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事件的死者，留下了“遗言”指出凶手是谁。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名女大学生在埼玉县JR桶川站前遭人持刀刺死。这起最初被认为是随机砍人案件的命案，由于死者猪野诗织（当时21岁）在案发前曾长期遭人跟踪骚扰，引来媒体热烈的关注。被害人在同年年初与男友分手后，自己和身边的人便遭遇种种骚扰。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指出其前男友就是“歹徒”，但被害人坚信就是他干的，也曾向警方求助；但被害人最终还是惨遭杀害。

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居然会遭到跟踪骚扰，死者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骚扰？“凶手”是谁？

有许多错误的报道；也有许多虽然不算错，却极为偏颇的报道。这是因为应该听到她的“遗言”的警方坚守沉默，许多媒体也对此充耳不闻的缘故。新闻上报道的全是扭曲的被害人形象，调查本身则触礁了。

这时，偶然有一名记者相信了死者的“遗言”，那就是我。我在命案发生不久后，听到被害人的朋友描述事情经过，持续追踪采访的同时感受到仿佛有人在背后推着我。在警方的侦办毫无进展的状况中，我在死者遗言的引导下，查到了实行犯，并揭发了埼玉县警的丑闻，让多名警界人士遭到处分。这两者在工作上都可以算是轰动一时的独家头条。然而在参与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比起采访者，我更觉得自己是被卷入案件的当事人之一。这五个月以来，我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驱动着。

我立志成为报道摄影师，踏入这个圈子，却在不知不觉间从新闻摄影师变成了自由记者。本来是在摄影周刊《FOCUS》负责拍照，然而回神一看，竟以社会记者的身份在最前线采访。与《FOCUS》合作以来，已经过了十七个年头，我总是身在第一线。

我经历过许多不知何时才会结束的跟踪监视、在大批媒体中推挤拍照。即使变成了记者，前往现场和警察署、拜访案件相关人士、访问他们并拍照这些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同。就像巡回公演似的，每星期踏遍日本全国各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社会案件、意外事故、灾害中度过。这是一份脚踏实地、毫不华丽的工作。坦白说，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居然能持续这份工作这么久。

因为我很讨厌周刊。

说到周刊给人的印象，就是耸动的标题、愚蠢至极的丑闻、强势粗暴的采访。事实上，周刊并不是以这种方针编辑出来的，却只因为它不是政府宣传型的“公共媒体”，就被冠上了这样的形象，这令我厌恶。我痛恨社会的这种成见。以前有人说：“这个国家的周刊，定冠词就是‘三流’。”还说这个国家没有“一流”周刊。我也这么认为。如果不是以报道内容，而仅是以媒体形式来区分一流或三流，那么周刊作为报道媒体，岂非永远都只能屈居于“三流”？

但是参与调查这起桶川命案，我得到的启发之一，就是这起命案如实揭发了这种分类的弊害。如果满足于“一流”称呼的媒体只知道把政府机关公布的“公共”信息照本宣科地报道出来，当消息来源本身有问题时，报道会被扭曲得有多可怕？当消息来源发布错误信息时，“一流”媒体强大的力量，会将多少事物践踏殆尽？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把遭到身为公家机关的警方及受其诱导的“一流”媒体所扭曲的命案的真正面貌及被害者形象重新传达给世人。

被害人诗织看不到今年春天的樱花，也听不到夏季的蝉鸣。往后都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了。同龄女性应该会在往后经历恋爱、结婚、生子等充满各种喜悦的人生，她的人生却在那个秋天结束了。我在采访过程中，想到的净是这些。

已经过去的时光无法倒流。

那一天，惨案发生了。

但是，为什么？

---二〇〇〇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