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蛮族。我们部落成员额上都盖着哥伦布的隐形印记。我们向西航行，却来到了东方；实际上，我们走到的最西边正是我们走到的最东边。我们部落被诅咒了。

我们定居在市郊。我们选择这里，是方便时机成熟的时候收起帐篷，再次启程，为到达东方而向西边进发。我们住在灰色的、拥挤的、造价低廉的装配式建筑里，它们环绕在市中心周围，就像城主的钥匙链上的一圈钥匙。有人称之为贫民窟。

所有的定居点都是一样的。通过阳台上架起的圆形金属卫星锅就能认出我们，这种设备让我们能够感知被我们抛在身后的人的脉动。我们这些失败者，仍然与那片被我们在仇恨中抛弃的土地上的生灵是一体的。他们没有卫星锅；他们有狗。我们怕狗。天刚亮，他们的狗就跑到阳台上，用吠叫声传递它们的信息。吠叫声在混凝土大楼之间来回弹跳，就像乒乓球一样。回声让它们发了疯。它们叫得更大声了。

我们有孩子。我们在可怕地繁殖。据说袋鼠有一个幼崽跟在身后，一个在育儿袋里，一个在子宫里即将出生，还有一个是即将受精的准受精卵。我们的女人和袋鼠一样大：她们有数不清的后代跟在身后，就像城主夫人钥匙链上的钥匙。我们的孩子脖颈挺直，深色皮肤，黑头发，黑眼睛；我们的孩子是克隆人，男孩子是小号的汉子，是他们父亲的翻版，女孩是小号的妇人，是她们母亲的翻版。

在这边我们从BASIS、Aldi、Lidl、Dirk van de Broek把袋装盒装食物买回家；在那边，我们买批发货，一次买好多。我们的鱼市散发着鱼腥味，我们的肉店散发着血腥味。我们的商店脏兮兮的：我们从卤水塑料大桶里买肉吃。我们什么都摸两下，拿起来看，戳一戳，翻个面，听听声，一个摊、一个摊地逛。市集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我们的定居点就像绿洲：它满足了我们的全部需求。它有幼儿园、小学和驾校；它有邮局、加油站和电信中心，往老家打电话价格实惠；它有干洗店、洗衣房和美发沙龙，我们的人给我们的人剪头发；它有咖啡厅，年轻人可以在里面吸大麻树脂，还有青年人的另一个据点，土耳其比萨店；它有我们的礼拜场所，还有两三家开给成年男子的酒馆。我们有我们的酒馆，他们有他们的酒馆。界线分明。游客永远找不见我们，除非是误打误撞。至于高等人，也就是运河人，他们说他们要有底层签证才过得来。话又说回来，他们来这边有什么事做呢？于是，他们待在他们的地盘，我们待在我们的地盘。如此一来，人人都感觉安全些，自在些。

我们是蛮族。我们是完美社会的反面，我们是照着它的鼻子弹出个小丑的玩偶匣，是它的半世界，是它丑陋的下边——它的平行世界。我们在它的屎、狗、人中间淌过；我们在清晨和深夜游荡时撞上它的老鼠。朝我们吹来的风里卷着垃圾：我们自己扔掉的塑料袋，我们的孩子丢掉的玛氏巧克力棒、Kit-Kat威化饼、士力架包装。每天早晨，海鸥都会来享用正在变质的垃圾食品，喜鹊则会啄食土耳其比萨。

我们的男青年凶狠阴郁，怒气冲冲。入夜后，他们就像流浪狗一样聚在水泥地面的荒地上泻火，直到一两点钟。他们在废弃的儿童游乐场彼此追逐，荡秋千，跳跃，喊叫；他们把公用电话亭的话筒拽下来；他们朝车窗扔石头；他们随手偷东西；他们用空啤酒罐踢足球，声音像是打机关枪；他们像疯子一样骑着摩托车在定居点里穿梭。夜里是他们的天下。我们像老鼠一样躲起来颤抖：他们的尖叫声让我们血液发凉。警察对我们的地盘撒手不管，任由尖叫声像酸液一样腐蚀我们。我们的男青年是玩刀好手：他们的刀就是手的延伸。我们的男青年是吐痰大王：他们用痰来标明领地，就像狗用尿标明领地一样。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就像村里的野狗。

我们的女青年是安静的。她们的存在本身让她们难堪，这从她们的脸上就明显看得出。她们把头发裹在手帕里，眼睛盯着地面，在城中悄无声息地走着，就像是影子。如果你在电车上碰到过其中一位，她肯定是趴在祈祷书上，一字一顿地念经，就像往外蹦葵花籽似的。她很快就会起身，不往左边看，也不往右边看，快步下车，嘴里还念叨着经文，双唇动个不停，就像是骆驼。

我们长着浓眉毛的中年男人聚在混凝土制成的、绿松石色圆顶的清真寺周围。这里的清真寺看起来更像是日托中心，而不是礼拜场所。夏天，他们蹲在清真寺旁，蹭墙避暑（尽管天上看不见太阳）。他们没事就来晃悠，朝彼此身上闻，绕着清真寺转圈，手背在后面，不时停下来换换脚，拍拍别人的背，见面时拥抱，分别时也拥抱，节日清真寺人满为患的时候，他们就到马路上向东跪拜。狗从早到晚啃骨头，我们的男人从早到晚抱着清真寺不放。

当天空低得能碰上脑袋时，当气压计降到了底，空气潮湿到我们要用鳃呼吸时，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沉重，落到最底层，那里不分区，我们用四肢爬行，像孵出来的小鱼一样生活。只有在那里，在石头河床上，我们的鳞才会蹭到别人的鳞，我们的鳍才会碰到别人的鳍，我们的鳃才会压到别人的鳃。

我们是蛮族。我们不写字，我们将签名留给风：我们用声音签名，我们用呼唤、大喊、尖叫、吐痰来发出信号。这就是我们标明领地的方式。凡是摸过的东西，我们都要用手指敲两下：垃圾桶、窗格、管道。我敲故我在。我们会打拍子，打得和牙疼一样疼。我们在婚礼上哭，在葬礼上哭，我们的女人痉挛似的声音打在混凝土立面上，就像是暴风雨。我们会打碎玻璃杯，欢闹起来：鞭炮是我们最喜欢的玩具。声响是我们的字母表，我们闹出的动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证明，是我们留下的唯一痕迹。我们像狗一样：吠叫。我们对着朝头顶压下来的灰色天空吠叫。

我们是睡着的人。我们部落成员额上都盖着哥伦布的隐形印记。我们向西航行，却来到了东方；实际上，我们走到的最西边正是我们走到的最东边。我们部落被诅咒了。回到我们出走的土地意味着死亡，留在我们来到的土地意味着失败。于是，离开的情景在我们的梦里无尽地重复，离开的那一刻是我们唯一的胜利时刻。有时，在从清真寺走回家的一小段路上，我们会被困意压倒，便找个长椅躺下，长椅顶上的树正在竭尽全力地生长。空气潮湿而温暖，满月形似霓虹，夜空是海军蓝的颜色。我们就这样在水泥树下的水泥绿洲中入睡，回味着已经回味了无数次的离乡情景。我们收起帐篷，背上包，一阵强风搅动沙漠的沙粒，我们的轮廓开始模糊，一齐消失在浓密的沙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