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青春的特权，一言以蔽之，大概就是无知的特权吧。对人来说，只有不知道的事才有用，已知的只是无益。这是歌德的话。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一部戏，都有不能对人说的秘密，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大人是这样考虑的，但青年则似乎认为自己的特殊情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平素有这种想法，对写诗是合适的，但对写小说则是不合适的。《假面自白》就是强行把它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的。

因此，在这部小说里，感觉的真实和一知半解到处结合，关于人性的问题，我把人们谨慎的、噤若寒蝉的事，鼓足勇气，揭露了出来，同时试图把这一切同逻辑结合起来，这些都焦躁地搅和在一起。但是结果，到了现在，我深深明白的是，正是这部小说才是我真正凭借时代的力量、时代的恩惠，才能写出来的惟一一部小说。

因此，我写这部小说时，干劲十足，序文写了十八种，最长九页，最短一页，到了最后，决定不附序文了。

在这之前，我写第一部长篇习作《盗贼》也是这样干劲十足，在耐久力的分配上犯了错误。先代幸四郎七十岁公演《劝进帐》，出花道时稍坐了坐，以便积蓄耐久力，终场的延年舞至退场的飞六法，始终没有给人留下体力不支的感觉。可是，他年轻的儿子，年富力强，演弁庆的时候，反而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这完全是由于耐久力分配的技术差。我每次写长篇小说时，总是想起这个《劝进帐》的插话来。

《假面自白》前半部的密度和后半部的粗糙，形成鲜明的对比，谁看了都是明白的。关于这一点，虽然神西清给予热情的好意解释，但我明白，这是单纯的技术失败。后来的粗糙是由于写得连气也喘不过来，自己又过分介意截稿日期，拼命赶时间所造成的。

终于到快把它写完的时候，睡眠不足的眼睛总是睁不开。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我把三百四十页的原稿亲手交给了河出书房的坂本一龟，地点与其他多数人一样，是在神田的“兰波”酒吧。

写这些事，我大感轻松，而且也增强了信心。

第二个月看了喜多实的《隅田川》，深受感动。我悄悄地记住了这样一句词：“我久久地听着笛声，古代的悲调贯于肺腑。那静静的绝望，那无限的踌躇。战后派的绝望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写了像要设法征服内心的怪物似的小说《假面自白》之后，二十四岁的我，心中明显地产生了两个相反的走向，一个是不管怎样必须活下去的想法，另一个是向明确的理智的明朗的古典主义倾斜。我觉得我逐渐懂得了诗的实体，逐渐懂得了少年时代那样使我兴致勃勃、后来又那样使我痛苦的诗，实际上是虚伪的诗，是抒情的恶醉。乃至认为我这样认识正是诗的实体。

与此同时，我对自己任性惯了的感觉上的才能，也没了耐性，决心同感觉绝对诀别。

对，为此我要更多地读欧外的作品。试试用欧外那规矩正确的文体、冷静的理智、一再压抑透了的热情去锻炼自己。

“装着一副小说家是苦恼的代表者般的面孔，太怪了。”我甚至这样想。所谓小说家，对什么始终都是兴高采烈的。我不论读司汤达的东西，还是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多么悲伤的那页的背后都浮现出作者兴高采烈的面孔。

我既然是个小说家，也必须总是个兴高采烈的男子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