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有一个人采访我。

他长得高高大大，不像一个记者，更像一个摔跤运动员。

当时，我和他坐在一辆车上，那车朝着幽深的远方行驶。

本来那辆车就很狭小，他一个人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在黑暗中我有点透不出气来。而且那辆车密封很严，没有一丝缝隙。

他没有问“为什么写恐怖小说”之类的问题，而是问了我一个很古怪的问题：“假如，你和另外一个人，只有一个生的机会，而你有选择权，你怎么办？”这个问题让我卡了壳。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绝问：“假如你的爱人和孩子同时落进了水中，你只能救一个，你救哪一个？”如果我把生的机会让给另一个人，那么我就只有死。我热爱生命，不会这样放弃。

如果我把生的机会留给我，让另一个人去死，那么我就是一个恶人。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寻求人性的答案。

假如，那个人是个孩子，或者是个孕妇，那么我也许会……

假如，那个人是个政客，或者是个商人，那么我也许会……

我早就说过，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此表示怀疑。现在，我的犹豫证明了我确实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突然说：“我好像梦见过你。”那个记者说：“是吗？”我说：“那是一个噩梦。我梦见我横穿斑马线过一个路口，迎面有一辆汽车开过来，那个司机的脸长长的，极其丑陋，他把我撞倒在地，车轮从我的脑袋上碾过去……那一瞬间，我看见你站在路边，呆呆地看着我……”他似乎不愿意听这个故事，把头转向了另一侧。

几天过去了。

这一天，我在报摊上看到那个记者写我的文章登出来了，就买了一份。

头条，标题是《与恐怖作家谈梦》。

我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看。这个虎背熊腰的记者文笔很不错。

这时候，有一个老人走过来，坐在了我旁边，也看报。我瞟了他拿的报纸一眼，是一份跟我一样的《晚报》，正巧他也翻到了有我新闻的那一页——第24版。

这很正常，《晚报》在本市卖得很好，几乎人手一份。

不正常的是，我发现他的那张《晚报》的第24版似乎和我的不一样——我这张有一则报道《三屯路出现一起车祸》，黑色标题，极醒目；而他那张的相同位置却是另一则报道《我市三环路今早通车》，红色标题，同样很明显。

我愣住了——同一种报，同一天报，同一版面，怎么可能内容不一样呢？

那个老人见我傻傻地看他，怀疑地打量了我一下，起身走开了。

他把我当成精神病了。

我赶快又到几个报摊买了几份相同的《晚报》，除了我最早买的这张报纸，都没有《三屯路出现一起车祸》这条新闻。

我仔细阅读这条来历不明的新闻——今晚18点42分，在三屯路和强盛路交叉的路口，出现一起恶性交通事故，有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闯红灯，在人行道上被一辆卡车撞倒，头部破损，当场死亡。目前，死者的身份正在确认中……

但是现在离18点42分还有半个小时呢！

我想，这个新闻一定是校对失误，应该是“昨晚18点42分”！

但是，我还是想到现场看个究竟，于是，立即拦一辆出租车去了三屯路。

我下了车，看到三屯路和强盛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井然有序，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路口正巧有一个卖香烟的老太太，我走过去，问：“大娘，近几天这个路口是不是出过车祸？”老太太白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没有。”我糊涂了。我想马上给报社打个电话，核实这件事——也许我这张报是不法商贩盗版印的。

掏出电话，没电了。

我又问那个老太太：“大娘，这附近有没有公用电话？”老太太头也不抬地朝对面指了指：“过马路。”我抬头一看，对面果然有一个公用电话亭。

“谢谢。”正巧人行道上是绿灯，我抬脚就要走过去。这时候，我敏感地发现，和我站在一起等着过路口的人都没有动。

我收回脚，问旁边的一个中学生：“绿灯你们为什么不走呢？”那个中学生怀疑地看了看我：“那不是红灯吗？你是色盲啊？”另几个人把头转过来，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

只有我一个人看见是绿灯！

我全身的汗毛蓦地都立起来了。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辆卡车开过来，黑洞洞的窗口里现出的正是我曾经梦见过的一张长长的极其丑陋的脸！

我惊骇的同时，一下摘下头上昂贵的貂皮帽子，扔到了路上。

有一个人恰巧走过来，他看了看那顶帽子，一步跨过去，想捡起来，被那辆疾驰的卡车撞个正着，脑袋溅出血水，触目惊心。

他正是那个采访过我的记者。

他圆圆的眼睛在车轮下看着我，似乎在说：“你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