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在自己局促的公寓里踱步，身体因低烧而颤抖。我不能专注想任何事，乌罗什之死的念头像偏头疼一样占据了我。然后，我盯上了一个笔记本，是公公不久前在萨格勒布给我的三个本子之一。其他两本我都放在母亲那里，我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读。如果说我竟然拿了一本的话，那也是为了安抚良心。我把它从架子上抽出来，开始翻阅。

文字是打印出来的，单倍行距，页边距基本为零，字迹很模糊。他给我的肯定是三手或者四手复印本了。纸张用订书器订起来，外面套上浅绿色的硬纸板，正面是他自己手写的乡镇小学校长回忆录。他将这些本子叫作书。我不知道他给第一卷起了什么标题，内容估计是童年时光。第二卷好像是叫校园时光，校园时光，美好旧时光。我手头的是第五卷，题词写着献给我未来的子孙后代。公公对子孙后代没多少希望，子孙只是一个浪漫的借口，但既然他把这本书，他人生的忏悔录复印了好几份，那么他显然是希望最后有人会读它的。

我来到N城，干我当年学的老本行：教书。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我是一名教师，只有一件事不同：我来到这所学校和N城之前所在的地方——裸岛。

公公的忏悔录中充斥着他的政治犯经历，他是因为同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而被送上裸岛的。这段经历让他彻底失常了：哪怕是获释后，他依然感觉自己没有被赦免。当他在“里面”，“从生活中消失”的时候，当他“一整天，每一天将一块十公斤重的石头搬上五十米的斜坡，要是看守碰巧心情好，他可以在拖着石头走下斜坡之前歇一会儿”的时候，外面的人学会了“掏国家的钱包”，而且越发无耻。他将出狱后的生活叫作“余生”，把自己称作“尸体”，他不得不掩饰自己的裸岛经历，好像那是梅毒一样。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感觉被流放：他失去了军籍（他描述了自己的军事荣誉表彰如何被全部剥夺），也不是党员了（被开除出党）。现在，他只是一名小学校长。

文中包含了各种语调和情绪：不光是自怨自艾，也有校长派头的说教，或纯正信仰者的义愤，或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地方社会工作机构的热情。起初，我以为他在讲述一整套看不见的监狱高墙，但我不久便意识到，他真正的听众不是子孙后代、铁托、党、秘密警察、南斯拉夫国家或残忍的裸岛看守；而是他教书的小镇。

一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斯拉夫地方日常生活的图景逐步展现。公公详述了自己在N城的经历：任教数年后，他翻新了破旧的校园——给泥泞的操场铺上水泥，然后收来废弃的板子，搭了一个车间；又过了很久，他在当地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任内主持修建了文化中心，还创办了工人文艺协会；他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还给团里搞到了真正的泛光灯；修建全镇第一座电影院并获取片源；建立全镇第一座真正的公立图书馆兼阅览室并募集购书资金；为无人打理的镇公园赋予新生；修建中学大楼和全镇第一座游泳池；组建篮球社团；创办全镇第一所音乐学校……

讲学生的部分尤其温暖。他回忆到，自己有一次口误，将“到黑板前来”说成了“到黑板上来”。趁他背对的时候，听到命令的学生把他的话当真了。“那个男生已经将黑板从木架上搬下来，站了上去，全班哄堂大笑。他最后拿到了两个大学学位。”

退休后——他当时已经搬到萨格勒布——他正常获得了一块纪念金表，表彰他的尽心职守。但他将大半辈子倾注其中的镇子却没有任何感恩的表示，这让他很受伤。

在书的结尾，公公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自己从童年到老年生活中的各式橱柜、衣柜和架子（棺材也被他划到了这一类），对萨格勒布公寓里的书架的描述尤为浓墨重彩，上面摆着他获得的各种证书、奖状和奖章。有一份证书表彰他“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代表青年为教育事业做出的无私奉献”，另一份表彰他“为发展和巩固我国社会与文化事业做出的无私贡献”。但还有一份证书叫“军人教师证”。（“它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日子。小学生们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时，一边是德国轰炸机的轰鸣，另一边是盟军空中堡垒，远处是炮火，近处是机枪。我们的学生坐在树底下，大腿上搁着板子，手里拿着粉笔，在军人教师的监督下识字、读书、做加法……”）

有一天，我开始翻那些泛黄的证书，发现了一张上面印着国徽的纸，内容只有我的名字，还有我被授予了一个奖章，以表彰我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我坐在那里就想：“我为一个国家做出了足以获授奖章的贡献，却完全不记得自己得过这个奖章，这算是什么国家？”然而，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张纸，突然间，一下子，我对荒废终生的恐惧就烟消云散了。我看了一遍纸上的字，授奖的事肯定是有的，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到萨格勒布时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还是穿上了全套正装，领带，什么都有（就是死对头也想不出让我比这更难受的办法）。我踏入的礼堂像是在举行仪式——人们窃窃私语，很期待的样子，没有一个人笑——接着，克罗地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走上台，胳膊下面夹着一卷看起来就很重要的纸。“首先，为表彰其为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文教事业的巩固、发展和进步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特颁发证书予……”接着，他念出了我的名字。

公公那一代人真诚地相信自己在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他作为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加入了游击队的斗争，而且感觉自己已经赢得了胜利。他曾被投入关押政治不可靠分子的劳改营，那肯定是因为他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绝不同意劳改营的存在。获释后，“信念毫无动摇”的他又开始了“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但等到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幻灭了——所以才有了这些书。他在书中历数了那些最终将他信奉的一切摧毁的人的阴暗面，其中有不少软弱的、抵挡不了随大流本能的人正是他的同辈人。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写下来后，他马上打开窗户，做了一个深呼吸，查看窗外的废墟。时间倒流，他又回到自己开始的地方。又是战争。又是劳改营和铁丝网。

我在想，到底有没有人读过他要说的话。他盼着的孙子孙女——如果有的话——以后会讲日语。已经听他讲过上千遍的奥尔加更关心什么时候能把墙刷白。多年来，公公已经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将婆婆变成了告解神母，成天被他用话语轰炸。

我都能想象到公公用怨言刷墙，发出无人想要接收的信号，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长吁短叹，演示自己受到的轻视，一遍遍地历数自己的遭遇，因为幻灭和下贱、肮脏、人性的背叛而激愤。我想象他穿着条纹睡衣站在屋子中央——领口的扣子解开，导尿管从下面伸出来——对着墙壁喷出一团团“神风特攻队”一般的话语，将斑斑血迹抛到身后。

我还想到了戈兰。与他父亲一样，戈兰也保存着自己受到的轻视。毫无疑问，他去日本也拖着它，把它偷运到了国境以外，好像它是一盒珠宝似的。与他的父亲一样，被排斥的经历也玷污（他父亲在某处用到了玷污这个词）了他。抹除——清除——删除——驱逐——开除——封杀——禁止——不能进——不能入——不能干——流放——擦掉——除名……走吧，你！

戈兰不再爱我了。这才是我拒绝跟他去日本的原因。它静静地、难以察觉地、没有特别原因就发生了。戈兰尽力了：为了让自己的心活过来，脉搏跳动起来，他把能做的事都做了；他不相信爱会那样溜走。但一点一点地，他曾经对我的感觉被遭到忽视的感觉压倒了。或许我现在也有同样的感觉；或许它当时正在我体内休眠。我们很难发现自己身上的隐患，发现自己的污点，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戈兰和公公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的。每当取得一次胜利，他就会在心里把它献给他自己的、属于他个人的N城。他的成就越大，那座城就越不理会他。它只关心他的失败。它之所以愿意听他的失败，是因为失败确证了它不曾亏待他。因此，对戈兰和公公来说，这个国家分成了两大对立的、同样激烈的阵营：受害者和加害者。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或许有对的地方：或许，这个国家确实除了受害者就是加害者。受害者和加害者会定期调换位置。

如何从过去中解脱出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曾要求我的学生们与过去和解，说这是必要的第一步。我曾给了他们一片没有痛苦的过去，试图保护他们，就像父母保护自己的孩子，孩子保护自己的朋友，就像我的母亲保护我，戈兰的父亲保护戈兰。但是，解脱是没有的；有的只有遗忘。而遗忘来自我们的大脑中都有的神奇小橡皮。我们每个人都拖着自己的壁橱，每个壁橱都有自己的骷髅头。骷髅头迟早会滚下来，不过会披着伪装，以一种让我们舒服的形式滚下来，就像公公书架上的那份证书。过去就是我们的装置，明明是业余的玩意儿，却打着艺术的旗号。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这里摸一下，那里摸一下，到处碰，到处摸。触碰回味是我们最喜欢的艺术手法。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博物馆馆长。而且，我们不能与过去和解，除非我们能接触到它，除非我们可以像拯救荷兰于洪水的男孩汉斯·布林克尔那样指着它的堤坝。用你的手指指向堤坝。让你的屏幕充满图像。让你的生命不再蒙尘。偶尔做一些改变。摆脱一两件东西。打开A，盖上B。把斑点都去掉。把嘴巴闭上。把舌头当成武器。想的是这样，说的是那样。用浮夸的表现来掩饰自己的意图。掩藏你相信的。相信你掩藏的。

我越来越厌恶这些重复、重演、不断翻新的抱怨和辩护，病毒式传播的苦难，围绕和缠绕着我们的脐带，将我们捆绑起来，成为可怕的、痛苦的、血肉模糊的一团，永远不能脱出——父辈、子辈、孙辈、绞死人和被绞死的人、受害者与加害者、看守与犯人、法官与被告……

我需要空气。我把公公的笔记本扔到地上，穿上外衣，走出了家门。我沿着善德街走了一段，然后进了一家我偶尔会去喝咖啡的酒吧，名叫失踪情人。我到吧台坐下，点了饮品。人们嗡嗡的说话声和人体发出的热量安稳了我的神经。我需要人的温暖肉体来消除撞击太阳穴的疼痛，就像熄灭香烟一样。我身边坐着一个男人。我们聊了几句，喝了几杯，看了几眼，身子相互蹭了蹭：我们要来一次涉及体液混合的小小互惠交易。交易圆满成功：我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自我羞辱的安慰。疼痛消失了。

苍白的晨光透过窗格，我惺忪的睡眼注意到床边的桌上有一张钞票：那个我还没来得及记住面孔的男人留下了一张一百盾的钞票。我的嘴巴展开了笑容。像荷兰人一样说了句：“Snip voor een wip！”一百盾换一炮。我完全忘了自己住的是红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