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考虑过写一本关于阿明的书，因为他是关于犯罪与低文化水平之间关系的鲜明案例。我去过乌干达很多次，见过阿明不止一次；我有一系列关于他的阅读书目，还有一堆我自己的笔记。他是非洲当代史上最著名的独裁者，也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出名的独裁者之一。

阿明来自一个很小的民族——卡夸族，这个民族的领地被苏丹、乌干达和扎伊尔²一分为三。卡夸族人不知道他们到底属于哪个国家，不过他们也无所谓，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另一件事：在这个没有公路、没有城市、没有电力、没有耕地的偏远地区，如何在贫困和饥饿中活下去？那些有点主见、脑筋活络且运气不错的人，都会尽可能远离这里。但并非每个方向都是好的。那些向西逃的人，命运会更加糟糕，因为他们会陷入最茂密的扎伊尔丛林。那些向北跑的人也选错了方向，因为他们会进入撒哈拉沙漠的沙石地带。只有向南跑才有希望：卡夸人会在那里找到乌干达中部的肥沃土地——繁茂绚丽的非洲花园。

阿明的母亲生下儿子之后，背着襁褓中的婴儿一路来到了那里。她来到了仅次于卡帕拉的乌干达第二大城市（其实是个城镇）金贾。和当时成千上万的移民，以及如今成千上万的移民一样，她来到这个小镇，希望能活下去，能活得好一点。她没有职业技能，没有熟人，也没有钱。但还是有各种方式可以谋生：做小买卖，酿造啤酒，拿一口锅在路边卖吃的。阿明的母亲有一口锅，她就用它来煮小米，把一份份小米盛在香蕉叶上出售。她每天的收入是一份给自己和儿子的小米。

这个女人，带着她的孩子，从贫穷的北部村庄来到南部较为富裕的城镇，成了如今构成非洲最大问题的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涉及数千万人，他们离开农村，涌入过度膨胀的城市，却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也找不到事做。在乌干达，人们称他们为“盲流”（bayaye）。你会立刻注意到他们，因为正是他们组成了街上的拥挤人群，而且这里的人群和欧洲的截然不同。在欧洲，街上的人通常都有明确的目的地。人群有方向，节奏往往很匆忙。而在非洲的城市里，只有一部分人会这样。其他人哪儿也不去：他们无处可去，也没有理由去任何地方。他们随波逐流，坐在树荫下发呆、打盹。他们无事可做，也没有人在等待他们。他们经常饿肚子。街上最小的热闹，比如争吵、打架、抓小偷，都会立刻吸引这些人聚在一起围观。因为他们无处不在，又无所事事，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不知道自己靠什么生活——他们是世界的旁观者。

背井离乡是他们身份的主要特征。他们肯定不会回农村了，城市里又没有容身之处。他们只能这么熬着。凑合待着。“凑合”是对他们脆弱又不稳定的处境的最佳描述：凑合活着，凑合睡觉，凑合吃一口。这种虚幻又临时的存在让盲流们始终如惊弓之鸟，活在恐惧之中。作为外来者，作为来自另一种文化、宗教、语言的不受欢迎的流民，这种处境也放大了他们的恐惧。他们是外来的、多余的，争夺着空空如也的锅盆里的食物，争夺着并不存在的工作。

阿明就是典型的盲流。

他是在金贾的街上长大的，在这个小镇上驻扎着英国殖民军队“皇家非洲来福枪团”（ King’s African Ifles）的兵营。早在十九世纪末，大英帝国的缔造者之一卢加德将军就发明了这种军队模式。卢加德从与驻扎地居民相对陌生的部落中招募雇佣兵，组建了这支军队：他们是被派到这里的占领军，意在牢牢控制当地人。卢加德心中的理想士兵应该是来自尼罗河流域（苏丹）的年轻高大的男子，他们应该热衷战争、坚忍不拔、残酷无情。他们被称为“努比亚人”，这个名字在乌干达会激起又恨又怕的情绪。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支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兵都是英国人。有一次，一名军官发现了一个年轻力壮、身材魁梧的非洲人在军营附近闲逛。这个非洲人就是阿明。他很快就被征召加入了这支军队。对于这些没有工作、没有未来的人来说，参军就像中了彩票一样。他只勉强上完了小学四年级，但由于他服从命令并且努力超预期完成长官交给的任务，他开始迅速晋升。他还获得了乌干达重量级拳击比赛的冠军，以拳击手的身份一举成名。在殖民时期，军队经常被派往各地进行镇压——镇压茅茅人起义军、图尔卡纳部落的战士，或者独立的卡拉莫琼人。阿明在这些远征行动中脱颖而出：他组织埋伏和袭击，对敌人毫不留情。

当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洲即将进入独立时代。非洲化进程开始了，在军队中也是如此。但英国和法国的军官们想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控制权。这些军官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可替代的，便从听命于他们的非洲下属中提拔三等兵，这些人也许并不机智，但都很听话，一夜之间他们就从下士和中士变成了上校和将军。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达荷美的索格洛、乌干达的阿明都是这样的例子。

1962年，乌干达成为独立国家，阿明也在英国人的提拔下成为将军和军队副司令。他左顾右盼寻找机会。他的确已经拥有很高的军衔和职位了，但他是一个卡夸族人，一个无论如何不会被当作纯正乌干达人的小民族。当时军队中的大部分人都来自兰戈部落，总理奥博特也来自那里。兰戈人和阿乔利人总是高高在上，瞧不起卡夸人，认为他们愚昧落后。如今的非洲内部，是一个充满种族偏见、憎恶和宿怨的偏执世界。种族主义和排他主义不仅存在于最明显的分界线上（白人和黑人），在肤色相同的人之间也同样存在，而且往往更加尖锐、激烈和残酷无情。毕竟，世界上大多数的白人并不是死于黑人之手，而是死于白人之手；同样，二十世纪大多数黑人的生命也是被其他黑人而非白人夺走的。在乌干达，由于种族偏见，人们并不在意一个人是聪明、善良、诚实还是愚昧、狡诈、恶毒，人们只关心他来自哪里，是巴里、托罗、布索加还是南迪部落。这是他们对人进行分类和评价的唯一标准。

在独立后的最初八年，乌干达由米尔顿·奥博特统治。奥博特是一个极自负的人，喜欢吹嘘，目空一切。当媒体披露阿明偷走了扎伊尔反蒙博托游击队交给他保管的钱财、黄金和象牙时，奥博特召见了阿明，命令他写一份解释声明，确保自己不会受到牵连，然后就飞往新加坡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了。阿明意识到总理一回国就会立刻下令逮捕他，于是他抢先一步，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理论上，奥博特没有担心的必要，因为阿明在军中的势力毕竟有限，对他构不成明显的威胁。但是，从1971年1月25日夜里占领坎帕拉军营的那一刻起，阿明和他的亲信们就采取了一种残忍的突袭战术：没有警告，直接射杀。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兰戈族和阿乔利族的军人。突袭让所有人都无招架之力，没有人来得及抵抗。第一天，军营中就有数百人死亡。屠杀还在继续。从那以后，阿明总是采用这种方法：他先开枪。不仅仅是射杀敌人；这对他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他更进一步，不假思索地消灭那些他认为有可能成为敌人的人。后来，阿明在国内实行的恐怖统治也依赖于广泛使用酷刑。在死亡之前，人们往往惨遭折磨。

所有这些酷刑和折磨都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国家，在一座小城中。刑讯室设在市中心的建筑物里。窗户是打开的——这里是热带地区。从楼下的街上走过时，会听到里面传出的哭喊、呻吟和枪声。无论谁落入施暴者手中，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快，那种在拉丁美洲被称为“失踪人口”的人数开始急剧增加。他们走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如果家人前来讨个说法，警察只会问：“Nani？”（斯瓦希里语“谁”的意思）。谁？从此之后，这个人就只是一个问号。

乌干达开始演变成一个悲剧的、血腥的舞台，台上只有一个演员——阿明。在发动政变的一个月内，阿明先是任命自己为总统，然后是元帅，最后是终身元帅。他往自己胸前挂的勋章、奖章越来越多。但他平时习惯穿普通的迷彩军服，这样士兵们就会说“他和我们一样”。他会根据自己当天的穿着来选择开什么车。他穿西装去参加宴会时，开黑色奔驰；穿运动服兜风时，开红色玛莎拉蒂；穿迷彩军服时，开路虎军用越野车。最后那辆车看起来像是来自科幻电影，车身外竖起一丛天线，支着各种电线、电缆、反光灯，车内有手榴弹、手枪、刀。因为害怕被暗杀，他开车总是全副武装。他曾躲过几次暗杀。其他人都在暗杀中丧生，他的副官和随从无一幸免。只有阿明掸掸衣服上的尘土，整理好自己的军装。为了不露行踪，他总是随机挑选要开的车辆。有时人们在街上走着，会突然发现坐在一辆卡车里手握方向盘的是阿明。

阿明不相信任何人，所以连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今晚会睡在哪里，明天又会去哪里住。他在城里有好几处住所，维多利亚湖边还有几处，在其他省份也有。要确定他的行踪，既困难又危险。他直接和下属沟通，决定和谁谈话，想要见谁。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见面是以悲剧收场。阿明如果怀疑某人，就会请他过来。他会表现得亲切友善，还请客人喝可口可乐。这位客人离开时，刑讯人员已经在等着他了。后来，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人的下落。

阿明通常是用电话跟下属联系，有时也用无线电。当他宣布政府或军队中的职务任免时（这种任免变化层出不穷），都是通过电台。

乌干达只有一家广播电台、一份小报（《乌干达阿尔戈斯报》）、一台专门拍摄阿明的摄像机，以及一名只在庆祝活动中露面的摄影记者。所有一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元帅身上。阿明穿梭于各处，就好像随身携带着整个国家；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事发生，什么都不存在。没有议会，没有政党、工会或其他组织。当然，也没有反对派，那些被怀疑是反对派的人都被折磨至死了。

阿明的后盾是军队。这支军队是他按照殖民模式建立的，这也是他唯一知道的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非洲偏远落后地区的小部落、小民族，这些地方位于乌干达和苏丹的边境。不同于说班图语的当地人，他们说的是苏丹语。他们没受过教育，头脑简单，也无法和其他人沟通。这也正是阿明的用意所在——这些人感到被排挤，被孤立，只能服从于阿明。每当一卡车这样的士兵过来，就会引起恐慌，街道上空无一人，村子里也空空荡荡。这些野蛮、暴怒、常常酩酊大醉的士兵抢劫一切能抢的东西，殴打所有碰到的人。毫无原因，毫无理由。他们在集市上抢走摊贩的货物（如果有的话，因为阿明统治时期也是货架上空空如也的时期。有一次我去坎帕拉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带上灯泡——酒店里有灯，却没有灯泡。）这些士兵们抢走农民的粮食、牲口、家禽。总能听到他们在大喊：“Chakula！Chakula！”（斯瓦希里语“吃、吃饭”的意思）。食物，丰盛的食物——一大块肉、一串香蕉、一大碗豆子，也只够安抚他们一小会儿。

阿明还有个习惯，喜欢去视察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军部队。士兵们在广场上集合，听元帅讲话。阿明喜欢长篇大论，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他每次还会带上一个在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通常是他怀疑有叛国、间谍或政变企图的军官或文官。这个人已经被打得不省人事，被五花大绑，拖到讲台上。聚集的人看到这一幕，兴奋得快疯了，开始号叫。阿明用英语高声喊着：“我们该怎么处理他？”底下的人群也用英语高喊：“杀了他！现在杀了他！”

军队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阿明很早以前就授予自己“大英帝国歼灭者”的头衔，他现在决定要解放那些仍在殖民奴役枷锁中痛苦呻吟的兄弟们。他开始了一系列熬心费力、耗资巨大的军事演习。他的军队演练解放南非共和国。步兵营冲进了“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炮兵部队轰击了敌军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的阵地。阿明站在名为“指挥所”的别墅天台上，用望远镜观察战事。他对金贾步兵营的速度很不满，他们早就应该攻下“开普敦”了。他跳上一辆车，精神抖擞又神情凝重地从一个指挥部赶到另一个指挥部，斥责军官，煽动士兵投入战斗。一粒粒子弹落入维多利亚湖，溅起高高的水柱，吓退了惊慌失措的渔民们。

阿明是一个精力无限的人，永远兴奋，永远没法静下来。他偶尔作为总统召集政府会议时，只能短暂地参与其中。他会很快感到无聊，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离开。他的想法天马行空，说话杂乱无章，没有完整的句子。他读英文很费力，斯瓦希里语也说得一般。他说卡夸族方言很流利，但是很少有乌干达人会说这种语言。然而，正是这些缺点让他在盲流群体中很受欢迎：他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他们的“血中之血，骨中之骨”。

阿明没有朋友，也不允许任何人与他有长期或亲密的关系：他担心这样的关系会更方便组织阴谋或暗杀行动。特别是他经常更换两个秘密警察部门的负责人，这两个部门是公共安全部（Public Safety Unit）和国家调查局（State Research Bureau），是他为了恐吓国民而专门设置的。为国家调查局效力的是那些关系更近的苏丹盲流，包括卡夸人、路格巴尔人、马迪人及其亲属努比亚人。这个机构在乌干达散播恐惧。它的影响力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每个成员都可以直接接触到阿明。

有一天，我在坎帕拉市中心闲逛。这里空荡荡的，很多摊位都废弃了。阿明已经洗劫并且毁掉了这个国家。街上没有行人和汽车。阿明之前从印度店主那里没收了商店，现在这些店铺也都半死不活，或者干脆用木板、铁板把门钉了起来。突然，通向湖边的街道上跑来一群孩子，嘴里喊着“Samakil Samakil”（斯瓦希里语里“鱼”的意思）。人们立刻围拢过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有东西吃了。渔夫们把捕到的鱼扔到一张桌子上，人们看到这些鱼，突然都安静了下来。这些鱼又大又肥。这个湖里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大、这么肥的鱼。大家都知道，阿明的刽子手们一直以来都把被害人的尸体扔到湖里，鳄鱼和食肉鱼类都以这些尸体为食。一辆军用卡车这时经过，围在桌旁的人安静了下来。士兵们看到了聚集的人群，也看到了桌上的鱼，停下了车。他们相互交谈了一会儿，把车倒回到桌子旁，跳下车，打开了后挡板。我们这些站在近处的人可以看到车斗的地板上躺着一具男人的尸体。而众目睽睽之下，士兵们把鱼扔到车斗里，把那具赤脚的死尸扔到桌上，然后在一阵肆无忌惮的疯狂笑声中扬长而去。

阿明的统治持续了八年。据不同的信息渠道统计，这位元帅一生中杀害了十二万至三十万人。最终，他把自己逼上了死路。阿明有一个执念，就是对邻国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憎恨。1978年，他向这个国家发起了进攻。坦桑尼亚军队进行了反击。尼雷尔的军队进入了乌干达。阿明逃到了利比亚，然后又因其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所作的贡献得以在沙特阿拉伯定居。阿明的军队四分五裂，一部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部分又当起了土匪。坦桑尼亚军队在这次战争中的损失呢？一辆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