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你还没走！”普佩特说，我这边的声音她听得很清楚。妈妈状态很好。周四也同样。周五的时候她和我说了一会儿话，很开心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打电话给她。她读了一些书，又玩了填字游戏。周六我没法打电话。周日晚上十一点半，我问到了迪亚多家的电话。当我在房间里等着电话接通时，却接到了电报——“母病重，速归。”弗朗辛告诉我普佩特整晚都待在医院里。过了一会儿，我接通了她的电话。“糟糕的一天，”她告诉我，“我一直握着妈妈的手，她一直求我别让她走。她说：‘我再也看不到西蒙娜了。’现在他们给她打了安定，她睡着了。”

我请门房帮我订了一张明早十点半的机票。行程都安排好了。萨特让我等一两天再走——不可能。我并不特别在乎能不能在妈妈去世前见她一面，但一想到她永远也见不到我了就觉得无法忍受。既然记忆注定会消失，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时刻？因为不会有任何弥补的机会。于我个人而言，我深深地明白，人在垂死之际是绝对封闭的。

周一下午一点半，我走进了114号房间。妈妈已经知道我回来了，以为我原本的计划就是这样的。她摘下墨镜，朝我微笑。在镇静剂的作用下，她显得很愉悦。她的脸色变得蜡黄，右眼下面一直到鼻子都肿了。不过所有的桌面上都摆放着鲜花。勒布隆小姐走了，因为不用打点滴，妈妈就不再需要私人护士了。我走的那天晚上，勒布隆小姐给她输液，预计要两个小时。妈妈的静脉已经不堪重负，所能承载的血液比血浆还少。打了五分钟她就拼命叫喊。“停下！”普佩特说。护士却不同意，“N医生会怎么说？”“由我来负责。”N医生确实非常生气：“疤痕会愈合得很慢的。”然而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伤口并不会愈合。一个瘘管正在形成，通过这个瘘管，肠道开始排淤——正是它阻止了新的堵塞，因为“运输”已经停止了。妈妈能坚持多久？根据种种分析，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恶性肉瘤，已经扩散到全身。然而，鉴于她年事已高，其发展的速度可能相当缓慢。

她给我讲述最近的两天是怎么过的。星期六，她开始读一本西姆农[乔治·西姆农（Georges Simenon，1903-1989）：比利时小说家，以高产闻名。]写的小说，填字游戏又玩赢了普佩特——她的桌子上放着一堆填字格子纸，都是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星期天，她中午吃了些土豆泥，不过胃口不大好（事实上，这是对她造成严重损害的肿瘤转移的开始），她还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噩梦：“我躺在一张蓝色的床单上，床单上面有个大洞。你妹妹正拉着床单，我求她，‘别让我掉进洞里……’”“我拉着你呢，你不会掉进去的。”普佩特说。普佩特在沙发上坐了一整个晚上，而妈妈，她以前一直都很担心普佩特的睡眠，此时却说：“别睡着了，别让我走。如果我睡着了，把我叫醒。别让我在睡着的时候离开。”普佩特告诉我，在某一个时刻，妈妈闭上眼睛，精疲力竭，她的手紧紧地攥着床单，嘴里哼着：“我要活！我要活！”

为了减少她的痛苦，医生开了一些药，还给她注射了安定。妈妈贪婪地索求这些东西。整整一天，她的心情都非常好。她又开始讲她看到的幻象：“我对面有一些烦人的圈圈。你妹妹看不见。我对她说，‘把那个圈盖起来。’她一个圈圈都看不到。”那是装在窗框里的一个小金属板，上面盖着一层百叶窗——后来他们把它修好了。她见了尚塔尔和卡特琳，心满意足地对我们说：“P医生说我很聪明，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一边从手术中恢复，一边休养股骨。”晚上我建议跟妹妹换班，因为她前一个晚上几乎没合眼。但是妈妈已经习惯她了，觉得她比我更能胜任这件事，因为她之前还照顾过利昂内尔。

星期二的白天顺利度过。晚上，妈妈开始做噩梦。“他们把我关进了一个箱子，”她对我妹妹说，“我在这里，不过是在箱子里。我是我自己，不过不再是我自己了。有人把箱子搬走了！”她奋力挣扎，“别让他们把我搬走啊！”普佩特一直把手放在妈妈的额头上，“我向你保证，他们绝对不会把你关在箱子里的。”普佩特又要了更多剂量的安定，妈妈最终从幻觉中走了出来，问她：“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箱子，还有这些人？”“那是你对上次手术的记忆：给你抬着担架的男护士们。”妈妈睡着了。不过，早上她的眼睛里又出现了无助的小兽般的悲伤。护士给她铺床，又用导尿管帮她排尿，她被弄得很痛，不住呻吟，用虚弱的声音问我：“你觉得我能熬过来吗？”我责怪了她。她胆怯地询问N医生：“你对我感到满意吗？”他回答说满意，毫无底气，不过她还是紧紧抓住了这只救生圈。她总是能找到很好的理由去解释为什么自己感到筋疲力尽。比如可能是因为脱水了，土豆泥太咸了。那天，她责怪护士只给她包扎了三条绷带，前一天还是四条。“晚上的时候，N医生发了大火，”她说，“他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她用一种很是满意的口吻重复了很多次“他发了大火”。因为神经抽搐，她的面容不再好看，声音里又开始充满恨意，非常挑剔。

“我太累了。”她叹息道。下午，她同意见玛尔特的弟弟，一个年轻的耶稣会信徒。

“你想我把他打发走吗？”

“不用，你妹妹会很高兴见他。他们可以聊聊神学。我会把我的眼睛闭上，我不需要讲话。”

她没有吃午饭，而是睡着了，头向前耷拉着。普佩特打开门的时候，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夏尔·科多尼耶只待了五分钟，谈起了他父亲经常邀请妈妈参加每周的午餐会。“我真的很期待你能在某个周四再次出现在拉斯帕伊大街。”

她看着他，一副不信任的样子，好像很痛苦。“你觉得我会再去那里吗？”

我从未见过她如此不幸的表情。那天，她猜到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都知道她时日无多，所以普佩特来的时候我还没走。

“这么说我的情况恶化了，你们俩都在这里。”她嘟囔道。

“我们一直在这儿啊。”

“但不会同时都在这儿。”

我又一次假装十分生气：“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你的心情很糟糕。不过如果这让你感到不高兴，那我就走。”

“哦，不。”她尴尬地对我说。

我不公正的粗暴态度也让我自己很痛苦。那时，真相对她的打击很大，她需要不断讲话来逃离。我们却责备她，要她保持安静。我们强迫她不要焦虑，不要怀疑，她既感到愧疚，又觉得受到了误解，这样的情况在她的人生中频繁发生。但我们别无选择，她最需要的是希望。尚塔尔和卡特琳被她的样子吓坏了，打电话回利穆赞，让她们的妈妈回来。

普佩特累坏了。“我今晚睡在这里。”我做了个决定。妈妈看上去很不安。“你安排得过来吗？如果我做了噩梦，你知道怎么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吗？”“我当然知道了。”她认真想了一会儿，然后凝神看着我：“你吓着我了，真的。”妈妈有点怕我，因为她把我当知识分子，给予我对知识分子的敬重，但她绝不这么对待她的小女儿。这是相互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她的过分拘谨也让我感到寒心。童年的我是一个坦率的小女孩，然后我看到了成年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每个人都封闭在自己小小的围墙里，有时候妈妈会在墙上挖一个洞，不过很快又堵上了。“她把悄悄话告诉我。”妈妈小声地说，很是骄傲。有时会从外面发现裂痕：“她很封闭，什么也不告诉我。不过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忏悔和流言蜚语中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东西，让我感到厌恶，我希望我的堡垒坚不可摧。我格外努力地不告诉妈妈任何事情，既担心让她痛苦，也惧怕她窥视我的生活。很快，她就不再敢尝试问我问题了。我们对我失去信仰这件事的简单解释让我们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看到她哭泣的样子我非常伤心，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她是在为自己的失败而流泪，并不在乎我内心所发生的一切。她用恐怖来激怒我，而非与我做朋友。如果她不是让别人为我的灵魂祈祷，而是给予我一些信任和同情，我们之间应该还是能和解的。我现在明白了，是什么阻止她这样去做：她有太多的恨意，有太多的伤口，无法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她确实做出了牺牲，但是她的激情并没有让她走出自身。另外，如果她竭力避免深究自己的内心，她又怎么能尝试着理解我呢？要发现一种避免使我们生分的态度吧，她的生活又不具备。意料之外的事情会使她陷入恐慌，因为她从来就没有学会在既定的框架外思考、行动和感受。

我们之间的沉默变得难以打破。在《女宾》出版以前，她对我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她试图说服自己，至少从道德层面来说，我还是“循规蹈矩”的。公众的流言摧毁了她的幻觉，不过在那个特殊阶段，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她在经济上依赖我，每一个实际决定都要征询我的意见。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可以说成了她的“儿子”，确实如此。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成了一个著名作家。这些情况多多少少为我离经叛道的生活找到了借口，事情被弱化到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上：自由关系，没有合法婚姻那么虔诚。她常常震惊于我书中的描写，但也会因为这些书的成功而面上有光。不过，通过给予我她所谓的权威，她的病态也加重了。于我而言，避开所有的争论都是徒劳的，或许正因为我回避了，她感到我正在评价她。普佩特，这个“小宝贝”并没有受到我那样的尊敬，在妈妈眼中并不突出，也没有继承她的顽固，她们的关系就更自在一些。我的回忆录《端方淑女》出版之后，普佩特给了她所有可能的安慰。而我只送了一束鲜花，并做了简短的道歉——这个举动让她既感动又惊讶。有一天她告诉我：“父母并不理解他们的孩子，但这是相互的……”我们谈了那些相互之间的不理解，不过也只是泛泛而谈。而且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聊过这个问题。我敲门，听见一些轻微的哼唧声，她拖着拖鞋在地板上走过的声音，另一声叹息，我对自己保证，这一次我可以找到共通的话题。可才过了五分钟，游戏就输掉了：我们之间的共同兴趣实在是太少了！我翻了翻她的书，没有一本跟我的一样。我让她说话，自己倾听和评论。不过，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她使人不悦的话比别人说出来更让我烦恼。我像我二十岁时那样严苛，那时候她（以她固有的笨拙）试着继续维持一种亲密的关系：“我知道你认为我不聪明，不过你的活力仍然来自我。这样一想我还是很开心的。”我本应该开心地承认我的活力是来源于她，但她说的话让我心寒，所以我们彼此都让对方不满意。当她紧紧地盯着我说“你吓到我了”的时候，这就是她的全部意思。

我穿上了妹妹的睡衣，躺在妈妈床边的沙发上——同她一样，我也忧虑重重。妈妈把百叶窗拉下来了，随着夜幕降临，房间变得昏暗凄凉，只有一盏床头灯亮着。我觉得这种昏暗的气氛加重了死亡的神秘味道。其实，那晚我睡得很香，后来的三天也是如此，比在家里睡得好，因为不用担心电话铃会响：我就在那里，什么都不想。

妈妈没有做噩梦。第一晚她常常醒来要水喝；第二晚，她的尾椎骨很痛，库尔诺小姐让她朝右侧躺着，但她的胳膊饱受折磨。于是他们把她放到一个圆形的橡胶垫上以缓解疼痛，不过这样做也可能伤及她臀部的皮肤，那里非常脆弱，已经青了。星期五和星期六她睡得都非常好。感谢安定，星期四以后她又恢复了信心。她不再问：“你觉得我能熬过来吗？”而是问：“你觉得我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吗？”“啊，今天我可以看到你了！”她高兴地对我说，“昨天我完全看不到你。”第二天，让娜从利穆赞来了，发现妈妈的状况没有她想的那么糟糕。她们一起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当她周六早上又和尚塔尔一起过来的时候，妈妈愉快地对她们说：“唔，我的葬礼又不在明天！我会长命百岁——直到他们不得不把我拉下去。”P医生很困惑。“我们实在无法预测她的情况：她充满了活力。”我把他的后半句话告诉了妈妈。“是啊，我精力充沛。”她高兴地说。她也有点惊讶：她的肠道先前已经停止运作，可医生们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重要的是它们已经开始工作，这说明它们还没有完全罢工。医生们现在挺高兴。”“他们高兴是最重要的。”

周六晚上，我们在睡前聊了一会儿。“非常奇怪啊，”她说的话像做梦一样，“当我想到勒布隆小姐，我会看见她出现在我的公寓里，变成了一个浮肿的傀儡玩偶，没有胳膊，就像在干洗店看到的那些东西。P医生变成了一卷黑色的纸，贴在我的胃部。看到他在我的皮肤和骨头上，真的好奇怪。”我对她说：“你看，你已经习惯我了。我不再吓到你了吧？”“当然不会。”“可是你之前说我吓到你了。”“我说了吗？那是胡说八道吧！”

我也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我每天晚上八点到那里，普佩特告诉我白天的情况。N医生会过来一下。库尔诺小姐出现，她给妈妈换衣服的时候我就去大厅里看书。一天中有四次，一个满载绷带、纱布、麻线、棉花、橡皮膏、铁罐、盆、剪刀的小桌子会被推到病房里来。推车走的时候，我会故意看向外面。库尔诺小姐和一个她认识的护士帮妈妈洗澡，然后安排她休息。我躺到床上。她会给妈妈打上好几针，然后出去喝咖啡，那时候我会在床头灯下读书。她回来后，就坐在门边，门留个缝，微弱的光从走廊透过来，她借着光读书或者织毛线。电动床垫发出微微振动的声音。我就此入眠。早上七点是起床的时间。包扎伤口的时候我把脸转过去，对着墙。我运气很好，感冒了，鼻子堵住了。普佩特很受不了那个味道，而我除了我在妈妈的额头和脸颊上拍的古龙水之外什么也闻不到。这个古龙水甜得发腻，让我恶心——我再也不会用这个牌子的香水了。

库尔诺小姐走后，我就开始梳洗，吃早饭。我给妈妈吃一种白色的药片，她说这个很难吃，不过可以帮助消化。然后，我一勺一勺地喂她喝茶，茶里搓了一些碎饼干。女仆过来打扫除尘。我浇花，把它们摆放整齐。电话经常响起，我跑到大厅里去接。我会把身后的门关上，因为我不确定妈妈能不能听见，所以说话很小心。我告诉她：“雷蒙夫人问我你的股骨怎么样了。”她哈哈大笑：“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护士经常来叫我，因为妈妈的亲戚朋友们要来看望她。她一般不太有精力见他们，但会很开心他们在关心她。包扎换药的时候我会出去，然后我服侍她吃午饭——她嚼不动了，只能吃一些蔬菜泥、稀粥、剁碎的精肉、炖烂的水果、奶油蛋羹——她强迫自己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光：“我必须把自己喂饱。”每餐之间，她还会小口啜饮一种混合鲜果汁：“这里面富含维生素，对我很好。”普佩特两点钟过来。妈妈说：“我很喜欢这个日程安排。”有天她不无遗憾地对我们说：“多傻啊！第一次你们俩都陪在我身边，我却生病了！”

我比之前在布拉格的时候更镇定了。母亲只剩下了一口气。世界变得只有她的房间那么小。当我坐出租车穿过巴黎街头，我之所见无非是一群临时演员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我真正的生活是在她的身边，我只剩下一个目标——保护她。晚上，最细微的声音——库尔诺小姐翻报纸窸窸窣窣的声音，电动机的咕噜声对我来说也很响。白天我只穿着袜子走动。楼梯和天花板上来来去去的声响吵得我心烦意乱。上午十一点到中午，摆满了叮当作响的金属托盘、罐头和碗的滚轮桌被推到走廊里，这些声音都让我感到可耻。每当一个缺心眼的护士把正在打盹儿的妈妈吵醒，问她第二天想吃什么——炒兔肉还是烤鸡的时候，我非常愤怒。然后到了午餐时间，吃的又是让人倒胃口的碎肉菜，而不是说好的东西。我和妈妈有着共同的倾向：我们都对库尔诺小姐、洛朗小姐还有叫马丁和帕朗的姑娘深表同情。我们都觉得贡特朗夫人话太多了：“她跟我说她请了一个下午的假给她女儿买鞋子，这对我有什么意义？”

我们不再喜欢这家医院。那些保持微笑、勤勤恳恳的护士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报酬很低，待遇也很差。库尔诺小姐自己带咖啡来喝，除了热水，医院什么都不提供给她。夜班护士没有地方洗澡，熬了一个晚上连个可以洗漱一下的洗手间都没有。库尔诺小姐有天非常难过地告诉我们她和护士长的冲突。某个早上护士长批评她穿棕色的鞋子：“不能穿带跟的鞋子。而且鞋必须是白色的。”库尔诺小姐看起来筋疲力尽。“别一大早就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护士长叫道。接下来的两天里，妈妈愤怒地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她很高兴能力挺某一方。有天晚上，库尔诺小姐的朋友哭着来到房里，因为她的病人不和她说话了。这些女孩的职业让她们离悲剧很近，不过这并不代表她们能自如地应对个人生活中的小冲突。

“我觉得自己也变成老人了。”普佩特说。我呢，无动于衷地忍受着愚蠢的对话和老套的玩笑：“你好好耍了B教授一把！”“你戴着墨镜的样子就像葛丽泰·嘉宝！”不过话在我嘴里变了味。我有种无论到哪里都在演戏的感觉。当我和一个老朋友聊她快搬家的事情，我充满激情的话语显得特别虚伪。当我诚恳地对一个餐馆经理说“特别好”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说了一个圆滑的谎。在其他时候，似乎是外部世界在演戏。我把一家旅馆看作了医院，把旅馆服务员当作了护士，对餐馆女招待也是如此——她们在让我接受饮食治疗。我用新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对隐藏在他们衣服下面的复杂的管道系统感到着迷。有时我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升降泵，或一串囊肿和内脏。

普佩特很紧张。我的血压升高，满脸通红。尤其让我们感到痛苦的，是妈妈在死亡边缘的挣扎、恢复，我们自己又矛盾重重。在这场病痛和死亡的角逐中，我们热切地希望死亡是先到来的那一个。妈妈睡觉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生气，我们会焦灼地盯着那件白色的睡衣，捕捉她系着怀表的黑色丝带上所传来的微弱的动静，对最后一次痉挛的恐惧让我们紧张不安。

星期天下午我离开的时候，她看上去还挺好的。星期一早上她瘦骨嶙峋的样子使我恐惧。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在她的皮肤和骨头之间，那些神秘的东西正在一大群一大群地吞噬着她的细胞。晚上十点钟，普佩特悄悄递给护士一张纸：“我应该打电话给我姐姐吗？”护士摇了摇头，妈妈的心脏情况比较稳定。但是新的不幸又来了。贡特朗夫人给我看了妈妈的右半边，打进去的吊水从她皮肤上的破口处淌了出来，床单都浸湿了。她尿不出来了，身体肿胀。她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茫然地动了动浮肿的手指。“这是因为你一直都静止不动的缘故。”我告诉她。

打了安定和吗啡之后，她感到很疲惫，但她坦然以对：“有一天我觉得我已经好了，但你妹妹说我之后还会觉得累的。所以我知道这样是正常的。”她与圣昂热夫人见了一会儿，告诉她：“我现在非常好！”她一笑，牙床就露出来了，那已经是骷髅般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了。与此同时，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几分天真的狂热。吃过东西后她有些不舒服。我一遍遍呼叫护士。我的愿望实现了。她奄奄一息，而我惊慌失措。吃了一片药后，她醒了过来。

夜里，我想象着她死了，心潮起伏。“局部有所好转。”早上，普佩特告诉我，我一直很沮丧。妈妈的状况非常好，还读了几页西姆农的书，但晚上她又痛得很厉害：“我浑身都痛！”他们给她注射了吗啡。到了白天，她睁开了眼睛，失神而呆滞。我想：“这就是最后的时刻了。”她又睡着了。我问N医生：“一切都结束了吗？”“噢，不！”他半是遗憾，半是得意地说，“她恢复得可好了。”这么说，她要被疼痛折磨至死吗？“把我干掉。把我的左轮手枪给我。可怜可怜我。”她说：“我浑身都痛。”她肿胀的手指不安地移动着，信心逐渐消逝。“这些医生开始让我生气了。他们总是告诉我说我在好起来，我却觉得我的身体更糟了。”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垂死的老女人了。当我们在黑暗中交谈，我觉得自己过往的不快得到了缓解：我在重续青春期时被打断的对话，我们之间的分歧和相似妨碍了我们再将它拾起。往日的柔情我以为已完全消失，现在却复活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简单的言语和行为。

我看着她。她就在那里，在场，清醒，却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一无所知。不知道身体里发生的什么是正常的。然而对她来说，身体的外部也无法知晓——受伤的腹部，瘘管，从中流出的污物。她皮肤发青，液体从伤口中渗出，她无法用她几近麻痹的双手摸索自己的身体。他们给她治疗和包扎伤口时，她的头只得后仰。她没有再要过镜子：她垂死的面庞不再为她而存在。她休息、做梦，远离她腐败的肉身，耳朵里充满了我们的谎言。她整个人充满激情地专注于一个希望：康复。我想避免毫无意义的痛苦：“你不必吃这种药。”“还是吃了比较好。”然后她一口吞下了这种灰乎乎的液体。她觉得吞咽困难。“别强迫自己吃，这么多够了，别再吃了。”“你这么想吗？”她看着盘子，犹豫不决：“再给我一点吧。”最后，我偷偷把盘子拿走了。“你都吃干净啦。”我告诉她。她强迫自己下午吞一些酸奶，还经常要求喝果汁。她一点一点、慢慢地移动胳膊，小心翼翼地把手抬起来，握成杯状，摸索着抓住我拿着的玻璃杯子，通过小吸管，吸取其中有益的维生素，如同一个食尸鬼用嘴巴贪婪地吮吸生命。

消瘦的脸庞使她的眼睛显得很大。她把眼睛张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她竭尽全力地从地狱里挣脱，浮出光线昏暗的湖。她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就像她才学会看东西似的。“我看到你了！”每次她都赢了黑暗。通过目光，她紧紧地抓住了世界，指甲死命地揪住床单，好让自己不被吞没。“我要活！我要活！”

那个星期三的夜晚，我坐出租车离开医院时，感到很孤独。我对路过的时尚街区了如指掌：兰蔻、侯比甘、爱马仕、浪凡。红灯常常会让我在皮尔·卡丹的门口停下，看到里面的毡帽、背心、绸巾、鞋子、靴子——是多么优雅，又是多么可笑。再往前去就能看见一些漂亮的毛绒睡衣，色彩很柔和。我思忖：“我要给她买一件，换掉那件红睡袍。”香水、皮草、内衣、珠宝——一个骄傲奢侈的世界，死亡在这里并无立足之地。然而它就在那里，暗藏在这栋建筑之后，在诊所、医院、病房的灰色秘密之中。于我而言，这就是唯一的真理。

星期四，一如往常，妈妈的脸色让我害怕。相比昨天，她的模样又衰败了些。不过她还可以看见东西。她打量着我：“你的头发是棕色的。”“是，你一直知道啊。”“你和你妹妹都有一大绺白发，所以我可以抓住，不会摔倒。”她动了动手指：“它们消肿了，是不是？”然后又睡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她醒了，告诉我：“每当我看到一个白色的大袖口，我就知道我要醒过来了。我睡觉的时候，穿着衬裙。”她产生了什么样的幻觉，什么样的记忆？她的生活是向外部世界开放的，看到她突然迷失于自身，我感到很害怕。她再也不喜欢东拉西扯了。那天她的一个朋友，沃捷小姐，给她讲了一个清洁女工的八卦，讲得活灵活现。我很快就把她打发走了，因为妈妈都把眼睛闭起来了。我回来之后，妈妈说：“不应该对生病的人讲这类故事，他们不会感兴趣。”

那晚我待在她旁边。她害怕疼痛，也害怕做噩梦。N医生进来之后，她求他：“给我打一针（吗啡），尽量多打点。”她还模仿护士插针头的那个动作。“哈哈，你要变成瘾君子了！”N医生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说道：“我可以给你提供大量的吗啡，以很便宜的价格。”他收起表情，以严厉的口吻说，“一个自重的医生在两个方面不会妥协：毒品和堕胎。”

星期五过得波澜不惊。星期六，妈妈睡了一整天。“太好了，”普佩特对她说，“你休息得很好。”“我今天没有活好。”妈妈叹了一口气。

对于一个如此热爱生活的人来说，死亡，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她还能拖两三个月。”那晚，医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好好规划一下，妈妈得习惯好几个小时见不到我们了。我妹夫前一天来了巴黎，所以我妹妹决定那晚让妈妈单独和库尔诺小姐待在一起，她第二天早上过来。玛尔特下午两点半来，而我要到下午五点钟再来。

五点的时候，我推开了门。窗帘放下来了，房间里黑乎乎的。玛尔特握着她的手，妈妈朝右边侧卧着，看上去很可怜，一副很疲倦的样子。她左边屁股上的褥疮全都破了，像这么躺着会舒服点，但这个姿势也很累。她等普佩特和利昂内尔一直到十一点，很痛苦的等待，因为护士忘记把呼叫铃的线钉扣在她床单上了，她够不到按钮，也就没法呼叫任何人。她的好友塔迪厄夫人来看过她，但妈妈还是对我妹妹说：“你把我留给了一群畜生。”（她讨厌星期天的护士们）后来她恢复了点精神，逗利昂内尔说：“你希望赶紧摆脱你的丈母娘吧？喂！现在还不是时候。”午饭之后，她单独待了一个小时，折磨人的焦虑感又向她袭来。她急躁地对我说：“别让我一个人待着，我还很虚弱。我不能被丢给那些畜生！”“我们不会再把你丢下了。”

玛尔特走了。妈妈打了个盹儿，又惊醒了——她右边的屁股疼。贡特朗夫人帮她换了个姿势。妈妈还在抱怨，我想再按一次铃。“没用的。来的还会是贡特朗夫人。她不懂的。”妈妈的痛苦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由确切的器官上的病变引起的。不过，帕朗小姐或者马丁小姐的抚慰能让她的痛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而贡特朗夫人做同样的事情却不会使她感到更加轻松。但不管怎样，她又睡着了。六点半，她喝了几口汤，吃了一点奶油蛋羹，心情还不错。她后来又突然大叫了起来，因为左边的屁股火辣辣地痛。这一点也不奇怪。她赤裸的身躯浸泡在尿酸中，那是从她的皮肤里渗出来的，护士给她换吸水被单时都被灼伤了手指。我惊慌失措，一遍又一遍地按铃。那段时间太难熬了！我握着妈妈的手，抚摸她的额头，滔滔不绝地说话：“他们会给你打针的，你就不会疼了。就等一分钟。只要一分钟。”她紧张至极，几乎要大叫出来，不断喃喃呻吟道：“它烧得好疼，好可怕，我受不了了。我没法忍受了。”然后，她又抽抽搭搭地说：“我太惨了。”孩子般的声音让我心酸。她是多么孤独啊！我触摸她，与她交谈，却不能分担她的痛苦。她心脏狂跳，眼睛上翻，我想：“她要死了。”她呢喃：“我要晕过去了。”最后，贡特朗夫人给她打了一针吗啡。没有用。我又按铃。我特别害怕这种疼痛会在早上发作，那个时间段没有人陪在妈妈身边，她也没法叫人——不能离开她一分钟。这次护士给她打了安定，换了吸水床单，在她的伤口上抹了药膏，抹完她们手上都闪烁着金属的光泽。灼痛消失了，虽然它只持续了十五分钟，却像永恒般漫长。她尖叫了几个小时。“这太傻了，”妈妈说，“这太傻了。”是啊，傻得让人流泪。我再也不能理解那些医生，甚至也不能理解我妹妹和我自己。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能为那些毫无意义的折磨辩护。

星期一上午，我和普佩特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死亡在迫近。浮肿没有消退，腹部伤口无法愈合。医生告诉护士，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她注射镇静剂了。

下午两点，我发现妹妹站在114号房间外面，有点失控。她对马丁小姐说：“别让妈妈像昨天那样受苦。”“可是夫人，如果我们现在仅仅因为褥疮就给她打很多止痛药，如果她再像昨天那样痛起来，吗啡就不灵了。”在我们的询问下，她解释说，一般来说，在类似的情况中，病人会死于极度的疼痛。可怜可怜我。干掉我吧。所以P医生撒谎了？找一把左轮手枪，杀死她，勒死她。浪漫主义的空想。但我也无法想象要听妈妈惨叫好几个小时。“我们去和P医生谈谈。”他来了，我们抓住他：“你答应不让她受苦的。”“她不会受苦的。”他说如果我们想不惜代价地延长她的生命，就会再折磨她一个星期，就需要再做一次手术，还会进行输血和复苏注射。是啊。早上甚至连N医生都对普佩特说：“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们就会付出全部努力。但如果现在还去试着延长她的生命就无异于虐待了。”不过，这种放弃对我们而言还远远不够。我们问P医生：“吗啡可以缓解这么大的痛苦吗？”“她会得到她所需要的剂量。”

他说得很肯定，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逐渐平静下来。他走到妈妈的病房，给她重新包扎。“她睡了。”我们告诉他。“她不会知道我在这儿的。”确实，他走的时候，她还在睡着。想到她前一天的遭遇，我对普佩特说：“我们不能让她在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孤单一人。”妹妹打开门，突然又转向我，面色煞白。她瘫倒在长凳上，哭哭啼啼地说：“我看到她的肚子了！”我去给她找了一些安定。P医生回来的时候，她向他说：“我看到她的肚子了！太可怕了！”“不，这挺正常的。”他有点尴尬地回答道。普佩特对我说：“她在活活腐烂。”我无言以对。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坐到妈妈的床边，要不是黑色的缎带在阅读灯的映照下轻轻飘动，我会以为她已经死了。六点钟，她睁开了眼睛。“现在是几点？我搞不清楚。已经晚上了吗？”“你睡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睡了四十八个小时！”“噢，不。”我帮她回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她看向窗外的夜色和闪烁的霓虹灯，又说了一遍：“我搞不清楚。”语气里隐隐有些生气。我告诉她谁来拜访了她，谁给她打过电话。“对我来说都一样。”她说。她试探着问我：“我听到医生说话了，他们在说‘她一定是在镇静剂的作用下深度昏迷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大意。我解释说没有必要让她像昨天那样受苦了。他们打算让她多睡一睡，直到褥疮愈合。“是啊，”她语带责备地说，“但是我的时间就没了。”

“今天我没活好。”“我的时间没了。”对她来说，每一天都是无法取代的。她要死了。她自己毫不知情，而我却了然于心。以她的名义，我反抗这一切。

她喝了几口汤，我们等着普佩特。“在这儿睡她很累。”妈妈说。“还好吧。”我说。她叹气道：“我无所谓。”她想了一会儿，又说：“让我担心的是，我现在什么都无所谓。”睡觉之前，她又狐疑地问我：“他们能把人变笨吗？”这是一种抗议？我觉得更可能的情况是她想得到我的安慰——她的迟钝是由药物引起的，而不是因为病情恶化。

库尔诺小姐进来的时候，妈妈已经睁开了眼睛，转着眼珠，正在适应周围的环境。她神情严肃地盯着护士，甚至比一个发现了世界的婴儿还要专注。“你……你是谁？”“我是库尔诺小姐。”“这时候你怎么会在这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我又跟她说了一遍。她睁大双眼，又问了库尔诺小姐：“为什么你在这里？”“您知道，我每天晚上都在您身边。”“哼！这个想法真奇怪。”妈妈嗔怪道。我准备走了。“你要走了？”“我走了你会不会不高兴？”她又重复了那句话：“我无所谓。我对一切都无所谓了。”

我没有立刻就走。白班护士说妈妈可能撑不过晚上。她的脉搏从48跳到了100，十点钟的时候又恢复了平稳。普佩特躺下来，我回家了。我现在肯定P医生并没有骗我们。妈妈会在一两天内去世，但不会太痛苦。

她醒来时，头脑清醒。她一痛，他们就给她打镇静剂。我三点钟到，她还在睡觉，尚塔尔坐在她的旁边。“可怜的尚塔尔，”她过了一会儿对我说，“她很忙，我占用了她很多时间。”“但是她喜欢过来，她太喜欢你了。”

妈妈陷入了沉思。然后悲伤地说：“我吗，我都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什么人了。”我记得她骄傲地说过：“大家都喜欢我，因为我让人愉快。”可渐渐地，许多人都让她感到疲倦，她的心已经麻木了，疲倦让她失去了所有的东西。然而，她最动情的话也不如这句漠不关心的话更打动我。之前，陈词滥调和条条框框遮掩了她真实的感受。我通过感情缺席留下的冷淡来感受其中的温暖。

她睡着了，呼吸声悄不可闻，我想：要是这呼吸就这样没了多好，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不过那黑色的缎带仍然起起伏伏，那一刻并不会轻松到来。五点钟，我根据她的要求唤醒了她，给她喝酸奶。“你妹妹希望我喝的，这对我有好处。”她喝了两三勺，我想到某些地方有把食物放在死者坟墓前的传统。我拈了一朵玫瑰给她嗅闻，是卡特琳前一天送来的：“是梅里尼亚克最后的玫瑰。”她只是失神地扫了一眼，就又陷入了睡眠。屁股上燎烧般的疼痛让她醒了过来。打吗啡——毫无作用。我像两天前那样握着她的手：“再等一分多钟，吗啡一会儿就起效了。再等一分钟就可以了。”“这是酷刑。”她说，语调波澜不惊，她太虚弱了，连抗议的力气都没有。我又按了铃，坚持要再给她打一剂吗啡，帕朗姑娘铺了床，把妈妈移动了一下。她又睡着了，手像死人一般冷。护工嘟嘟囔囔，因为我把她六点钟端来的晚饭退了回去，医院的例行程序不可更改，在那儿临终和死亡都很平常。七点半，妈妈对我说：“啊！现在我感觉很好。真的很好。我很久都没感觉这么好过了。”让娜的姐姐来了，她帮我喂了她一些汤水，还有加奶的咖啡。很难，因为她会咳嗽，很容易呛到。普佩特和库尔诺小姐建议我走。今晚很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而我在那里会让妈妈起疑。我吻了吻她，她报以丑陋的微笑：“我很高兴，让你看到我的状态这么好。”

我夜里十二点半睡的觉，睡前吞了一些安眠药。电话响了，我醒过来。“再过几分钟，玛塞尔就会开车来接你。”玛塞尔是利昂内尔的表妹，她载着我在空无一人的巴黎街头飞驰。在尚佩雷门旁边一家亮着红灯的小饭馆，我们在吧台前喝了一杯咖啡。普佩特到医院的花园里来找我们。“她走了。”我们一起上楼。这情景在意料之中，又让人难以想象，那具尸体就躺在床上，躺在妈妈原来的位置。她的手很冰，额头也是。这仍然是妈妈，但她永远都不在了。她的下巴缠着绷带，好把毫无生气的脸固定住。妹妹想回布洛梅街取几件衣服。“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好像都这么做。”“我们不这么做。”我无法接受给妈妈穿上裙子和鞋子，就像她要出门参加晚宴。我觉得她也不希望我们这么做——她以前常说，她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皮囊要如何处理。“就给她穿上她的长睡裙。”我对库尔诺小姐说。“她的结婚戒指怎么办？”普佩特问，从桌子的抽屉里把它拿了出来。我们给她戴在手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这只小小的金色圆环在这个世界上再无容身之地了。

普佩特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望了一眼那个已经不是妈妈的“东西”之后，我很快就把她拉走了。我们在多姆咖啡馆同玛塞尔一起喝咖啡。她告诉我我走之后发生的事情。

九点钟，N医生走出房间，怒气冲冲地说：“另一个创口夹也掉了。我们为她做了这么多，结果还是这样，真让人恼火。”他走了，留下我妹妹目瞪口呆。妈妈双手冰冷，却还在抱怨热死了，呼吸也困难。打了一针后她睡着了。普佩特脱了衣服，上床读侦探小说。到了午夜，妈妈动了动身子。普佩特和护士走到她床前。她睁开了眼睛：“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担心？我很好啊。”“因为你做了一个噩梦。”库尔诺小姐整理被子的时候摸了摸妈妈的双脚，已像死人的脚一样冰冷。我妹妹纠结要不要打电话给我。不过晚上那个点，我的出现会吓到妈妈，她的神志还是很清楚的。普佩特回到了床上。半夜一点，妈妈又动了。她用顽皮的语调哼唱一首爸爸以前经常唱的歌：“你要走啦，你要离开我们了。”普佩特叫道：“不，我不要离开你。”妈妈回以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她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又一次注射之后，她含含糊糊地低声道：“必须……保留……衣橱。”“保留衣橱（l’armoire）？”“不，”妈妈说，“死亡（La Mort）。”她强调了“死亡”这个词，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想死。”“可你现在已经好多啦！”之后，她说起胡话来，“希望还能有时间介绍我的书……她愿照料谁就照料谁。”我妹妹赶紧穿好衣服：妈妈快失去意识了。突然，她叫道：“我喘不过气来！”她的嘴张大了，眼睛也睁大了，在那张苍白的脸上显得巨大无比。一阵抽搐过后，她陷入了昏迷。“去打电话。”库尔诺小姐说。普佩特打电话给我，我没有接。接线员持续拨了半个小时我才醒。与此同时，普佩特回去看妈妈——已经不在了。她的心狂跳不止，呼吸沉重，坐在那儿，茫然地看着周围。一切都结束了。“医生说她会像蜡烛一样燃尽。不是这样的，一点也不是那样的。”妹妹抽泣着说。“可是，夫人，”护士回答道，“我向您保证，她走得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