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珍20多岁，在一家国企的地方分公司工作。

他是素珍的顶头上司。虽然素珍离职时已经是熟练员工，但毕竟是到了新公司，还是按照团队的导师制传统，成了年长自己10岁的课长的直属后辈。课长总是说公司食堂吃腻了，想去外面吃午饭，而且只带素珍一个人。大白天，也不喝酒，素珍并没有感觉到太大压力。谈话内容大致与业务有关，私人话题只有他吐露的对婚姻生活的不满。那时还没发现问题。某天夜里，会餐结束后，他说，“先送你，再送我”。于是素珍和他上了同一辆出租车，这是开始。在出租车后座，他毫不顾忌素珍的意愿，强行和她发生了身体接触。素珍说“不要这样”，然后下了车，把他扔在出租车里，自己回了家。从那之后，他开始指责素珍的妆容和穿着，看屏幕或者看资料的时候，开会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手放在素珍的手、肩膀和腰上。开玩笑的尺度也越来越大，下班后也总是要求见面，说想她，想要和她发展成为特殊关系。进入公司6个月后，她终于忍无可忍了。

素珍首先发邮件向组长说明情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应该留下证据。组长在回信中说，他绝对不是想要隐瞒问题，可在现实情况下，想要惩处或调走课长并不容易，所以他会考虑给素珍换组。素珍也想过就这样换个部门算了，可是想来想去，她都觉得让受害者逃避的方法并不正确。哪怕不采取法律手段，至少也应该在公司层面做出惩戒。不过，如果事情公开的话，恐怕她也很难像现在这样继续在公司工作了。素珍思来想去，要求组长把课长换到其他组，同时发邮件正式要求和组长面谈。不料，事情正朝着素珍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组长没有给出任何回复。素珍又给组长发了两封邮件，还是没有得到回复，也没有接到电话。她去找组长说有事要谈，组长借口很忙就离开了。后来她才知道，组长先把课长叫过去，让课长看了素珍的邮件，询问事情的真伪。他们两人之间进行了怎样的对话，素珍无从知晓。她只是猜测，课长当然会否认自己的性骚扰和性侵犯行为，继而对素珍则做出负面评价。

课长开始在办公室里大声责骂素珍，分配给她无法承受的工作，指令也总是发生变化。如果素珍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课长就会大声呵斥：“你是不想工作了吗？”还会因为素珍不打招呼，接电话晚了，或者看他的眼神令他不悦而大发雷霆。素珍偷偷躲在卫生间哭的时候，遇到了和课长同年进公司的女前辈。前辈安慰哭红了眼睛的素珍，确认卫生间只有她们两个之后，嘱咐了她两件事，录音和留下材料。如果想解决问题，那就不要离开公司，而是坚持下去。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一定和她联系。素珍一丝不苟地做好业务日志，向课长报告的时候，每次都会用手机录音，然后正式向人事组提出申诉。

人事组立刻安排内部调查。素珍按照通知时间去了会议室，发现课长、组长和人事组长三个男人已经坐在办公室里。组长说，课长对后辈的教育过于严格，导致素珍感觉很辛苦。课长莫名其妙地提起素珍在以前的公司里和同事发生过办公室恋情，以及离开公司后通过向劳动部申诉拿到拖欠工资的事。人事组长说他们两个人可能对彼此有误会，劝素珍和课长好好和解。素珍没有当场抗议，也没有夺门而出。看到课长在场，素珍的气势就消减了许多。她感觉其他两个人都是帮着课长说话。她说，“我知道了，我会考虑的”。调查就这样结束了。幸好素珍听了前辈的建议，把所有情况都做了录音。

和素珍同期进入公司的同事告诉她，公司里流传着很多关于素珍的奇怪谣言。她们只是迎面遇到用眼神打个招呼的关系而已，并没有单独联系或者见过面，但是她还是给素珍打了电话，说好像有人故意散布谣言，所以考虑再三，决定告诉素珍。传闻中，素珍的前男友被说成有妇之夫，而且是素珍主动勾引对方，破坏对方家庭，被公司知道之后，素珍无故旷工两个月，然后向劳动部提出申诉，还拿到了工资。素珍的手瑟瑟发抖。同事迟疑片刻，接着补充说，这回又传言说素珍故意接近课长，然后要求升职和调到首尔工作，以此作为平息事件的条件。

素珍寝食难安，走着路都会突然泪如泉涌。她感觉人们都在躲避自己，同时又觉得这会不会是自己的妄想，这种疑惑让她更加痛苦。素珍去了人事组，说自己不想和解。课长的行为分明就是性骚扰，而他非但不反省，还利用职务之便给她施加压力，恶意陷害。她要求对课长进行惩处，并调职。公司召开了人事委员会议，素珍递交了日志、便条、和课长之间的短信记录、录音等全部资料。公司却以两人有损公司风气为由，对他们做出了同样减薪三个月的惩处。素珍随即以职场性暴力为由向劳动厅提出申诉。

组长叫来素珍，大发脾气：“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非要把事情闹大吗？”还骂她是社会不适应者、疯子、神经病。组长对她冷嘲热讽说：“这些话你也录音了吗？因为怕被录音，都不敢和素珍小姐说话了。”当着素珍的面，组长安慰起了课长：“你怎么这么倒霉，就当是以邪辟邪，就当是踩了狗屎……”从此，没有人和素珍说话，也没有人给她安排工作。上班的路如同下地狱。只要来到公司，她的心脏就怦怦直跳，仿佛身体要爆炸，刹那间又咣当沉向无底深渊。有时呼吸变得急促，仿佛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素珍被确诊为惊恐障碍，只得请病假回家。而课长和以前一样，照常上班。

素珍没日没夜地独自喝酒，哭泣。医生说酒和药不能同时服用，可是这两样东西她离开哪样都活不了。父母告诉她，这不是你的错，正式提出诉求的做法是对的。像现在这样喝酒，生活过得一团糟也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要长期持续。素珍觉得就算是为了父母，也不能倒下。从那之后，她滴酒不沾。要不要辞职去旅行，或者换个地方做别的工作？要么趁此机会继续期待已久的学习？正在考虑几种选择的时候，劳动厅的申诉结果也出来了，下令惩戒加害者。但是，公司最终也没有执行命令。素珍觉得无论输赢，都必须结束这场战争了。

素珍记得以前看过在职场、学校、聚会以及大小集团里发生的性暴力事件的记录。看到那些文字，素珍想起自己也经历过当时没能认识到或者置若罔闻的暴力。她还在网上签名，参加过许多聚会，然而没有持续关注。后来怎么样了？她搜索了一下，发现没有哪个加害者真正付出代价，而选择曝光的受害者们却以损害名誉、侮辱、诬告等罪名遭到反诉，继续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明明知道这样的结果，素珍还是在门户网站上的公开留言板和自己的SNS账号上曝光了事件始末和公司采取的措施。这期间，如果制度、规范、常识当中有一样发挥作用，她都不会选择这样的方法。素珍联系了当初建议她录音的前辈，前辈帮她说服因为类似事件离开公司的前员工，让她们见面。前辈和某位组员写下了目睹课长性骚扰场面的陈述书。素珍上传的文字迅速扩散，见诸报端。后来，素珍和某女性团体取得联系，结识了信得过的律师，以公司和加害者为控告对象进入民事刑事诉讼程序，还接受了报社的采访，不过面部和声音都做了处理。

素珍的遭遇被传得沸沸扬扬，每次采访报道后面都会出现严重的恶意回帖。一名做记者的大学同学找到她的电话号码，给她打了电话。电话里，她的语气稍微有点儿不耐烦，结果被全盘录音，在新闻中播放出来。这期间，公司仍然怂恿素珍和课长和解，听说课长也在准备起诉。如果说即便这样也绝不后悔，那是假的。每天，甚至每个瞬间，素珍都在后悔。每次梳头都会掉一大把头发，吃什么都吐，只能靠输液和营养剂支撑。妈妈生怕素珍想不开，每天夜里睡在素珍的床边。素珍问律师，问前辈，问家人，现在放弃是不是更好。所有人都说受害者本人的意见最重要，要是真的太辛苦，就到此为止也没关系。然而，素珍却不能放弃。

因为遭到同一位课长的性骚扰而离开公司的职员，见到素珍就说对不起。她很自责，要不是自己当初选择了息事宁人，素珍就不会经历同样的事情。素珍当然没有埋怨，但是她不想成为息事宁人的第二个人。她不希望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受害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