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我也说不清由来的事。我有时会发现自己停在街道中间，因为我忘了要去哪里。我只是站在那里，就像一个玩定身游戏的孩子，只要动一下就算输。“你动了！”我感到困惑的原因或许是，我去哪里其实都没什么关系，我完全可能站在另一座城市的街道上，我来到这座城市纯属偶然，说到底，做到底，万物皆偶然。我们许多人落到了过去做梦都没想到能看见，更别提会居住的地方。每天都可能这样，仿佛睡着在一个城市，醒来在另一个。

有时，我的睡眠会被一种压迫性却不可描述的疼痛打断，一种无痛的疼痛。我会下床，走进浴室，打开灯，放一会儿水，咽下几小口，试着平息似乎已陪伴我多年的干渴感。接着，我会把头靠在药柜的镜子上，看着呼吸的雾气缓缓在镜面散开。

“我的伤啊。我的心啊。秋天来了，我也痛了。我好痛，我好伤，我的伤口在溃烂……”在我的国家，伤口是我们的亲属，是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爱人。伤就是爱，爱就是痛。戈兰和我在柏林街头听到过极速民谣《我的伤啊》。街头小贩把廉价磁带拿给我们看，封面上用德语写着Ach, meine Wunde。戈兰交钱时笑着对我说：“我们国家最热门的出口商品就是伤痕。”

“德国啊，我不认识的人啊，我把爱人献给你，我把兄弟献给你。”他们哀号着，就像几十年来的民工、难民、侨民、流亡者、客籍劳工、冒险家、骗子、恶棍、逃兵，他们哀号，他们跪在地上，他们悲鸣……“澳大利亚啊，我不认识的人啊”，“美国啊，我不认识的人啊”，“加拿大啊，我不认识的人啊”。

我从来不是很理解那些廉价的爱国短片——半是旅行宣传片，半是政治宣传片——片中肤色黝黑、嘴唇上方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刚刚从外国归来，身在异乡，心中的祖国却如磁石一般。两只手各拿着满满当当的行李箱，多毛的胸膛上挂着金链子和十字架，翻山越谷，只为回到生养他的村庄，那里有身穿黑衣、长着小胡子的老母亲在漆黑的火炉旁等着他。“我的祖——国！我的故——土！”我的同胞大声唱道，凝视着美丽的远方；他们凝视的美丽之物通常只有远方。没准儿所有侨民都是不得不一直拍肥皂剧的性格演员；或许流亡题材本身限制了他们开拓戏路和气质的空间。

每当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游子式的失忆中，我就会搜肠刮肚地思考：假如情况不是现实中这样，那会发生什么？出于营造温暖环境的希望，我会把认识的人打乱后混起来，好像洗牌似的。我会想戈兰和他的Hito拥抱在一起。他们有着规律的睡眠，像两只勺子一样躺在一块。他呻吟了一声，她醒了。“怎么啦？”她问道。呻吟声停止了；呼吸恢复了正常；Hito接着睡了。我会想到戈兰的母亲去厨房喝牛奶。她从一个写着丹麦曲奇的罐子里取出一块饼干，然后改了主意，又拿出两块。然后又一块。她把饼干泡在牛奶里，然后用一根手指顺着搅动，然后用勺子吃了下去。甜味的饼干泡奶让她平静了下来。“我真不懂。我嘴就是闲不住，”她叹息道，“尤其是夜里。”我会想到自己在母亲家客房的床上蜷着睡觉，听到了拖鞋窸窣的声音，门蹭地的声音，尿滴在马桶里的声音：厕所在我的房间旁边，我妈在里面小便。接着，声音停了，她又窸窸窣窣地回床上了。入睡时，她会装点自己的过去，好像那是一个复活节彩蛋。故意地，得意地。

只有在这些时候，醒着躺在阿姆斯特丹的地洞里的我才能看清自己。我看到自己提上牛仔裤，在睡衣外面披上夹克衫，从地下室出去。我试着深呼吸，但空气像棉花糖一样粘稠温热。街道上刮着亚热带那种醉人的风。旁边的一棵树上挂着两个塑料袋，发出噼啪的响声，在黑暗中发着暗淡的光，仿佛在传递另一个世界的消息。

我看到了一个同胞，一个行迹诡异的矮胖女人，后面跟着一个高个儿白发女人。老妇走路要拄拐。“走呀，妈。”年轻些的女人命令道，声音尖利得像针一样。我们的人都认识这个女人。“她是个天才。”他们说。她有时装成长满瘤子的人，有时装成八个半月的孕妇，有时像今天这样，装成一个瘸腿的老奶奶，但她身边总跟着一个影子似的男人，他怒目而视，身穿短夹克，双手深深地插进衣服的口袋。他们说，只要我们的人想买，她什么都能偷来：衣服、珠宝、录像机……“走呀，妈，”她嘟囔道，“快走呀。”

一个喝醉的年轻英国女人拉着我的袖子问：“有火吗？”

“不好意思。”我说。

“去你妈的！”她回了一句，然后蹒跚着走了。

我站在一家文身工作室门前。店关了，不过橱窗里的电视还在播放纪录片。“我开始做文身是为了了解疼痛的含义，”一名日本小伙子说着转过身，把满背的文身对着镜头，“每个图案都是疼痛的纪念。”另一名浑身文身的日本小伙子狠狠地点头道：“没有疼痛，哪来的收获。”

街角运河中的水显出浓厚的黑色，发着不祥的光。突然间，一只白天鹅从黑暗中出现然后定住，像鬼一样。就在这时，橱窗里的电视关了，屏幕变为空白。我又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树枝上的塑料袋仍然在噼啪作响，像孩子玩的风筝。亚热带似的风舔着我的脸。汗液顺着脊背流下。“你动了！”接着，我蹿回了自己的地洞，像一只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