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系里。开课还要一周，但我觉得最好先来报个到。

“我听说你的一个学生自杀了。”秘书告诉我，同样的语气完全可以用来通知我课时做了调整。

“你说什么？”我努力挤出这一句。

“我听说的。”

“哪个学生？”

“我怎么知道？”

我真想掐死她。

“谁告诉你的？”

“你的另一个学生。就刚刚。”

我冲下楼，跑进咖啡馆，在那里发现了奈维娜和伊戈尔。我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就能看出来不对劲。

是，他们听说乌罗什自杀了。不，他们不知道具体情况。他们听说乌罗什的兄弟已经来阿姆斯特丹料理后事了。唉，他父亲是战争罪嫌疑犯，正在接受海牙国际法庭审讯。不，他们不知道，不知道他父亲。乌罗什太内向了。我之前也注意到了。和我一样，他们从没在课堂外见过他。

伊戈尔只说了句：“可耻啊，同志。”

刚开战的时候有一波自杀潮。

婆婆跟我讲了一名从前线回来的士兵的故事——一个不到二十岁的男孩子——他去了一趟母校。他好像一整天都在操场上，拿糖果逗小孩，给他们看手榴弹长什么样。次日早晨，他的尸体散落在操场各处，一部分被炸到了树上，被发现时依然在树枝上。上课前几个小时，他把自己炸飞了。老师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于是孩子们纷纷聚在血肉模糊的尸体旁边。

是的，一整波自杀潮。安静、平和、不起眼的自杀，因为死亡和不幸的消息已经太多了，人们没有多少同情心分给他们。在战时，自杀是奢侈品，同情心是稀缺品。

自杀各有各的办法：有喝酒喝死的——这是最省钱的办法；有嗑药嗑死的——边界因战争而洞开，毒品大量涌入；或者只是死于心碎，即心脏病和中风发作后得不到治疗的委婉语，战争期间，这两种病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其他得不到治疗的疾病也会放到自杀的大标题下。接着发生了女生自杀案，她的父亲是一名塞尔维亚将军，也是战犯，她因耻辱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位贝尔格莱德老妇人，她在公交车进站时跌倒了。当时等车的人很多，踩着她的身体往车上挤，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帮忙。医生们把她治好了，但刚把她送回家，她就从四楼窗户跳了下去。又是耻辱。

逃离了战争的人也有自杀的。我们在柏林听说过各种各样的故事。一个波斯尼亚女人住进了精神病院，出院前一天上吊自杀。一个波斯尼亚难民住在难民营里，先用枕头闷死了妻子和两岁的孩子，然后上吊自杀。在阿姆斯特丹，一名克罗地亚女人在避难中心里点火自焚。他们自杀是出于委屈、绝望、害怕、孤独和耻辱。静悄悄的无名死者，数量很多，同样是战争受害者，尽管没有计入战争死难者的数字。

不一会儿，达尔科来到咖啡馆，我们从他那里得知了细节。之前只有达尔科与乌罗什维持着一定的私人关系。他告诉我们，乌罗什用转轮手枪击中了自己的太阳穴。搞到武器不麻烦：他只要联络南斯拉夫黑手党圈子就行。阿姆斯特丹充斥着南斯拉夫的武器：警方经常在公园里碰见被丢弃的手榴弹。不久前就有两个孩子误触手榴弹丧生。

乌罗什扣动扳机前给公寓来了一次大扫除。他把自己的东西全扔了——书，衣服，每一样，包括他射出致命的子弹之前穿的衣服。他只留下了一个黑色塑料袋。袋子上贴了一张便签，便签上用工整的大写打印体写着他兄弟的名字和地址。他是在周六或周日自杀的，当时房东太太正好去了外地。周一晚上发现尸体后，她立即通知了警方。他赤裸的尸体躺在屋子中央。他做得很干净：除了几滴血和尿以外，屋子看起来和新的一样。尸体周围有七个硬纸板材质的儿童手提箱（玩具箱！），就是玩具店Blokker里卖的那种。箱子里的东西都一样：一把没用过的牙刷、一个便签本、一支削好的铅笔、一顶犹太小圆帽。

“乌罗什是犹太人？”奈维娜问道。

“就我的了解，他不是，”达尔科说，“他爸爸是住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你们都是知道的。”

达尔科描述的乌罗什死状看似幼稚，但同时也冷得像一把刀。这些硬纸板儿童手提箱是乌罗什觉得自己上路的必要物件：犹太小圆帽、牙刷、本子、铅笔，一式七份。它们就像是乌罗什用象形文字写下的遗嘱，留给任何有心破解的人。

“啊，还有一件事，”达尔科说，“他嘴里含了颗子弹。”

“为什么？我想知道。”奈维娜问道。

“我不知道。”

“对呀，”伊戈尔漫不经心地说，“为什么呢？”

“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但是，要是——等他把屋子清理好，衣服脱了，枪顶在头上——他意识到开枪会疼，他会怎么办呢？他可能会喊出来。有人可能会听到。也许，他想到了战争片里的场景，一个伤员要做手术，又没有麻药，于是他们就在他牙齿中间塞了一根硬物，免得他大叫。然后，他慌了一秒钟，因为他什么都没了：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布置好了。但是，他接着从手枪里取出了一颗子弹，放在牙齿中间，然后将另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头颅。”

达尔科是勉强把话说出来的。在他试图重现场景的全过程中，他似乎都要哭出来似的。与此同时，他仿佛也在思考乌罗什的死是多么没有意义，在向它抗议——毕竟，高贵的、有意义的死是存在的，为什么乌罗什的死就毫无意义呢？——最后，他还是同情着乌罗什，原因正在于他的死是如此无意义。但是，我只能揣测达尔科的内心活动。我说的抗议其实是我自己的抗议。

伊戈尔给我们看了一篇《新鹿特丹商业报》发表的短文，内容是三名战犯受审，其中就有乌罗什的父亲。他们是最早受审的战犯之一，只是小虾米而已。大炮出庭还要再等好几年。

“我们要去看看他吗？”他问了句，他指的是乌罗什的父亲。

“你的意思是，审判过程对外开放？”

“我今天在系里拿到了两张通行证。”

“就像电影票一样。”

“他们以为是语言实习呢，”他挖苦道，“免费。”

“时间？”

“明天，如果你想去的话。”

没有人说话。我在上学期已经忘记了战争。学生们也一样。乌罗什之死将我抛回了混乱中，噩梦中。我恍惚了。我怎么竟然不知情？因为我从来没有问。我从来没有问，是因为我害怕开口问。现在已经太迟了，应该问却没有问的问题正折磨着我。

“乌罗什的兄弟都料理好了。他有一直住在这边的朋友，他们帮了忙。你也好，我们哪一个人也好，什么事都办不了。我们连葬礼都不能参加。”

“我们可以为他的灵魂举杯，对吧？”奈维娜说着朝吧台的方向走去，“我请。”

我们无言地小口喝着荷兰生产的rakija酒。我不想乌罗什了；我在想战争初期电视上播的一个片段。画面中的斯洛文尼亚小伙子年纪与乌罗什相仿，身穿南斯拉夫国民军的制服，他被新成立的斯洛文尼亚本土防卫军抓获了。他站在那里——举起双手，泪水顺着面颊流下——大喊道：“兄弟们，别开枪！我是你们的人！”几秒种后，斯洛文尼亚兄弟们射杀了自己的兄弟。

我们的酒喝干了，奈维娜、达尔科、伊戈尔和我各自离开。那天的阿姆斯特丹就像费里尼《阿玛柯德》里的场景。他们眼里的雪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特大号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