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她会骂人。

她真的很气一个人的时候，会哗啦哗啦流利地说，这人，哼，“长不像个冬瓜，短不像个葫芦”。对文字语言敏感的我马上竖起耳朵天线：等等，什么样的人长得像个冬瓜，短得像个葫芦？是说品格吗？是说长相吗？是说气质吗？

这骂人的逻辑就是，要嘛长，要嘛短，不可以不长不短四不像。小时候我对这个生勐“格言”的理解就是：高矮长短像冬瓜或像葫芦都好看，就是不可以难看。

上初中了，她开始要求我做一件事。日本宿舍不都是榻榻米吗？榻榻米的红色布边不都是直线吗？她递过来一本重重的书，让我顶在头上，然后挺直身躯，眼睛看前，一步一步踏着榻榻米的直线走路。所以不必教如何优雅，头上的书不砸下来，嵴椎挺直，就自然会优雅。

后来发现张爱玲的母亲让她做过类似的事：

我母亲教我淑女行走时的姿势，但我走路总是冲冲跌跌，在房里也会三天两天撞着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肤便是淤青，我就红药水搽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见了一惊，以为伤重流血到如此。

很多年后，看见各种老画报上沪杭“民国女子”的眼神、姿态，就仿佛明白了。即便是刚刚还赤脚和渔村妇女坐在地上编织渔网，她出门就要穿上剪裁有致的旗袍，衣襟里塞一条细细的、有花露水淡香的手绢；或者，即便我的学费都还得她咬着牙四处张罗，在家里的榻榻米上，还是要教自己的女孩儿什么才是优雅淡定。

她是个民国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