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在门前。放在两周前，我会活力满满地冲进门去，现在却连跨过门槛的力气都没有。深吸一口气，我把公文包像盾牌一样紧紧抓住，走了进去。

“你好呀，同志！萨格勒布怎么样？”

“说好的巧克力，带来了吗？”

“你回来真好。我们都盼着你呢。”

大声问候中透着一股真挚，我差点儿失去平衡。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等对方说完，把周末赶制的课程大纲递了过去。大纲上列出了本学期的授课主题，附有日期和内容梗概。接着是必读书目，每周大约有两百页。我告诉学生，我会严格按照进度授课，每次上课前的相关文本也必须读完。这门课要写两篇作业，期末考试采取口试形式。我不会再容忍缺勤了，出勤率会反映在期末分数上。

“这课是怎么了？”梅丽哈一边笑一边喊，“新政权上台了？”

我选择了无视。

“要是图书馆只有一本，我们怎么能都读完呢？”马里奥浏览书目时抗议道。

“要么一块看，要么自己影印，”我说，“我周末把书单上的前几本都影印出来了，可是花了不少时间。”

“这些书图书馆里都有吗？”塞利姆问道。

“书单上的都有，没有我也不会列进来。”

我也给了塞斯一份阅读书目。

“一周两百页？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一点也不多。美国学生一周要读四百页。再说这是你们自己要求的，对吧？”关于美国学生的这件事我是从某个地方读来的，似乎起到了预期效果。塞斯只是耸了耸肩。

授课内容是简要比较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文学发展史，会涉及很多知识点、人名和时间。最后几堂课是克罗地亚小说专题解读。

不可置信的表情在学生们脸上挂了许久。他们试图把我的做法理解成心血来潮，希望过不了多久便会恢复原样。我一直在端详他们的脸，想找出告发我的那个人。我有时候觉得是梅丽哈，过了一会儿又觉得是奈维娜，或者伊戈尔，波班……到底是一个人单独告发，还是两个人合伙，我绞尽脑汁地在想。我脑子里浮现出梅丽哈跟伊戈尔两个人定期向塞斯报告课堂情况的样子，或者塞利姆跑去找塞斯，说这门课简直是不可理喻，一个被本国公民以历史必然性为由消灭的国家竟然在这里复活了。约翰内克呢？安娜呢？会不会是她们？

上完课我马上就走，从来不去办公室，尽可能不跟学生接触。渐渐地，不可置信变成了困惑，困惑最后又变成了失望。然而，下课后他们还是会等我请他们喝咖啡。梅丽哈试过一次，接着是奈维娜。

“同志，一块喝个kopje koffie吧，我们请客。”

“谢谢，我现在很忙。”我两次都是这么说。

我看见他们在系里对面的咖啡厅里，正专心致志地谈话。系领导正在开会。我知道他们在谈我的事。“贱人。卢齐奇现在是个真贱人。”我能想象到那个告密者坐在中间，皱着眉头，嘴唇紧闭。我在想谁会第一个弃课。伊戈尔？安特？奈维娜？

我只有一次没控制住。我布置他们背乌耶维奇的《每日哀歌》，从头背到尾，从尾背到头。这招很蠢，是我从一个克罗地亚诗歌教授那里学来的，这个人就是喜欢用类似的作业折磨我们，我们都恨透他了。我记得当时在心里发誓，以后绝不这么祸害自己的学生。

奈维娜正着背，反着背都不干。我就让她大声朗读，她胡乱念了一通。我又让她反过来念，这次她只是怅然若失地站在那里。痛苦的羞辱。最后，伊戈尔挺身而出，漂亮地帮她解了围。

“谢谢你，伊戈尔，”我说道，“奈维娜，你什么时候吃透这首诗，什么时候再回来上课。”

奈维娜收拾好东西，从牙缝里说了句：“贱人！”然后大步走出教室。我记得她摔门的时候哭了。我为她感到难过，但已经晚了。我也是骑虎难下。

我能感觉到不满情绪在滋长。每次进教室都能感觉到，情绪几乎有了实体，室内温度好像都变低了。有的时候，它似乎充满了整个房间，都要溢出去了，窗子都咯噔咯噔响。然而，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我一直在想：他们什么时候会揭竿而起呢？至少会有人站到我面前，质问我所欲何为吧？但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话。只有伊戈尔似乎不为所动。他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看穿了我的灵魂。他脖子上一直挂着耳机，不时会戴上听歌。

“把随身听给我关了，伊戈尔。这是上课，不是摇滚音乐会。”

“音乐会上我才不用随身听。”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

“没事，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不妨碍。”

“走着瞧，”我说，“看考试的时候。”

太折磨人了。我一直在说并非我本意的话。我恨我自己。我坚持这样做，是因为一个想法缠绕着我：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去找了塞斯，把上学期的课堂情况和盘托出。

然而，随着“新政权”按部就班步入正轨，我的恨意也渐渐消退，真正的授课开始让我感到了快乐。学生们也有回应。梅丽哈很用功，伊戈尔次次都来，安娜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了下来，而约翰内克积极得有点过头，我一度以为她就是告密分子。但是，此时课堂人也少了，只剩下他们几个：奈维娜再也没回来，马里奥、塞利姆、波班、达尔科一个个也都不来了。

文学史之旅颇为顺遂。穿行于时代、流派、作者、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麻醉效果。课程最后的主题是回归。回归还是留下，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都感觉自己在这里是暂时的，同时精力都集中到了搞定证件上。他们以为，一旦拿到证件就可以下决心了。祖国仍然在他们心底某处闪着光，或许是出口灯箱的光吧。

现在我又在收拾学生们的手提箱了，跟上个学期只有一个区别：里面没有走私品了。我在帮他们熟悉自己的文学大家庭，他们的先辈。我选取的文本起到了英雄传的角色，只不过传主是虚构的。叙事多从第三人称开始，以第一人称结束，比如主角的日记或致友人的信。虽然这些主角都是土生土长，他们全都与少年维特和恰尔德·哈洛尔德有着某种家族相似，克罗地亚作品里尤甚。更不消说评论家所谓的俄国多余人形象了，比如格里博耶多夫的查特斯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罗亭和拉弗列茨基，基尔萨诺夫和巴扎罗夫、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契诃夫的伊凡诺夫，还有奥列夏的卡瓦列罗夫。女性人物主要分三类：漂亮的爱国女青年，一般会被主角抛弃；荡妇，嘲笑主角却也让主角兴奋；还有沉默的女烈士，忠实地陪伴着主角直到最后。

这些主角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实在让我惊讶。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读文学，而是在读基因图谱，就像发现了某种你朦胧有印象，却从来没当回事的东西，比如祖孙三代都在同样的地方长着一颗痣。我经常有一种感觉，自己在看一部播了一个多世纪的肥皂剧（不过，我在公开场合是绝不会承认的）。

我们读了两部主角最后发了疯的小说：K. Š.伽尔斯基的《扬科·鲍里斯拉维奇》和《拉得米洛维奇》；我们读了三部主角都自杀了的小说：维因赛斯拉夫·诺瓦克的《两个世界》和《提托·多里奇》，奈哈耶夫的《逃亡》；我们还读了克尔莱扎的名作《菲利普·拉提诺维茨》，与上面几部同样以流亡为主题。在这些故事中，主角在外国觉得孤立，回国又无法适应，死亡悲剧由此触发。

“不过，真正抓住我们的，”梅丽哈说，“是讲客籍劳工，也就是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他们跑到德国、瑞典、法国、荷兰打拼多年，就是为了拿着辛苦钱，回家买大房子养老送终，传给子孙后代。而这些大房子都空荡荡的，像是坟墓，像是金字塔，像是无忧无虑退休生活的纪念碑，乌托邦的纪念碑。因为战争来了，到处都是硝烟。”

“也许吧，”安娜不安地说道，“不过，那真的是我们的故事吗？”

“你说呢，我的姐妹。你父母在德国干了半辈子，而你现在却漂流异国，身无分文。你去问问艾达，她是我的朋友。她会跟你讲的。她爸妈干了三十年退休，挣的钱都存到了萨拉热窝的一家银行里，本来想着盖座房子，安心过日子。他们现在在哪儿？又回科隆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代人的命运：生，一无所有；死，一无所有。我爷爷奶奶，还有我爸爸妈妈，‘二战’后从零开始干；现在又打仗，一夜回到解放前。我呢，也是从零开始，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〇。”

谁都不说话了。梅丽哈的〇像个套索悬在我们头上。

研究移民的人类学家从谍战小说里面学了个词：卧底。卧底，原本在新环境中过着正常生活的人：学习当地语言，适应当地生活，看上去完全融入了进去——突然间，他们顿悟了。回国的美梦将他们变成了机器人，变卖家产也要回国。意识到错误（大多如此）之后，他们回到了卧底二十多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土地，被迫重新走一遍适应期（不少人会跑去找心理医生）。两番折腾过后，终于与自己达成了和解。许多人过着两条平行线一般的生活：他们将脑海中的祖国投射到暂居的异国，再将投射的影像当作真实的生活。

我的学生都不是卧底，他们压根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卧底。他们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他们正忙着建造一座座空中楼阁，然后俯视大地，决意去留。当然，我也跟他们在一起。我同样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只是我不忍俯视。我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