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坎帕拉驱车北上，前往乌干达与苏丹的边境。车队最前面是一辆吉普车，驾驶室上方伸出一挺重机枪，紧随其后的是一辆载有士兵的卡车，然后是几辆小轿车，最后是一辆敞篷的日本皮卡车，我们三个记者就坐在里面。我很久没有在如此舒适的条件下旅行过了，由一队士兵护送，还有重机枪开道！当然，这一切不是为我准备的。这次是穆塞韦尼政府三位部长的和谈之旅，他们此行是前往该国北部地区平息叛乱。从1986年到现在，约韦里·穆塞韦尼已经执政两年了，他刚刚宣布，会赦免那些自愿放弃武器投降的人。这些武装分子是伊迪·阿明、米尔顿·奥博特和蒂托·奥凯洛的旧部，这三大独裁者近几年相继逃往了海外。如今，他们留下的这些军队抢劫杀人，焚烧村庄，掠夺牲畜，在北部省份大肆杀戮和恐吓，可以说，他们控制了半个乌干达。穆塞韦尼的军队力量过于薄弱，无法在军事上与叛军抗衡。因此，总统提出了和解的口号。他是该国二十五年来第一位以和解、协商及和平的态度与对手对话的领导人。

在我们车里除了两名当地记者和我之外，还有三名士兵。他们把AK-47挂在赤裸的肩膀上（天气很热，他们脱掉了上衣）。他们三个的名字分别叫作奥诺姆、塞马拉和孔科提。其中最年长的是奥诺姆，十七岁。我有时会读到美国或欧洲的一个孩子开枪打死了另一个孩子，或者是一个孩子杀害了同龄人或成年人。这样的新闻通常伴随着恐惧和愤怒的评论。然而在非洲，儿童之间的大规模杀戮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而且多年来一直如此。实际上，这片大陆上的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儿童的战争。

在那些冲突持续了几十年的地方（如安哥拉或苏丹），大多数年长的人早已被杀，或者死于饥荒和传染病；只剩下孩子们，是他们在打仗。在非洲各国血腥的混乱中，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孤儿，忍饥挨饿，无家可归。他们寻找任何可以给自己提供食物和住所的人。在军队驻扎的地方最容易找到吃的，因为士兵们有最多的机会获得食物：在这些国家，武器不仅是战争的工具，也是生存的手段——有时是唯一的手段。

被遗弃的无家可归的儿童涌向军队驻扎的地方，那里有兵营、营地和交通站。他们在那里帮忙，干活，成为军队的一部分，成为“军团之子”。他们会得到武器，并迅速接受战争的洗礼。他们的老兵前辈（也是儿童）常常游手好闲，当面临与敌人交战的时候，就把这些小孩派上前线，投入战火。这些儿童之间的武装冲突尤为激烈和血腥，因为孩子没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感受不到或理解不到死亡的可怕，他们还不具备那种只有长大后才会有的恐惧。

儿童战争是因为技术进步才成为可能。如今的手持自动武器轻便小巧，新一代的武器越来越像儿童玩具。老式毛瑟枪对于儿童来说太大、太重、太长了。小孩的胳膊太短，很难自如地扣动扳机，也很难瞄准。现代枪支解决了这些问题，消除了这些不便。它的尺寸非常适合男孩的身材，如果拿在一个体格魁梧健壮的成年士兵手中，倒反而显得有些幼稚可笑。

由于儿童只能使用手持式短程武器（他们无法发射炮弹或驾驶轰炸机），儿童战争中的冲突形式是没有缓冲的、近距离的碰撞，乃至野蛮的肉搏：孩子们隔着一步就互相射击。这种冲突的伤亡情况通常都非常可怕。因为死去的并不仅仅是当场倒下的人。在这样的战争条件下，伤员也会大量死亡——失血过多、感染、缺医少药。

经过了一整天的车程，我们到达了小镇索罗蒂。一路上，我们经过了许多被烧毁的村庄和居民区，它们几乎都被洗劫一空。士兵拿走了所有能拿的东西——不仅是当地居民背在身上的东西，不仅是他们的家具和家用物品，干活用的工具和吃饭的容器，还有所有的管道、电线和钉子，所有的窗户、门板，甚至屋顶。像蚂蚁啃食骨头一样，一波接一波流窜的、失控的掠夺者把这个国家洗劫一空，拿走了所有能够拿得动、搬得走的东西。索罗蒂镇也成了一片废墟，加油站被摧毁，水泵被拆走，学校的长凳也被抬走了。许多房屋只剩下房梁，虽然也有幸免于难的，比如我们那天晚上住的酒店。那里已经有一群当地的名流要员在等候着我们了，其中有商人、教师和军人，他们身边还围着一群好奇的路人。一轮寒暄问候开始了，伴随着相互拍肩膀和大笑的声音。

索罗蒂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伊特索人的首府。他们说尼罗-哈米特语，有一百多万人口，分为许多部落和氏族，主要靠养牛为生。奶牛是他们最大的财富，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还被认为具有神性。奶牛的存在，它的出现，将人类与一个无形的、更高层次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伊特索人给奶牛起名字，他们认为每头牛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伊特索男孩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得到一头牛来养。在一个特殊的仪式上，他还会接受这头奶牛的名字，从此以后他就和奶牛叫同一个名字。这个孩子会和他的奶牛一起玩耍，空闲时间也和它待在一起，对它负责。

在迎接我们的人群中，有我在六十年代认识的一位熟人，时任部长的卡斯伯特·奥布瓦诺尔。能见到他我很高兴，我们立刻就开始交谈起来。我想让他带我四处转转，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出发散步。但我很快就发现，这件事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这里的女性看到有男性走过，就要退到路边跪下。她们要双膝跪地，等待着，直到这个男人走过来。按照这里的习俗，男人应该向她们问好。而作为回应，她们要问自己能为这个男人做点什么。如果男人的回答是什么都不用做，那么女人就继续跪着等待，直到这个男人走远，她们才能站起来，去自己要去的地方。后来，当我和卡斯伯特坐在他房子前的长椅上，刚才的场景又重现了：那些路过的女人走到我们面前，跪下，然后静静地等待着。有时候我的朋友忙着说话，没有注意到她们，她们就一动不动一直跪在那里，直到他终于向她们问好并祝她们一路顺利，她们才会起身离开。尽管已经是晚上了，但依然很热，空气潮湿而滞闷。只有蟋蟀依然在不知疲倦地叫着，隐藏在夜的深处。

最后，我们在当地政府的邀请下去了此地唯一一家营业的酒吧，酒吧的名字叫“2000俱乐部”。楼上有一间供重要客人使用的贵宾室。我们坐在一张长条桌旁。女服务员们走了进来，都是年轻、高挑的女孩。每个服务员都跪在客人身边，并告诉客人自己叫什么名字。然后她们走出房间，再回来时，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巨大陶罐，罐子里装满了当地的一种热啤酒——“玛尔瓦”。玛尔瓦酒要用一根长长的空心芦苇喝，这根芦苇叫作“艾皮”。然后，这根艾皮开始在客人间传递。每个人喝几口，再把艾皮传给他的邻座。与此同时，服务员们一直在往罐子里加更多的水或玛尔瓦酒：她们加的是什么，以及艾皮在客人手中传递的速度，决定了这场狂饮的醉酒程度。索罗蒂和这里的其他地方一样，是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艾滋病毒可以通过唾液传播。每次伸手去拿艾皮，都有可能是和生命告别。我该怎么做？拒绝？如果真的拒绝，那会被认为是极大的羞辱，是蔑视主人的表现。

早上，我们刚要出发离开，来了两位荷兰传教士，他们一个叫阿尔贝特，一个叫约翰。他们疲惫不堪、满身尘土，想来索罗蒂“看看从大世界来的人们”：在这个偏远地区生活了十多年后，对他们来说，坎帕拉已经是大世界了。他们不去欧洲，也不想离开教堂和传教所（他们住在靠近苏丹边境的地方），担心回来时只能看到光秃秃的烧焦的墙壁。他们传教的区域是一大片炎热的草原，夏季干燥，雨季满眼绿色，是乌干达东北部的大省，居住着许多人类学家热衷研究的卡拉莫琼人。坎帕拉人说起他们这些卡拉莫琼兄弟时（卡拉莫琼既是地名，也是民族的名称以及人名），总是不耐烦又很难为情。卡拉莫琼人裸体而行，而且至今依然坚持这一习俗，他们认为人体是美丽的（他们的确身材健硕，体型苗条紧致）。他们的这种坚持还有另一个理由：以前到他们那里的所有欧洲人很快就都病死了。卡拉莫琼人由此得出结论：穿衣会致病，穿上衣服就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在他们的宗教中，自杀是最大的罪）。因此，他们对于穿衣服总是非常恐惧。阿明认为裸体行走会丢非洲人的脸，所以就颁布了法令，命令他们穿上衣服，如果抓到有人裸体，他的军队会当场扫射。卡拉莫琼人害怕极了，他们翻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找出一块布、一件上衣或者一条裤子，然后把它们捆成一卷，随身携带。一听说有军队的人过来了，或者有政府官员在附近，他们就会暂时穿上衣服，等到安全了再如释重负地把衣服脱掉。

卡拉莫琼人以养牛为生，牛奶是他们主要的营养来源。他们与特索人有血缘关系，同样视奶牛为珍宝和神。他们相信，上帝把世界上所有的奶牛都赐给了他们，而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夺回这些奶牛。这种“抢牛大战”既是出征掠夺，也是民族使命和宗教责任。年轻人要想成为男子汉，就必须参加抢牛。远征抢牛在当地的传说、故事和神话中被不断讲述。他们有自己的英雄、历史和神秘主题。

阿尔伯特神父描述了远征抢牛的场景。他说，卡拉莫琼人排成纵队，步伐整齐，队形紧凑有序。他们沿着熟悉的战斗道路前进。每支队伍大概有两三百人。他们唱着歌，或者有节奏地高喊着口号。他们的情报人员早先已经确定另一个部落的牛群在哪里吃草。他们的目标是掠走这些牛。当他们到达目的地，一场战斗就会打响。卡拉莫琼人都是训练有素、无所畏惧的战士，所以他们通常都能获胜并带走战利品。

“问题在于，”艾尔伯特神父说，“过去这些队伍是手持矛和弓箭。冲突发生时，会有几个人丧生，其余的人投降或逃跑。而现在呢？这些队伍里仍然是裸体的男人，但他们现在全副武装，配备了各种自动武器。他们一来就开火，屠杀当地居民，扔手榴弹摧毁他们的村庄，尸横遍野。这些仍然是传统的部落冲突，跟几个世纪前没什么两样，但它们造成的后果却是过去无法相比的，如今受害者的数量要大得多。”他最后总结道，“这里没有任何现代文明，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现代文明唯一带来的就是机枪。”

我问两位传教士，他们的工作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这是个非常复杂又艰苦的地区，”约翰神父说，“这里的人问我们，在我们的宗教中有多少个神，我们是不是有专门掌管牛的神。我们和他们解释，我们的神只有一个，上帝。他们听了以后很失望，对我们说：‘我们的宗教更好，我们有一个专门掌管奶牛的神，奶牛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中午前出发，往更北的地方走，我们的皮卡又是在车队的最后面，但没走多远，就听到了爆炸声、枪声和可怕的尖叫声。我们行驶在一条狭窄的红土路上，到处是坑洞和车辙，路两边长满茂盛的象草，足足有两米高，像两堵墙。

我们中了埋伏。

我们蜷缩在车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待在车里？还是跳车？

伏击是非洲最常见的一种战斗形式。对于组织伏击的人来说，它有很多优势。首先，可以出其不意：在路上开车的人不可能一整天都保持警觉和专注，特别是在这种气候和路况条件下，他们很快就感到疲劳并且昏昏欲睡；其次，目标不断靠近，而伏击者一直在其视线之外，所以很安全；第三，伏击不仅是为了击败敌人，更重要的是获得宝贵的战利品——汽车、制服、给养、武器。伏击的形式也很适合那些由于酷热、饥饿和口渴（叛军和士兵一直生活在这种状态中）而难以进行长途行军，并且需要快速重新集结的人。一组武装人员可以占据草丛中阴凉、舒适的地方并安心躺下，等待着猎物自投罗网。

他们采取两种战术：一种是“打了就跑”，这种方法还会给遇袭者回过神来还击的机会；第二种是“打个不停”（就是一枪接一枪），遇袭者一般就毫无生还机会了。

最后，我们从车里跳了下来，跑到车队最前面。袭击者用火箭炮击中了卡车。车厢里躺着一名死去的士兵，还有两名负了伤。前挡风玻璃被击碎；一名护送我们的士兵的袖子里渗出鲜血。阵脚大乱。人们沿着车队来回奔逃，毫无头绪，也没有意义。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们的敌人就在附近，躲在两米高的茂密草丛后面，看着我们歇斯底里的骚动，冷静地瞄准我们？我们根本不知道等着我们的是什么，不知道落入了谁的股掌之中。我下意识地开始察看草丛，想看看里面是否有瞄准我们的枪口。

最后，卡车挂着倒挡，一路往索罗蒂方向退，因为道路非常窄，卡车无法掉头。我们继续走。但军官们决定不坐车了，而是慢慢步行，跟在手持武器、随时准备开枪、为我们开路的士兵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