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KTX[Korea Train Express，韩国高速列车。——译者注]解雇的女乘务员。

叮咚叮咚——

门禁铃声响。我急忙抱起女儿，静悄悄地藏到卫生间里。

“妈妈，怎么了？”

“嘘！”

“为什么？为什么呀？”

我把声音压得更低，恳求女儿说：

“嘘！嘘！求求你了，求求你，艺书。”

女儿瞪大眼睛，钻进我的怀里。温暖柔软的小身体，香喷喷又带着奶腥味的婴儿气息。让她保持安静不动似乎很难，女儿总是动个不停。我们在马桶上不知道坐了多久。过了很长时间，女儿用细得像漏风的声音问道：

“妈妈，现在还不能说话吗？”

为了不发出声音，我慢慢旋转卫生间门把手，打开门，仔细倾听外面的动静。静悄悄的。我把女儿放在马桶上，走到门口透过猫眼观察外面。我左右摇晃着脑袋，确认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这才把女儿领出卫生间。手机收到一条短信—电话无人接听，快递送至门卫室。原来是快递。我没有要收的快递啊，会是什么呢？我感到既好奇又无力，同时也对女儿感到歉疚。

我欠了债，还是超过1亿元的巨债。

从2008年开始，我和同事们发起了劳动者维权诉讼，一审和二审全部胜诉，拿到了拖欠的工资。不料，大法院推翻了前面的判决结果，要求我们在4年之内归还到手的8640万元工资。这些钱早就用作生活费了，每个月仅利息就超过100万，现在需要还款的金额已经超过1亿。我无力偿还，也不能还。如果把钱还回去，那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自己不是高铁劳动者的判决。

法院下达返还命令书的消息，我是在同事的聊天群里听说的。有的同事是无意中收到的，以为是邮件或快递；还有的是因为法院的人不分昼夜，周末也来恶狠狠地敲门，为了不妨碍邻居才不得不接收。从那之后，我听到门铃声就会害怕，甚至连外卖都很久不点了。每次听到孩子玩具发出的声音，我都会痉挛，丈夫只好卸掉了电池。我最担心的是被婆家知道。公公婆婆都是好人，很喜欢我，他们全然不知道我欠了这么多债。

13年前，如果我没有在就业指导室门前看到那则公告，事情会怎样呢？明明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假设，我还是忍不住这样去想。转正式职工、退休保障、公务员待遇……直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些宣传语。那里被称为“地上的花”。我工作的地方不是高铁公司，而是其子公司。工作两年，因为没有按照承诺转为正式职工而罢工，后来被解雇。有人重新回到子公司，有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斗争，还有的仍然在斗争，要求复职和直聘。最开始参加罢工的女乘务员大约有350人，现在剩下33人。我是这33名中的一员。

集中斗争期间，我们经常在首尔站的广场舞台上举行祈祷会、文化节、说唱音乐会等活动。参加祈祷会的时候，我带上了艺书。大概是坐在婴儿车里不舒服，她一直哭闹，我只好中途退场。说唱音乐会那天，我想都不敢想再带艺书去了，可是又没地方托付，急得我团团转。这时，丈夫打来电话说请了一下午假，让我做好外出准备。我急匆匆地准备好女儿的零食和晚饭，正在换衣服的时候，丈夫开门进来了。他的脸上大汗淋漓，原来是一路从地铁站全速奔跑回来的。

“我很快就回来。”

“慢慢来。”

这句话比加油或支持更让我安心。乘坐地铁去首尔火车站的路上，我不停地回味着丈夫那句简短的“慢慢来”。

舞台上摆放着两把椅子，应该是给主持人和嘉宾用的，还有一个显示屏。同事们在舞台后面挂上了“抗议解雇4000日大会场”时拍的纪念合影。我也急忙跑过去，帮忙挂正照片。

“看一下两侧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

分部长说得泰然自若，好像面对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挂完照片下来，他才四处张望着问道：

“孩子呢？”

“嗯，孩子爸爸下午请假了。”

“那太好了。”

剩下的同事当中，有一半像我这样成了全职主妇，另一半做了其他工作，而且分散在京畿道、江原道、釜山、海外各地，很难像从前一样全员集合积极活动了。面对辛苦的分部长和总务，我们只有感到抱歉。

活动时间已到，同事们才陆续到达。有的朋友很久不见了。虽然经常在聊天群里分享消息，然而时间总是凑不上，不能经常见面。很多同事都带了孩子来，因为没人帮忙照看。很小的时候见过的孩子，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孩子，转眼就长这么大了。我切实感觉到我们已经斗争了太久，也明白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生活。我们像久违的老同学那样互相问候，同时打听没到场的同事们的近况。

活动从记录斗争过程的短片开始。此时此刻，那些在画面上喊口号、削发、爬上30米高的灯塔、静坐、哭泣，甚至被逮捕的女人们并排坐在旁边。我的面孔也不时闪过。真年轻啊，好土气，这么紧张。有的人认真投入，有的则不是。有时彼此之间会因此感到委屈、遗憾、愤怒，有时还会发生争吵。难道你不忙？难道你没有孩子？复职以后打算怎么上班？但是很快大家又亲如一家，看到有人穿上婚纱，就像送姐姐出嫁似的依依不舍；听到有人分娩的消息，就像妹妹生孩子一样心头泛起热流。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太多事情。

说唱音乐会邀请的嘉宾是首尔市长。市长斩钉截铁地说：“KTX乘务业务是为乘客安全负责的工作，应该让乘务员成为正式职工。”观众席上爆发出掌声。

“我们以公司为对象发起的诉讼在大法院得到了败诉判决，一审和二审中拿到的工资都被判定为不正当得利，要求返还。对于这样的判决，您怎么看？”

“作为法律界的一员，我认为这种判决不应该出现。”

尽管这是理所当然的回答，然而听过之后还是让我们忍不住流泪。我环顾四周，其他同事也在哽咽。高铁公司的社长、大法院法官、镇压警察、提前放弃的老同事……眼前掠过无数张令我们愤怒和绝望的面孔，耳边回荡着指责我们不努力就想转正的声音。我们总是做出理直气壮的样子，其实每次都怀着被逼到悬崖边上的心情。今天在公开场合听到公共机构长官说我们是对的，对我们来说至少是一种安慰。

我没有参加后面的庆功会，急匆匆地回了家。女儿已经睡了。丈夫说：“让你慢慢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走进房间换衣服，拿出挂在衣柜最右侧的制服。现在的制服已经换了款式，生孩子之后变胖，腰部和腹部早都变得太紧，结婚之后搬家，我也没舍得扔掉。这件衣服还穿不到两年。大法院判决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一度后悔，注定要输的斗争，我却耗费了自己年轻的时光。

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如果我只想着自己的复职，不可能撑这么久。面对不稳定的雇佣环境，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女性的工作不能局限于临时和辅助业务，这是我们的斗争目标。我依然年轻，斗争尚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