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恳求坎帕拉的记者戈德温带我去他家乡的村子。村子挺近的，离市区大概五十公里。其中一半的路程，是沿着维多利亚湖岸边一条向东通往肯尼亚的主干道。这条公路两旁到处都是全天候营业的商店、酒吧和小旅馆，总是熙熙攘攘，即使在正午都不会完全停止。在露台上、拱廊里、遮阳伞下，裁缝弯腰踩着缝纫机，鞋匠在修补皮鞋和凉鞋，理发师给客人剪发做造型。妇女们一整天都在打木薯泥，旁边的人在烤香蕉，在支起的小摊上卖鱼干、多汁的木瓜，或者用草木灰和羊脂自制的肥皂。每隔几公里，就有一家汽车和自行车修理店、一家轮胎修理店，或者一个汽油销售点（根据所在地不同的经济条件，它也许是一个真正加油站，也可能只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几瓶或几罐汽油在等着顾客来）。

在这条路上的任何地方，哪怕你只是稍做停留，马上就会被一群孩子包围，一起围上来的还有当地妇女，她们都是小贩，出售旅行者可能会需要的所有东西：瓶装的可口可乐，一种被当地人叫作“瓦拉几”的自酿酒、饼干和蛋糕（一包包的，也论块卖）、米饭和高粱饼。这些妇女小贩是站在远处、无法离开摊位的女摊主的竞争对手，后者必须时刻看守摊位——到处都是小偷。

这些公路也是宗教多样性和信仰自由的地方。我们会经过一座富丽堂皇、装潢精美的清真寺，是由沙特阿拉伯出资建造的；往前走，是一座简朴得多的小教堂：再往前走，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帐篷，他们在整片大陆上游荡，警告人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那座屋顶用稻草扎成圆锥形的建筑又是什么？那是干达人至高之神卡通达的神庙。

我们时不时会遇到路障（这可能只是一根铁丝或绳子）以及警务站和军队的哨岗。即使你远离首都、没有收听广播（这里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这些人的行为也可以告诉你当前的国家局势。如果车还没停稳，士兵和警察们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大喊大叫、拳打脚踢，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正处于独裁统治之下，或者发生了战争；如果他们马上面带微笑地走上来，和我们握手并彬彬有礼地说：“您肯定知道，我们挣得很少。”这就意味着我们正驶过一个稳定、民主的国家，实行自由选举，并且尊重人权。

在非洲的大路和小道上，卡车司机才是世界的主人。小轿车太弱了，无法在这些崎岖颠簸的道路上行驶。它们中的一半很快就会卡在沿途的某个地方（尤其是在雨季），而且很多车马上就报废了。而卡车几乎可以到达任何地方。它有强劲的发动机、宽大的轮胎，以及像布鲁克林大桥一样坚固的悬架系统。这些车辆的驾驶员知道他们所拥有的是珍贵的宝贝，这是他们的力量所在。在路边的人群中，你可以通过他们的一举一动，一眼认出谁是卡车司机。他们每个人都像国王一样。停下卡车后，他甚至都不用从座位上下来，反正所有东西都会送到他面前。如果一辆卡车在一个村庄停下，马上就会有一群疲惫憔悴的人涌过来祈求帮助，他们想去某个地方，但却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在路边等待，希望能等来一个机会，希望有人能收点钱带他们走。没有人指望得到同情。卡车司机显然也不熟悉这种滋味。他们在公路上行驶，沿途不断有背着重物的妇女在热带灼人的阳光下赶路。如果司机心中有一丝怜悯、想帮助她们，他将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就停下来，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正因如此，司机和路边行走的妇女之间的关系是绝对冷漠的——他们彼此视而不见，擦肩而过。

戈德温要工作到傍晚，所以这次我们没法看到从坎帕拉向东行驶的道路上的完整景象（其实，在其他郊区的道路上也会看到类似的）。我们出发得很晚，已经是夜里了，同一条路看起来和白天截然不同。

一切都被淹没在最深的黑暗中。唯一能看到的是道路两旁微弱、摇曳的火光——小贩们在摊位上摆放的油灯和蜡烛。其实更多的时候，这些都算不上摊位，只是一些直接摆在地上出售的零碎东西，不知道从什么犄角旮旯淘来的，摆成很奇怪的组合：牙膏旁边摆着一小堆西红柿，防蚊液旁边是一包香烟，打火石旁边是一罐茶叶。戈德温说，在过去独裁统治的年代，与其待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还不如在路边点根蜡烛待着。一看到军队来了，立刻熄灭蜡烛，消失在黑暗中。等士兵们到达时，一个人影都看不见了。蜡烛是好东西，因为你可以用它看到一切，自己却隐藏在黑暗里。在灯火通明的房间，情况恰恰相反，因此更危险。

最后，我们离开了主干道，拐上了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在车灯的映照下，只能看到两堵郁郁葱葱、浓密茂盛的绿墙之间有一条狭窄的隧道。这就是潮湿热带地区的非洲，一片浓郁繁茂的绿色，肆意生长，无休止地发芽、繁殖、发酵。穿过这个错综复杂、岔路口令人困惑的隧道迷宫，一栋房屋的墙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路上。这就是道路的尽头。戈德温停下车，关掉了引擎。车厢里一片寂静。天色已晚，连蟋蟀都噤了声，周围显然也没有狗。只有蚊子还在嗡嗡地叫个不停，它们很愤怒，仿佛等我们等得已经不耐烦了。戈德温敲了敲门。门开了，十几个睡眼惺忪、赤裸上身的孩子涌到了院子里。接着，一位身材高挑、神情严肃的女人走了出来，她的一举一动都显得庄严又喜悦，她就是戈德温的母亲。我们寒暄问好后，她把所有孩子带到一个房间里，在另一个房间的地上给我们铺上了睡觉用的垫子。

清晨从窗户向外看时，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无边无际的热带花园中。周围长满了棕榈树、香蕉树、罗望子树和咖啡树——房屋被交织缠绕的植被的汪洋淹没。高大的草丛和疯长的灌木从四面八方涌来，肆意占据了地盘，几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空间。戈德温的院子很小，我在任何地方都没看到路（除了我们来时的那条），最重要的是，我看不到任何房子，尽管戈德温之前和我说，我们要去的是一个村庄。在非洲植被茂密的地区，村庄并不是沿着道路分布的（道路往往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的房屋分散在一大片地区，彼此相距很远，只有那些覆盖着茂密灌木的小路连接着它们，不熟悉的人根本发现不了。要想了解这些小路的布局、走向以及连接方式，必须成为本村的村民，或者至少对这里非常熟悉。

我和孩子们一起去挑水；挑水是他们的任务。离他家大约两百米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溪，溪边长满了牛蒡和芦苇，水流非常细小，所以小男孩们要花费很大力气和很多时间才能把这些水桶装满。装满水后，他们把水桶顶在头上，这样一滴水都不会漏掉。但他们走路时要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努力保持他们瘦小身体的平衡。

其中一个桶里的水是早上洗脸用的。他们洗脸的时候要注意避免浪费。他们从桶里捧一把水，然后慢慢地在脸上涂抹开，而且不能太用力，不然水就会从指缝间流走。他们不需要毛巾，因为从早上开始太阳就炙烤着，脸很快就干了。然后，每个人都从灌木丛中折一根树枝，把树枝的一端啃碎，这样就做成了一把木头刷子。他们用这把刷子仔细地刷牙。有些人会几个小时一直刷，这对他们来说就像嚼口香糖一样。

因为今天是双节临门（既是星期天，又有客人从城里来），戈德温的母亲准备了早餐。平常村里人每天只在傍晚的时候吃一顿饭，旱季的时候两天才吃一次，除非饿得不行了。早餐有茶、玉米饼，还有一碗“马托克”（用煮熟的青香蕉做的一道菜）。孩子们就像鸟巢中的幼鸟：他们眼巴巴地盯着那碗马托克，当妈妈允许他们吃时，他们把所有东西都填进嘴里，一口吞下。

我们一直都在院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正中间摆着的一块长方形石板，这是他们的祖坟，当地人把它称作“马西罗”。非洲各族的殡葬风俗千差万别。有的森林部落直接将尸体埋在丛林里，让它成为野兽的大餐；有的民族把尸体埋葬在朴素的墓穴之中；另一些则把尸体埋在他们居住的房子的地板下面。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把尸体埋在离家很近的地方，比如院子或者花园里，只要在身边就好，这样就能感受到支持与安慰。人们仍然相信祖先灵魂的存在，相信祖先庇佑的力量，相信祖先对他们的关心、鼓励和仁慈，这也是人们的心安之处和信任之源。当他们在我们身边时，我们会更有安全感；当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时，他们会给我们建议；更重要的是，他们会阻止我们迈出错误的一步或者走上错误的道路。每家每户都存在着两个维度的世界：一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另一个是隐藏的、神秘的、神圣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人们会尽量经常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源头，从中汲取能量并增强认同感。

除了祖先的坟墓，院子里另一个引人注意的就是厨房。厨房由三面土墙围成，里面放着三块被烟熏得乌黑的大石头，摆成一个三角形。上面架着一口锅，下面烧着木炭。这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明出来的最简单的烹饪装置，而如今依然很实用。

当时还是上午，天气虽然炎热，但还可以忍得过去，戈德温去拜访了邻居，之前他同意我可以陪他一起去。这些人住在简陋的泥坯屋里，屋顶是波纹铁皮板，到了中午，这些金属板就像滚烫的火炉一样散发热气。门通常是用胶合板或铁板做成的，松松垮垮地挂着，没有门框。其实这个门也只是摆设，因为既没有把手，也没有门锁。

这里的人把从城里来的人看作绅士、富翁和老爷。虽然城市离这儿并不遥远，但它已经属于另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富饶的星球了。而且，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城里人不能空手而来。这就是为什么城里人每次回村里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准备礼物。以前我一个城里的朋友在买东西的时候，马上就会解释说：“这个我得带回乡下。”他走在大街上，看到卖的东西就会想：“我回村里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作为礼物。”

礼物，礼物。不停地送礼就是这里的一种文化。但这次戈德温没来得及买东西，所以他会悄悄地把一沓乌干达先令放进邻居们的口袋里。

我们首先拜访了斯通·辛格文达和他的妻子维克塔。斯通今年二十六岁，他平常就待在家里，有时他会在建筑工地打点零工，但现在找不到任何工作。维克塔有工作，她种了一块木薯地，他们就靠这块地生活。维克塔每年生一个孩子。他们结婚四年了，有四个孩子，第五个孩子也快出生了。这里有款待客人的习俗，但斯通和维克塔没有——他们拿不出任何能够待客的东西。

他们的邻居西蒙就不一样了，这个人立刻端出一小盘花生放在我们面前。西蒙是有钱人：他有一辆自行车，靠这辆自行车也有一份营生。西蒙是骑着自行车做买卖的货郎。这个国家的大路很少，卡车也很少，数百万人生活在没有公路、卡车也到不了的村庄里。这些人的生活最困难，也是最贫穷的。他们住在离市场很远的地方，根本无法把当地生长的蔬菜水果，比如木薯或山药块、几串青香蕉或一袋高粱背到市场上去卖。东西卖不出去，他们就没有钱，没有钱就买不到任何东西——一个令人绝望的闭环。但是就在此时，西蒙骑着他的自行车出现了。他的自行车上安装有各种各样的自制装置：后备厢、袋子、夹子和支架。这辆自行车是用来运货，而不是用来骑的。西蒙（这里有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人）用这辆自行车为妇女们（因为这些妇女都是做小买卖的）把货物运到市场上，只收一点小钱（小钱，因为这里的经济活动仅能维持基本生计）。西蒙说，离公路、卡车和市场越远，贫困就越严重。最糟糕的是，农民们因为离得太远，无法把货物运到市场。而那些欧洲人只看到城市里的人，开车也只在宽阔的公路上，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我们的非洲是什么样子。

阿波罗是西蒙的邻居，年龄不明，非常瘦，话很少。

他站在门口，正在一块板子上熨衬衫。他的熨斗是烧木炭的，又大又旧，锈迹斑斑。他的衬衫更旧。怎么来形容这件衬衫呢？我肯定得用上艺术评论家、难以捉摸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及至上主义、视觉艺术和抽象表现主义专家们所使用的那种语言。这是一件拼布工艺、拼贴画和波普艺术的杰作，是我们一路从坎帕拉开来的途中所遇到的那些勤奋裁缝们最活跃想象力的呈现。这件衬衫肯定已经缝补过很多次了，上面布满了大小、颜色和质地各样的补丁，已经无从得知这件衬衫最开始、最原始的样子，是什么颜色、什么质地的。它在经过了那么多改动和变形之后，最终呈现为摆在阿波罗面前的熨衣板上的样子。

布干达人非常注意整洁和衣着。和他们的同胞——厌恶穿衣、只以人类裸体为美的卡拉莫琼人——完全相反，布干达人穿衣服非常讲究，他们上衣的衣袖长至手腕，下装则必须盖住脚踝。

阿波罗说，如今内战结束了固然很好，但也有不好的，那就是现在（九十年代）咖啡的价格跌了，而他们就是靠种咖啡为生的。现在根本没有人想买咖啡，也没有人为了买咖啡而来这儿了。咖啡都浪费了，地里杂草丛生，而他们也没钱了。他叹了一口气，继续小心翼翼地用熨斗在那件满是补丁的衬衫上游走，仿佛是在危险暗礁中驾着小船航行的水手。

当我们站在这儿聊天时，从茂密的香蕉林中走出了一头牛，牛的身后跟着几个顽皮的牧童，走在最后的是一位农村老头，他的名字叫卢莱·卡波戈扎。他曾经在1942年参加过缅甸战役，他将这件事列为一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大事。后来他就一直住在村里。现在他和其他人一样，在这里受穷。“我吃什么？”他自问自答，“木薯，不管日夜都吃木薯。”但他开朗乐观，面带微笑地指着奶牛。年初的时候，他们几家人凑了点钱，在市场上买了一头牛。奶牛在村里吃草，那里草也足够多。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就要宰了这头牛。到时候所有人都会来。大家会确保牛身上的每样东西都公平分配。他们把大部分牛血作为献祭来祭奠祖先（牛血是最宝贵的祭品）。牛的其他部位立刻就会被烤了或者煮着吃。这是村里一年中唯一一次吃肉的机会。过一阵子，他们会再买一头牛，一年之后再来庆祝这个节日。

他们邀请我说，如果到时候我再来的话，肯定会给我端上“非洲啤酒”（pombe，当地用香蕉酿的啤酒）和瓦拉几酒。到时候我想吃多少肉，就分给我多少！

要过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