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者：热衷于已有罪恶的政治家，与希望用其他罪恶代替已有罪恶的自由派不同。

——安布罗斯·比尔斯，《魔鬼辞典》

被撤稿的文章

2002年4月，《美国政治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人格特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该报告由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研究人员撰写，他们研究了政治信仰与人格特质之间的联系。他们发现两者是相关的，这种联系可以归因于基因。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注意到某些个性特征与自由主义者有关，而另一些则与保守主义者有关。

他们对一组人格特征（精神病医生称之为“人格群组”）特别感兴趣，用P表示。作者指出，P分低的人更有可能具有“利他主义、善于社交、有同理心和传统”的特质。相比之下，P分高的人则更“善于操控、思想强硬和讲究实用主义”，并表现出“爱冒险、追求刺激、易冲动和权威主义”等特质。他们的结论是：“因此，我们预期更高的P分与更保守的政治态度有关。”

他们的发现与他们的预测相当吻合。他们说，这种刻板印象是真的：保守派易冲动行事和独裁，而自由派则倾向于乐于社交和慷慨大方。但在科学领域，你的发现完全吻合你所期望的结果，可能是个危险信号。2016年1月，在原始报告发表14年后，该期刊发表了一篇撤稿声明：

在《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人格特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发表版本中存在一个错误，作者对此表示抱歉。（原文中的）解释……完全反了。

有人把标签弄反了，事实上他们所报告的结论正好是反的。在他们的研究中，善于操控、思想强硬和追求实用主义的，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者。而利他主义、善于社交、有同理心和传统的则是保守主义者。许多人对这种结论表示惊讶。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项研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发现了什么，以及它与多巴胺系统的关系，就会明白，修正后的结果肯定比最初的发现讲得通。原本的结果被广泛报道，但完全弄反了方向。

人格测量的局限性

进步主义者憧憬美好未来

这项研究最终将以下这些特征与自由主义者相关联：爱冒险、追求刺激、易冲动和权威主义，这些恰好也是多巴胺升高的特征[事实上，来自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一组科学家发现，与得分较低的人相比，P得分高的人大脑中多巴胺受体聚集得更紧密。密集的受体堆叠导致更强的多巴胺信号，进而导致个性特征的出现。P代表的是精神质（psychoticism），这也说明了这种联系。高P值是精神分裂症发展的危险因素。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有可能成为精神病患者，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高度创造性的人有共同点，其中有人有时也会掉进精神病的行列。]。但是多巴胺能的人真的倾向于支持自由主义政策吗？看起来答案是肯定的。自由主义者经常把自己称为“进步的”，这个词意味着不断的提升。进步主义者总是会拥抱变革。他们设想未来会更美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认为技术和公共政策的正确结合可以消除人类境况的根本问题，如贫穷、无知和战争。进步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利用多巴胺想象了一个比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更好的世界。进步主义是一个向前的箭头。

“保守”这个词则意味着要保持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的宝贵遗产。保守主义者常常对变革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喜欢那些总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进而推动文明进程的专家，即使这些倡议也满足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例如要求摩托车驾驶员戴头盔，或者促进健康饮食。保守派不信任进步派的理想主义，认为他们要建立一个完美乌托邦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反而可能导致极权主义，使得精英统治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与进步主义之箭不同，保守主义更适合用圆圈来表示。

《纽约时报》杂志前首席政治记者马特·白（Matt Bai）在无意中认识到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多巴胺差异，他写道：“民主党因为体现了现代化而抢占先机。只有当自由主义代表政府的改革，而不仅仅是维护政府时，自由主义才会取得胜利。……美国人不需要民主党也去怀旧和复兴，他们已经有共和党人做这些了。”

通过观察特定人群，多巴胺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证明。多巴胺能的人往往富有创造力，他们也能很好地处理抽象概念。他们喜欢追求新奇事物，对现状普遍不满。有没有证据表明这类人在政治上更可能属于自由派？硅谷的初创公司吸引的正是这种类型的人：有创造力，理想主义，擅长抽象思维，如工程、数学和设计。他们是反叛者，不断寻求变革，甚至冒着破产的危险。硅谷的企业家以及为他们工作的人，往往极富多巴胺能。他们意志坚强、敢于冒险、追求刺激，与《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修正版文章中的自由主义者的特征相符。

就我们所知，硅谷的政治局势是什么样的呢？一项针对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调查显示，83%的人持进步主义的观点，认为教育可以解决社会上的所有或大部分问题。而在公众中，只有44%的人相信这是真的。创业者比普通公众更希望政府鼓励明智的个人决策。80%的人相信，几乎所有的变化从长远来看都是好的。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超过80%来自顶尖科技公司的员工捐款都给了巴拉克·奥巴马。

从好莱坞到哈佛

多巴胺和自由主义之间关联的另一个例子可以在娱乐业找到。好莱坞是美国创造力的圣地，也是多巴胺能泛滥成灾的地带。每天生活在闪光灯下的名人整日纸醉金迷，他们追求金钱、毒品和性，以及当下流行的一切。他们很容易感到无聊。根据英国智库婚姻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名人的离婚率几乎是普通人的两倍。更糟糕的是，在结婚的第一年，也就是夫妻必须从充满激情的爱情过渡到生活伴侣的时段，新婚名人的离婚率几乎是普通人的6倍。

演员面临的许多问题本质上都是多巴胺能的。2016年对澳大利亚演员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演员工作中有个人成长的感觉和目标感”，但他们极易患上精神疾病。这些参与者面临一些关键的问题，包括“自主性问题、缺乏对环境的掌握、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高度的自我批评”。这些是高多巴胺能的人最难面对的挑战，他们需要感觉到自己能控制周边的环境，但常常难以驾驭复杂的人际关系。

政治方面，自由主义观点主导着好莱坞。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名人们为奥巴马总统的连任竞选捐款达80万美元，而给共和党挑战者米特·罗姆尼的捐款仅为7.6万美元。由政治响应中心运营的旨在追踪政治资金和竞选财务记录的网站opensecrets.org发布报告说，在同一个选举周期内，在美国七大传媒公司工作的人向民主党捐款的数额是向共和党捐款的6倍。

接下来是学术界，这里是多巴胺的殿堂。学者们被认为生活在象牙塔里，而不是土屋陋舍之中。他们献身于非物质、抽象的思想世界，而且立场非常倾向于自由主义。在学术界，你找到共产主义者的可能性都大于保守主义者。《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只有2%的英语系教授是共和党人，而18%的社会学家则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大学校园里，强制所有人接受自由主义正统思想的情况比在任何其他环境下都更为普遍。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告诉《大西洋月刊》的一名记者，他不会在大学校园里表演，因为观众太容易被不符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言论冒犯。杰瑞·宋飞在一次电台采访中也说，有些喜剧演员告诉他不要离大学太近。他被警告说：“他们太政治正确了。”

自由主义者更聪明吗？

如果你能在学术界立足，你的智商通常不会低，但高智商是否会延伸到普通的自由主义者，也即更可能拥有高活性多巴胺系统的人身上呢？可能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测量智力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测试多巴胺控制回路操纵抽象想法的能力。

为了探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谁的智力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科学家金泽聪（Satoshi Kanazawa）对一组高中时曾测试过智商的男女进行了评估。他们将这些分数按政治意识形态平均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自认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成年人的智商测试得分高于自认为“自由主义者”的成年人，自由主义者的得分高于自称为中间派的人，而自认为中间派的人的得分高于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的得分又高于自称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的人。总平均分为100分，其中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平均智商为106，而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平均智商为95。

宗教信仰方面呈现出一个较小但相似的趋势。无神论者的平均智商为103，而坚定的信徒的平均智商为97。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智商都是平均值。在更大的群体中，保守主义者里也有超级聪明的，自由主义者里也有智商一般的。此外，群体间的总体差异很小。“正常”范围是90到109，110以上为“高智商”，140以上则为“天才”。

心理灵活性，即一个人针对环境变化而改变行为的能力，也是衡量智力的一个因素。为了评估心理灵活性，纽约大学的研究者们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要求被试者在看到字母W时按下按钮，当他们看到字母M时，则不要按下。被试者必须快速思考，当字母显示出来时，他们只有半秒钟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按下按钮。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困难，研究人员有时会改变规则：字母M出现的时候按下按钮，字母W出现的时候不按。

保守党人完成这项任务比自由党人更困难，特别是当研究人员先给一系列按下按钮的命令，之后再给不要按按钮的命令的时候。更改命令时，他们很难调整自己的行为。

为了更好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科学家们将电极连接到受试者的头部，这样就可以测量他们的大脑活动。当按按钮的信号出现时，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当不要按按钮的信号出现，参与者只有半秒钟的时间做出决定时，自由主义者立即启动了他们大脑中负责错误检测的部分（包括预期、注意力和动机），而保守主义者则没有。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自由主义者在快速激活神经回路和调整反应以应对新挑战方面做得更好。

什么是智力？

群体趋势与个案差异

自由与保守的对决

保守主义者面临的困难很有可能源于他们DNA中的不同。事实上，总体而言，政治态度似乎会受到基因的影响。除了刚刚讨论过的《美国政治科学杂志》文章外，其他研究也支持多巴胺能人格的遗传倾向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集中研究了多巴胺受体D4的一种编码基因。和大多数基因一样，D4基因有许多变体。具有不同微小变异的基因被称为等位基因。每个人携带的不同等位基因（以及他们的成长环境）都决定了他们的独特个性。

D4基因的一个变体被称为7R，拥有7R变体的人喜欢探求新奇事物。他们对单调的事物的容忍度较低，喜欢追寻新的或不寻常的事物。他们可能易冲动、爱探索、用情不专、易兴奋、急性子、挥霍无度。而生性不爱追求新事物的人更可能表现为爱沉思、不变通、忠诚专一、克制、慢性子、勤俭节约。

研究人员发现，7R等位基因与坚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联系，但前提是一个人生长在各种政治观点并存的环境。必须同时具备基因因素和社会因素，才能发生关联。在新加坡的一个中国汉族大学生样本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关联，这表明7R等位基因与坚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

纳税还是捐赠？

虽然保守主义者平均来说可能缺乏多巴胺能富足的左派人士的一些超凡天分，但他们却可能具有强大的当下系统，比如同理心和利他主义（慈善捐赠），以及建立一夫一妻长期关系的能力。

《慈善纪事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描述了慈善捐赠的左右之分。研究人员利用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根据2012年选举中每个人的投票情况，评估了各州的慈善捐赠情况。[数据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它来自纳税申报表，所以它依赖于逐条列报的35%的纳税人，并且通常情况下是更富有的纳税人。此外，只有大约1/3的慈善捐款被捐给了穷人。根据来自美国的一份2011年的报告，32%的捐赠给了宗教组织，29%的捐助给了教育机构、私人基金会或艺术、文化和环境慈善机构。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报告还是对谁最有可能给别人捐款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概述。]

《慈善纪事报》发现，捐款占收入比例最高的人居住在投票给罗姆尼的州，而捐款占收入比例最低的人居住在投票给奥巴马的州。事实上，捐款比例最高的前16个州都投票给了罗姆尼。按城市分类发现，自由主义城市旧金山和波士顿接近底部，而盐湖城、伯明翰、孟菲斯、纳什维尔和亚特兰大则更慷慨。这些差异与收入无关，穷人、富人和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者都比对应阶层的自由主义者愿意付出更多。

但这些结果并不表示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关心穷人。相反，可能像爱因斯坦一样，自由主义者更愿意关注人类，而不是某个人。自由主义者主张通过法律来帮助穷人。与慈善捐赠相比，立法是一种更为间接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这反映了我们在关注重心方面经常看到的差异：多巴胺能的人对远期的行动和计划更感兴趣，而当下分子水平高的人则倾向于关注近在咫尺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既充当自由派同情的代理人，同时也是施惠者和受惠者之间的缓冲。政府机构提供给穷人资源，而这些机构正是由数百万的个体纳税人集体出资的。

政策和慈善，哪个更好？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们。正如人们所预期的，政策能最大限度地为穷人提供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是多巴胺的最佳选择。2012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为消除贫困花费了大约1万亿美元，平均下来，在每个穷人身上大约花了2万美元。而慈善捐赠仅为3 600亿美元。多巴胺能方法提供的资金是捐赠的近3倍。

但另一方面，帮助的价值不只是这些金钱。非个人的政府援助对当下情绪的影响不同于个人与教会或慈善机构的联系。慈善比法律更灵活，所以它能够更好地关注真实个体的独特需求，而不是抽象定义的群体。为私人慈善机构工作的人会与他们帮助的人密切接触，通常是实际的接触。这种亲密的关系使他们能够了解所帮助的人，并提供个性化的帮助。通过这种方式，慈善机构不仅能提供物质资源，也能给予情感支持，比如帮助身体健全的人就业，或者更普遍地说，向资源匮乏的人表示关心，让他们认为自己被当作独立的个体对待。许多慈善机构强调个人责任和良好的品格，认为这才是最有效的攻坚脱贫的战斗武器。这种方法并不对每个人都起作用，但对某些人来说，它比获得政府津贴更有帮助。

给予者也能从给予中获得情感上的好处。享乐主义悖论指出，自己寻求幸福的人是不会找到幸福的，帮助别人的人才会找到幸福。利他主义与幸福、健康和长寿联系在一起。有证据表明，帮助他人能在细胞水平上延缓衰老。凯斯西储大学生命伦理学系的研究人员认为利他主义的好处可能来源于“更深层次、更积极的社会融合，将注意力从个人问题和专注于自我的焦虑上转移出去，增强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促进更积极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通过纳税无法获得的好处。

如果政策能给穷人提供更多的资源，而慈善机构能增加额外的福利，为什么不两者兼顾呢？问题在于多巴胺和当下神经递质通常是相互对立的，这就产生了非此即彼的问题。支持政府对穷人实施援助（多巴胺能的方式）的人不太可能捐赠（当下分子的方式），反之亦然。

芝加哥大学的综合社会调查项目自1972年以来一直在跟踪美国社会的趋势、态度和行为。调查提出了关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结果显示，强烈反对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再分配的美国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是坚决支持政府行动的人的10倍：前者每年捐赠1 627美元，后者每年捐赠140美元。同样，认为政府在福利上花太多钱的人，比支持政府在福利事业上投入更多经费的人更有可能给街上的人指路、给收银员小费，给无家可归的人食物或钱。几乎每个人都想帮助穷人，但多巴胺占主导的人和当下分子占主导的人帮助穷人的方式不同。多巴胺能的人希望穷人得到更多帮助，而当下分子人格的人希望一对一地提供帮助。

与保守主义者结婚

保守主义者倾向于亲密的个人接触，采取亲力亲为的方式帮助穷人，这也使得他们更有可能建立长期的一夫一妻制关系。《纽约时报》报道说：“在美国蓝州[美国大选时，常用蓝色和红色来显示各州选举的得票分布，蓝色代表支持民主党，红色代表支持共和党。——译者注]的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像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和华盛顿这样的自由主义堡垒度过童年，会使人们结婚的可能性比美国其他地方低10个百分点。”此外，自由主义者结婚后，也更可能不忠于伴侣。

除了慈善捐赠，综合社会调查项目还跟踪调查了美国人的性行为。从1991年开始，他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结婚后有没有和丈夫或妻子以外的人发生过性关系？”在评估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智力之间的关系之后，金泽博士分析了这些数据，试图找出谁最有可能给出肯定的回答。在被认定为保守主义者的人中，有14%的人对配偶不忠。在被认为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的人中，这个数字略微下降到13%。在自由主义者中，有24%的人有过出轨行为，而自称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人中，有26%的人有过出轨行为。研究者在分别分析男性和女性的数据时，也看到了同样的趋势。

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的性生活更少，可能是因为保守主义者更可能处于陪伴关系中，睾酮被催产素和血管升压素抑制。尽管性生活可能不那么频繁，但对双方来说，性生活更有可能以高潮结束。宾厄姆顿大学进化研究所对5 000多名成年人进行的一项名为“美国单身者”的调查显示，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容易在性生活中经历高潮。

提供交友服务的Match.com公司的首席科学顾问海伦·费希尔博士推测，保守主义者总是放弃控制，这是性高潮发生的必要条件。她认为保守主义者之所以有这种能力，原因在于他们有更清晰的价值观，使得放松变得更容易。这依赖于明确的价值观和高潮时去抑制作用之间的联系，但可能不是一种最直接的解释。根据我们对性神经生物学的了解，可能存在更简单的解释。最明显的原因是，人们在信任的关系中更容易放开控制权，而这是高潮发生的必要条件。与追求新奇的多巴胺能的自由主义者相比，这种关系在寻求稳定的当下保守主义者中更为常见。此外，即时享受性的躯体感受，需要内啡肽和内源性大麻素等当下神经递质来抑制多巴胺。在当下系统的活性比多巴胺更强时，这种转变更容易实现。

约会网站OkCupid做了一个关于两性问题的调查，在关于什么样的人重视或不重视性高潮方面，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数据。他们设置的问题是：“性高潮是性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吗？”然后根据政治和职业划分数据。结果表明最有可能回答“不是”的是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

如果你的多巴胺能较高（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往往属于这一群体），性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可能发生在前戏中。它是一种征服。但当一个想象中的欲望对象变成一个真实的人，当希望被占有取代时，多巴胺的作用就结束了。刺激随之消失，而性高潮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最后，保守主义者（当下神经递质含量较高）比自由主义者（多巴胺含量较高）更快乐，这不出所料。盖洛普在2005年至2007年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66%的共和党人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而民主党人的这一比例为53%。61%的共和党人认为自己很幸福，但只有不到一半的民主党人这么说。出于相似的原因，已婚的人比单身的人更快乐，去教堂的人比不去教堂的人更快乐。

不过，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这么简单。尽管婚姻满意度更高、性高潮更可靠、出轨率更低，但红州的夫妇比蓝州的夫妇更容易离婚，消费的色情作品也更多。尽管这些发现似乎违反直觉，但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在文化上更重视宗教组织。红州的夫妇迫于压力要早点儿结婚，他们不太可能在结婚前同居或发生性行为。因此，红州夫妇在结婚前相互了解得较少，这可能会是日后让他们的婚姻不稳固的因素。同样，对婚前性行为的抑制可能导致人们更倾向于利用色情作品来获得性释放。

嬉皮士和福音派

更复杂的是，政党内部组成复杂，其包含的不同群体甚至有些观念是相互冲突的。在共和党人中，有一些拥护小政府的人认为，应该让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不受法律法规的控制。但也有一些政治上活跃的福音派人士希望通过立法使国家变得更美好。一个以崇拜超验实体来定义自己，并强调正义和仁慈等抽象概念的群体，会以富有多巴胺能的方式对待生活，这并不奇怪。他们对持续的道德成长和来世的关注也揭示了他们对未来的关注。他们是右派中的改革论者。

左派中则有一些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嬉皮士，他们常常对技术不满，更喜欢过一种比较原始的生活。他们喜欢当下的经历，而不是追求他们没有的东西。他们是左派中的保守主义者，反对改革的箭头，青睐保守的闭环。

这种复杂性提醒我们，在研究社会趋势时，要谨慎并保持开放的心态。政治和人格特质研究结果的颠倒表明，人们是可能接受原本错误的数据的。更糟糕的是，数据质量总是参差不齐，从对成千上万人的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包含的错误可能比从受严密监督的临床试验中得到的数据错误更多。调查还取决于受访者回答的真实性。保守党人可能比自由党人更不愿意承认婚姻不忠或生活不幸福，这会让综合社会调查结果出现偏差。

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的科学研究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一些关于政治思想的神经科学研究项目在研究了同样的问题后，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果。不过，这些数据总体上支持了一种倾向，即在多巴胺能更强的人群中，政治意识形态趋于改良，而在多巴胺水平较低和当下分子水平较高的人群中，政治意识形态趋于保守。

总的来说，可能是这样的：平均而言，自由主义者更具有前瞻性思维和创造力，他们理智、聪明，但不专一、不易知足。相比之下，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情绪平和，他们可靠、沉稳、传统，不那么聪明，但更快乐。

可靠的非理性选民

尽管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直接投票给自己支持的党派，但其他人的意识形态则比较温和。他们作为独立选民可以接受不同的政见。影响这个群体的意见对于竞选成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神经科学可能为如何说服他们提供了启发。

神经科学影响人的选择的关键在于做决定和行动这一环节，也就是说，取决于欲望多巴胺和控制多巴胺回路的调节。我们在那里权衡选择，做出自认为最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决定。不管是从超市的货架上抓一瓶洗涤剂，还是给一个政治候选人投票，看起来这应该都是控制多巴胺的领域，即提出“什么对我的长期未来最好”这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要征服控制多巴胺，克服所有不可避免的反驳，一张车尾贴或30秒的电视广告是远远不够的。从实际角度来看，这类决定可能不值得做。理性决定是不可靠的，总是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而随时可能被修改。非理性则更持久，欲望多巴胺和当下分子通路都可以被用来引导人们做出非理性的决定。最有效的工具是恐惧、欲望和同情。

恐惧可能是其中最有效的，这就是攻击性竞选广告，即把对方候选人描绘成危险人物的广告，如此受欢迎的原因。恐惧表达了我们最原始的担忧：我能活下去吗？我的孩子们会安全吗？我能保住给我提供生活费用的工作吗？激起恐惧是任何政治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一做法造成了美国人互相仇恨这个不幸的连带效应。

娱乐至死

得而复失的伤害更大

除了挖掘原始需求之外，恐惧起作用的另一个原因是损失厌恶，这意味着损失的痛苦比获得的快乐更强烈。例如，失去20美元的痛苦大于赢得20美元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会拒绝数额巨大的投币赌注（硬币正面朝上会获得一大笔钱，反面朝上则会失去一大笔钱）。事实上，大多数人会拒绝下20美元赌注只有30美元回报的赌局。只有当回报金额是下注金额的两倍，也就是40美元时，大多数人才愿意下注。

数学家会说，当胜算为50%，而且回报大于赌注时，赌博的净收益就是正的，你应该去赌。（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有在下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才有效。赌20美元是合理的，这就是一张电影票的钱，但要是把你要用来交房租的200美元拿去赌，就不理智了。）然而，大多数人会拒绝用20美元的赌注去赢30美元的机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科学家在下注实验中对参与者进行了脑部扫描，他们顺理成章地先观察了多巴胺。他们发现欲望回路中的神经活动在获胜后增加，在失败后则减少，这一如预期。但变化是不对称的，输钱后的下降幅度大于赢钱后的上升幅度。多巴胺回路反映了主观经验：损失效应大于收益效应。

控制这种不平衡的是什么神经通路？是什么放大了损失反应？研究人员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杏仁核，这是一个与当下分子相关的结构，负责处理恐惧和其他负面情绪。每当参与者输掉一次赌注，他们的杏仁核就会兴奋起来，加剧痛苦的感觉。正是当下的情绪导致了对损失的厌恶。当下系统不关心未来，也不关心我们可能得到什么。它只关心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而当这些东西受到威胁时，就会产生恐惧和痛苦的体验。

其他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一个实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一半的人得到了一个咖啡杯，另一半则没有。在分发杯子后，研究人员立即给了参与者一个进行内部交易的机会：用杯子换钱。研究人员让杯子的主人定一个他们能接受的价格，并让杯子的购买者定一个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杯子的主人平均要价5.78美元，而买杯子的人平均出价2.21美元。卖主们不愿放弃他们的杯子，买主不愿意花钱，买卖双方都不愿意放弃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杏仁核在损失厌恶中的重要作用被“自然实验”所证实。自然实验其实就是一些能揭示重要科学知识的疾病或伤害。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通常它们代表的“实验”如果让科学家去做的话将是极不道德的。没有人会要求外科医生打开一个人的头，切除他的杏仁核，但偶尔这种情况会自己发生。在这个案例中，科学家研究了两个患有乌尔巴赫–维特病的患者，这是一种罕见的大脑两侧杏仁核遭到破坏的疾病。这些人下注时，他们对得失的体验是均等的。可见，没有了杏仁核，厌恶损失的情绪就消失了。

在某种程度上，损失厌恶就相当于一个简单的算术题。获得会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只有多巴胺参与其中。可能有收益的未来从多巴胺中得到了+1。它从当下系统中得到0，因为当下系统只关心现在。损失也与未来有关，因此有多巴胺的参与，并得到–1。损失也与当下系统有关，因为它影响到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所以当下系统给出了–1。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是，收益等于+1，损失等于–2，这正是我们通过大脑扫描和赌注实验看到的结果。

恐惧和欲望一样，本质上是关于未来的一个概念，这是属于多巴胺的领域。但是，当下系统通过激活杏仁核加强了损失的痛苦，在我们要决定如何最好地管理风险时，促使我们的判断发生了变化。

追逐利益还是保持现状？

虽然损失厌恶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其程度在群体之间也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多巴胺能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响应有利可图的信息，比如提供更多资源的机会；而当下保守主义者则更倾向于响应保证安全的信息，比如保护已有之物的能力。自由主义者总是支持会带来更美好未来的计划，如补贴教育、城市规划和政府资助的技术倡议。保守主义者则更喜欢维持他们目前生活方式的项目，比如国防开支、关于法律和秩序的倡议，以及对移民的限制。

自由主义者更关注利益，保守主义者更关注威胁，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他们认为这些理由是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得出的合理结论。但那很可能不是真的，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的大脑连接方式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内布拉斯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不同的政治立场挑选了一组志愿者，给他们看唤起欲望或痛苦的图片，同时测量他们被唤起的程度。唤起有时被用来描述性兴奋，但更广泛地说，它衡量的是一个人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有多投入。当一个人感兴趣并投入某件事时，他的心跳会加快一点点，血压会升高一点点，汗腺会分泌出少量的汗液，医生称之为交感神经反应。测量这一反应最常用的方法是在人体上安装电极，并测量电流流动的容易程度。汗液是盐水，它比干燥的皮肤更能导电。一个人越兴奋，电流就越容易流动。

研究人员将电极连接到受试者身上后，给他们看了三张令人痛苦的照片（一只蜘蛛在一个男人的脸上、一个生蛆的伤口，以及一群人和一个男人打架）和三张积极的照片（一个快乐的孩子、一碗水果和一只可爱的兔子）。自由主义者对正面照片的反应更强，保守主义者对负面照片的反应更强。因为研究人员测量的是一种生理反应——出汗，所以这种反应不可能被参与者有意控制。研究测量的是一种比理性选择更基本的东西。

接下来，他们使用眼球跟踪装置来确定志愿者花了多少时间看同时展示的正面图片和负面图片的拼贴图。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他们都花了更多时间去看负面图片。这一结果与普遍存在的损失厌恶现象是一致的。然而，保守主义者关注那些令人恐惧的画面的时间更长，而自由主义者对注意力的分配则更平均一些。两个小组都存在损失厌恶的情况，但保守主义者更为明显。

变得“保守”的方法

保守主义和威胁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关注威胁。同时，不论是哪种政治倾向的人，他们在感受到威胁时都会变得更加保守。众所周知，恐怖袭击提高了保守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但即使是很小的威胁（小到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一种威胁），也会让人们更倾向于右派。

为了测试轻微的威胁和保守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在一所大学校园里找到一群学生，让他们填写一份关于他们政治立场的调查。他们在一半的参与者旁边放了一瓶免洗洗手液，这是对感染风险的一种提醒；另一半则被带到另一个区域。研究发现，旁边有洗手液的一组参与者在道德、社会和财政方面的保守程度更高。同样的结果也发生在另一项研究的一组学生中，他们被要求坐在电脑前，并在回答调查问题之前使用杀菌洗手液。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大选一般在流感季节举行，而触摸屏投票机能够传播病菌。因此，你经常可以在投票点看到供选民使用的洗手液。

研究进化对人类行为影响的心理学家格伦·D. 威尔逊（Glenn D. Wilson）教授开玩笑说，在选举季节，厕所里张贴“员工必须洗手才能重返工作岗位”的标志就是在给共和党打广告。

道德判断的神经化学调节

药物也会影响人的政治立场。科学家通过给人们服用能促进当下神经递质血清素的药物，可以使人们的行为更倾向于保守派。在一个实验中，参与者服用了能提高5–羟色胺（也就是血清素）水平的药物西酞普兰，它通常被用于治疗抑郁症[仅仅一剂提高5–羟色胺水平的抗抑郁药不足以影响情绪，通常需要连续几周每日服药才能看到效果。第一次给药就能使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升高，但经过几周的治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当抑郁症开始好转时，大脑已经适应了这种药物，以至于血清素系统在某些地方更活跃，而在其他地方则更少。没有人真正知道抗抑郁药是如何改善情绪的。]。服用药物后，他们不再关注抽象的正义概念，而是更注重保护个人免受伤害。他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下面是具体过程。

最后通牒博弈中有两个玩家。一个玩家被称为提议者，他被给予一笔钱（例如100美元），并被告知要与另一个玩家分享，后者是响应者。提议者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提出给响应者多少钱。如果响应者接受了提议者的提议，他们都能保留这笔钱。另一方面，如果响应者拒绝了提议，那么两个玩家都得不到任何东西。这是一个一次性的游戏，每个玩家只有一次机会。

一个完全理性的响应者会接受任何报价，甚至是1美元。如果他接受这个提议，他的经济状况会比以前更好。但如果他拒绝这个提议，他将一无所获。因此，拒绝任何出价，无论这个出价多么低，都对他的经济利益无益。但事实上，低报价会被拒绝，因为这违背了人们的公平竞争意识。低报价使我们想惩罚提议者，通过造成经济上的伤害给他一个教训。平均来说，当提议者提供的钱是总额的30%或更少时，响应者会倾向于惩罚他们。

30%这个数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服用西酞普兰的受试者接受低报价的可能性会提高一倍。结合这些结果和其他道德判断和行为测试结果，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服用西酞普兰的受试者不愿意通过拒绝提议者的方式伤害他。但当研究者给参与者一种降低血清素水平的药物时，出现了相反的效果：他们更愿意造成伤害，以达到公平这个更大的目标。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增加血清素的药物增强了伤害厌恶。增加血清素会使一个人的道德判断从一个抽象的目标（促进公平）转向尽量不给别人造成伤害（剥夺提议者的那部分钱）。回想之前讨论过的电车问题，合乎逻辑的做法是牺牲一人以拯救五人，而伤害厌恶的做法是拒绝为他人的利益去谋害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使用药物来影响这些决定被起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名字，即“道德判断的神经化学调节”。

服用西酞普兰使人们更愿意原谅不公平的行为，同时不那么能容忍伤害他人的行为，这种态度与当下分子的主导地位相一致。研究人员将这种行为描述为“个体层面的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愿意去帮助别人。拒绝不公平的提议被称为“团体层面的亲社会行为”。惩罚提供不公平待遇的人可以促进公平，使更大的群体受益，这更符合多巴胺能的方式。

他们该去该留？

我们看到，在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中，以上这种个人/群体的差异比较明显。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关注较小的群体，比如个人、家庭和国家，而自由主义者则更倾向于关注更大的群体：由所有人组成的全球社区。保守主义者对个人权利感兴趣，其中有些人支持修建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人与人的命运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有些人支持彻底废除移民法。但是，当移民们实际露面了，当他们的存在从一个想法变成现实，从遥远而抽象的概念变成就在你家门口时，会发生什么呢？没有大规模的研究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有证据表明，与制定政策的多巴胺能经验相比，直接接触的当下经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2012年，《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名为“不要占领斯普林斯”的组织，它兴起于非常自由主义且富有的汉普顿的中心地带。该组织主张打击那些违反当地住房法规，与非亲属关系的人一起挤在独户住宅里的移民。这个组织辩称，他们的新邻居给学校带来了过重的负担，并降低了房产价值。与此类似，达特茅斯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支持共和党的州相比，支持民主党的州的住房约束更多，并限制低收入移民。这些约束包括限制独户住宅容纳的家庭数量，以及通过分区限制来减少经济适用房的数量。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雷泽（Edward Glaeser）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约瑟夫·焦尔科（Joseph Gyourko）评估了分区对住房供给能力的影响。他们发现，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住房成本与建筑成本非常接近，但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一些东海岸城市，住房成本明显高于建筑成本。他们指出，分区管理使得在这些地区建设新房的成本极高，比城区高出50%，否则这些地区将受到移民的青睐。

把贫困移民拒之门外让人想起了爱因斯坦的那句话：“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充满热情，但我与其他人直接接触时却表现冷淡，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对比。”保守派似乎恰恰相反。他们想把非法移民排除在这个国家之外，以防止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即他们的文化发生根本性转变。然而，伤害厌恶会促使他们愿意去照顾住在本国的人。

《美国思想家》杂志的一位保守派作家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指出，在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中，保守派的主要人物曾前往墨西哥边境，帮助教会组织提供救济，包括热饭和淡水，以及装有泰迪熊和足球的拖拉机拖车。有人称之为宣传噱头，但这与强调伤害厌恶的总体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保护现状，同时保护处于危险中的个人。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以相反和互补的方式，都希望帮助贫困的移民。但同时，他们又都想让这些移民远离。

如何变得更“自由”

如果环境中的威胁会使人们变得更加保守，那么采取相反的行动是否有可能使人们变得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呢？热姆·纳皮耶（Jaime Napier）博士是一位研究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的专家，他发现答案是肯定的，并且不需要太多的刺激。正如研究人员能够通过在附近放置免洗洗手液来增加保守主义倾向一样，纳皮耶博士也能够通过简单的想象练习让人们变得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她让保守主义者想象他们有不受伤的超能力。随后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测试发现，他们变得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减少脆弱感抑制了对失去的当下恐惧，打开了多巴胺这一促进改变的媒介，并在决定意识形态方面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

想象这一行为本身会有什么影响呢？想象是一种多巴胺能的活动，因为它涉及在物理上不存在的东西。仅仅通过想象力来激活多巴胺系统，就有助于政治信仰更偏向左派吗？另一项研究表明确实如此。

多巴胺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控制抽象思维。抽象思维使我们能够超越对事件的感官观察，构建一个解释事件为何发生的模型。依赖感官的描述聚焦于物理世界，即实际存在的事物。这种思维用专业术语来表述是“具象思维”，它是一种当下分子的功能，科学家称之为“低级”思维。抽象思维被称为“高级”思维。一些科学家想知道，倾向于具象思维的人是否会更加敌视与自己不同的群体，即他们认为会威胁自己生活方式稳定性的群体，比如同性恋、穆斯林和无神论者。

研究人员给志愿者提供了对某个事件（比如按门铃）的两种描述。他们必须选择哪种描述更好，一种是具象的（按门铃就是动手指），另一种是抽象的（按门铃是看有没有人在家）。接下来，研究人员让他们根据对同性恋、穆斯林和无神论者的喜欢程度打分，发现选择具象描述的人打分较低。

研究的下一步是观察是否可以通过刺激参与者进行抽象思考来操纵这种感觉。他们选择了锻炼的主题，这个主题与对潜在威胁群体的接受程度完全无关。研究人员首先要求参与者思考保持身体健康的问题。然后一半参与者被要求描述他们将“如何做”（具象的），另一半被要求描述“为什么”保持身体健康很重要（抽象的）。描述如何做的一组的态度没有影响，但是描述为什么的保守主义参与者对陌生群体的喜欢程度比之前提高了，提高后与自由主义者的态度已没有显著差异。

激活多巴胺通路可以让保守主义者向自由主义者的方向转变。但是，我们也可以用相似的方法控制回路来让保守主义者更保守。这种回路即当下分子回路，特别是能让我们感受到同理心的回路。这种方法利用典型的保守力量，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对变革有威胁的人。

保守主义者虽然鼓吹将非法移民群体驱逐出境，但他们同时也为个人提供食物、水和玩具，这一现象看起来太矛盾了。当下的保守主义者可能对移民持敌对态度，但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使其能够基于同理心与真实的移民建立起联系。这种能力甚至可以被称为一种无意识的冲动，好莱坞作家用它来增加人们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的接受度。他们一般是通过故事的力量做到的。

我们可以与故事中的人物建立情感关系。如果这个故事写得很好，我们对人物的感觉就可能和我们对真人的感觉非常相似。同性恋者反诽谤联盟指出：“电视不仅反映了社会态度的变化，而且在促成这些变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认识一个LGBT是改变人们对LGBT问题看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如果没有这一点，许多观众是通过电视人物来第一次了解LGBT的。”

根据同性恋者反诽谤联盟关于黄金时段电视节目多样性的年度报告，被认定为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普通角色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在2015年进行的最新调查中，这一比例为4%，这与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所显示的美国同性恋者比例3.8%差不多。电视台中比例最高的是福克斯广播公司，常规黄金时间中有6.5%的角色是LGBT。

这些虚构的人物对观众的态度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好莱坞记者》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27%的受访者表示，包含LGBT角色的电视节目使他们更支持同性婚姻。研究人员把样本数据按照观众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的投票结果分类，发现13%的支持罗姆尼的选民表示，观看这些节目使他们更加支持同性婚姻。把抽象的群体转化为具象的个体是激活当下同理心回路的好方法。

一个由思想统治的国家

根据Ashleymadison.com，一个为寻找婚外情的已婚人士提供约会机会的网站数据显示，……华盛顿特区连续第三年荣登全美出轨率最高城市榜首……而最爱出轨的是哪个地区呢？国会山，政治家、职员和说客的集中地。

——《华盛顿邮报》，2015年5月20日

政府的本质就是控制。人们可能会因被征服而被别人控制，也可能会自愿放弃一些自由来换取保护。不管怎样，一小部分人被赋予了对其他人行使权威的权力。这是一种多巴胺能的活动，因为政府是通过抽象的法律从远处管理人民的。由当下回路控制的暴力为法律树立威信，但大多数人并未经历过。他们服从于思想，而不是暴力。

由于政府的本性就是多巴胺能的，自由主义者往往比专注于当下的保守主义者更热衷于此。500名自由主义者在街上游行，可能是在举行抗议活动。但如果是保守主义者的话，就更有可能是一场庆祝活动。除了热衷于参与政治进程之外，自由主义者也更倾向于攻读公共政策方面的高级学位，他们经常被吸引到新闻等每天都会参与政治进程的领域。相比之下，保守主义者更容易不信任政府，特别是距离较远的政府。保守派倾向于地方治理，权力在州或地方一级，而不是联邦一级。

距离很重要。回想电车问题，人在不带入情绪时，更容易使资源最大化。把一个人推上铁轨让火车停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远处按开关更容易。同样，许多法律对某些人有利，但对其他人有害。你离得越远，就越容易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而容忍某种程度的伤害。距离使政治家们不受其决策的直接影响。当提高税收、削减经费，或派人去打仗时，就会有人工资降低、收益变少，或者无助地蜷缩在散兵坑里。但将他们置于此种境地的人却不会与他们一起，这个人可能在华盛顿特区。这也使得当下回路没有机会触发让他们更难做出这些决定的痛苦情绪。

一定要“做点儿什么”的政客

除了距离，政府行为体现多巴胺能的另一种方式是它总要“做点儿什么”。没有一个政客在竞选时会承诺到了华盛顿以后什么也不做。政治是关于变化的，而变化是由多巴胺驱动的。每当悲剧降临，就会有人大喊：该做点儿什么了！因此，在恐怖袭击后，机场安检会变得更加严格。虽然有证据表明，旅行者必须忍受的这种漫长而羞辱性的仪式并不能真正提高安全性：测试该系统的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便衣特工总能携带武器通过，但不管怎样，“做点儿什么”的任务还是完成了。

根据Govtrack.us（跟踪美国国会立场状态的网站）上的消息，自1973年以来，联邦政府在每一届国会的两年任期内都会颁布200至800项法律。这个数量已经够多了，但与政客们试图通过的数量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在每一届任期内，国会都会试图通过8 000至26 000项法律。当人们认为应该要做点儿什么的时候，政客们正好乐此不疲。

这种控制欲是不可避免的。华盛顿的一些人自称自由主义者，另一些人则自称保守主义者，但几乎所有参与政治的人都富含多巴胺能，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当选。政治运动需要强烈的动力，他们得愿意牺牲一切来取得成功。长时间工作对家庭生活尤其有害，把与所爱之人的关系放在首位的当下分子主导的人在政治上是不会成功的。在英国，议员的离婚率是普通民众的两倍。在美国，国会议员通常住在华盛顿，而他们的家人则住在家乡。他们很少见到自己的配偶，而身边围绕的热衷于权力的年轻员工可以满足议员们多巴胺能的欲望。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人际关系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可以是当选、通过一项法案，或者满足生理上的欲望。正如哈里·杜鲁门总统所说：“如果你想在华盛顿交个朋友，就买条狗吧。”

不可避免的改变

只有富含多巴胺能的人才能当选，这会给保守主义者带来一些问题，因为让多巴胺能富足的政客代表当下分子主导的选民不一定有好的效果。近年来，保守主义者对所谓的建制派共和党人越来越失望，他们在竞选时承诺缩减政府规模，但最终却扩大了政府规模。茶党就是这种挫败感最明显的表现。这个保守派团体有着不同寻常的热情，但迄今为止，它还无法实现其减缓政府规模增长的目标。

增长可能永远不会停止，毕竟多巴胺的指令就是“更多”。改变可以代表进步，也可以代表对传统的丢弃，这取决于一个人的观点，但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下回路能带来满足感，告诉我们已经到了尽头，是时候停下来了。内啡肽、内源性大麻素和其他当下神经递质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是时候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了。但是多巴胺会抑制这些化学物质，多巴胺从不休息。政治永不停歇，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只要停下来喘口气，或者说句“够了”，就会导致失败。

这并不是说政府机构越多就必然越不利。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拓展权力，就可以对数百万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如果政府是仁慈而有效的，日益增长的中央集权就有助于维护弱者的权利，使穷人摆脱贫困。它可以保护工人和消费者免受强大企业的剥削。但是，如果政客们通过了有利于他们自己而不是选民的法律，如果腐败现象普遍存在，或者立法者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自由和繁荣就会遭受损害。

从历史上看，扭转权力扩张的唯一途径是用革命形式的剧变取代渐进式的变化。19世纪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说获得自由比维护自由更容易，这展示了他对权力游戏参与者类型的理解，无论该参与者是反叛者还是暴君。叛军的多巴胺能富足，政客也是，两者的目标都是改变。

别再被愚弄了

归根结底，实现和谐的根本障碍是自由主义者的大脑不同于保守主义者的大脑，这使得他们很难相互理解。因为政治是一场对抗性的游戏，缺乏理解导致两方都把对方妖魔化。自由主义者认为，保守主义者希望把这个国家带回少数族群受到严重不公正待遇的时代。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压制性的法律控制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无论是哪一方，绝大多数人都想为美国人寻求最好的福祉。当然也有例外，毕竟哪儿都有坏人，而正是那些坏人博取了所有媒体的眼球。他们比好人更有趣，他们是有用的政治武器，但他们不能代表民主党或共和党。

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只想独处，他们希望自由地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决定。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希望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更健康、更安全、不受歧视。但是，政治领导人总是挑起两个团体间的敌意并从中获益，因为这样能加强其追随者们的忠诚度。不要忘了，自由主义者想要帮助人们变得更好，保守主义者想要让人们获得幸福，而政治家想要得到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