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来，随手拿了一盘录像带，塞进录像机里。然后我走回沙发旁边，把落在床单上的墙纸碎屑抖到地上，躺了下来……

这盘带子是菲利普·考夫曼执导的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电影版。这本小说我读过两遍。另外，我对文学作品的电影版是质疑的：最好的作品似乎也配不上原著。影片一开场就引起了我的警觉：丹尼尔·戴-刘易斯和朱丽叶·比诺什的长相可能比许多捷克人还捷克，但比诺什在努力讲一种捷克口音的英语，而她只念对了一个词：安娜·卡列尼娜。影片对共产党政权下现实日常生活的诗化呈现也让我生气：表现包裹在蒸汽中的丑陋裸体、泳池旁下象棋的老头的精彩镜头，还有破败的捷克温泉度假村（这幅场景同样出现在克罗地亚）和布拉格街景（不禁令人想起萨格勒布）。或许，我的恼怒是一种老生常谈的条件反射（他们怎么会了解我们？），而那只是被殖民者的傲慢罢了，因此并不比殖民者的傲慢更令人宽慰。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无辜的考夫曼变成了侵占那片只有我才有权利居住的土地的殖民者。

但是，当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黑白纪录片片段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当我看到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看见街头的抗议和冲突在一名用转轮手枪瞄准围观者（包括比诺什）的苏联士兵的特写镜头中达到高潮时，我感到了不安。转轮手枪在瞄着我。比诺什——她被巧妙地插入影片中，疯狂地拍摄着坦克的照片——不再能挑动我的神经。突然间，这部电影变得真实了，变得私人了，变成了我的私人故事。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我还感到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在想。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我才六岁，因此这不可能是单纯的、纯粹的感同身受。我发疯似的算了起来：昆德拉的小说是1984年出版的；考夫曼的电影是1987年，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前的两年，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前的四年上映的，这意味着我有可能在萨格勒布看过这部片子（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看过）。我的头脑从无意义的计算游开去，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时间观已经完全混乱了。我就像“二战”后留在菲律宾丛林里的日本兵，被人发现时，他们竟以为战争还在继续。一切都混在了一块——时间线、画幅——我搞不清。很久以前的事好像刚刚才发生，最近发生的事则被推到了很久以前。我唯一的参照点似乎就是那盘标着日期的录像带。我环顾四周，就像一名遭遇海难后刚被冲上海岸的水手。我住在一个不属于我的国家里的不属于我的城市里的不属于我的公寓里，周围是剥落的墙皮和发霉的味道。我手中的遥控器还能用，但我的内部控制装置已经没电了：不管按多少下，我都动不起来。我在想，过去发生的事是什么时候找到时间发生的，为什么考夫曼的电影让我感觉它好像是CNN的时事新闻，在报道两年前才签署的脆弱的《波黑和平协议》，又感觉它是远古的历史，我对它完全无动于衷。

事实证明，我刚刚受到的打击要比起初看起来复杂得多。幻肢综合征或思乡病这样的词只是随意起的词语标签，用来指代人失去了不可能复原的事物时产生的复杂情感打击。它们隐含的意思是，不管我们有没有与失去和解，或者释怀过去，放下回归的欲望，由此感到解脱，那其实都没区别。因为打击并不会因此减轻烈度。思乡病——如果这个词恰当的话——是一个野蛮恶毒的凶手，喜欢突然袭击，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起攻击，直捣心口。思乡病总是戴着面具，唉，真是讽刺中的讽刺，我们是随意袭击的受害者。思乡病以翻译的形式呈现——往往翻译得很糟——发生在复杂的过程之后，有点像孩子们玩的传话游戏。第一名玩家对着旁边人的耳朵说一个词，接着逐个往下传，传到最后一名玩家时说出来，就像从帽子里钻出来的兔子。

我最近心口位置受到的打击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经过了许多个中介和媒介，直到在无数次调和之后，以朱丽叶·比诺什的形式出现。比诺什是传话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将我个人的疼痛翻译成我的语言。时机刚刚好。因为换一个时间的话，她的翻译可能就是胡话了。在那个时刻，唯有在那个时刻，考夫曼的影像——很像理想化的可口可乐广告——能够对我的潜意识发起突然袭击，我完全被打垮了。

尽管我感觉自己只有南斯拉夫故事的正经版权，但在那一刻，所有的故事都是我的故事。我发自内心地哭了，为了一张虚构的、纠缠的网而哭，它的标签可以随意贴：东欧、中欧、中东欧、东南欧、他者的欧洲。我想不明白：消失在劳改营里的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万计的死难者，还有那些控制了捷克人的人、被俄国人和匈牙利人控制的捷克人——匈牙利人自己也被俄国人控制——还有为俄国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提供食物的保加利亚人，还有前南斯拉夫人，他们基本上是自己控制自己。我在用头撞逝者之墙。我像一名巴尔干地区的哭丧人，我为每一个人的痛苦而痛哭，唯独我自己的痛苦没有声音。我为萨格勒布、萨拉热窝、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索菲亚、布加勒斯特和斯科普里倒塌的建筑哀悼。我被儿时喜爱的品味糟糕的巧克力包装纸（更别提巧克力本身的糟糕口味了）触动，我为碰巧回想起的旋律、一张黑暗中偶然出现的脸、一个声音、一个调子、一句歌词、一句口号、一个气味、一个场景而哀叹。我坐在那里，盯着逝者的地貌，把心都要哭出来。我甚至为考夫曼的特技镜头而落泪，它毕竟让我回想起了自己的感受；我还为胶片上的比诺什流了一滴泪。

然后，我又想起了学生们。他们也会被同样的地貌所感动。问题是，他们的变身成功率极低：他们迟了一秒钟，几分之一秒钟。不，他们的变身终将失败。我能感觉到，在他们已经内化的点头哈腰中，在他们眼睛里的阴云中，在他们脸上看不见的耳光中，在他们喉咙里堆积的模糊的怨恨中。

如今，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乱草中，任何一分钟、任何一秒钟都可能钻出来一个全新的、全然不同的圈子。他们拿着题目动听的博士论文，比如《认识过去向前看》。他们是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却死在那里的托马斯和特蕾莎的孩子，因为回家意味着死亡，而留下意味着失败。他们会成为托马斯和特蕾莎的遗孤。他们会像三文鱼一样逆流而上，但时代变了，河流变了，同伴也变了，变成真正向前看，不再认识过去的人，至少是对过去有不同认识的人。这些来自灰色死水——蒙古、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拉脱维亚、立陶宛——的新选手，这些转型期的突变体将会涌向欧美大学，最终学到需要学的东西。他们会形成一支富有活力的年轻队伍，有技术专家，有组织专家，有运营专家，还有最重要的管理专家，企业管理、政治管理、环境管理、文化管理、灾害管理的专家——管理生命的专家。他们会以非人的速度快速自我繁殖，仿佛繁殖就是他们唯一的人生目的。他们这类人永远都会有立足之地，毫不关心他们的衣食父母的不幸，因为就连不幸也是需要管理的：缺乏管理的不幸只是失败而已。他们管理着保加利亚、波斯尼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的残疾人；管理着波斯尼亚、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车臣、科索沃、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孤儿；管理着欧洲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无处不在的吉卜赛人；管理着黑人、白人、黄种人奴隶贸易贩卖来的性工作者和受害者；管理着难民、流入人员、流出人员、流动人员；管理着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是散播效率堪比实验室病菌的突变体，散播着网点和网络、保护伞和保护伞机构、他们的中心、他们的关系。他们将成为视听和电信部门的首脑，成为局域网和互联网达人。他们将成为自身生涯和他人生活的自信的设计师。他们将成为深刻的思想者、贪婪的读者、完美的时尚人士。他们将拥有多重身份：普世的、全球的、跨文化的、民族主义的、少数族裔的、流散的，集于一身。他们会戴上无数顶帽子，灵活到极点，随时准备着自我定义和自我完善，自我打造和自我再打造，自我建构和自我解构。他们将成为转型时期的民主精英。一切都是，而且一直都是流变的，所以他们口中全是流动性和灵活性，就像口香糖一样。他们将成为雄心勃勃的进步青年，成为报酬丰厚的欧洲一体化和扩大化专员，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先锋，成为有特色的后民族主义政治单元、新民族主义与后民族主义联合体的创造者，是与本土化相对的全球化的倡导者，也是与全球化相对的本土化的倡导者，是一切恰好需要倡导的东西的倡导者，狂热倡导者。他们出生于乌克兰腹地，在基辅学习中世纪历史，在伯明翰学习商务英语，博士论文题目是《中世纪历史与商务语言的共同点》。他们会成群结队地从维尔纽斯去沃里克学习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向是战乱地区的良好治理与可持续和平。他们从沃罗涅日、考纳斯、蒂米什瓦拉和佩奇去非政府组织、欧盟、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他们会拿着乌兰巴托的MBA学位去研究政策工具设计。他们会从埃里温，从阿拉木图，从大特尔诺沃，从塔什干、瓦尔纳和明斯克去成为一体化欧洲的领导者和未来精英。他们会拿着罗马尼亚的雅西、保加利亚的鲁塞、马其顿的泰托沃的东正教神学（牧师方向）博士学位，花费数年到弗莱堡学国际关系，然后加入位于萨洛尼卡、波士顿、布拉格的智库，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立陶宛的学术机构做几次出场费很不错的报告会，主题是欧洲-大西洋一体化和国防政策，炫耀自己的杂糅。他们将成为语言天才，会说多门语言，创造出一门属于自己的欧洲语，其中点缀着自造的词汇。他们总是把Enlargement（扩大化）的首字母大写，因为对他们来说，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合一的时代。他们的口头禅是管理、协商技术、收入、利润、投资、开支、加密通信等等。他们能迅速找准自身定位，永远盯着关键机遇，像九命猫一样顽强，他们工作努力，善于沟通，忠诚，嘴严，宽容，友好，而且善于应对高压环境。他们还对外交豁免权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们会在萨马拉可口可乐分公司和萨马拉电灯电力公司工作一小段时间后，前往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和地中海外交研究学院就读。他们会在申请书中加上挑战是我的动力、我的最终目标是尽善尽美一类的话，以及当代自我、当代融合化、后殖民主义、市场化、招聘策略、敏感性训练和联结一类的术语。

但是，走在路上的他们忘记了：将他们抛射到地表的灵活性、活动性和流动性恰恰留下了一群无名的、底层的奴隶。在灰色的死水里，人们到处都在生产着西欧富豪们渴望的商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会在垃圾桶里找吃的，纵酒无度，产下无家可住的孩子，孩子又产下更多无家可住的孩子。他们会卖精子，卖肾，只要是在全球黑市上能卖个价钱的器官都卖。他们将东欧的新鲜性器官租借给大欧洲的衰弱性器官。他们可能还会帮一帮自己的兄弟，比如说，介绍克罗地亚主顾去保加利亚（那里的皮肉更便宜）。有些人会一路跑到西欧沿岸，运气好的在德国摘芦笋，在荷兰摘郁金香，运气差的刷马桶。

我的学生们似乎错失了上船的机会，我也一样。但只差了一秒钟。我们在那里，在那过于漫长的一秒钟里大张着嘴，错失了走进新时代的机会。我们现在只能忙个不停，只为维持现状。失败者心理已经扎根在我们的心脏，弱化了那里的肌肉。

我坐在房间里，周围是剥落的墙皮和旧尘的气味。它刚好适合我：它属于别人，很配我刚领到的底层签证。我还有几件行李，本来也可以扔进公共锁柜，任其腐坏。假如我那样做了，假如当局查到行李是我的，那我真是讲不清里面有什么。行李里的东西是不可翻译的。于是，我坐在剥落的墙皮之间，我的专业名称同样不可翻译，我的国家顺着接缝处裂开，我的母语变成了三门语言，就像舌头分叉的龙一样。我坐在那里，有一种我无法用手指去触碰它的来源的负罪感，一种我无法用手指去触碰它的来源的疼痛感。

我按下了遥控器的关机和弹出键，从录像机里取出录像带，整齐地放回书架。我决定了，我最好的选择就是继续收拾自己的地盘，设定日常作息，把事情做完。明天，我心里想，我首先要买一份报纸看日期（我不清楚我把自己关在这间囚室里有多久了），找到最近的洗衣店。然后，我要把清理工作做完，给剥落裸露的墙面买新墙纸。但是，第一步是清除墙面污渍。这一次，我要用砂纸擦墙，用填料补上裂缝，然后再贴墙纸。我甚至可能会刷一遍漆——当然是白漆。

我走到窗边，打开了它。昏暗的路灯和另一边明亮的BASIS招牌照亮了广场的水泥地。空气中有一种亚热带般的潮气，又热又闷。最右边能看见绿松石色的圆顶，下面是一座混凝土建造的小清真寺。栗子树的树冠自带一种哑光效果，附近阳台上的金属卫星锅在黑夜中闪着白光。安静得出奇。这幅景象让我安心。或许，我终究还是到家了，我在想。

接着，一个男人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出，进入了半黑的水泥地。他走得缓慢而艰难，好像走在海水里。突然间，他把一个东西弹到了地上，看着像是烟蒂。它发出了刺耳的爆炸声，原来是鞭炮。在不知道有人在看自己的情况下，这位匆匆走过的陌生人在夜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发出了一条消失在黑暗中的空信息。他走开时的路线有一点斜，跟狗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