当你打算要把帽子送去低价拍卖的时候，他才会说：‘你最近戴的帽子很好看，在哪里买的？’然后你说：‘我亲爱的亨利，我去年就买了，你说这帽子让我看上去像个街头艺人的猴子。’我的妹夫总是那么说，这的确让我的妹妹要疯了。”

她们踏上了教堂的台阶。

最后，这一切也不是那么糟糕——至少没有她预想的那么糟。尽管得知玛丽·斯托克斯的变化，让她有些难受；而且玛丽·斯托克斯不肯面对这个事实，这让人很烦恼。哈丽雅特很久以前就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因为另外一个人病了或者死了，就更喜欢他一些这种感情会更少，因为他曾经那么喜欢过这个人。有些人可以快乐地度过人生，永远发现不了这一点，这些男人和女人就会被人称为是“真挚的”。不过，还是有许多老朋友，她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她们，比如院长和菲比·图克尔。而且，真的，每个人都那么彬彬有礼。有些人对温西有些可笑的好奇心，但她们并没有恶意。希尔亚德小姐也许是个例外，但希尔亚德小姐这个人总是有那么一点奇怪，让人很不舒服。

车驶向奇特恩斯，哈丽雅特笑了一下，在回想她和院长以及财务主任的临别谈话。

“赶紧给我们写一本新书吧。记着，如果我们在什鲁斯伯里有迷案的话，一定会找你来侦破。”

“好的，”哈丽雅特说，“如果你们真在学生伙食服务处发现血肉模糊的尸体，就给我发个电报——一定要把巴顿小姐带去看看尸体，那么当我把杀人凶手拽去见法官的时候，她就不会那么不乐意了。”

假如她们真的在学生伙食服务处发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该有多惊诧。一所学院的神圣之处就在于永远不会有什么激烈的事发生。有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某个大学生“走了错路”。门卫偷盗一两件包裹已经足够让整个教研室谈论不休了。她们真值得祝福，所有的人都那么善良，那么令人欣慰，行走在古老的山毛榉树下，沉思“是或不是[原文为拉丁文。]”，或者伊丽莎白女王的财政。

“我打破了僵局，”她大声地说，“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世态炎凉。我应该不时地回来。我应该回来。”

她找了一家小饭店，胃口很好地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她想起自己的香烟盒还在袍子里，于是把袍子搭在胳膊上，用手往长袖子的底部探去，把雪茄盒拽了出来。一张纸也跟着飘了出来——很普通的书写纸，被折了四折。当她把纸条打开的时候，不快的记忆涌了上来，她皱了皱眉头。

上面的字是粘上去的，字母显然是从报纸头条上剪下来的。

你这个肮脏的杀人凶手。你好意思露面吗？

“见鬼！”哈丽雅特说，“牛津，你也一样吗？”她僵直地坐了好几分钟。然后划了一根火柴，把火焰凑到纸条边。它欢快地燃烧着，直到她不得不松手，让它掉到盘子里。甚至这时，灰色的字母依然在劈里啪啦的黑色灰烬里浮现着，她用勺子的背面把它们畸形的样子捣成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