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二十六岁，我六十四岁

——他做了我当年该做未做的事......

那一年，耶诞节那种像奶油蛋糕过度甜腻的气氛充满在空气里。美国人毫不遮掩，就是爱甜腻，甜腻就是人间幸福。

纽约冬雪

我是个穷学生，一杯咖啡都有点负担不起，但是大雪初落的纽约街道实在太冷了。看见这家咖啡馆，迫不及待就踏进来，暖气像猫一样热融融地扑进怀里，咖啡香气缭绕在人们愉快的喧哗上。我选窗边的位子坐了下来。双手捧着热热的咖啡，看着窗边不断流过去的行人。

突然有一对母女，手挽着手停了下来，就在我的玻璃窗前，往咖啡馆里头探看。妈妈的银白头发挽成一个发髻，女儿大概二十多岁，留着披肩长发，黑呢大衣胸前别着一枚胸针，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标志。大衣很厚，更显得她们的紧紧依偎。女儿别过脸去，似乎在问妈妈：这家怎么样？满脸皱纹的妈妈笑得开怀，伸出手把女儿头发上几丝雪片拨开。

二十六岁的我，突然热泪盈眶，眼泪就簌簌滴进咖啡里。

在我们的文化里，哪里有“母女专属时间”这个概念？这个社会向来谈的都是我们要给孩子相处的“品质时间”，陪伴孩子长大，什么人谈过我们要给父母“品质时间”，陪伴他们老去？

我在纽约咖啡馆里坐着的时候，美君你正在高雄路竹的乡下养猪。女儿出国深造，两个弟弟大学还没毕业，你们仍然在劳动，为了下一代的教育。

离开纽约咖啡馆，路上积雪已经到脚踝，湿淋淋的雪如同冰沙稀泥，沾了整个皮靴。我跋涉的是雪泥，你在路竹的冬天，涉入冰凉的溪水采割牧草，一捆一捆地，准备背回去喂猪。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两代之间的“品质时间”，并不仅止于给予下一代的孩子，还在于回首上一代的父母，这将是一辈子要坚守的幸福仪式。

世代

和飞力普走在维也纳的街头。他很高，我像个小矮人一样傍着他走路。我说，“我们对于爷爷奶奶那一代人心中有疼惜和体恤，因为知道他们从战争和贫穷走出来，为我们做了很大的牺牲。你们对于我们这一代，大概没有这种感恩和体恤吧？”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没有啊。不批判你们就很好了。”

“什么意思？”

“爷爷奶奶那一代人让你们这代战后婴儿每个人都鹏程万里，读博士学位、得高薪的工作、买房子、存钱投资，日子过得太好了。我们应该要抱怨怎么你们婴儿潮世代把我们这一代人搞得这么惨。”

“怎么惨？”

“你看看这些房子，”我们刚好走在维也纳的市中心，周遭是一排一排奥匈帝国时代美丽古典又厚实的建筑，“我们这一代人很清楚一件事：就是，这辈子再怎么奋斗也买不起房子，核心区的房子也租不起了。除非是遗产，没有人会拥有自己的房子了。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怎么会公平呢？一出生，看你父母是谁，就已经决定了你的一辈子……”

气球

突然有歌声从公园的方向传来，穿过密密实实的白杨树林；我们就跟着歌声的牵引而走。

踏进公圜，迎面而来竟是奥地利共产党的巨大旗帜。到处是标语：

让富人付出代价！

我有权要求生活无虞！

开放移民，不要开放资本！

再往前走就是嘉年华式的滩位区。“安那其无政府主义者”的摊位旁边是卖啤酒和香肠的小车。一辆破脚踏车上挂着一件白恤衫，通常在观光景点会看到上面印着切格瓦拉的头像，这一件竟然印的是托洛茨基，观光客可认不得。

一个扎马尾的女人塞给我一个小册，小册封面是毛泽东的剪影，德文写着“纪念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文革五十周年”、“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的思想领导下”；打开来，两页满满的德文为文革辩护。原来我们到了毛派份子的摊位了，守摊位的人坐在书报摊后面。

奥地利人为文革辩护？纪念毛？

飞力普小声地说，“大概全欧洲的毛派都在这里了吧……”

原来这是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主办的年度盛会，是一个左派嘉年华。

小孩儿嬉闹着熘滑梯；老头儿在长凳上打盹；女人围着古巴的摊位跳拉丁舞，抖动着身上一圈一圈的肉；大肚的男人在喝一杯一公升的冒泡泡啤酒。但是更多的人，躺在草地上闭眼晒太阳。

女歌手抱着吉他唱歌，歌声沙哑慵懒。一个披头散发、裤子破洞的中年嬉皮忘我地赤脚跳舞。秋色树叶金属鳞片似地在风中翻转。一只断了线的气球突然窜高飞起……

美君，你一辈子念念不忘美丽的新安江。我后来知道，真正让你念念不忘的，其实是自己失去了的青春情怀，青春情怀怎么可能说清楚呢？那就说一条江吧。

这些紧紧拥抱“左”的人们，不见得知道自己真正怀想的是什么。断了线的气球，不知飘向何方，只知道，它永远回不来了。

草地上

我们躺在草地上，看着白杨树梢的叶子翻飞。女歌手抱着吉他幽幽唱着。

“你喜欢她的歌吗？”

“还好。”

“还好是什么意思？”

飞力普想了想，说，“‘还好’的意思就是——甜甜的，不讨厌，但是，听过就忘记了，它不会进入你的心里。就像超市里卖的红酒，没有人会真的讨厌，也喝得下去，但只是还好而已。”

“那你认为好的音乐，必须怎样？”

“有点刺，有点怪，有点令你惊奇，可能令你不安，总而言之不是咖啡加糖滑下喉咙。”

“我知道你的意思，诗人波的莱尔(Baudelaire)的说法是，美，一定得有‘怪’的成分，不是作怪，而是创造一种不同寻常的陌生感。”

“妈，你听过涂鸦艺术家Banksy吗？”他问。

“听过。”

“我喜欢他的风格。他是这么说的：Art should comfort the disturbed and disturb the comfortable.”

“嗯，精彩——艺术必须给不安的人带来安适，给安适的人带来不安……”

台上的乐团结束了，下一个乐团准备上场，跳舞的嬉皮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我问飞：“你会想做艺术家吗？”

他摇头，“一点也不想。”

“为何？”

“创作者会创作，都是因为心灵深处有一种黑暗，不平衡，痛苦，不能不吐出来，吐出来就是作品。没有痛苦就没有创作。我干嘛要做艺术家？我宁可我的人生平衡、快乐。”

不要给

“不要，”飞说，“真的不要。”

我的手就停顿在口袋里，拿着一张钞票的手。

那个小男孩大概十岁大，站立在距离我们的露天餐桌五米之处。

欧洲的夏天，根本就是一场极尽挥霍的部落庆典，为了狂欢，火炬不灭。天蓝得没个尽头，太阳就像张灯结彩，拒不收摊，亮到晚上十点；当每个人的皮肤都吸饱了幸福能量，暮色，才一层一层薄纱似地逐渐收拢。

就是在这暮色渐下的时候，我看见他，大大的眼睛长在黝黑的脸庞上，显然是个吉普赛孩子。这巴黎左岸的古老石板街上，露天食肆的灯火初上，孩子只是一个黑色的轮廓，站立街心，向每一个路过的幸福的人伸出手来，掌心向上。但是几乎没有人掏出钱来，天色越来越暗，我忍不住了。

“妈，同情心不能没有思辨的距离，”飞说，“没有知识的同情心反而会害了他。这些孩子背后一般都是犯罪组织，大人把这些孩子关起来，训练他们乞讨，讨到的钱回去上缴。德国警方做过追踪调查，你越是给钱，这些孩子的处境就越凄惨，越可怜。”

我看着儿子，二十六岁的年轻男子，真的是剑眉朗目，英气逼人，可是母亲永远能在那棱角分明的脸庞上同时看见重叠的脸——婴儿肥的粉色脸颊、幼儿的稚态笑容；时光是怎么走的，这怀里抱着的婴儿此刻在正色地教训着你？

牛仔裤

我想到我们在巴塞隆纳的事。在闹区经过一家有名的服饰店，正想走进去，他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说，“你真的要在这种店买衣服吗？”

“这种店”，是以“有设计感又便宜”作为宣传的国际连锁大品牌，在香港和台北开店时，消费者是在外面疯狂排队等候、门一开就像暴民一样冲进去的。哪里不对了？

“首先，”，他说，“你要知道他们的所谓设计，很多是偷来的，抄袭个人设计师的图样，做一点点改变，就拿来充当自己的品牌，个人设计师很难跟他们打官司，因为很难证明他们抄袭。”

我说，“我们先进去，然后你慢慢跟我说。”

店里人头钻动，生意红火。经过一圈满挂牛仔裤的架子，他说，“你看，七.九九欧元一条牛仔裤。妈，你要想到‘廉价’的幕后是什么：生产一条洗白牛仔裤要用掉八千公升的水、三公斤的化学物、四百mJ的能量。还有，廉价到这个程度，你可以想像厂商给东莞工人的工资有多低吗？”

我连mJ是什么都不知道。好，他跟我解释，mJ是一个热值单位，就是megajoule。我拿出手机当场查找，得知中文叫做“兆焦耳”。什么叫兆焦耳？他耐心地说，一个焦耳是用一个牛顿力把一公斤物体移动一公尺所需要的能量。

我就不太好意思再问，什么叫“牛顿力”了。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说，“你不进这种店买衣服？”

“我不，”他说，“凡是便宜得不合理的东西我都不买，因为不合理的便宜代表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人被剥削，我不认为我应该支持。”

我走出服饰店的样子，可能像一只刚刚被训斥的老狗，眼睛低垂看着自己弄脏的爪子。

我们没入流动的人潮里，远处教堂的钟声当当响起，惊起一群白鸽展翅。大概走了一段路之后，我停下来，说，“飞，告诉我，难道，你在买任何一个东西之前，都先去了解这个东西的生产链履历，然后才决定买不买？”

“没那么道德啦，但是能做就尽量啊，”他轻快地说，“当然不可能每一件东西都去做功课，太累了，但是我觉得要让这个世界更合理、更公平，是每个人的义务啊。你不觉得吗？”

“飞，是你特别，还是你的朋友们也都这样？”

他点头，“我的朋友大多会这么想的。譬如说，昨天史提芬还聊到，他最近买了几张股票，是一个法国军火企业的股票，因为投资报酬率很不错。但是他觉得有点不安，说，这个企业有跟中东地区买卖军火，买它的股票等于间接资助了战争，是不是不太道德……”

在美丽的喷泉旁坐下来，咖啡送到时，我伸手拿糖，儿子用揶揄的眼睛看着我，笑着说，“真的要糖吗？”

我的手停格在半空中，然后带着革命精神说，“要。”

多瑙河

多瑙河其实不是蓝色的。

晴空万里时，河面碎金闪烁，是奢华无度的流动黄金大展；白云卷动时，河水忽静忽动，光影穿梭，千万细纹在雕刻一种深到灵魂里去的透明。

我们母子并肩坐在芦苇摆荡的河岸，安静地看白杨树斑驳的黄叶飘落水面，看行云迅疾、流水无声。此刻他二十六岁，我六十四岁——做了我当年该做未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