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们的人？”他狡黠地问道，咧开笑的嘴里露出一颗金牙。他的搭档拿嘴角叼着一支发潮的香烟。

“对，我是我们的人，”我说，“你们俩是哪里人？”

“我是斯梅代雷沃的，他是库马诺沃的。你呢？”

“我？我火星来的。”我说。

现在，俩人都咧嘴笑了。

“我们俩，没得比，”那吉卜赛人对搭档讲，“功夫都在嘴上。”接着，他转向我问道：“要我们吹点啥？”

“来吧。”

“那就来点家乡味吧。火星曲子。”

“好呀。”

他拿起单簧管，搭档把手风琴的背带挂在肩上，吐掉了香烟。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一百盾的钞票，放进了帽子。

弹手风琴的人低头看了眼钞票，叹道：“我说姐妹啊，你疯了怎么的，这么撒钱？留着应急吧，日子不好过的时候用。给我们一两盾自然是好的，可这是？哎呀呀！别发疯了，朋友。钱又不是树上长出来的。”

我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走进人群中，感受着叫人疼痛的吉卜赛炸弹——“金色的太阳，你落吧，落吧。天暗了，才看得见月亮……”它在我心里爆炸，然后留在了那里。突然间，我的心沐浴在鲜血中，心周围的冰墙开始融化，而滴着血的我蹒跚走过了市集。

阿尔伯特·克伊普市场是阿姆斯特丹规模和名气最大的市场，位于前工人阶级生活区管道区，每天上午开市，据说有三百多个摊位，直到傍晚才收摊。我表面上是想去买鱼和果蔬，这只是一个借口，为的是合理化将我吸引至此的那种模糊的磁力。市场笼罩在花粉和海对面飘过来的浓烈香料气息——桂皮、丁香、肉豆蔻——的雾气中，带着风和盐的味道。华丽的丝绸、厚绒布、异域风情的首饰、黄金和珠子、毫不谦虚地敞开卖的珠母贝、散发着银色光芒的鲜鱼在空气中闪闪发光，从身旁匆匆经过。市场里的苹果有着金色的光泽；每一粒葡萄都像点亮的小灯笼；醇厚的白色牛乳恍如维米尔笔下女性的肌肤。

不过，磁力有时也会失效，当一条死鱼呆呆地躺在摊位上，当苹果红倒是还红，莴苣绿倒是还绿，只是没了光泽的时候。市场上有衣衫破烂的小贩在卖廉价服装，身边的空气都被化纤带上了静电；有人卖叫不上名字的杂货：长得像抹布的掸子、形状尺寸各异的塑料刷子、五颜六色的尼龙假发髻、塑料齿的木头痒痒挠、盒装袋装小吃；有人卖香皂、洗发水、洁面乳、低端手提包、假花、垫肩、补丁、针线、枕头和毯子、打印画和画框、锤子和钉子、香肠和奶酪、肉鸡和野鸡、被蛾子咬了洞的围巾……

在摊位之间闲逛时，我心里想的全都是那枚吉卜赛炸弹。碰巧出现的一样东西马上抓住了我的眼睛：红白蓝三色条纹塑料包——安娜说得没错：我只花两盾就买到了。接着，我像一个上好弦的机械玩具似的朝Zuid肉铺走去。Zuid在荷兰语里是南的意思，肉铺的主要顾客是当地的南斯拉夫人，Zuid就是他们的暗号。肉铺的橱窗骄傲地展示着一罐罐猪脆骨，货架上摆着不算太多的思南食品：马其顿ajvar、斯雷姆香肠、科尔丘拉橄榄油、等离子牌饼干（由于猎奇的名字，一经上市就赢得了一小批拥趸）、米纳斯牌咖啡（当然，这是土耳其产的）和黑人烟囱清理工牌太妃糖（它也因为名字而受到一小批人的追捧）。我买了一罐ajvar和太妃糖。这次购物是一场仪式，只有象征意义：我讨厌ajvar，那个牌子的太妃糖发苦。

想着成千上万名侨民离开故土，来到像这里一样的外国，买他们讨厌的ajvar和他们知道发苦的太妃糖，买从来都用不上的手提包、滑稽的塑料齿痒痒挠和尼龙假发髻，我走向了机械玩具之旅的下一站：城东公园外的一条小街，街上有一家名叫贝拉的波斯尼亚咖啡馆。我在里面看到了一群双唇紧闭的阴郁男人在玩牌。他们长时间地看着我，脸上却毫无表情：就连一个进入男人世界的女人都不能让他们放下戒备。我在吧台找了个座位，点了我们的咖啡，就那么坐着，可以说是在忏悔吧。没过多久，我感到自己挨了一记看不见的耳光，像男人一样拱着身子。

喝完咖啡，我拿起朝圣之旅中收集的圣物——装在红白蓝三色条纹塑料包里的马其顿ajvar和黑人烟囱清理工牌太妃糖——准备回家。心里的那枚吉卜赛炸弹已经溶解了，我也不再流血了，但我还是搞不清刚才到底算是道别，还是填了一张隐形的申请表。“我说姐妹啊，你疯了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