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莉特·斯坦顿一家人盼望了好几年，终于来到纽约。圣诞这趟家庭旅行却脱离了原计划。

这趟旅途中发生的意外，原本有可能永远改变她的生活。

哈莉特在旅馆房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现在她正站在房间里的镜子前，打量自己的套装。深色的。不是黑色，是藏青色。

当时她差点选了黑色。如果真的选了黑色，那就太晦气了。

她从衣服的毛料上拈起几根线头，又拂去一些灰尘。旅馆没有网上广告里说得那么好（但至少经济实惠，而实惠对于斯坦顿家来说是最重要的。更何况他们居住的那个小镇，最好的旅馆就是假日酒店了）。

哈莉特今年五十岁，肩膀窄瘦，是梨形身材。当然，这是一只瘦长的梨子。她面色红润，神情坚定，脸上呈现出日晒的痕迹。这些痕迹来自园艺活儿，来自在后院陪放学的孩子们玩耍，来自野餐和烧烤。但她是全世界最不虚荣的女人了，脸上的褶皱并不足以让她困扰。她只会为衣服上的褶皱烦心，而这是她可以轻松搞定的。

考虑到她要去的地方有点阴森森的，哈莉特完全可以忽略掉这点衣摆上的小小不完美。但这不是她的风格。她觉得不去管那些褶皱是错误的，也是懒惰的。

于是她拉开拉链，褪下米色衬裙外的裙子。

她利落地单手打开那个廉价的熨衣板（哈莉特用起洗熨工具非常熟练），给那个粗制滥造的熨斗插上插头。熨斗被用一根线缆固定在了熨衣板上，不禁让人疑问：在纽约，这类小东西有这么容易被偷吗？酒店没有让客人交住店押金吗？

哦，好吧。看来这里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跟家乡完全不同。

在等待熨斗加热的很短的时间里，哈莉特不断想起昨天走在纽约寒冷的街道上时丈夫说的话。

“嘿，哈莉特，嘿。”当时他们正走在史瓦兹玩具店和麦迪逊大道之间，他忽然在路边停下，单手撑在路灯杆上。

“亲爱的，怎么了？”她转过身问道。

“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个比他的妻子年长十岁的男人看起来有点难为情，“我觉得不太舒服，这里。”他捂着自己的胸口。“这里有点不对劲。”

叫车还是打电话？她犹豫了，内心挣扎着。

当然是打911，别犯傻了。

二十分钟后，他们就进了附近医院的急诊室。

诊断结果是轻度心肌梗死。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道。

意思好像是心脏病发作。

这太奇怪了。他的胆固醇含量很低，一生中从不抽烟，只是偶尔抽雪茄，一米八八的高个子，十分精壮，就跟他发病时扶住的那根路灯杆一样结实。每到狩猎季节，周末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去森林里狩猎鹿和野猪。他会帮朋友们改建娱乐室和车库。每周末，他还会把一袋袋将近二十公斤的肥料和盆栽土，从火车扛到他们的屋子里。

“这不公平。”听到这个诊断结果，马修不禁喃喃自语，“我们好不容易梦想成真来到纽约旅行，却发生了这种事。真他妈不公平。”

为了以防万一，医生把他转到了另一家医院，位于他们旅馆北部大概半小时车程的地方，那里有全纽约最好的心脏科室。他的预后非常好，预计明天就可以出院。不需要做手术。医生会给他开一些降血压的药，以后再随身携带硝酸甘油片。每天还要服用一片阿斯匹林。不过医生们似乎认为，这次的心脏病发作非常轻微。

她弹了一点唾沫到熨斗的特氟龙板上测试热度。唾沫嘶嘶作响，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她从达能矿泉水瓶里往裙子上倒了点水，把褶皱熨烫平整。

她重新穿上裙子，再次检查镜中的自己。

很好。但她觉得还需要增添几分亮色，于是在脖子上系了条红白相间的丝巾。完美，亮丽而不轻佻。她拿起手袋，离开房间，搭乘一架在经过每一层楼时都要吱嘎作响的电梯下到了旅馆大堂。

哈莉特来到街边，认准了方向，叫了一辆出租车。她跟司机说了医院的名字，爬上后座。车里一股恶臭，她觉得这个不知道哪国来的司机肯定好一阵没洗澡了。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也是事实。

尽管外面雨雪交加，她还是摇下车窗，想好了如果司机反对她就跟他吵。但他没反对。似乎这个司机对她根本视而不见——或者说，似乎他对一切都视而不见。他按下计程表的按钮，加速驶离了路边。

坐着这辆老迈的出租车一路向北，哈莉特想着那家医院的设备。工作人员看起来都很和善，医生也很专业，虽然他们的英语讲得不太好。不过有一点她不是很满意，马修在这家上曼哈顿医学中心住的病房竟然是在地下，而且是在一条漫长的阴暗走廊尽头。

这条走廊破旧不堪，令人毛骨悚然。昨天晚上她第一次去了那里，走廊里空无一人。

此时的车窗外，左边是一排优雅的联排式住宅，右边是中央公园。哈莉特试图不再为即将要去的阴森走廊感到担忧。她想着，也许这次心脏病发作的意外事件只是个预兆，预示着将会发生一些更糟的事。

但很快她就把这些思绪归诸迷信。她拿出手机，用兴高采烈的语气发了条信息，说她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