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门铃响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是伊戈尔。我知道他会来找我理论。他走进来，绕着房间走了一圈，好像房间太小，装不下他，而且他还不确定要不要留下。但是，他接着把双肩包放到地上，说道：“嗯，这是你的本子。”

“对，这是我的本子。”

“客卧两用带厨卫，”他讽刺道，“空间紧凑，两米乘三。”他在引用南斯拉夫的电视广告。

“希望你的地方好一点。”

“你的小窝在地下呀。”

“叫低层吧。”

“书不多呀，”他环视着房间说，“我是说，考虑到你的专业。”

“你要喝点什么？”我问他，无视了他的评语。

“咖啡就行。我看你这里也没别的。”

做咖啡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要怎么跟他说。尽管杯子都是干净的，我还是又洗了一遍。然后满世界地找糖罐。为了拖延时间，我已竭尽全力。

伯爵大人，她从萨格勒布来，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姑娘。虽然年纪轻，但她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坚定无畏。她的标准科目学得都很好，这就不用说了。她还懂法语和意大利语，会唱歌，会画画，还有一双刺绣的巧手。她积极响应号召，能够以极大的激情履行使命。她天性里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将改良和提升人的灵魂视为托付给她的神圣使命。

这段话选自舍诺亚的经典浪漫主义散文《布兰卡》，讲述一位满怀克罗地亚民族复兴理想的青年教师离开萨格勒布，去偏远的耶尔舍沃村做乡村教师。我背对着伊戈尔倒咖啡，听着他阅读我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的书。我能感到自己的脸颊在颤抖。我害怕自己要哭出来。这种挑动我情绪的做法很幼稚，但我能感觉到，这不过是他的宏大计划的引子。

“那么，你把时间都用来盯着人腿看了。”他说着把书放下，朝铁窗的方向点了点头。

“只要你知道这是暂时的，你什么都应付得来，”我尽可能平静地说，“再说了，我过几天就走。”

“你哪来的自信这是暂时的？”他问道，要么是不关心我要去哪里，要么是在掩饰自己的关心。

我把他的咖啡放在托盘上端来。我知道他的来意，于是决定正面迎上。

“你看，伊戈尔，我特别抱歉……”我说着把托盘放在了桌子上。

“好啊。你抱歉。”

“坐下吧。”我说着坐了下来。他还是站着，再次转身背对我，凝视着窗户外面。

“我知道你是为了分数来的。”

他转回来，用黑色的斜眼看着我。

“如果是这样呢？”

“我不知道。”我说。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变哑了，感到面颊又在颤抖。

他再次转身，走向房间那边的杂物筐，里面有我收到的生日礼物。伊戈尔一件一件地查看。

“一开始什么都好，对吧？”他说着拿出了两副手铐。

“对啊……”我谨慎地说道。

“顺便问一句，同志，你试过这个吗？”

“为什么要试？”

“哎呀，好奇嘛。你就不想知道它是怎么开的吗？”

“不想。”

“我还以为学者应该有好奇心呢。”他说道。

他声音里的蔑视让我脸红，我又快哭了。

伊戈尔走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拿过杯子放在托盘上。

“我们来做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吧，你说呢？”他说着抬起我的手，亲吻了我的手腕。他的双唇又冷又干。

接着他抬起我的手腕，熟练地铐在椅子一侧的扶手上。

“好了，”他亲切地说，“现在你是我的奴隶了。”

“你开什么玩笑？”我说这句话的声音都不像是我自己的了。

伊戈尔把他的椅子拉近了些，抓起我能动的那只手。“我做得快吧？你肯定觉得厉害。我练了好几个小时呢。”

我把手甩开。“别闹了。给我解开。这就当是练习，我不追究。”我尽力地微笑着。

他把我的手拽回来，贴在他的脸颊上，抽了他几下。

“啊哈，教授，”他说，“你有一只十九世纪的手。”

“一只什么？”

“你的手就像十九世纪小说里写的一样：一只纤弱雪白的手。”

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上翻过来，像一只手套。

“不过你咬指甲，像小女孩一样。”接着，他没来由地把头埋在我的大腿上，口中说着，“帮帮一个可怜的学生吧，好不好？”

我紧张极了，攥紧还能动的手，开始抓他的头发。他有一会儿没有动，但接着仰起头，抓住我的手，舔了一口掌心，拿出另一副手铐，将我的手腕铐在另一侧扶手上。

“好了，”他满意地说道，“现在你是我的了，全都是我的。”

“停止这场愚蠢的游戏，好不好？”我说道。我的脸又红了。

“看来你还指望着这是一场游戏。”他讽刺地说。

“你够了，伊戈尔。如果你觉得是在报复我，将我绳之以法……”

“法！你什么都不懂啊，同志。我才不管什么法呢。”

“我让你挂科的原因是，我确定是你到塞斯·德莱斯玛那里说我的坏话。”

“我？！”

“第一学期结束后，有人向塞斯投诉说我们不务正业，上课纯属浪费时间，而且我逼你们陪我去咖啡馆。”

“你闭嘴！”他用英语呵斥道。他呵斥时总是用英语。

我感觉他一点都不惊讶。

“塞斯都跟我说了。”

“你果真以为是我？”

“好吧，是你们中的一个。不是你，就是别人。”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你诬陷我，你告发我，你没胆量当面告诉我你的困扰；不，你跑去找塞斯，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所以，你决定报复我们。”

“我没有报复你们。我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是，如果根本没有人投诉呢？如果这全是德莱斯玛编出来的呢？”

“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为了好玩。或者为了表明操纵你，操纵我们所有人是多么容易。”

“我不这么看。那是真的，他说的话。每个班好像都有人给他打小报告。”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同志？我认为问题不在塞斯，不在我们。我认为问题在你。你迫切地想要它发生。即便我们真投诉了，你大可以无视它，忘掉它。你也可以解决它。毕竟，我们都是一伙儿的。你可以原谅我们。你可以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浑蛋。你可以跟我们聊聊。你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知道吗？而你的选择是，对班上的学生发起一场怒气冲冲的微型战争。”

“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告诉我，你为什么给我F？”

“我不知道。”我说。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诚实的回答。

“你太知道了，你这个臭婊子，”他平和地说，抚摸着我的膝盖，“你只是尴尬地不愿意承认。”

“你敢这么对我说话！立刻给我把手铐解开，不然我就报警了。”

“你真可怜，同志。”

“可怜？”

“你要怎么拨电话？”

他问住我了。

“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你说的话就跟B级片台词似的。我想要你做什么？我不知道想要你做什么，就像你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F。这么说吧，我想让你坐立不安。我想让你发出报警器一样的声音。我想听一听真相。”

“什么真相？”

“啊，我读你就像读一本书。我知道你有多害怕。不过，还有某种东西阻止你摘下老师的面具。我感觉自己在一场他妈的课上，他妈的国防课。”

“我受够了。我要喊了。”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话有那么蠢。

“你敢叫，我就抽你……”

“你不敢。”我说。

“你敢赌吗？”

还没等我张嘴，他就狠狠扇了我一巴掌，扇得我喘不上气。

“你疯了！”我挤出来这么一句。

“你呢？”

“你怎么敢！”我说话时气都喘不上。

“我就是敢。好了，我把面具扇掉了，你可以把架子放下来了。”

“你看，伊戈尔，我只需要给办公室打一个电话，给你改分就好了。”

“你又一副可怜相了，同志。我是A级生。一门课是F没什么。”

他说中了。我没有自卫的手段，也没有自卫的意愿。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说：“原谅我，伊戈尔。原谅我吧。求你了。”

“你看来还是不开口啊。”他平静地说。

“开什么口？”

“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我不能也不会，因为我没有该说的话！我几个月来一直在尝试。”

我气得浑身发抖。我又一次听到自己像克罗地亚语班上的外国学生那样说话。我试着挣脱，却疼得叫了一声。

伊戈尔看着我的抗议，仿佛在看一场糟糕的舞台剧。接着，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卷胶带。

“你家剪刀在什么地方？”

“架子上。”我流着泪说道。

伊戈尔剪下一块胶带，娴熟地封住了我的嘴。

“好了！你想要的来了：本周电影。你是一个骄傲的人，没错。你自视甚高：你知道自己在一条烂泥河上，但你确信自己手里有桨：你确信自己有地位，有资源：男人（尽管他跑去了日本）、公寓（尽管里面全是陌生人）、图书馆（尽管你的书已经没了）、博士学位（尽管它可真是有大用啊）。在头脑的某个偏僻角落里，你确信生活会回到过去的样子。眼下的生活只是一次出游，一次你以为是自愿踏上的小小出游。你只要打一个响指，啪！一切就会恢复正常。我说得对吗？哪怕你透过窗户看了几个月的人脚，哪怕你看了无数的B级片，但你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沦落到另一个场景：站在红灯区的橱窗里勾引客人进你的小房间、小水槽、小浴巾，或者像梅丽哈那样逗痴呆的老男人开心，或者像塞利姆那样刷厕所。

“你可曾想过，你的学生可能要胜过你，他们是更好的人？想过吗？你不是麻木的糊涂蛋，同志。你可能有过这种想法。但是，你可曾想过学生们比你懂得多？除了他们上过名叫羞辱的学校，除了他们不会发号施令？经验告诉他们，事物是相对的。事物就是相对的。直到昨天，距离还是用厘米衡量的：手榴弹也可能炸到你。当然，你对受苦的人，真正被炸到的人感到难过。但是——你从没有对自己承认过——在脑海的深处，你认为手榴弹会选择落地点。它确实会，肯定有他妈的某种原因。有些事情让你不能连点成线，让你不明白自己能当上老师只是偶然。事情完全有可能反过来：你可能和我们一起坐着听课，而梅丽哈成了老师。那枚手榴弹——它将我们都炸烂了，炸成烂人，但你似乎觉得你比我们其他人要少烂一点，你将暂时的优越感提升为了自然定律。

“告诉我，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一直都在折磨我们？你有没有想过，被你逼着回忆的学生们渴望遗忘？他们为了哄你开心才编造出回忆，就像巴布亚人为了哄人类学家才编造出食人传说？你的学生和你不一样。他们爱这个国家。平坦，潮湿，平淡无奇，但荷兰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遗忘的国度，一个没有疼痛的国度。人在这里成了两栖动物。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变成沙子的颜色，融入环境，消失了。就像他妈的两栖动物一样。这就是他们关心的全部：死去。荷兰的平原是一张大大的吸墨纸：它吸收一切——记忆，疼痛，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伊戈尔停了下来。他好像累了。他又一次把舍诺亚的书从架子上取下来，心不在焉地翻阅着。

我感觉眼泪从面颊上淌了下来。我也说不清原因。羞辱？自怜？我所处的悲剧境地？还是喜剧境地？天啊！我在想。在那一刻，我感觉我对这个男人要比我的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要亲近，而我又没办法让他知道。我指的不是嘴上有胶带；就算没有胶带，我也不会开口的。

伊戈尔肯定读懂了我的心。他转过来面向我，大声读出了这一段：“你内心的气压计越来越低，你的双眼闪着泪花。”

我在他的对面。一道看不见的冰墙将我们隔开。他能不能看出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用头撞墙？我需要帮助。我的心出了毛病，但我不能确定有多严重。我急需一处庇护所，一个能靠上去的温暖大腿，一处等待疼痛平息的地方，一处回去、回到自我的地方。

“求你告诉我，教授，”他一边说，一边演戏似的将书扔在地上，“我要怎么处置你？我们这样的小语种文学够不上反对派。不，不，别担心。我只是替你难过。你教的是小语种，小文学，而且都这么小了，现在还在变小。但是，不管你走到哪里，你还是拖着它。时光不再，换方向太迟了，你不能把它们都丢掉，不是吗？那你怎么办？能救多少是多少吧。他们全都完蛋了，男孩和女孩们。不过，我们来捡碎片吧，穿过瓦砾，玩玩考古学。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完蛋的究竟是什么？那一大堆用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用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用没有人用得上的语言写成的书，是讲什么的呢？教人民和群众阅读。真的文学不会教人阅读，而是假定人们已经会阅读了。《包法利夫人》面世那年，萨格勒布还只是一个有一万六千六百七十五名居民的村庄。一万六千六百七十五！在我们那边的浑蛋们拿起笔的时候，欧洲的大作家们——歌德、司汤达、巴尔扎克、果戈理、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莫泊桑——都已经在了。《罪与罚》面世那一年，百分之八十的克罗地亚人还是文盲。

“现实点吧，同志。四处看一看。你的教室是空的。你的学生们都走了。他们都去闯世界了——他们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他们读得懂各种语言（如果他们读的话，也就是说，如果阅读还有任何意义的话）——而你还活在那个没有任何使命比向人民传播光明、文化和知识更光荣的时代。你胸膛里跳动的那颗心，还是一百多年前舍诺亚笔下的乡村女教师布兰卡胸膛中的那一颗。你还知道什么？你连他妈的荷兰语都没学会！就凭这一条，你就比学生落后了一大步。

“还有你强加于我们的回忆游戏！再过几年，怀旧会成为一门大生意。斯洛文尼亚人是最先靠它赚钱的：他们出了一张铁托演讲光盘，已经上市了。记住我的话。不准再跟我们思南。如果你想知道以前的祖国留给我的什么记忆最深刻，我就记得老家那帮浑蛋要让我穿上军装去打仗！保卫他们的混账国家的成果。他们的混账国家？那完完全全是我的国家。你一定知道那首歌：‘南到瓦尔达尔河，北到特里格拉夫峰……’”

伊戈尔正在崩溃——否定自我，努力想要呼吸——但我也是一样，我看不到振作起来的出路。

“没有人会为我站出来。没有人。我要是没跑出国，现在就是尸体。你也不会为我站出来。但是，我们不需要你他妈的分数。也不需要你他妈的文学。我们需要一个讲道理的人来建立秩序。一开始，你似乎走在正道上：你划定了一片区域，发出嗯、啊的声音，双手绞在一起。但是，你很快就投降了。你半途而废了。你的课程主题是一种将自己彻底毁灭的文化，而你没有提到这个事实。而且，你只讲过去：在安德里奇那堂课上，你没有提当代的文化屠夫们已经将他劈成了三段，现在有一个克罗地亚的安德里奇、一个波斯尼亚的安德里奇、一个塞尔维亚的安德里奇；讲文学史的时候，你不谈萨拉热窝大学图书馆已经被炸没了，书被扔进火堆和垃圾堆，甚至就在现在。那才是真正的南斯拉夫民族文学史。焚书。你没有讲有多少事物、多少地方被毁灭了。不，你严格按照课程大纲讲。你没有为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哪怕是在这里，你可以自由说话的地方，你也没有。你让自己彻底失去了信用。

“起初，就像我说的，你似乎挺上道。你说我们都是病人，你也是病人。但是，你马上就害怕了，决定只顾自己。好像只有你的研究领域是要紧事，因为那是你拿了钱要教的东西。但是，那是个多么可悲的小领域啊，全都是垃圾。你还是以为只要自己是个听话的小姑娘，他们就会聘用你，然后你就出头了。大错特错。你没有考虑德莱斯玛，他也是个可怜人。但是，他有一项比你强的地方：他是荷兰人，他在捍卫自己的地盘，而且他拼了命要保住它。他和你一样浅薄，这他也知道。但和你不一样的是，他有权。于是，他把工作给了自己管得住的人——他老婆——或者不如自己聪明的人——拉基。

“我可怜你，同志。傍上你傍得上的第一个达舍人吧。因为这个国家吧，它还不错。它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一件事。你是个幸运的婊子，有我跟你讲这些。因为当你经历了我们都经历过的事情后，只有三种可能：你要么变好，要么变坏，要么像乌罗什那样，用子弹打穿大脑。”

伊戈尔突然停了下来，房间里弥漫着香膏一样的寂静。他的眼睛还在我身上。

“哇哦，太操蛋了！你还挺享受嘛！你这个小野东西，你可真是的。”他用一根手指划过我的五官，好像在写一条信息，“我亲爱的克罗地亚语小老师，亲爱的塞尔维亚语小老师，亲爱的波斯尼亚语小老师……”

我屏住了呼吸。

“我要怎么处置你，同志？告诉我。你在躲闪。你在隐藏。你是一只躲在壳底下的乌龟。没有人碰得着你。你正从一件隐形的布卡罩袍里面往外窥探。”

他再次停下来，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剃须刀。他把身子朝我探过来，抓住我的右手，掌心朝下压在扶手上，在我的手腕上缓缓地、小心地切了一道口子。口子短而浅。接着，他划了第二道，第三道。

我不觉得疼，但眼泪不住地从面颊流下。透过眼泪，我能看见手上有细细的血流。血在手腕处分开，看起来像是一条天然手链。

“这是为了让你记住我。左腕一只手表，右腕一只手表——伊戈尔，老师的小宝贝……好了，我要走了。顺便说一句，报警电话是112。”

他从地上捡起双肩包，朝门口走去。但随后又转身回来，一下子撕掉了我嘴上的胶带。我尖叫了一声。

“嘘！”他温柔地说道，把手放在我的唇上。接着，他把手拿开，俯身给了我一个轻轻的、孩子气的吻。他的嘴唇顺便舔干了我的眼泪。“你现在还有一次坦白的机会，教授。”

我倔强地不说话。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用一种近乎悄悄话的平静声音说：“如果我就是那个跑去跟德莱斯玛告状的浑球呢？我干得出来。我讨厌你的矜持，你自诩正义的愤恨，你演出来的疑虑，你三心二意地涉入我们的生活。没错，没准就是我呢。因为我也变成了终结者。施瓦辛格那样的危险气息——我们都有的。杀人犯、诈骗犯、无辜者、受难者、幸存者、难民、老家的老人、这边的新人——我们都变了。许多人都变了。都是战争害的，它把我们害惨了。没有人能从战争中全身而退。没有一个正常人能做到。你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就像瓷茶杯。我当然想把你打折，把你打烂，打得你血肉横飞。一丝同情、一点怜悯，什么都可以……”

伊戈尔用那双黑色的斜眼紧盯着我，好像在打量我的灵魂。我一言不发。

他离开，把门关上后，房间里充斥着一种新的、沉重的寂静。我呆坐了一会儿，竖着耳朵听；然后，我突然抽搐了一下，吐出了一颗看不见的子弹，我从一开始就用牙齿咬住的子弹。一声有力的尖叫从喉咙里爆发出来，伊戈尔从头到尾都想哄我发出的那种尖叫。不过，他那时已经走远了，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