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开始叫我卢契奇教授，但随着第一个学期的内容逐渐展开，他们就改口叫我同志了，drugarice，和我当年一样，他们也会故意把最后的字母e拉长并上扬，好像这是个动词词尾似的。同志这个词成了我和新生间某种隐秘的暗号，将我们，我们中的每一个，与荒废已久的教室椅子，与早已消逝的年代，与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连在了一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学童都管老师叫同志。这个词在荷兰的效果可没有巴甫洛夫的铃声那样明显。而且，尽管当面我都是用正式的你来称呼他们的，但跟别人提及时，我用的都是学生们或者孩子们。这只是一种滑稽的扮演：我当时不是，过去也不曾是任何人的同志；他们也不是学生们，不是孩子们。大部分人的年纪都在二十多岁，我只比他们大几岁而已。梅丽哈与我同岁，约翰内克和拉基比我还大。因此，唯一能让大家想起游戏规则的东西就是我用的正式称呼——你。

他们都是被战争带到这里的。有的取得了难民身份，有的还没有。大部分都是从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来的，为了逃兵役；还有些是从战区来的；其他的是跟着人来的，就此留了下来。也有一些人，听说荷兰当局给南斯拉夫难民提供的福利和住宿都很好，于是选择拿余额不明的生命换取饮之不尽的烈酒。还有的恰好找了荷兰人做另一半。

马里奥在奥地利——父母担心他会被征入克罗地亚军队，就把他送去了那里——遇上了一个荷兰女孩，后来她把他带回了荷兰。“要么是我为了绿卡跟她结了婚，婚后爱上了她，”他有一次笑着对我说，“要么是我先爱上了她，然后才为了绿卡跟她登记。我记不清了。”

博班跟着一帮贝尔格莱德妇女去了印度，她们都是赛巴巴的信徒。这场旅行由他母亲一手包办，钱也是她出的，一心只为了让他暂时逃过入伍。一到印度，他便脱离了队伍，独自晃荡了两个来月，但后来染上了痢疾，他便乘最早一班飞机离开了。他原本打算在阿姆斯特丹落地后便转机去贝尔格莱德，但辗转在史基浦机场的厕所隔间时，他突发奇想，决定申请政治避难。这在当时还是有可能的。有那么一两年时间，荷兰当局都相当宽容：凡是来自前南斯拉夫的人，都能以战争为由提出申请。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门猛地关上了。

约翰内克是荷兰人，我们的语言讲得很流利，还有些波斯尼亚口音。她的父母都是荷兰左翼人士，“二战”后曾随国际青年建设队一起修建公路和铁路，后来又作为游客去了达尔马提亚海岸。在一次旅行期间，约翰内克去了趟萨拉热窝，在那里与一名波斯尼亚人相爱，逗留了一段时间。现在，她已经离了婚，带着两个小女儿，决心读一个斯拉夫语的学位。她是一名获得认证的法庭口译员，负责将我们的语言翻译成荷兰语，这个身份特别有用：她能够翻译并公证班上孩子们所需的任何文件。

有些人只来过一两次就悄悄地不见了。拉基来自萨格勒布。我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叫我夫人的人：卢契奇夫人。显然，在他看来，同志是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的，因而也是反克罗地亚的。他的萨格勒布腔调让我紧张——重读放在最后一个音节的la-di-da[形容人装模作样，故作高雅的样子。]，而且总是用反身动词，也就是指称自己的动词形式，听着就像他和地球上的一切都息息相关似的。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拉基来阿姆斯特丹是为了廉价的大麻。他战前就来了，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斯拉夫语言和文学，靠福利金生活，住在政府大力补贴的公屋里。孩子们都说他是警方的有偿线人——他吹嘘自己曾帮荷兰警方翻译过他们监听到的南斯拉夫黑手党的电话。孩子们叫他语言学家拉基，因为他声称自己在编一部荷兰语-克罗地亚语词典，只是一直拿不到经费。他拒绝承认现有的荷兰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词典。

还有佐勒，为了拿到居留，不惜与一位荷兰男同性恋同居；还有奥帕蒂亚来的达尔科，他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同性恋。荷兰当局对那些声称自己在国内因性向异常而受到歧视的政治避难申请者尤其宽容，比对那些在战争中遭到强奸的人还要宽容。消息传开后，人们争先恐后蜂拥而至。战争是一切的遮羞布。有点像国家彩票：虽说许多人确实是因为日子不好过才去碰运气的，但其他人只是看到机会出现就想试一把。在这样不正常的环境下，输赢都得用新的标准来衡量。

他们修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课程主要是因为简单。要是没有难民签证，进入大学就读也可以合法延长居留期。有些人在国内已经进了大学甚至毕业了，但放到这里毫无意义。修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是拿到荷兰文凭最快捷、最简单的办法，虽说荷兰文凭也没多大用处。如果你像安娜一样主修另一门语言，大可选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课水几个学分。但若是当真想拿学生贷款和奖学金，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专业就是你的直通票。

他们能找到活儿干。大多数人打网球，这是他们圈子的黑话，意思是打扫房子。每小时十五荷兰盾。也有的在餐厅刷盘子端盘子。安特在北市场拉手风琴赚点小钱。安娜每天上午在邮局分拣邮件。“没那么糟，”她说，“我感觉自己就像恰佩克《邮递员的童话》里的小矮人。”

但不需要工作许可的活里，赚得最多的还是部里。有个我们的人在一家情趣服装厂找了份工作，很快一帮人就都去了。工作不怎么费力：你只需把这些皮革、橡胶和塑料组装成SM服。每周三次，伊戈尔、奈维娜和塞利姆会去阿姆斯特丹北区的总督街，荷兰各类色情业的供应商Demask工坊就坐落在那里。海牙有家SM俱乐部，名叫疼痛部，于是我的学生们就管他们工作的情趣用品血汗工厂叫部里。“同志，那些搞SM的人啊，穿得可真潮，”伊戈尔打趣说，“他们觉得裸体还不是最美的。我要是古驰或阿玛尼，肯定不会忘了这句话。”

孩子们干得挺好——考虑到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就像火车头一样，身后拖着他们的故国。据说阿姆斯特丹三分之一的犯罪都是南斯拉夫黑手党干的。报纸上全是他们盗窃、贩运妓女、黑市交易、谋杀、仇杀的新闻。

他们也不知道现在该如何对待那个国家。提到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时，他们的语气相当谨慎。提到南斯拉夫，也就是现在的塞黑时，则是极大的痛苦。媒体不断抛出的名词让他们难以招架。比方说，残存(Rump)南斯拉夫。（“天哪，这词是怎么想出来的？”梅丽哈大喊，“是因为他们把南斯拉夫像臀肉牛排一样切碎了吗？”）

南斯拉夫，他们出生的那个国家，他们来自的那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为了让自己好受点，他们尽可能不去提这个名字，而是将其简称为南（跟他们的前辈Gastarbeiter，也就是德国的客籍劳工一样）。于是，前南斯拉夫成了前南，或戏称为铁托南、铁坦尼克。那里的人则成了南人或者我们的人，后一种更常用。提起他们都说的那种语言时，所属格代词我们的也很好用（他们中间没有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为了回避之前那个现在已经是“政治不正确”的名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他们只是叫它我们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