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就是结束的地方。

——凯瑟琳·M. 瓦伦特，作家

走出非洲

大约20万年前，现代人类从非洲发端，大约10万年后开始散布到世界各地。这种迁徙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有遗传证据表明我们差点儿就没成功。与黑猩猩或大猩猩等其他灵长类物种相比，人类基因组的一个不寻常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变异要少得多。这种高度的遗传相似性表明，我们的祖先其实是一小群人。事实上，在我们进化史的早期，某些未知事件毁灭了大部分人类，使人口减少到不足2万人，濒临灭绝的风险。

那次濒临灭绝的事件说明了迁徙的重要性。当一个物种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时，有很多情况可能会消灭整个种群。干旱、疾病和其他灾害都会导致灭绝。而分散在许多地区就像买了一份保险，某一个群体的毁灭不会导致整个种群完全灭绝。

根据现代人类遗传标记的出现和频率，科学家估计，大约7.5万年前，早期人类已经遍布亚洲。他们在4.6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4.3万年前到达欧洲。移民到北美的时间较晚，大约在3万到1.4万年前。今天，人类几乎占据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人类之所以散布到全球，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了集中在一个小区域会威胁到整个物种的生存。

冒险基因

对小鼠的研究表明，促进多巴胺的药物也会增加探索性行为。服用这些药物的小鼠在笼子里走动的次数更多，进入陌生环境的胆子也更大。所以多巴胺也为早期人类走出非洲，走向世界提供了帮助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加州大学的科学家们收集了12项研究数据，这些研究测量了世界不同地区多巴胺能基因出现的频率。

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帮助身体制造D4多巴胺受体的基因（DRD4）。你可能还记得多巴胺受体是附着在脑细胞外部的蛋白质，它们的工作是等待多巴胺分子的出现并与之结合。这种结合会在细胞内触发一连串的化学反应，而这些反应能改变细胞的行为方式。

我们在研究追求新事物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时，曾经遇到过这种基因。我们知道，基因的不同变种叫作等位基因。等位基因代表了基因编码的微小变异，这些变异赋予人们不同的特征。拥有长型DRD4基因（如7R等位基因）的人更容易冒险。他们喜欢追求新的体验，因为他们不大能容忍无聊。他们喜欢探索新的地方、想法、食物、毒品和性机会，他们是冒险家。全世界大约1/5的人有7R等位基因，但各地的差异很大。

多巴胺让你走得更远

研究人员从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非洲和欧洲最著名的迁徙路线上获得了基因数据。当他们分析数据时，一个清晰的模式出现了。离起源地还很近的人群，与迁徙得更远的人相比，拥有更少的长型DRD4等位基因。

他们评估了一条始于非洲，途经东亚，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然后再到达南美的移民路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研究人员发现，经历了漫长征程的南美原住民中，长多巴胺等位基因的比例最高，达到69%。在迁徙较短距离并定居北美的人中，只有32%的人拥有长等位基因。中美洲原住民的比例介于它们之间，为42%。据估计，平均每迁移1 000英里，长等位基因的比例就会增加4.3个百分点。

确定了DRD4基因的7R等位基因与种群迁移的距离有关以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7R等位基因是如何在走得更远的人群中变得更加普遍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多巴胺总是驱使人们追求更多。这使他们不安和不满，让他们渴望更好的东西。这些人因而离开了现有的社区，去探索未知的世界。但也有另一种解释。

优胜劣汰

部落远走他乡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与寻找新奇事物无关。也许他们是因为冲突离开的，也许他们是为了猎杀迁徙中的动物。可能有许多原因都与多巴胺无关，但问题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迁徙成员中的7R等位基因更多？答案是，也许7R等位基因并没有引发迁移，但一旦迁移开始，这一等位基因就会赋予携带者生存优势。

7R等位基因的一个优点是，它会让你不断探索新环境，以便寻找机会来使资源最大化。换句话说，它促进了对新事物的探索。例如，一个部落可能是从一个气候稳定、一年四季食物类型都相同的地理区域出发的。然而，迁移到一个新地点后，部落的成员可能经历了雨季和旱季，他们需要学习如何随着季节的变化寻找不同的食物来源。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不断冒险和试验。

还有证据表明，携带7R等位基因的人的学习速度更快，尤其是在得到正确答案时会触发奖赏。一般来说，7R基因携带者对奖赏更为敏感，他们对输赢都有更强的反应。因此，当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需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时，7R基因携带者会更加努力地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成功或失败的体验都更加强烈。

另一个优点是7R等位基因与“对新应激源的低反应性”有关。变化是会带来压力的，不管是好的变化还是坏的变化。例如，没有什么事情比离婚更让人紧张，但结婚也很难。破产很有压力，但中奖也一样。坏的变化引起的压力可能比好的变化更大，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变化的大小。变化越大，压力就越大。

压力不利于人体健康。事实上，压力是致命的。压力会增加患心脏病、睡眠质量降低、消化系统出问题和免疫系统受损的可能性。它也会引发抑郁，而抑郁会导致缺乏精力、丧失动力、绝望、轻生念头，甚至干脆放弃，所有这些都会影响生存。在我们的祖先中，对压力敏感的人在面对变化很大的环境时会难以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他们可能打猎不太成功，采集生产力较低，这使得他们很难争夺到配偶，有时他们甚至来不及生育后代就死去了。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改变而感到压力。一份新的工作，一座新的城市，甚至一个全新的职业，会给多巴胺能性格的人带来兴奋和活力。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在史前时期，面对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他们更有可能从容应对。他们争夺配偶的能力强，结果他们的多巴胺能基因被遗传了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帮助人们轻松适应陌生环境的等位基因在人群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其他等位基因则变得越来越罕见。

当然，7R等位基因携带者并不是对任何环境都能适应得很好。有多巴胺能人格的人可能善于应对新情况，但他们往往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熟练的社交技能也提供了进化优势。不管一个人有多壮、多强、多聪明，他都无法与整个团队竞争。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在这种情况下，当合作是第一需求的时候，多巴胺能人格就成了一种不利因素。

所以，一切都取决于环境。在熟悉的环境中，社会合作最为重要，高多巴胺能基因变得不那么常见，因为相对于多巴胺水平更为平衡的人，拥有这些基因的人的生存和求偶优势都偏弱。但是，当一个部落发现并进入未知世界时，赋予一个人更活跃的多巴胺系统的基因就成为一种优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普遍。

哪个是对的？

我们由此得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理论：

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就有点儿复杂了。一方面，如果多巴胺能基因让人们出发，也就是让他们开始寻找更好的生活，那么我们应该在离开非洲的每一个群体中都看到很多7R等位基因。无论他们是只历经了几代人，迁移到离他们的起源地很近的地方，还是历经很多代人迁移到了很远的地方。这是因为，如果需要大量的多巴胺才能出发，那么部落最终会定居在哪里并不重要。离开的人总是有很多多巴胺，留下的人则较少。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开始迁移时不需要7R等位基因的触发，那么我们会看到携带7R等位基因的人数随迁徙距离的变化而逐渐变化。原因是：如果一个部落只迁移很短的距离，那就只有几代人会经历陌生的环境。一旦他们停止移动，未知领域就变得熟悉，7R等位基因就不再具有优势。一旦公平竞争，7R等位基因携带者就失去了比其多巴胺能较弱的邻居生育更多孩子的能力。这样一来，所有不同的等位基因就都被平均地传递给后代。

然而，不断前进的部落会一代又一代地经历陌生的环境。7R的生殖优势将继续下去，7R携带者将活得更长，生育更多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7R等位基因在这些长途迁移者中会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种群迁移得越远，7R等位基因出现的频率就越高。虽然它并没有促成迁移者的出发，但它确实帮助他们在前进的过程中生存了下来。

早期与现代移民

当今横跨全球的迁移与我们史前祖先所经历的迁移是不同的。移居国外一般是出于个人的决定，而不是部落的决定。尽管原因可能类似——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但DRD4多巴胺受体的7R等位基因似乎并没有起到作用。移民人口的7R等位基因比例与留在原籍国家的人差不多。尽管如此，多巴胺似乎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其中。

在第4章中，我们讨论了多巴胺在创造性中起的作用，当时我们将创造性与精神分裂症进行了比较，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其特征是欲望回路中的多巴胺过多。我们讨论了精神病性的妄想与高度创造性的想法，以及与普通的梦具有的共性。但精神分裂症并不是唯一一种由多巴胺过度活跃引起的疾病。双相情感障碍，有时被称为躁郁症，也含有多巴胺能的成分，而这种情况似乎与移民有关。

双相情感障碍：多巴胺过多的另一种表现

双相情感障碍中的双相又称两极（bipolar），是指两种极端的情绪。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会经历抑郁发作，即情绪异常低落，也会经历躁狂发作，即情绪过于高昂。后者与高水平的多巴胺有关，考虑到躁狂状态的症状，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躁狂的表现有精力充沛、心情愉悦，从一个话题迅速跳到另一个话题，同时追求许多目标，丧失正常的生活能力，以及过度参与高风险、寻欢作乐的活动，如无节制的消费和无所顾忌的性行为。

许多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因这种疾病而丧失正常的生活能力，他们无法继续工作或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也有一些人，在接受治疗，即在服用稳定情绪的药物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还有一些人则过着不同寻常的生活。在世界范围内，约有2.4%的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但它在一些特定人群中更为常见。冰岛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舞蹈、表演、音乐和写作等创造性领域工作的人与没有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相比，患双相情感障碍的可能性高出25%。在另一项研究中，格拉斯哥大学的科学家跟踪了1 800多名8岁到20岁出头的人。他们发现，8岁时的智商分数越高，23岁或之前患双相情感障碍的风险就越大。与普通大脑相比，聪明的大脑患多巴胺能精神疾病的风险更大。

许多著名的有创造力的人都透露他们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其中包括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雷·戴维斯、帕蒂·杜克、凯莉·费雪、梅尔·吉布森、欧内斯特·海明威、艾比·霍夫曼、帕特里克·肯尼迪、阿达·洛夫莱斯、玛丽莲·梦露、希妮德·奥康纳、卢·里德、弗兰克·辛纳特拉、布兰妮·斯皮尔斯、特德·特纳、让–克劳德·范达默、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凯瑟琳·泽塔–琼斯。我们也可以从历史文献中了解到，许多名人也被认为有双相情感障碍，包括狄更斯、南丁格尔、尼采和爱伦·坡。

你可以将这种非凡的大脑理解成类似于高性能跑车，它能够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很容易坏掉。多巴胺能激发智力、创造力，让人努力工作，但它也能使人们做出怪异的行为。

多巴胺过度活动并不是双相情感障碍的唯一问题，但它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是由高活性DRD4受体等位基因引起的。科学家认为这是由多巴胺转运体引起的（图6–1）。

多巴胺转运体就像吸尘器，它可以限制多巴胺刺激周围细胞的时间。当一个能产生多巴胺的细胞被激活时，它会释放出它储存的多巴胺，后者与其他脑细胞的受体结合。之后，多巴胺转运体会将多巴胺吸回原来的细胞中，结束与受体的相互作用，以便后续再重复这一过程。这种转运体有时被称为“再摄取泵”，因为它将多巴胺重新泵入细胞。

当转运体不能正常工作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滥用可卡因的人的行为来回答这个问题。可卡因会阻滞多巴胺转运体，就像把袜子塞进吸尘器吸嘴一样。这种阻滞作用使多巴胺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与其受体相互作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会感受到更多的能量，也会有更多目标导向的活动和更强的性冲动。人的自尊和兴奋感得到提升，喜欢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可卡因中毒与躁狂症十分相似，有时医生都难以区分。

双相情感基因会推动移民吗？

我很快就明白了，你在移民的同时，也失去了曾经支撑你的拐杖；你必须从零开始，因为过去一笔勾销，没有人在乎你来自哪里，以前做过什么。

——伊莎贝尔·阿连德，作家

双相情感障碍并不是一种绝对化的状态。有些人症状较重，而另一些人症状则较轻，还有些人只是有双向情感倾向而已。后面这种人的性格中可以看到一些异常情绪高涨的迹象，但也不至于糟糕到被诊断为患有医学疾病的程度。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多少风险基因，以及这些基因带来了多少隐患。遗传风险会与一个人的环境（例如充满压力的童年）相互作用，最终的结果是这个人具有双相情感障碍的一些表现，或者是只有一些双相情感障碍特征，但没有严重到导致实际疾病的程度。

多巴胺转运体的轻微功能障碍——仅仅是一些危险基因，或者只有轻微作用的基因——是否可能会让人产生对流浪的渴望？它会在决定离开家乡到国外去寻找新的机会时起到作用吗？背井离乡并不容易，它意味着要告别亲朋好友，离开熟悉而舒适并能给予自己帮助的社区。19世纪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刚到美国时在一家工厂工作，每天只挣几分钱，但他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写道：“心满意足的人不会勇敢地面对汹涌的大西洋，只会无助地坐在家里。”

如果说双相情感基因促进了移民，这些雄心勃勃的人会携带他们的风险基因到达新的国家，那么在有大量移民的国家应该就能发现更大比例的双相情感基因。美国几乎全是移民及其后裔，这里的双相情感障碍患病率也最高，为4.4%，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两者有关系吗？

在几乎没有移民的日本，双相情感障碍患病率为0.7%，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在美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人开始出现症状时的年龄也较小，这标志着相应的症状也更严重。美国大约2/3的患者在20岁前出现症状，而欧洲这个比例只有1/4。这与美国基因库中高危基因更为集中的观点相符。

这些高危基因中的一个会告诉身体如何制造多巴胺转运体，但还有许多其他基因。没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但很显然，肯定是某种形式的遗传在发挥作用。如果父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那么孩子患这种病的概率至少是普通人群的两倍。一些研究发现，这种风险可高达10倍。但有些孩子很幸运，他们得到了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优势，而没有得到疾病本身。

如前所述，双相情感障碍没有明确的界限。心境障碍专家认为双相情感倾向有一整个谱系。其中一端是I型双相情感障碍，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会经历严重的躁狂和抑郁阶段。接下来是II型双相情感障碍，患有这种病的患者会经历严重的抑郁，但情绪不会特别高涨，只会出现轻躁狂（顾名思义，是轻度的躁狂症）。再往下是循环性精神失调，其特征是周期性的轻躁狂和轻度抑郁发作。然后是性情亢进（hyperthymic temperament），其中thymic源自希腊语中的thymia一词，意思是精神状态。

性情亢进不算是一种疾病。它不会发生在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人身上。性情亢进的人只是性格有些“亢进”，而且他们会一直保持这种性格。据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的哈戈普·阿基斯卡尔（Hagop Akiskal）说，性情亢进的人思想积极，甚至过于乐观，活泼而幽默，过于自信甚至自大，且充满活力，总有各种计划。他们兴趣广泛、多管闲事、无拘无束、敢于冒险，而且通常不喜欢睡觉。他们会对生活中的新变化，如饮食计划、浪漫伴侣、商业机会，甚至宗教，表现得过于热情，但很快便失去兴趣。他们经常会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又很难相处。

双相情感谱系的最后一个阶段属于遗传风险非常有限的人。这些人没有任何异常症状，但他们确实动力和创造力较强，有大胆行动和冒险的倾向，也会有其他反映多巴胺活动水平高于平均水平的特征。

性情亢进的国家

我们发现双相情感基因和双相情感障碍在美国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那些非病理性的症状呢？有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情况也很普遍？事实上，这样的证据不一而足，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年。

美国文化最早的观察者之一是法国外交官、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描述了他对19世纪美国人的性格的观察。他之所以研究这个新国家，是因为他相信民主很可能会取代欧洲的贵族制度。他认为，研究美国民主的影响将有助于欧洲人探索和应对新的政府形式。

托克维尔观察到的许多事情都可以归因于平等主义者提出的民主原则。但他也描述了美国人的一些看似与政治哲学无关的特点。其中一些特征与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或至少是与多巴胺能人格的特征惊人地相似。例如，他用一章的篇幅讲述了“一些美国人的热情”。他写道：

尽管所有美国人都拥有获得这个世界上的美好事物的热情，但当他们的灵魂突然挣脱了物质束缚而飞向天堂时，某些瞬间的爆发就发生了。

在这一句话中，我们看到了对更多事物的热情追求，以及对超越物质感官领域的事物的追逐，甚至是对向上的个体外空间（“天堂”）的指涉。托克维尔发现，这种行为在“一半人口居住的遥远西部乡村”尤其普遍。这与居住在西部各州的探险先驱更可能具有的喜欢冒险、追求轰动的个性相符，可能是由高多巴胺能状态的基因承载的。

随后的一章题为“美国人不安于眼前繁荣的原因”，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永不满足的多巴胺能主题。托克维尔指出，尽管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环境中”，美国人仍以“狂热的激情”追求更好的生活。他写道：

在美国，一个人会为了安度晚年建造一座房子，但他会在还没完工的时候就把房子卖掉；他会种一片花园，当树木刚开始生长时就把它租出去；他会开垦一块地，但让其他人来收割庄稼；他会热情投入一个职业，然后又放弃它；他会定居在一个地方，但很快就离开，带着他变化不定的行李搬到别处去。如果他的私事不多，他就会立刻参与政治活动；如果在一年不停的劳动结束后，他有了几天假期，他热切的好奇心就会在美国的广大地区盘旋，他将在几天内走1 500英里，以摆脱他的幸福。

在托克维尔笔下，这是一个性情亢进的国家。

发明家、企业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已经取得了惊人的多巴胺能成就。根据乔治·梅森大学移民研究所发表的一份研究简报，1901年至2013年间，美国人收获了42%的诺贝尔奖，是世界上诺奖得主最多的国家。此外，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很高的比例是移民。这些移民中来自加拿大的最多（占13%），其次是德国（11%）和英国（11%）。

如今的美国继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的杰出人才一直维持着相当高的比例。新经济[新经济指建立在网络交易和高科技上的后工业化的世界经济。——编者注]中一些最重要的公司是由移民创办的，包括谷歌、英特尔、贝宝、易趣和色拉布（Snapchat）。截至2005年，硅谷52%的初创企业都是由移民创办的，鉴于移民只占美国人口的13%，这一数字是相当可观的。为美国提供最多科技企业家的国家是印度。

在《杰出的人：移民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并定义我们的未来》一书中，作者报告说，2006年，在美国政府提交的所有国际专利申请中，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中有40%是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主要技术公司的专利也主要是由移民申请的，思科的60%、通用电气的64%、默克的65%，以及高通的72%专利都是由移民申请的。

移民做的事情远不止创办科技公司。从美甲沙龙、餐馆、干洗店到美国发展最快的公司，在美国所有新的企业中，移民开创了1/4，其人均创业人数是其他美国人的两倍左右。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我们兜了一圈，又找到了与多巴胺的直接联系。

华威商学院创业与创新企业研究中心的尼科斯·尼科拉乌（Nicos Nicolaou）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在英国招募了1 335人，要求他们填写一份创业调查问卷，并提供一份血液样本用于DNA的提取。志愿者的平均年龄为55岁，其中83%是女性。尼科拉乌发现了一个多巴胺基因，它有两种形式（等位基因），除了一个基本单元外，其他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这两个等位基因只有一个核酸不同，而正是这个核酸的不同使得其中一种形式比另一种更活跃，拥有更活跃形式的人创业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近两倍。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多巴胺能移民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由巴布森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赞助的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全球创业精神监测”发现，人均新公司创立量最高的4个国家是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和澳大利亚，其中3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人口位列世界移民人口的前9位，而以色列本就是移民建立的国家。

世界上高多巴胺能人群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一个国家有得，另一个国家必有失。许多美国移民来自欧洲，这些移民增加了美国的多巴胺能基因库，所以欧洲的剩余人口更有可能采取注重当下的生活方式。[在第5章中，我们说代表变革的美国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倾向于多巴胺能的方式，保守派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在欧洲则相反，自由政府通常代表现状，而右翼政党则主张彻底变革。]

皮尤研究中心为了解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更多差异进行了一项调查，在一份名为《美国与西欧价值观差距》的报告中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虽然价值观受到遗传学之外许多因素的影响，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与多巴胺能人格密切相关。例如，他们问：“人生成功与否，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吗？”在德国有72%的人同意这个说法，在法国为57%，在英国为41%。不过，只有略多于1/3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主导成功的是外部因素，而大多数人则持更为多巴胺能的观点。

多巴胺能的差异也体现在其他问题上。美国人更可能赞成使用军事力量，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强加改变。他们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获得联合国的许可。他们也更重视宗教在人一生中的作用，50%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欧洲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这么认为，在西班牙为22%，在德国为21%，在英国为17%，在法国为13%。

美国和其他移民社会可能拥有最多的多巴胺能基因，但无论一个人的基因是否支持，多巴胺能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今世界的特点是充满源源不断流动的信息、新产品和广告，每个人都迫切地需要更多。多巴胺现在与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联系在了一起，多巴胺已经占据了我们的灵魂。

我就是多巴胺

产生多巴胺的细胞占大脑的0.000 5%，这只是我们用来探索世界的细胞的一小部分。然而，当我们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思考我们是谁时，这一小群细胞便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认同我们的多巴胺。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是多巴胺。

如果你去问哲学家人类的本质是什么，他可能会说是自由意志。人性的本质是超越本能，超越对环境的自动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权衡选择，去考虑价值观和原则等更高级的概念，以及就如何最大化我们所认为的美好之物——无论是爱、金钱还是高尚的灵魂——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这就是多巴胺。

学者可能会说她的本质是理解世界的能力。这是她超越物质感官信息流，去理解她所感知到的意义的能力。她评估、判断，并做出预测，她给出自己的理解。这就是多巴胺。

享乐主义者相信最深处的自我能使他体验到快乐。无论是葡萄酒、女人还是歌曲，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追求更多的同时得到更多的回报。这就是多巴胺。

艺术家说自己的人性本质是创造力。正是那神一般的力量创造了从未存在过的真与美。人的存在正是创造之源。这就是多巴胺。

最后，注重精神的人可能会说某种超然的存在是人性的根源。它是高于物理现实的东西，决定人的本质的最重要的因素正是我们不朽的灵魂，它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因为我们看不见、听不见、闻不到、尝不到也摸不到我们的灵魂，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这就是多巴胺。

无意识的挠头

然而，大脑中超过99.999%的部分是由不产生多巴胺的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负责我们意识之外的功能，比如呼吸、保持激素系统的平衡，以及协调肌肉以让我们进行看似简单的动作。想一想挠头这个动作。首先你的多巴胺回路判定挠头是个好主意，是通向“无痒未来”的最佳途径。多巴胺细胞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但多巴胺和意识的参与就到此为止了。

多巴胺是指挥，而不是一整个管弦乐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巴胺能的命令（“去做这件事”）是最简单的部分。接下来的事情变得十分复杂，你很难想象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抬起手臂来抓挠你的头需要协调手指、手腕、手臂、肩膀、背部、颈部和腹部的几十块肌肉。如果你在挠头的时候是站着的，甚至你的腿也会参与协调的过程。向上移动手臂会改变重心，因此你需要调整平衡的姿势。这个动作很复杂。你的每个关节都由互相对抗、用力相反的肌肉（类似于大脑中相反的回路）组成，因此关节可以被高度精确地控制。关节一侧的肌肉需要以特定且不断变化的力量收缩，而另一侧的肌肉则必须以不断变化的方式放松。肌肉是由很多根独立的纤维构成的，光是你的二头肌中就有25万根。肌肉收缩的强度取决于这些纤维被激活的百分比，因此每个纤维都需要单独控制。为了挠头，你的大脑必须控制你全身数百万条肌肉纤维。大脑必须确保它们彼此协调，并在运动过程中动态地调整收缩的相对强度。这需要很大的脑力，可能比你知道的还要多。这一切不是由多巴胺控制的，但依旧是你的一部分。

我们每天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我们走出门去上班，几乎不需要施加多少刻意的想法。我们开车，养活自己，时而眉开眼笑，时而垂头丧气，还会在不过脑子的情况下做成千上万件其他事情。我们做的太多事都绕过了大脑中权衡选择和做出选择的部分，以至于有人认为那些无意识行为，那些非多巴胺能的活动，才真正代表我们。

不在状态

我们认识和爱的人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性格，其中一些特征来自多巴胺的活性。我们可能会说“他总是在你需要他的时候出现”，但通常一个人的无意识、非多巴胺能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更为珍贵。我们可能会说：“她总是很快乐，不管我感觉多么糟糕，她都能让我高兴起来。”“我喜欢他笑的方式。”“她的幽默感很特别。”“看他走路那个样就知道是他。”

当我们挠头的时候，肌肉纤维的各自收缩让我们的手臂举到了头上，这件小事似乎与我们存在的本质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朋友可能不同意。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行动方式。我们通常不知道自己的这些习惯，但其他人能看到。我们常常根据朋友们的走路姿势从很远就认出他们，即使我们看不见他们的脸。我们的走路姿势是定义我们的一部分内容。

我们说“她今天不在状态”是什么意思？她可能病了，可能因为失望而心情沉重，也可能因为昨晚没睡而十分疲惫。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的朋友都不是有意表现得不一样的。一般来说，这意味着她行为中不受意识控制的方面与往常不同。当我们想到“她本人的状态”，或者关于“她是谁”这一问题的本质时，我们指的就是这些方面。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的灵魂存在于多巴胺回路中，但我们的朋友不这么想。

当我们把我们的本质和多巴胺回路联系起来时，我们还忽略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忽视了情绪和同理心，以及与我们关心的人在一起的快乐。如果我们忽视自己的情绪，与之失去联系，情绪会逐渐变得不那么懂事，并可能演变成愤怒、贪婪和怨恨。如果我们忽视了同理心，我们就失去了让别人感到快乐的能力。如果我们忽视了婚姻关系，我们很可能会失去获得快乐的能力，甚至可能早逝。哈佛大学一项已经进行了74年的研究发现，社交孤立（即使在没有孤独感的情况下）会导致50%到90%的早逝风险。这个比例和吸烟差不多，比肥胖或缺乏锻炼还要高。哪怕只是为了能活下去，我们的大脑也需要亲和关系。

我们也失去了周围感官世界的乐趣。我们不去欣赏花朵的美丽，只去想象它在厨房桌子上的花瓶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去闻早晨的空气、抬头看看天空，而是弯下脖子，在智能手机上查询天气，对周围的世界视而不见。

用多巴胺回路来定义自我，会让我们陷入一个充满猜测和可能性的世界。此时此地的有形世界被鄙视和忽视，甚至让我们感到畏惧，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它。我们只能控制未来，而放弃控制是多巴胺能生物不喜欢做的事。但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即使一秒钟后的未来也是虚幻的。只有现在的赤裸裸的事实才是真实的，事实必须被完全接受，事实必须秋毫无犯，而不能为适应我们的需要做任何修改。这就是现实世界。未来——多巴胺能生物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幽灵的世界。

我们的幻想世界可以成为自我陶醉的天堂，在那里我们无比强大、身姿美丽、被人崇拜。或者，它们也在我们的完全控制之下，就像数字艺术家控制屏幕上的每个像素一样。当我们漫不经心地穿过现实世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关心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时，我们是牺牲了现实的深海，以换取我们永不止息却浅薄的欲望的急流。最终，它可能会将我们毁灭。

多巴胺会毁灭人类吗？

当人类的生活极度匮乏、濒临灭绝的边缘时，对“更多”的追求使我们得以生存。多巴胺是进步的引擎，它帮助我们的祖先脱离了勉强维持生活的生存状态。它给予了我们创造工具、发明抽象科学，并规划遥远的未来的能力，使我们成为地球上的优势物种。我们已经掌控了我们的世界并发展了尖端技术，在这样一个富足的环境中，在这个“更多”已不再是生存问题的时代，多巴胺还在继续推动我们前进，而前方迎接我们的可能将是毁灭。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大脑比最初发育时更加强大。当我们的大脑最初被进化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否生存下来还是未知数。这在现代社会早就不再是什么问题，但大脑的进化跟不上技术的发展，我们被古老的大脑困住了。

我们人类可能都撑不到五六代以后了。我们太善于满足我们的多巴胺能欲望，但不是所有形式的“更多”、“新潮”和“与众不同”都对个人有好处，对一个物种也是如此。多巴胺不会停止，它驱使我们永远前进，直到跌进深渊。在下文中，我们将研究最坏的情况。我们这种多巴胺能驱动的聪明才智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一条安全的途径，穿越人类不断加速发展的暗礁和浅滩。但我们也可能会失败。

按下按钮

核武器末日是多巴胺毁灭人类最明显的方式。高多巴胺能的科学家为高多巴胺能的统治者制造了末日武器。科学家无法阻止自己制造出更加致命的武器，独裁者也无法阻止自己对权力的贪欲。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获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有一天一些人的多巴胺回路可能会得出结论：最大限度地利用未来资源的方法就是按下按钮。我们都希望，而且许多人也相信，在毁灭自己之前，人类将找到一种超越我们原始的征服动力的方法，比如通过联合国等国际合作组织。

但要发生这种情况，就需要一些非常强大的力量来实现，而重写我们的大脑则极其艰难。

毁灭地球

另一个容易想象到的世界末日场景是多巴胺驱使我们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直到我们毁灭地球。工业活动加速的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各国政府担心气候变化会带来毁灭性后果，包括干旱、洪水和对日益减少的资源的激烈竞争。超过一半的温室气体是人们燃烧化石燃料来制造水泥、钢铁、塑料和化学品的过程中产生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贫困，对这些材料的需求也在增加。每个人都想要“更多”，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更多”不是追求奢侈，而是脱离极度贫困。

为联合国气候大会提供科学评估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称，任何应对措施都必须涉及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人们需要消耗更少的热量、少用空调、少用热水、少开车、少坐飞机、少消费。换句话说，由多巴胺驱动的行为要被彻底抑制，更好、更快、更便宜、更多的时代将不得不结束。

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至少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只有突破性的技术才能使我们继续保持目前的消费增长速度，同时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

新的硅霸主

比人类聪明的计算机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计算机的速度越来越快，功能也越来越强大，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由多巴胺驱动的能力——利用抽象概念创造新技术的能力。一旦计算机变得足够聪明，能够自我建造和改进，它们的进步将大大加快。到那时候，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而这一天的到来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世界领先的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我们最早将在2029年拥有超级智能的计算机。

使用传统技术编程的计算机是完全可预测的。从计算开始到结束，它们都遵循一套明确的指示。然而，人工智能的新进展产生了不可预测的结果。不是程序员决定计算机如何工作，而是计算机根据自己在实现目标方面的成功程度来调整自己，优化自身的程序以解决问题。这就是“进化计算”。通往成功的电路被加强，而导致失败的电路被削弱。随着这个过程的进行，计算机在给定的任务（如识别人脸）上变得越来越好。但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断进行调整，电路变得极其复杂，以至于让人无法理解。

因此，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一台超级智能计算机能做什么。有一天，给自己的电路编程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消灭人类是实现其目标的最佳途径。科学家们可以尝试编写程序来设计安全措施，但是由于程序的发展超出了程序员的控制范围，所以什么样的安全措施足够强大，使人类能够在“优化”过程中生存下来还不得而知。一种选择是直接停止用人工智能制造计算机。然而，这将削弱我们追求更多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不管多巴胺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它都会推动科学向前发展。不过，我们也可能会幸运地避免最坏的结局。我们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人工智能以道德的方式运行。该领域的许多专家认为，这应该是计算机科学家的首要任务。

家庭的牺牲

多巴胺驱动的技术进步使我们更容易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超市的货架上堆满了不断变化的“新”产品和“升级版”产品。飞机、火车和汽车能带我们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宜、更快捷。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娱乐选择，而且每年都有很多很酷的产品被推向市场，媒体每天都在告诉我们最新的花钱方式。

多巴胺使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也要跟得上。以前受过大学教育就能做的工作，如今需要研究生学位才能做了。我们的工作时间更长，还有更多的备忘录要读，报告要写，电子邮件要回复。一切都在不停地运转。领导、同事、客户默认我们从白天到黑夜都一直有空。当工作中有人需要我们时，我们必须立即做出回应。广告上一个微笑的男人在沙滩上回复短信，或者一个女人在酒店游泳池旁检查她的手机屏幕，点击她空荡荡的房子里的监控视频。“真是松了一口气！”15分钟前她最后一次检查，一切安好，仿佛一切都在她的控制之下。

有这么多的娱乐方式，要接受这么多年的教育，花这么长的时间工作，必须付出一些代价，那就是家庭。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1976至2012年间，美国无子女妇女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纽约时报》报道说，2015年举行了第一届非妈妈峰会，这是一次无子女妇女的全球聚会，有些人没有子女是她们自己的选择，有些是环境造成的。

在发达国家，人们几乎对生孩子失去了兴趣。抚养孩子要花很多钱。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将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需要花费24.5万美元。4年的大学学费加上食宿费还需要16万美元。大学毕业后还有研究生院，也许孩子们还会搬回家住。把所有这些花费加起来，可能够你买一幢度假别墅或每年出国旅行，更不用说去餐馆、看戏剧和穿名牌服装了。一位打算不生孩子的新婚夫妇简洁地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钱。”

着眼于未来的多巴胺让人不再生孩子，因为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在年老时不依赖孩子来抚养他们。政府资助的退休计划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释放了多巴胺，使其可以转移到其他领域，如电视机、汽车和改建的厨房。

最终的结果是人口骤减。世界上大约一半的人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生育率的国家。更替生育率是指为了防止人口下降，平均而言，每对夫妇必须生育的孩子数量。在发达国家，为了更替父母，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育2.1人，多出来的0.1是为了弥补早死的人带来的损失。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婴儿死亡率高，更替生育率高达3.4。世界平均水平是2.3。

所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和新西兰都已到了生育率低于更替生育率的状态。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较为稳定，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涌入，他们还没有失去延续人类种族的习惯。但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也在下降。巴西、中国、哥斯达黎加、伊朗、黎巴嫩、新加坡、泰国、突尼斯和越南都已到了生育率低于更替生育率的状态。

各国政府正在尽其所能防止本国成为鬼城。在叙利亚难民危机期间，德国开放边境接收难民。丹麦为了应对婴儿危机，制作了一则广告，展示一位穿着黑色睡衣的性感模特，鼓励观众“为丹麦做这件事”。新加坡的出生率只有0.78，它与薄荷糖公司曼妥思达成协议，推广一首题为《国庆之夜》的国庆歌曲，让情侣们“爱国情爆发”。在韩国，夫妻生一个以上的孩子可以获得现金和奖品，在俄罗斯则有机会赢得一台冰箱。

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体验

最后，虚拟现实（VR）也可能会加速人类的衰落（甚至加速末日的到来）。VR已经创造了令人无法抗拒的体验，参与者可以身处美丽而令人兴奋的地方，立即成为宇宙的英雄。

VR可以产生图像和声音，其他感官模式也很快就会上线。例如，新加坡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叫作“数字味觉模拟器”的装置，它是一种带有电极的装置，可以将电流和热量传递到舌头上。通过用不同强度和大小的电和热刺激舌头，就有可能诱使舌头体验到咸、酸和苦的味道。其他小组也成功地模拟了甜味。一旦科学家掌握了所有的基本口味，他们就能够以不同的比例将这些基本口味进行组合，让舌头品尝到几乎任何食物的感觉。由于我们所感知的味觉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嗅觉，所以还有一种装置，其特色是具有一种模拟气味的芳香扩散器。发明者称之为“骨传导转换器”，称它可以“模拟通过软组织和骨骼从食客的嘴传到耳鼓的咀嚼声。”

触觉是最后的前沿，因为这意味着VR制造商将可以模拟性体验，而色情是商家采用新媒体（如VCR、DVD和高速互联网）的主要驱动力。当不断变化的幻想可以轻易被实现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去和一个有各种各样需求、一成不变且不完美的伴侣做爱呢？色情作品进入触觉领域后，将变得更容易上瘾。最近，一些可以提供生殖器刺激的设备进入市场，并与色情VR同步，这实质上是电脑操控的性玩具。这里面涉及了巨大的利润。2016年，性玩具市场规模为15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500亿美元。

很快我们就能给电脑产生的体验打分，以此来告诉它我们喜欢什么，就像给音乐和书籍打分一样。计算机将变得如此善于满足我们的愿望，以至于没有人能够与之竞争。下一步将是能让我们用所有的感官体验虚拟性生活，而不会带来生殖这种不便的紧身衣，毕竟人们已经不愿意生孩子了。当目前的趋势遇上VR的引诱时，人类的未来将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有了虚拟现实，人类可能会心甘情愿地走进黑暗的夜晚。我们的多巴胺回路会告诉我们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事情。

只有一件事能拯救我们：获得更好的平衡能力，克服我们对“更多”的痴迷，欣赏现实的无限复杂性，并学会享受我们拥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