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得自己第一次注意到是什么时候了。我站在车站等电车，盯着玻璃板后面的城市地图，看着用不同颜色表示的公交和电车线路图。我看不懂线路图，对它也没多少兴趣。我脑袋空空地站着，突然间，一股没来由的欲望向我袭来，要我把头往玻璃上撞，把自己弄伤。一次一次，越来越近。就快了，每一秒都有可能，然后……

“来吧，同志，”他会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用略带嘲讽的语调对我说，“你不会真的要去……”

当然，这全都是我的想象，但它营造出的画面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真的以为自己听到了他的声音，感受到了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

人们都说，荷兰人只有在有话讲时才开口。在这座城市里，身边都是荷兰人，交流要用英语，我常常感觉自己的母语是陌生的。直到身处国外，我才意识到我的同胞们是在用一种只有一半的语言在交流，吞下一半的词语，只发出一半的声音。我感觉到自己的母语是一位语言困难症患者，在尝试用手势、怪相和语调来传达哪怕最简单的思想。同胞之间的交谈显得冗长、空洞、令人厌倦。他们好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用词语互相抚摸，在低沉的絮语中，将抚慰人心的唾液涂抹在彼此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我正在这里从头开始学习说话。这事并不容易。我总是在寻找能喘口气的空间，好来处理我无法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这一事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一门尚未学会用来描绘现实的语言——尽管现实引发的内在体验可能相当复杂——究竟能不能用来，比方说，讲故事呢？

而我正是一名文学教师。

到德国后，戈兰和我在柏林安顿下来。地方是戈兰选的：因为去德国不需要签证。我们还是攒了点钱的，足够花上一年了。我很快站稳了脚跟：在一户美国人家找到了保姆的工作。这家美国人给的工资很不错，人品也不错。我还在国家图书馆找了一份兼职，每周去一天，整理斯拉夫语系藏书区的书架。由于我对图书馆有一点了解，除了我们的语言以外还会讲俄语，而且大致能看懂斯拉夫语系的其他语言，因此这份兼职对我是小菜一碟。不过，我没有正式的工作许可证，他们只能私下给我钱。至于戈兰，他以前在萨格勒布大学教数学，很快就进了一家计算机公司，但没干几个月便辞职了：他的一名前同事被东京的一家大学聘为讲师，撺掇戈兰同去，打包票说那边会有更好的发展。于是，戈兰又来劝我走，但我很坚决：我是西欧人，我用一种自我辩护的语气说，而且我不想离我妈妈和他父母太远。这话倒不假。但也并非全部的事实。

戈兰还在为之前的事耿耿于怀。他是一名优秀的数学家，深受学生爱戴，却在一夜间丢了职位，虽然他是中间派。尽管人们宽慰他，说这事完全是正常的——打仗的时候，咱们普通人就是这样的，同样的事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不只是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还有塞尔维亚的克罗地亚人，还有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还有犹太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吉卜赛人。在我们苦难深重的前祖国，这种事发生在每个地方的每个人身上——然而，这并不能使他的悲苦与心酸稍减。

要是戈兰真想在德国扎根，我们也是能做到的。那里有成千上万和我们一样的人。大家一开始都是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但终究会回到自己的阶层，生活会继续，孩子们也会适应。我们没有孩子，这大概让做决定变得更容易了一些。我妈妈和戈兰的父母住在萨格勒布。我们离开后，萨格勒布的公寓——我和戈兰的住处——被克罗地亚军方没收，住进了一户克罗地亚军官家庭。戈兰的父亲想要把我们的东西，至少把书给取出来，但失败了。毕竟，戈兰是塞尔维亚人，估计我也成了那个塞尔维亚婊子。那是一段对普遍的苦难发起猛烈复仇的时期，人们随处发泄自己的仇恨，而对象往往是无辜的人。

然而，战争替我们做出的安排，比我们自己所能做出的要好得多。戈兰离开萨格勒布时决心走得越远越好，如今去了地球的另一端。他离开后不久，我就收到了友人伊内丝·卡迪奇的信，为我提供了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担任两学期讲师的工作机会，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她的丈夫塞斯·德莱斯玛是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主任，需要有人应付激增的学生。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系里在旧偏闸运河一带给我找了间公寓。这是一条小运河，旁边只有几栋房子，一端通往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另一端如棕榈叶般散开，分别通往知名的华人街善德街，以及穿过红灯区的旧城侧正面运河和旧城侧背面运河。公寓位于地下室，面积很小，像是一间廉价的旅馆客房。阿姆斯特丹的公寓很难找，至少系里的秘书是这么说的，于是我也只好住了进去。我喜欢周边的环境。我早晨会沿着善德街朝新市场方向走，走进开心小丑、特奥或昭拍耶这几家俯瞰旧测量所的咖啡馆。我一边小口喝着早晨的咖啡，一边看着走过路过的人们在小摊前驻足，上面摆着鲱鱼、蔬菜、车轮大的荷兰奶酪，还有一堆堆新鲜出炉的点心。这里是全城怪人最集中的地方。由于这里还是红灯区的起点，因此到处有小毒贩、妓女、皮条客、瘾君子、醉鬼、残存的嬉皮士、小店主、货郎、送货小哥、华人主妇、游客、小贼、无业游民和无家可归的人在晃悠。哪怕天色阴沉（荷兰的招牌天气），城内一片白茫茫，各路行人的悠闲节奏也让我着迷。一切看起来都有点肮脏、破败，仿佛声音被调小了，画面也调成了慢动作，仿佛一切都游走在灰色地带，同时又团结在某种更高的智慧之下。系办公室位于水闸街，离我的公寓只有十分钟的脚程。一切看起来都很协调，至少我起初是这样以为的。另外，当年的秋老虎一直延续到十二月，气候温和、运转缓慢的阿姆斯特丹，让我不禁想起了旅游淡季时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

之前在柏林时，我就听过那个波斯尼亚女人的故事。她的全家——丈夫、孩子、公婆——都在流亡，有一天，她听到风声说德国当局要驱逐所有的波斯尼亚难民，害怕被遣返回波斯尼亚，就求医生帮她开了张假的转诊单，好去精神病院里躲躲。待在那里的两周就像一缕清新的空气，散发着自由的芬芳，令人心旷神怡，于是她决定不回去了。就这样，她消失了，不见了，换了个新的身份。没有人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她也再没回过家。

这样的故事，我听过几十个。对许多人来说，战争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但它也可以是摆脱旧生活、从头开始的一个理由。无论如何，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就连精神病院、监狱和法庭都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我一点都不确定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或许，我在寻找的恰恰是一个不在场证明。我的身份不是难民，但与难民一样，我也无处可回。至少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或许和许多人一样，我也下意识地将别人的不幸变成了不回去的借口。不过话说回来，国家分裂、战火连绵不也是切切实实落在我头上的苦难吗？这还不足以成为我不回去的理由吗？我说不上来。我只能说，我从如今看来已非常遥远的过去出发，尚未抵达目的地。戈兰走的时候，我既感到一阵轻松，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更加强烈的失落和恐惧：突然间，我只有自己了，掌握的专业技能没什么价值，手里的钱也只够花几个月。我有一个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的学位；我写过一篇博士论文，讲的是克罗地亚作家对卡伊方言的运用；我有几年的教学经验，在萨格勒布教师培训学院。阿姆斯特丹是一个收费的喘息空间。至于之后要去哪里、做什么，我一点头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