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想象出来的实验室的冷漠墙壁之间，我们将生命注入一条已经不在的生命中。我们轮流按压心脏，做人工呼吸。尽管笨拙而业余，但我们最后还是成功地恢复了那个逝去年代的脉动。

大多数人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是最安全、最少威胁的领域。具体细节到底是亲身经历过的，或者从父母那里听来的，或者自己编的——伊戈尔经常这样做——都不重要。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一点真实。

至于整体状况，那是翻译不过来的：我们在讲着一门只有我们自己懂得的灭绝语言。我们怎么能够向任何人解释这些词语、概念和意象，以及——更重要的——这些词语、概念和意象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感觉呢？这是炼金术：我曾向他们保证终点会有黄金，尽管我完全知道一个在某个时刻灿烂夺目的细节，到了下一刻就可能会暗淡消散。我们共同复苏的心脏也一样。

我有时就在想，我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与我以为自己在做的事情背道而驰。毕竟，南斯拉夫后继诸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家给共同过去泼上的脏水已经起了反作用：脏水让共同的过去更吸引人了。或许，激发过去的记忆会破除它的光环。又或许，重构过去的尝试最后可能不过是苍白的模仿，从而暴露出我们以为如此强大的包袱其实那么贫乏。然而，每当我在头脑中琢磨上述及相关问题时，我们从回忆游戏中获得的乐趣就会将这些问题推到一边，正如我曾把一个如同一吨重的砖头那样砸中我的发现推到一边：我发现自己忘掉的东西比他们多得多，因此并不是他们最够格的回忆导师。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发动了齿轮，再也阻挡不住了。

我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家庭主妇。我们最重要的家庭节日就是一号。爸爸会把装在工资袋（当时就是这么叫的）里的工资带回来交给妈妈。妈妈负责管钱：这些是燃气费，这些是电费，这些是房租，这些是分期还款。接着，我们会穿上好衣服，就像下馆子似的，一起去购物。

提起购物，爸爸用的是土耳其语词的bakaluk，妈妈用的是克罗地亚化的德语词fasung。Fasung活动由妈妈主导，因为只有她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多少糖，多少面粉，多少油，多少盐，多少咖啡，多少通心粉和面条，好撑到下个月的一号），我们都挺着胸跟在她后面。妈妈总是买生咖啡豆，拿回家用一个开着小洞、一侧有把手的圆筒形锡壶自己烘焙。我们会把灰色的咖啡豆从洞里倒进去，把洞关严，放到炉子上，然后摇动把手，壶就会转动起来，壶里的咖啡就会在明火上慢慢烘焙。整间公寓都弥漫着新鲜烘焙的咖啡香味。我爱极了那个味道。我们需要好多咖啡，因为邻居们每天都会过来找妈妈喝咖啡。别的东西我们很少买。妈妈自己做果酱和蜜饯，腌黄瓜，用红辣椒制作辣椒粉和ajvar（辣椒酱），诸如此类。她还很会用樱桃、坚果和巧克力制作利口酒，省得我们买了。我们的东西都放在储藏室里。妈妈会给装东西的罐子贴标签，写明种类和日期。对我们孩子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上甜点。妈妈会买几箱饼干和烹饪用巧克力（就是这个名字），因为这种最便宜。有一种拖鞋形状的巧克力，顶上有一道一道的巧克力，还有一种适合蘸牛奶吃的主妇饼干。妈妈总是给我们每个人买一块圆形的巧克力威化酥饼，名字叫napolitanka。我们小孩子总是觉得店里买的比家里做的好吃多了。

妈妈还会买十包面包棒和十包长条椒盐饼，不过那是给客人准备的。只要有客人来，妈妈就会摆一碗面包棒，一碗长条椒盐饼。客人坐在沙发上。“吃点长条椒盐饼吧。”她一边说，一边把两个碗放在矮矮的长条咖啡桌上，客人们就会拿起长条椒盐饼或面包棒，大声地嚼起来，看起来就跟兔子似的。接着，妈妈就会把她的——用爸爸的话说——日式插花拼盘端出来，就是两三个平盘，里面装满了切成圈或片的腌黄瓜、香肠、辣椒和奶酪。每一片都用牙签固定住，盘子中间是堆成小山的ajvar。客人们总会夸奖妈妈或者她的日式插花拼盘，但也总会让爸爸紧张。

“迟早有人被你的牙签卡死。”他愤怒地说道。

“你不懂现在的潮流。”她会这样回答。

我觉得当时最流行的词就是潮流。妈妈总是知道潮流家具、潮流灯具、潮流发型、潮流窗帘、潮流鞋子、潮流眼镜框是什么。那会儿什么都得用塑料做。塑料是最潮的潮流。

吃过甜点后，爸爸会打开电视。我家电视机屏幕上贴着一层彩虹似的塑料膜，好让黑白电视看起来有彩色的感觉。每次看《溺爱公民》(Anyámasszony katonája)时，我们都笑得要死。

现在写的时候，我都不太确定自己写得准不准。一切都像梦一样，像雾一样；好像我在写别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己的经历。

我家书不多，但有一本我从小就喜欢上了。与其说它是图书，不如说是套图。封面、封底是黑色皮革的，书页有金边。封面中央是一个圆形的金属徽记，看起来像一枚大硬币。徽记上刻着一个胡子男。我小时候想把它抠下来，但从来没有成功。里面装着打印纸大小、年久发黄的纸张：文档、画片、地图、照片。插图比文字还要多。看起来像是一本乱糟糟的漫画书。

“这本书是讲革命(revolution)的。”爷爷告诉我。

“Levolution。”我跟着他念。

“它讲的是伟大的十月革命。”

识字之后，我会一遍一遍地念它的标题：V.I.列宁(1870—1924)的生平与著作。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革命家的肖像。肖像里的革命家总是凝重沉思的样子，而且他们经常围坐在桌旁争论。尽管主人公是列宁，但斯大林总是出现在前台。经常是斯大林坐在桌旁，列宁站在他后面。我喜欢图中的一切都在昏暗中。光线总是来自灯或者窗户。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书。背景里总有装满书的书架。有一幅画是斯大林去列宁的房间拜访他。列宁起身迎接斯大林，扶手椅上摆着一本摊开的书。还有一幅画是列宁和斯大林与中亚各共和国代表交谈。中亚各共和国代表，这个词在我的记忆中恍如昨日。代表们都戴着亚洲式的小圆帽，背景里有一个大书架。你能看到书架里书的数量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有一幅图的标题是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的V.I.列宁与妻子N. K.克鲁普斯卡娅。图中的列宁站在抽屉柜旁边，全神贯注地看书，而N.K.克鲁普斯卡娅则站在书架旁。

我后来读了作者献词，是用精美的花体写成的，内容是：最好的祝福献给我最好的朋友，内博伊沙·克里斯蒂奇。韦利科·武卡希诺维奇少校。

我的祖父就叫内博伊沙·克里斯蒂奇。

我的祖父是游击队员。他就是人们所说的prvoborac，意思是很早就加入抵抗组织的人。我爸爸叫他udbaš，意思是秘密警察，尽管他直到共产党开始失势的时候才这么叫他。我爸就是个浑蛋。话说回来，大多数人都是浑蛋。阴晴不定。顺便说一句，我不信他们把那些书都读了。

要是有人让我给我家画一幅有代表性的肖像，你知道我会在我爸旁边放什么吗？一辆Zastava 101型号的轿车，因为他对那台老爷车比对我重视多得多了。我妈旁边会放一个塑料大包，她以前就用它装着市场里买的杂货回来。我旁边是一个足球。我爷爷旁边是一把老式左轮手枪，他总是把它放在自己的床头柜里，从不让我靠近。我爸和我妈是一对乡巴佬。共产党员最酷了！

我还记得我们十二三岁时学校举办的茶舞会。迪斯科传入以后，茶舞会就没有了。茶舞会从来不供应茶或者类似的东西，我到现在都不清楚为什么要叫茶舞会。一间屋子，有两面墙前面摆着椅子。男生坐在一边，女生坐在对面。每次茶舞会都有一个主持人。主持人的任务是确保我们不会喝太多他们根本不供应的茶水。音乐另有专人负责。那还是唱机和磁带录音机的年代。它们现在也没有了。我们每个人会走到一名女生面前。就跟小情人似的。不说话。这意味着我们要请她跳舞了。每隔一段时间，主持人就会高喊：“女生选人！”女生们就会站好，朝我们走过来。你这样就能分辨哪个女生喜欢你。

那就是我们的荷尔蒙岁月。我们都盼着能够近身跳舞，用我们的话说，叫贴舞。贴舞是慢舞——《心里只有你》——很慢——你会紧紧贴在女孩身上，以至于你们俩几乎都不能呼吸。你激动得都快麻木了，却还要装出淡定的样子。我现在还是一动心思就喘不上气来。就像潜水一样，起来的时候，我们的面颊紧紧贴在一起。我们离得太近了，我的眼睛都失焦了，视线都无法交叉了。我能感受到她清透的乳白色皮肤；我能分辨出她眼睑上的蓝色静脉。她的呼吸闻起来像是绿色薄荷滴眼液。我现在还是想一想就眩晕。那个女孩名叫桑尼娅·彼得里尼奇。

食材：0.5公斤去骨猪肉，0.5公斤去骨牛肉，切块；0.5公斤小土豆，去皮；2个洋葱，对半切开；10瓣大蒜；400克新鲜西红柿；4个青椒或红椒；300克甘蓝，200克卷心菜；2根胡萝卜；2把欧芹；1把芹菜；1颗芥菜头；10根四季豆；2大勺红甜椒粉；15—20粒黑胡椒；几片月桂叶；约300克清水、肉汤或白葡萄酒。蔬菜切块备用。肉、洋葱和蔬菜置于锅中，砂锅尤佳。加水（或肉汤、白葡萄酒）。沿着锅盖内缘贴上一圈面团（避免蒸汽外溢），然后盖上。煮沸后，小火慢炖4—5个小时即成。

我们家的人口多。我父母都很喜欢南斯拉夫，我们这些孩子也一样。现在，我明白了当年暑假去南斯拉夫度假的另外一个原因：那里实在是太便宜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露营地我们都去遍了，营地里有那种房子一样的大帐篷。我们是南斯拉夫最早的外国游客之一。我有七个兄弟姐妹。我父亲有工作，但母亲要待在家里陪我们，因此我们必须盯紧每一个荷兰盾，假期里也不能乱花钱。当时的荷兰人也很穷。战后，荷兰人会去外国（新西兰、加拿大、巴西）挣血汗钱，就像南斯拉夫人一样。于是，亚得里亚海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堂了。我们每天都会排好队，兄弟姐妹一共八个——小的，大一点的，最大的——妈妈和爸爸在最后，一块出去买冰激凌吃。纳齐夫每天跟我们打招呼的话都一样，“你们荷兰人啊，白得跟香草冰激凌似的”。消息传了出去，没过多久，全城的人就都叫我们香草一家人了。“看呀！香草一家人来了！”（我家其实姓特尔·布吕根·于霍欧茨，谁都念不对。）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也安排上了，我们管这些名字叫夏名。我叫约卡，我的兄弟赫拉德叫格尔加，弗兰斯叫弗拉恩，沃特叫瓦尔特。等到大家都看过电影里保卫萨拉热窝的那个瓦尔特以后，他们就都开始用杂拌德语叫他Das ist Walter（这是瓦尔特）了。我直到今天还在叫他Das ist Walter。

冰激凌就是我对南斯拉夫最初的记忆。父母在国内从不带我们吃冰激凌。太贵了。当地人管卖冰激凌的小贩纳齐夫叫Shiptar。我当时还不知道你们有着不同的族群，因此也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阿尔巴尼亚人。在我们看来，你们都是一个样儿的。我们在你们眼里像香草冰激凌，你们在我们眼里像榛子冰激凌。

我们都必须要学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山文学史，你们都知道。我从来没拿过D以上的成绩。有一首马其顿诗歌叫《思念南方的家园》。我只知道诗名，因为我从没读过内容。不过，我一直觉得诗名听起来挺搞笑的。比起诗来，更像是广告。后来有一天，我在系里的阅览室看到了一份这首诗的传真。作者是康斯坦丁·米拉迪诺夫，诗写于一百五十多年前，你们也都知道。不管怎么说，你知道我们的荷兰朋友们成天念叨着消夏规划、放暑假、为暑期做准备，或者刚刚放暑假回来，或者琢磨着今年去哪里——那首诗就像这样的。你还以为它是荷兰人，而不是马其顿人写的呢。我一定要把它翻译过来，给我对象米克看。于是，我开始用马其顿语朗读这首诗——铁托给我作证——我的大脑把它扫了一遍，一点都没卡壳！我也不想烦你们，但为了手头没有书的人考虑，我还是要提示一下开头。

到处都是黑暗，黑暗笼罩着我。

最阴暗的迷雾环绕着地球……

这种天气报告又写了半天，但他接下来就说重点了，讲得很在点子上。

我受不了在这里生活；

我不能在雪、雹和冰中生活。

主啊，请赐予我翅膀，让我飞，

让我回到自己的家园，

让我再次用我的双眼

欣赏阳光普照的斯特鲁加和奥赫里德的美丽海岸。

当我读到结尾，读到下面的诗句时：

在那里，我要说出心中最后的一句再见，

当太阳落山时，我要在那里死去。

老天啊，我哭了。在那里，我像个乡巴佬一样不停地说着马其顿话——失声痛哭。我觉得我都要疯了。不管怎么说吧，我把诗翻译好给了我的米克，眼泪仍然像小溪一样顺着脸颊流。你知道她说什么？“Mooi！”听到这句荷兰语时，我狠狠打了她一巴掌，然后她他妈的就哭了。当然，我真想踹自己一脚。我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邪。那句mooi里有某种东西让我崩溃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毕竟，这个词的意思是真美。可能是草吧。草有催泪的成分。

这不是我自己的记忆，而是来自我的母亲。与她的学校里的所有孩子一样，她加入了少先队。有一次，由于她是全班最优秀的学生，于是被选去参加铁托的生日庆祝活动。母亲告诉我们，选派最优秀的少先队员参加庆祝活动是一项传统，当摄影师照例进来拍摄铁托与少先队员在一起的照片时，她冲到铁托跟前，握住了他的手。我看过这张照片。她靠在他身上，把手压在他的一只手上，他空着的那只手夹着一根古巴雪茄。拍照环节结束后，铁托试着把手抽出来，但母亲就是不放手。她像胶水一样粘着他。他又使劲抽了一下，但她的手指已经变成了活的钳子。人们开始感到不安了。一名保安只好过来把她松开，同时她发出了一声怪叫。

“我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邪，”她告诉我，“或者我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儿。”

我见过铁托真人。那是在萨格勒布商品交易会上。他带着随从经过时，我和母亲恰好在街上排队的人群中。他看起来比照片和影片里要小一些。他看起来年老体衰，像木乃伊似的。突然间，他的额头被一束阳光照亮，映入我的眼帘，只见上面布满老年斑，一绺一绺染过的头发显出了橙色。

“来呀。”我母亲一边说，一边用手拽了一下我，带我去买冰激凌。她点了好多个球，我连四分之一都没吃完。我不知道她是中了什么邪。

回想起来，我有一个印象：前南斯拉夫的一切似乎都与火车有关。只要把我们生活中所有重要的、不重要的火车都串起来，你就得到了一部与官方历史平行——而且合理程度不亚于此——的前南史。

1.与兄弟情谊和团结这句口号相比，奥匈帝国留下的铁轨和火车站对南斯拉夫统一的作用还要更大。每次看到火车站的黄色立面，花篮里的天竺葵时，我的喉咙就一阵哽咽。看到它们就意味着家。

2.我生命中的第一辆火车出现在马特·洛夫拉克写的童书《雪中列车》里。南斯拉夫神话的历史——以及南斯拉夫电影的历史——中的第一个大事件就是韦利科·布拉伊奇的《没有时刻表的火车》。影片的主题是一群人乘火车从崎岖的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逃往北边的南斯拉夫面包篮，肥沃富庶的巴兰尼亚（还是叫巴奇卡？）地区。旅途中，他们相爱，打斗，进行意识形态争论，有一个孩子降生，一个男人死去。《没有时刻表的火车》开启了南斯拉夫电影史上的一系列火车主题影片，直到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导演的《爸爸去出差》中在肮脏的卫生间中发生的残酷恋爱场面。顺便说一句，库斯图里卡是南斯拉夫电影的绝响。

3.铁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青年工人突击手运动时代的象征，无论是国际上还是本国内。年轻人被分配去修建两条重要的铁路延长线：布尔奇科—巴诺维契线（布巴线是我们的目标/夏天结束前，一定要干完）和沙马茨—萨拉热窝线。有一段时间，青年建设队是面向国内市场的电影的热门题材。米莲娜·德拉维奇主演的《群演女孩》(The Extra Girl)就是众多作品中的一部。

4.铁轨铺好后，我们简直坐不够火车：学校出游坐火车，上海边坐火车，去部队坐火车。每一辆火车上都用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刷着JDŽ。许多人初次接触外语就是在这里：车窗边的小铜牌刻着不要将头探出窗外，配有法语、德语和俄语译文。这句话成了书籍和电影里的常客，还在人气曲目《白色纽扣》的副歌火了一把（上火车吧，塞尔玛，但不要将头探出窗外……）。每个座位上都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是某个南斯拉夫城镇或旅游胜地的照片。我最喜欢的是比奥科沃山旁马尔卡斯卡，因为有个旁字。我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三明治是在火车上。最多汁的烤鸡是在火车上。当时最重要的发明是保温瓶。刻在数百万南斯拉夫人记忆中最难忘的景象，就是走了好长一段空荡荡的路后，亚得里亚海从地平线浮现。每个乘火车去亚得里亚海的人都会玩同一个游戏：第一个看到海的人要拖长声调大喊“水——”，赢得五个第纳尔。或者按当时的行情而定……

5.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典型形象是客籍劳工列车。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劳动力偏爱乘火车往来于西方，直到他们开始买轿车。一位南斯拉夫无名氏写了一首客籍劳工短诗，乘火车归乡途中的饥渴跃然纸上：

把裤子脱了，亲爱的，别跟我讲规矩。

我从法兰克福一路回来，日子真是苦啊。

6.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斯拉夫消费主义的标志是开往的里雅斯特的列车。这是一趟满载着黑市商品的车：牛仔裤、咖啡、大米、橄榄油、T恤衫、三角裤、女式内裤——应有尽有。的里雅斯特购物潮的顶峰恰好与铁托去世同时。铁托八十八岁去世，这件事的一个印记就是一阵乱糟糟的农业献礼：这个地方种下八十八株玫瑰献给铁托同志，那个地方是八十八棵桦树献给铁托同志，等等。于是有了这个吉卜赛笑话——从的里雅斯特回来的列车上，海关官员问一名吉卜赛人：“你麻袋里装的什么？”吉卜赛人淡定地答道：“八十八条李维斯献给铁托同志。”

7.最后一辆南斯拉夫列车是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线的蓝色列车，它载着铁托遗体前往贝尔格莱德花房安葬。数十万名南斯拉夫人来到铁轨两侧向南斯拉夫人民与各民族最伟大的儿子致敬。南斯拉夫兄弟情谊和团结的岁月永远地凝结在这样有力的诗句中：

在铁路隧道里，在黑暗里，

我们的红五星留下了印记。

8.南斯拉夫的分裂及其引发的战争源于那历史性的一天：克罗地亚境内克拉伊纳地区的塞尔维亚人用大石头挡住了萨格勒布—斯普利特线，从此列车停运数年。

9.萨格勒布—斯普利特线于两年前重新通车。自由列车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走完全程，克罗地亚电视台进行了实况直播。自由列车之所以用了这么久时间，是因为克罗地亚总理每一站都要停车发表演讲。与此同时，被我们赶出克拉伊纳的塞尔维亚人要徒步、坐公交、坐轿车、坐拖拉机或坐马车回塞尔维亚，就是不能坐火车。

10.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支持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是两门不同语言，据此战争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最好论据之一也与火车有关：两门语言里表示火车的词不一样，克罗地亚人叫它vlak，塞尔维亚人叫它voz。

这篇评论南斯拉夫诗歌的文章的作者是我的朋友米卡茨，写于通读我借给他的《南斯拉夫诗歌新选》（萨格勒布，1966）之后。

各种人都有收录：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黑山人则没有，或者说其实也有，只是没有单独列目。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用斯洛文尼亚语读斯洛文尼亚人写的诗，用马其顿语读马其顿人写的诗。没有译文。

好吧，我对自己说，来看看老家的老家伙们在你连影子都没有的时候都在读什么吧。于是，我掏出计算器——你懂的，就像多拉茨在市场里说的那样：亲爱的，今天鸡蛋多少钱？——做起了算数。这本选集共收录了一百七十三首诗，其中塞尔维亚五十六首，克罗地亚六十二首，斯洛文尼亚四十首，马其顿十六首。挺好，不错。我接着又统计了女诗人的作品。塞尔维亚一首，克罗地亚三首，斯洛文尼亚两首。男的一百六十七首，女的六首。在这六首里，还有一首的作者怯生生地用了男性笔名。翻阅这本书，我还发现了一件事：诗人们对自己的名字特别在意，偏爱由三部分，而不是两部分组成的名字，就像那些被用作校名的英雄游击队员似的。于是，你会看到尤雷·弗拉尼切维奇-普劳察和米伦科·布尔科维奇-茨尔尼这样的名字，你都分不清谁是拿笔的，谁是拿刀的。现在的大批准纳粹也是这样：他们特别喜欢用三部分的名字。他们对此是真的着迷，越长越好。这让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在试图掩盖某种生理缺陷，你懂的，在下面，差个一两厘米就是天壤之别的地方。哎呀，还有一件事。我们的诗人特别喜欢将作品献给另一位诗人。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就像一个人跟另一个人搭话似的。还用我多说吗？

言归正传。奇事，奇事！大约50%的作品都是关于妈妈或母国的。母国变成了妈妈，妈妈也变成了母国。他们像小孩子一样对母国和妈妈哭唧唧。我跟你讲，真他妈的读不下去。对了，还有大约10%是由恐怖故事组成的，我是说真的，坟头、墓地一类玩意儿。兄弟，我真是受伤了。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诗人都是一群他妈的食尸鬼，总是往外刨这个敌人，那个敌人。一个人挑好位置（“我的死亡要播种在这里”），另一个人挥舞铁锨（“我召唤你，我的影子”）。我就想啊：好一个偷尸体的浑蛋。你们把对上帝的畏惧都放到斯蒂芬·金里面了。我刚刚缓过劲来，又看到了这么一段：

啊，恐惧之镜！显示出没有绞架，没有套索的场景吧！

“血！血！”我的血在这片荒废的克罗地亚人的土地上尖叫。

去你的！

接着往下看。有10%属于——用我的说法就是——狂诗，或者叫我我我诗，这些家伙一个接一个地与繁星和宇宙对话，比如“如果你是男人，那就在天空下昂首阔步”——就这种垃圾。在这种诗里，每个男人都是他妈的超人。

行，我来看下一类：20%是歌颂大自然的美丽，你知道的，四季呀，雨水呀，一类的废话。你还以为他们是一帮——那个塞尔维亚天气预报员叫啥来着？——对了，一帮卡门科·卡蒂切斯。这群疯子喜欢植物远胜于动物。实话说，我确实找到一首讲小牛的诗，不过那都快到结尾了。起初我以为是讲可爱的小动物——语言不错，很性感——结果读到中间，牛屎蹦出来了……还是讲植物。里面有各种各样讲他妈的树的诗——大叶杨、柳树、白杨、橡树。读完那么多恐怖的东西，我惊讶地发现咱们国家人竟然会爱花——山谷里的水仙、三色堇、玫瑰、仙客来。我觉得恐怖和园艺不太搭。不过，确实有一个男的写了血色的仙客来。

这些加起来有多少了？90%？好。接着，我又用细齿梳梳理了一遍，寻找性的痕迹。好吧，我算是被一根羽毛给打晕了——咱们国家的男人对性竟然毫不关心。一目了然。用不着计算器。相信我，他们只写死了、埋了的女人。他们好像迫不及待地等着女人入土，好给她写一首诗。越悲越好。你知道这首诗吧：

我昨晚见过你。在我的梦里。悲伤。死亡。

你在一座灵堂里，周围是花朵的宁静。

你在庄严的停尸架上，周围是蜡烛的阵痛。

你当然知道。这是学校必读篇目。这个恋尸的家伙又写道：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是女人，还是鬣狗？

去你的！这家伙真是让我山羊脾气上来了！我的意思是，要是看到女人都分不清那是女人，你还写个什么劲！后面有个不知道该把新娘埋在何处的男人（“我能把你埋在哪里，我的爱人啊，既然你已经走了！”），还有个——我越读越气——常年离家的男人，回来时发现他的好姑娘已经蹬腿了：

可当我回来时，

却发现你已不在。

他回来是干什么的，蠢蛋？这儿还有一首学校里教过的诗，记得吗？

爱情还没有来，尚未降临到我们头上，我说。

但是，我想要的是爱情，还是爱情的离去？

这首诗总让我血液沸腾。你的问题不是想不想，兄弟；是能不能！所以，收拾好行装，重新上路吧。我才不吃你这一套。

他们是一帮病人，咱国家的诗人。不光是诗选里这些。过去两百年里，或者从他们开始写诗的那一刻起，他们里面就没有一个脑筋正常的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没区别。全是老浑蛋。不用计算器就知道。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写一篇关于铁托的作文。她告诉我们，铁托做了腿部截肢手术，正在术后恢复。如果我们写一点祝福的话，他会感到高兴的。我写道：我希望自己是夜莺，每天早晨飞到铁托同志的病床前，用歌声将他唤醒。老师把我的作文夸上了天，还在全班面前朗读。同学们都取笑我。他们叫我夜莺。“哎呀，夜莺来啦。”他们会哄笑着说道。家人听说作文以后也笑话我，特别是我爸。没过多久，铁托就死了，我爸哭了，全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三天的葬礼节目，都哭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外国名流政要都来参加葬礼了。“全是有名的人。”我妈说。他们给播音员念的政要名流名字挑错，开心得很。可当我说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是撒切尔，不是特拉切尔时，我爸却说：“夜莺啊，你够了。去，从冰箱里给我拿瓶啤酒。小心点，别洒了！”大家都被逗笑了。

南斯拉夫是个糟糕的地方。人人都撒谎。当然，他们现在也说谎，不过现在每个谎言都要分成五份，一个国家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