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起床就给妹妹打了电话。妈妈半夜醒过来了。她知道自己做了手术，看起来却一点也不惊讶。我打了一辆车。同样的路途，同样的蓝色暖秋，同样的医院，不过我步入了另一个故事：不是逐渐康复，而是走向死亡。在此之前，我只是到这里度过一段普普通通的时光。我漠然地穿过门厅。一出出悲剧在一道道紧闭的大门之后上演，对门外的人来说却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从此刻开始，这里也有一出戏仅属于我。我一步步走上楼梯，尽可能地快，又尽可能再慢一点。现在门上挂着一个标识：访客止步。布景也变换了。床放在昨天的位置，两边都是空的。糖果放到了碗橱里，书本也是。角落里的大桌子上，再也没有鲜花盛开，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瓶瓶罐罐、球形烧瓶、试管。妈妈睡着了，鼻子里不再插着管子，看上去也没有那么痛苦。可是，就在她的床底下，你可以看见广口瓶和管子连接着她的胃部和肠脏。她左边的手臂在打点滴。她什么都没有穿——阅读灯照在她的身上，就像一块毯子盖着她的胸部和裸露的肩膀。一个新人走进了这个场景——一个私人护士，勒布隆小姐，如安格尔画中的人物一样美丽。她用一条蓝色的头巾包住头发，脚上穿着白色的棉拖鞋。她照管点滴，摇晃烧瓶以稀释血浆。妹妹告诉我，根据医生的判断，再拖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也不是不可能。她曾问B教授：“如果这个病在别的位置复发，我们该怎么和妈妈说呢？”“不要担心这个。我们总能找到说辞的。病人总是会信的。”

下午，妈妈睁开了眼睛，她说的话很难让人听清，不过条理是清楚的。“好吧！”我对她说，“你摔断了腿，却做了阑尾炎手术！”她举起一根手指，带着某种自豪，低声地说：“不是阑尾炎，是腹——膜——炎。”她又补了一句，“真是幸运……在这里。”“你很高兴我在这儿？”“不，我。”腹膜炎——这家医院救了她！背叛开始了。“很高兴不用插管子了。真高兴！”前一天把肿胀的腹部里的污秽物排出后，她就不疼了。两个女儿陪伴床前，她相信自己是安全的。P医生和N医生进来的时候，她高兴地对他们说：“我没有被抛弃。”接着又闭上了眼睛。他们交头接耳：“她清醒得好快，真是奇迹。”事实的确如此。多亏了输血和输液，妈妈脸上又恢复了血色，看起来很健康。昨天那个躺在这张床上的可怜虫已经变回了一个女人。

我给妈妈看了尚塔尔带来的填字游戏书。她对护士说：“我有一本《拉鲁斯大词典》，新版的，是我给自己买的，为了玩填字游戏。”那部词典是她最后的乐趣。买之前她就跟我说了很久了，我每次查阅她都一脸兴奋。“我们会把它给你带来。”我说。“好啊。还有《新俄狄浦斯王》，我还没有看完……”你必须专心致志，才能捕捉到她费力吐出的字句。这些话语具有神秘性，如同神谕一样扰乱人心。她的记忆、她的欲望、她的焦虑飘浮于时间之外的某个地方，她用孩子气的语调，还有迫近死亡的气息，使之转变为虚幻而悲惨的梦境。

她睡得很久，时不时通过管子吸进几滴水。护士在她嘴下用纸巾接住她吐的口水。晚上她开始咳嗽，洛朗小姐来看她，扶着她坐直，给她做了按摩，帮她把痰液咳出来。做完这一切之后，妈妈看着她，报以真诚的微笑——这是四天以来妈妈第一次露出笑容。

普佩特决定晚上在医院陪护。“爸爸和奶奶去世时你陪在他们身边，而我在外地，”她对我说，“现在我来照顾妈妈，而且我也想陪着她。”我同意了，妈妈却很惊奇：“你睡在这里做什么？”“利昂内尔动手术时我也睡在他的房间。我已经习惯了。”“噢！好吧！”

我回家了，因为流感发起烧来。医院太热，出去之后，秋天的湿气让我感冒了。我上床睡了，吃了一堆药。我没有关掉电话。妈妈随时都可能离开，“油尽灯枯了。”医生们说，而妹妹也会打给我。凌晨四点，我被电话铃声惊醒。“结束了。”我拿起话筒，听到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电话打错了。破晓之前，我都难以再次入眠。八点半，电话铃又响了：我跑去接——一件毫不重要的事。我讨厌这个灵车般漆黑的电话：“你的母亲得了癌症。你的母亲挺不过这个晚上。”总有一天，这句话会在我的耳边炸响：“结束了。”

我穿过花园，走进大厅，好像是在机场里——小茶几，时髦的单人沙发，人们互相亲吻说着“你好”或者“再见”，另一些人在等待，大包小包，花瓶里的鲜花，用亮闪闪的包装纸包好的花束，仿佛是为了欢迎着陆的旅客……然而在这些低言细语和表情之中却有某种很不一样的感觉。有时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人远远出现在某个敞开的门前，鞋子上有血迹。我上了一层楼，左边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连通着病房、护士室和值班室；右边是一个方形的大厅，放着长凳和一张桌子，桌上有一部白色的电话。大厅一头通向候诊室，另一头连着114号房间。访客止步。房门后面有条短短的过道：左边是盥洗室，里面有便盆、“腰子盘”[一种医用托盘。]、药棉、瓶瓶罐罐；右边是一个柜子，里面装着妈妈的东西；衣架上是那件红色的睡衣，灰尘密布。“我再也不想看到那件睡衣了。”我推开第二道门。我之前从这里走过时从未注意到它。现在我明白它将永远地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我感觉很好，”妈妈说，并狡黠地补充道，“昨天医生们相互交谈，被我听到了。他们说，‘这太神奇了！’”这句话使她很高兴，她时常复述，郑重其事，仿佛这是一道能保证她早日康复的咒语。然而她仍感到非常虚弱，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什么都不用做，梦想下半辈子就靠打点滴进食了：“我再也不会吃东西了。”“什么，你以前是那么贪吃的人？”“不，我以后再也不吃东西了。”勒布隆小姐带着发刷和梳子来为她打理头发。“全都剪掉。”妈妈坚定地下着指令。我们表示抗议。“你们要累死我了：剪掉，剪吧。”她顽固地坚持着，仿佛能通过这种牺牲获得长久的休息。勒布隆小姐轻轻地解开她的辫子，把她的头发理顺了，重新结好辫子，将那些银丝盘在妈妈的头上。妈妈脸色舒展，回归一种纯洁的状态，使人惊叹不已。这使我想起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笔下的美丽的老妇，“你美得就像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画。”我说。她微微一笑：“我过去还不赖。”她用一种神秘兮兮的语气对护士说：“我以前的头发很漂亮，我用束发带把它们缠在头上。”然后她继续说自己的事，比如她是怎么拿到图书管理员的资格证，她如何喜爱图书。勒布隆小姐一边应着，一边调制着一种溶剂。她对我解释说这种液体看起来很清澈，其实富含葡萄糖和多种盐分。“好一杯鸡尾酒。”我说。

整整一天，我们都在向妈妈陈述各种计划，都快把她绕晕了。她闭着眼，仔细听着。妹妹跟她丈夫最近在阿尔萨斯买了一座古老的农场，他们正准备好好地修整一番。妈妈可以享用一个超大的房间，完全是独立的，她可以在那里休养康复。“可如果我待得太久，利昂内尔会不会烦啊？”“当然不会。”“当然，我不会妨碍你的。夏赫伯根太小了，我成了一个碍手碍脚的人。”我们讲起了梅里尼亚克。妈妈回忆起了她年轻时在那里的时光。好多年来，她都会兴奋地对我说起那里的改变。她非常喜欢让娜。让娜的三个女儿都住在巴黎，也经常来医院看她——都是漂亮、青春、让人愉快的女孩子。“我没有孙女，她们也没有祖母。”她对勒布隆小姐解释道，“所以我就是她们的祖母了。”她打盹儿的时候我看了会儿报纸。她睁开眼睛问我：“西贡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跟她讲了讲新闻。有一次，她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责备道：“你们给我做手术还不告诉我！”P医生进来的时候她就说：“这就是那个刽子手！”不过是笑着说的。他陪着她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应道：“现在知道也不晚呢！”她不怎么严肃地接了一句：“对。我已经知道我得了腹膜炎。”我笑道：“你真的挺特别的，进来的时候是补股骨的，他们却给你做了腹膜炎手术！”“真是这样。我可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女人！”这个错误让她乐了好几天。“我好好地耍了B教授一番。他以为他要在我腿上动刀子，实际却是P医生给我做了腹膜炎手术。”

那天，让我们深受触动的，是她能注意到非常细小的快乐，仿佛在七十八岁的时候，她又一次感受到存在的奇迹。护士帮她安放枕头的时候，金属管碰到了她的大腿——“好凉快！好舒服！”她呼吸着古龙香水和滑石粉的气味——“真好闻。”她的活动小桌板上放着花束和植物。“这种小红玫瑰来自梅里尼亚克。梅里尼亚克的玫瑰还开着。”她要求我们把窗帘撩起，这样她就能看到窗外树上金黄的叶子。“好美。在我公寓里就看不到这些！”她微笑着说。我和妹妹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微笑就是童年时让我们心驰神往的那个，它来自一个容光焕发的年轻女人。但在彼时与此刻之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它都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她还能有几个这么快乐的时日，延续她的生命还是值得的。”普佩特对我说。然而，这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这是一间死屋。”第二天我这么想。沉重的蓝色窗帘掩住了窗户。（百叶窗坏了，拉不下来，不过光线并没有让妈妈感到难受。）她躺在黑暗中，眼睛闭着。我握住她的手，她轻轻道：“这是西蒙娜，但我看不到你！”普佩特走了，我打开了一本侦探小说。妈妈时不时地叹气，“我脑子不对劲。”她对P医生抱怨说：“我昏迷了。”“如果你昏迷了，自己是不会知道的。”这个回答宽慰了她。过了一会儿，她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动了一个大手术。我是一个挺过了大手术的女人。”我做了夸张的表情，她也渐渐恢复了精神。此前的晚上，她告诉我，她做梦的时候眼睛还睁着：“房间里有很多男人，身着蓝衣的坏人。他们想把我带走，还强迫我喝鸡尾酒。你妹妹把他们赶跑了……”我说过鸡尾酒这个词，说的是勒布隆小姐准备的溶剂，她当时戴着一块蓝色的头巾；至于男人，那是把妈妈推到手术室的男护士。“是的，就是这样，毫无疑问……”她让我把窗户打开：“新鲜空气很好。”鸟儿在歌唱，她也心情愉悦：“看那些小鸟！”我走之前她说：“奇怪了，我感觉到一缕黄色的光线照在我的左颊上。是一缕很美的光，透过一张黄色的纸。让人很愉快。”我问P医生：“手术本身成功吗？”“如果肠子重新开始蠕动，就说明手术是成功的。大概两三天我们就能知道结果。”

我喜欢P医生。他从不装腔作势。他把妈妈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对待，也很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相反，N医生和我一点也合不来。他风度翩翩、体格健美、精力充沛、迷恋技术。他热情洋溢地给妈妈做复苏。但对他来说，她首先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实验对象而不是一个人。他让我们害怕。妈妈有一个年迈的亲戚，过去的六个月一直在昏迷中维持着生命。“我希望你们别让他们那样对我，这太可怕了！”她对我们说。如果N医生满脑子里都是要破什么纪录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危险的敌人。

“他把妈妈叫醒，来回折腾她，不过没什么作用。”星期天上午普佩特失落地告诉我：“他为什么要折磨她？”N医生路过的时候我叫住了他：他从不主动和我说话。我再次祈求他：“不要折磨她了。”他非常愤怒地回答道：“我不是在折磨她，我只是在做应该做的事情。”

蓝色的窗帘拉开了，房间不再那么昏暗。妈妈给自己戴上了墨镜。我进去的时候，她摘了下来。“啊，我今天能看到你了！”她自我感觉很好。她用平静的语气问：“告诉我，我的右臂还在不在？”“这是什么意思？当然还在啊。”“有意思了。昨天他们告诉我，我看起来不错。不过我只是左半边不错，我觉得另一边都灰了。似乎我不再有右半边了——我被分成了两半。现在恢复了一点。”我摸了摸她右边的脸颊：“你能感觉到吗？”“能，不过就像做梦一样。”我摸了摸她左边的脸颊。“这是真的。”她说。摔断的大腿、手术的伤口、敷料、管子、输液——都是在左边，所以另外半边好像就不再存在了？“你看起来好极了。医生们对你很满意。”我说。“不。N医生并不满意，他想让我给他放个屁。”她自我嘲笑了一番，“出了这个地方之后我应该给他寄一盒夹心巧克力糖[夹心巧克力糖法语为une boîte de crotte en chocolat，其中crotte在口语中意思是（羊、兔、马、狗等的）粪便、污泥。此处有双关意味。]。”

充气床垫按摩着她的皮肤，膝盖中间塞着垫子，床单被一个钩子牵着，微微抬起，碰不到皮肤。还有一个装置避免让她的脚跟接触垫子——尽管如此，褥疮还是在她的全身蔓延开来。她的臀部因关节炎麻痹，右臂衰弱无力，左臂连着输液管，整个人一动都不能动。“拉我起来。”她说。我不敢一个人拉。她的裸体不再使我困扰：这已经不是我母亲的身体，只是一具饱受折磨的肉身。然而这个可怕又神秘的东西让我害怕，它不是存在于想象中的，隔着一层纱布我真切地感受着它，担心把它弄伤。那天早上，她又被灌了一次肠，勒布隆小姐需要我帮她一下。我握住那具包裹在潮湿的蓝色皮肤下的骨架，手夹在腋窝下面。我们让妈妈躺在一边，她面露惊恐，眼珠上翻，哭道：“我要掉下去了。”她想起了上次摔倒的经历。我站在她身边，抱着她，安慰她。

我们又把她抱起来，小心翼翼地用枕头支撑着。过了一会儿，她嚷道：“我放屁了！”又过了一会儿，她叫：“快！便盆！”勒布隆小姐和一个红头发护士想让她坐在便盆上，她叫了出来。看到她裸露的皮肉和金属制品刺眼的微光，我感觉她们让她坐在了刀刃上。两个女人催促她，把她拉来扯去，红头发护士对她很是粗暴。妈妈大声哭喊，身体因为疼痛而紧绷。“啊！放开她吧！”我说。我和护士一起出去了。“没关系，就让她拉在床上吧。”“不过这太丢脸了，”勒布隆小姐表示抗议，“是病人难以承受的。”“她会湿透的，”红头发护士说，“这对她的褥疮不好。”“你可以立刻把它换掉。”我说。我回到妈妈那里。“那个红头发是个坏女人。”她像小女孩一样地抱怨着，又伤心地加了一句，“不过，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娇气的人。”“你不是，”我对她说，“你不用为便盆的事儿烦恼。她们会把床单换掉的——这没什么难的。”“是啊！”她答道，眉头皱起，神情坚定，仿佛在宣战：“死人的床单才干净。”

这让我大吃一惊。“这太丢脸了。”但妈妈，这个骄傲敏感了一辈子的女人却毫无愧色。这也是一种勇气，这个拘谨的唯灵论者身上保有的直面我们的动物性的勇气。

护士给她换了衣服，擦了身子。现在该给她打一种令人痛苦的注射剂了。我觉得这种注射剂是为了消解尿素的，她自己不能很好地排出尿液。她看上去精疲力竭，勒布隆小姐有点犹豫。“打吧，”妈妈说，“只要对我有好处。”我们再一次把她翻过来；我抱着她，注视着她的脸，那是一种混杂了困惑、勇气、希望与恼怒的神色。“只要这对我有好处。”为了好起来。为了死去。我应该祈求某人原谅我的。

第二天，我知道前一天下午一切顺利。一个男护士接替了勒布隆小姐的班。普佩特对妈妈说：“你运气真好，来了个这么年轻和气的护士。”“是啊，”妈妈说，“还是个帅小伙。”“你对男人很了解！”“哦，不算怎么了解。”妈妈说，语气里有一种怀念的味道。“你后悔了？”“喂！喂！我总是对我的侄孙女们说，‘孩子们，充分享受你们的人生。’”“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她们那么爱你了。不过你怎么从不和你的女儿们说这样的话？”妈妈突然凝重了起来：“对我的女儿们？哦！不！”P医生给妈妈带来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他第二天要给她做手术，她挺害怕。妈妈安抚她，拿自己的经历举例子。

“他们拿我做广告了。”周一早上，她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她问我：“我右半边还在吗？我真的有右半边吧？”“当然了，你自己看看。”我妹妹说。妈妈狐疑地盯着镜子，眼神严肃而傲慢：“这个人是我吗？”“当然了。你可以看到你整个人都在这里。”“脸色太差了。”“是灯光的缘故。你气色其实很好。”她看起来确实很好。不过她对勒布隆小姐笑的时候说：“啊！这次我用了我的整张嘴对你笑。之前，我只用半张嘴笑。”

这个下午她不再笑了。好多次，她用又惊讶又有一点责备的口气重复道：“我看了镜子里的自己，我怎么这么丑了！”前一天晚上，点滴出了些状况，管子需要被取下，然后再插回静脉。夜班护士笨手笨脚地摸索着，液体在皮下流动，让妈妈很痛。她的胳膊又青又肿，被缠在纱布里。这个东西现在附着在她的右臂：她的静脉过劳，只能承受血清注射，这种血浆让她痛得叫起来。晚上，她无比焦灼：她惧怕夜晚，惧怕那些清醒的时刻，惧怕疼痛。她的脸部紧紧绷着，恳求道：“好好照看点滴！”那天晚上，我看着她的手臂，在其中流动的生命不是其他，而是病痛与折磨。我问自己，为什么？

在医院里，我没有时间深思这些。我要帮妈妈吐痰，喂她喝东西，安放她的枕头或梳理她的辫子，帮她移动大腿，浇花，开关窗子，读报纸，回答她的问题，给她的钟表上发条——那只表就躺在她的胸口，用黑色的丝带系着。她乐于依赖我们，要我们时刻都关注着她。不过当我回到家里，最近这些时日里的所有悲痛和恐惧都一齐涌来，重重地落向我。有一种“癌症”也在侵蚀着我——悔恨。“别让他们给她做手术。”我却一点都没有阻止。以前听说某个病人在忍受长期的酷刑，我会对他们家属的冷漠感到愤愤不平。“如果是我，我宁可杀了他。”可是第一回考验我就妥协了：我被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所击败，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不，”萨特对我说，“你是被技术击败的，而那是致命的。”确实如此。你就像被卷入了一个旋涡，在专家们的诊断、预测、决定面前无能为力。病人成了他们的财产——去，把他们拿下！在那个星期三，我们只剩下两个选择——手术或者安乐死。妈妈顽强地苏醒过来，心脏功能非常强健，她将同肠梗阻展开长期的斗争，并将活在地狱之中，因为医生拒绝对她实施安乐死。我应该早上六点就到那里的。但是即便我在场，我也不敢对N医生说：“让她走吧！”这是我在乞求“不要折磨她了”的时候暗示的意思，但他以一个尽忠职守的人的倨傲斥责了我。他们会对我说：“你可能剥夺了她好多年的生命。”我被迫让步。这种观点并没有给我带来安慰。未来使我恐惧。我十五岁时，我的叔叔莫里斯死于胃癌。有人告诉我，最后的那几天，他在尖叫：“把我干掉。把我的左轮手枪给我。可怜可怜我！”P医生会信守“她不会受罪”的诺言吗？在死亡与酷刑之间开始了一场竞赛。我问我自己，当你所爱的人徒劳地对你大叫“可怜可怜我吧”，你怎么办？

死亡最终会胜利，这些令人憎恨的欺骗又有什么意义呢？妈妈以为我们和她站在一起，其实我们早已经走到了她的另一边。无所不知是一种邪恶的才华，我知道牌底的秘密，却留她一个人在远处苦苦挣扎，深陷孤独无助的境地。康复的决心，她的耐心，她的勇气——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她的苦痛不可能得到任何报偿。我又看到了她的脸：“只要这对我有好处。”我绝望地忍受着自己的罪行，无法对之负责，也永远无法赎罪。

妈妈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护士发觉她很焦虑，就一直握着她的手。我们找到了一种让她坐在便盆上又不会伤到她的办法。她又开始进食，不久之后输液也会停止。“今晚！”她乞求道。“今晚或者明天。”N医生说。这种情况，护士还是要继续看护，不过我妹妹会睡在她朋友家里。我向P医生征询意见：萨特明天要坐飞机去布拉格，我能和他一起去吗？“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不过这种状况也可能持续数月，那你永远也别想走了。布拉格离巴黎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打电话也很方便。”我给妈妈讲了我的计划。“你当然得去了！我不需要你。”她说。我的出行让她相信自己已经脱离了险境：“我之前病得很重了。七十八岁的时候得了腹膜炎！我还在这儿真是运气！万幸他们还没给我的股骨做手术。”她的左臂从绷带里放出来后没那么肿了。她小心翼翼地把手抬到脸部，摸摸自己的鼻子和嘴巴：“我觉得我的眼睛在脸颊中间，我的鼻子，弯了，跑到了脸的下边。太奇怪了……”

妈妈没有关注自己的习惯，现在她的身体强迫她关注了。她被这样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不再飘浮在云端，也不再说什么让我震惊的话了。她之所以提到布西科医院，是在为公共病房的病人们鸣不平。她站在护士们这边，反对剥削他们的管理层。尽管她的病情很重，她也没有改变自己考虑周到的一贯作风。她害怕给勒布隆小姐增加太多的工作量。她又是感激又是抱歉：“他们把这么多血都用在我这个老妇人身上，可有很多年轻人也许非常需要它！”她因占用了我太多时间而自责：“你有许多事情要做，却在这里待了好几个小时，这让我很懊恼！”她会感到骄傲，但是她也会充满懊悔地说：“可怜的宝贝们，我让你们担心了！你们一定吓坏了吧？”她的关切也让我们深受触动。星期四早上，当女佣端来我妹妹的早餐时，妈妈刚从昏迷之中醒过来，但还喃喃道：“告……告……”“告解神父？”“不，果酱[在法语里，神父是confesseur，果酱是confiture。]。”她记起我妹妹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果酱。她非常关心我新书的销量。勒布隆小姐被房东赶出去时，妈妈同意了我妹妹的建议，让她住到自己的小公寓里——一般妈妈受不了有人趁她不在家的时候进她的房子。她的病痛完全粉碎了她的成见和虚荣：或许是因为她不再需要这些防御了吧？再也没有放弃和牺牲的问题了：她的首要任务就是康复，照顾好自己。由于她能无所顾忌地满足自身的愿望和快乐，她终于从怨恨中获得了解脱。在这弥留之际，她又变得美丽了，笑容回到了她的脸上，透露出内心的宁静和幸福。

我们多少有点惊讶地意识到，她没让周二没见的那个神父再来一次。在她动手术之前，她对玛尔特说：“为我祈祷吧，我亲爱的，因为你知道吗，生病的时候就不能祈祷了。”毫无疑问，康复本身占据了她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她不能再承受宗教仪式的疲劳。一天，N医生对她说：“为了您更快地恢复，您一定要好好地跟上帝相处！”“噢，我跟他相处得很好。不过我不想这么快就去见他。”从世俗的意义上来说，永生就是死在尘世，然而她拒绝死亡。当然，她的教友们认为是我们违背了她的意志，试图来强行干涉。一天早上，尽管门上写着“访客止步”，我妹妹还是在敞开的门前瞥见了神父的常服，她赶紧把他打发走了。“我是阿夫里尔神父，我是作为朋友来的。”“我不关心这个，你的穿着会吓坏妈妈的。”星期一，又有人闯进来。“妈妈谁也不见。”我妹妹说，把圣昂热夫人赶到了大厅里。“很好，不过有个很严肃的事情要和您商量，我知道您母亲的信仰……”“我也知道，”我妹妹不耐烦地说，“妈妈的脑子还很清楚。如果她想见神父，没有人会拦着她。”周三早上，我启程去布拉格的时候，她仍然没有要求找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