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的第一波报道总是一团混乱。

这起命案也不例外。最早接到的消息是“随机砍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这天我任职的《FOCUS》编辑部休假。我早就决定要好好睡个懒觉。前一天我几乎整天没合眼。为了赶上截稿日，我近乎通宵写完稿子，看过清样，结束稿件的最后确认后，还参加了会议之类的，一眨眼就入夜了。当然一回到家，往床上一倒，立刻不省人事，醒来的时候都已经中午了。生活在正常时间的家人老早便展开各自的日常，空荡荡的家中，就只有宠物金仓鼠“之助”在笼子里跑来跑去的沙沙声。久违的悠闲一日即将开始。

也有许多杂务等着我处理。得去洗衣店取到现在都还没领回来的夏季外套；让“之助”放个风，打扫一下它的小窝吧。我犹豫该从哪件事着手，决定清扫仓鼠笼，并伸手拿出笼中的饲料碗时——

手机响了。

开端总是手机。对社会记者来说，手机就像恐怖的项圈。

或许会是总编以莫名沉着的声音说：

“发生大地震了，你立刻赶去现场。”

也有可能是同事打来的：

“那起命案的凶手落网了！现在要被带去警署了！”

或许是其他报社认识的记者：

“警方终于对××进行搜索了！”

甚至有可能是来提供线报的：

“我家附近有人养的巨蟒逃走了！”

什么都无所谓，是谁都没关系，反正手机响了，就是工作上门了。我按下通话键，不祥的预感几乎变成了事实。

“清水兄，不好意思在你休假的时候打扰！”

不出所料。就算猜中，也并不令人开心。是编辑部摄影师樱井修的声音。

“有消息说埼玉桶川站附近有个女人被杀了。似乎是随机砍人。”

我忍不住叹息。我跟樱井前前后后已经共事将近十五年了，他是我最为信赖的同事之一，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我们共同采访的案件、事故、灾害多不胜数。搞不好比起我太太，他要更了解我。他非常清楚在采访中落后的记者会有多丢脸，所以应该是出于好意通知我，但这也是我好不容易才盼到的休息日，坦白说，真希望他放我一马。

“……你一个人吗？”

“大桥也正在赶去现场。”

大桥和典是编辑部的年轻摄影师。

“意思是这个案子我负责？”

“不，山本总编没说什么……”

这表示接到指示的只有摄影师。对摄影周刊来说，照片就是一切。总编山本伊吾应该是打算先派摄影师过去，能拍到什么就先尽量拍。我这个记者就算装作没事人，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不过事情落到我头上，也是迟早的事。所以樱井才会打电话给我。《FOCUS》编辑部没有几个记者会分派到这类称为“搜查一课[日本的警察机关里，通常搜查一课负责的是杀人、强盗、伤害、绑架等重案]案”的采访。要是我继续留下来给仓鼠放风，到时候要扛起采访落后的责任的，可是它的饲主。就在我犹豫踌躇、挥舞着仓鼠饲料碗的这一瞬间，已经展开采访的其他记者应该正不断地搜集到各种消息。下个星期，应该就可以在书店看到他们比我详尽许多的报道。

是要现在享乐，事后付出可怕的代价，还是立刻工作，分期处理掉麻烦？多欢乐的选择题啊。我是个劳碌命，没有选择的余地。

“……凶手呢？”

“完全没有眉目。我也是刚接到编辑部的消息，离开家而已。”

“……那，我这里稍微调查一下。”我想我的声音应该变得很阴沉。再怎么说，案件报道讲求的是速度。这一点我也再清楚不过。但难得休假一天，才刚起床二十分钟就泡汤了。我右手握着挂断的手机，左手拿着仓鼠的饲料碗，喃喃自语：

“干嘛好死不死，偏偏挑在今天发生……？”

但是，接下来我将深刻感受到这起命案不能以今天或明天这样的单位来看待。漫无止境而遥遥无期的采访，就此揭开了序幕。

我立刻着手打电话。

任何采访都一样，第一步是搜集信息。就算糊里糊涂冲到现场也无济于事。虽然心急如焚，但与其不清楚天气就航向惊涛骇浪的大海，最起码也要先在港口踢一下木屐占卜一下天气[日本有踢木屐占卜天气好坏的习俗。口中说着“希望明天好天气”，踢出套着木屐的脚，一般认为掉下来的木屐呈正面就会是晴天，反面就是雨天]再做打算。这种时候，要先打电话给平日就有交情的同行记者，或是查阅通讯社的新闻快讯之后再出击。

我从采访用的斜肩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双手敲击键盘，一边查阅快讯，一边用肩膀夹着电话，开始搜集信息。一旦开始行动，便势不可挡。为了这种时刻，我的快捷键登录了将近四百个电话号码。我一通接着一通，不停地打。

“听说桶川发生命案，你们派记者过去了吗？我也正要过去……”我一面表明自己也将加入战局，一面向各方向打探消息。

询问多位报社记者、电视台人员后，不到十分钟，回拨的电话便愈来愈多，也有已经开始采访的其他报社及电视记者联络我。电话中接到插拨，接起来后又是插拨，忙得简直像航空管制员，我这个旧型十六位元的大叔脑几乎快要处理不过来了。

初期信息很零碎。

匆促写下的便条纸上填满了我杂乱的字迹。被害女子是住在桶川市隔壁上尾市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二十一岁。案发地点在JR高崎线桶川站的正前方，属于上尾警察署的辖区。刺死人的男子目前在逃，警方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花上三十分钟从四面八方搜集到的信息，整合起来就只有这些。总之是掌握到案件的骨干，知道是住在哪里的什么人，在何处遭到什么样的伤害了。行动前就能掌握5W1H[即何因（why）、何事（what）、何地（where）、何时（when）、何人（who）、何法（how）的英文首字母合称。——编者]的状况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能知道这些已经是万幸了。

我直接穿着身上的牛仔裤，抓起褐色外套，搭上背包，冲出家门。

前往现场的交通工具，是我自己的四轮驱动车。这也是我还是报道摄影师时留下的纪念，不过在采访案件时，最重要的是尽早抵达。如果搭电车更快，就搭电车；坐飞机更快，就坐飞机，完全不考虑距离和费用。过去我曾为了抢先五分钟而风光得意，或为了落后五分钟而顿足懊恼。这起命案，最恰当的选择是车子。如果遇到塞车，就随便找个停车场丢下车子，改搭电车，若是接下来还需要车子，在现场拦出租车或租车就行了。

十八年来，我一直站在“第一线”。在脑袋思考之前，身体会自己先行动起来。我冲出家门，跳上车子，把背包扔到后车座。脑中描绘出前往桶川的路线，转动钥匙发动引擎。打开车用电视的开关，把车开出去。从冲出家门到开出车子，应该花不到五分钟。

我将手机设定为免提扩音，一边开车，一边打给樱井说明状况。

“要怎么安排？”樱井问。

“你在现场拍摄‘杂感’。如果有警方鉴识人员就拍进去。大桥在上尾署外面待机，为凶手落网的时候做准备。”

“了解。”

“现场拍完后，你也去上尾署。”

“没问题。”

彼此都很熟悉对方的行事风格了，不必详细讨论。

我任职的是摄影周刊，因此摄影师的安排是最优先事项。今天应该确保的，首先是现场的照片，再来是如果有记者会，就是警方记者会的照片，若凶手落网，当然就是落网时的照片。我请樱井拍摄现场，大桥到警署外守候，樱井拍完现场后，就可以转去拍摄记者会。报道需要的照片每次都不同，只能依照案情和规模、发展来判断。这次因为事前已经搜集到一定程度的信息，所以摄影师的安排也很顺利。

路况畅通，感觉是个好兆头。不过移动期间，脑袋也不能放空休息。我用眼角余光留意车用电视画面，脑中模拟抵达现场后该做的事。要做的事堆积如山。决定要采访哪些对象、请求支援、安排摄影师……

总之，已经发生的案件采访，动作最快的人就是赢家。弄错步骤将会造成致命伤。采访对象会被别家记者打搅，受访者愈来愈不愿意开口，假装不在家，或销声匿迹。甚至是宝贵的资料被其他记者抢走，相关人员串供，有时甚至还会捏造出不在场证明……虽然不愿意想象，但这就是现实。

车用电视开始播报新闻。“十二点五十分左右，桶川站前的人行道发生一起持刀杀人事件。死者为住在上尾市的二十一岁女大学生，猪野诗织……”距离现场还有一段路程。我握着方向盘，在脑中记下“十二点五十分”这个时间。“死者猪野前往车站准备搭车去大学上课……”“死者猪野正要停下自行车，一名男子从后方靠近，首先持刀刺入她的背部，接着刺向胸口……”播报声片段传入耳中。我将这些也全部输入脑中。虽然不管怎么样都必须直接采访，但最好先把握该前进的方向。

目击者的证词也立刻播出来了。“我听到有人大叫：‘哇！好痛！’”回答记者采访的是现场附近的店员。店员听到叫声，跑出店来，看见一名男子跑走的背影，人行道上倒着一名女子。店员说：“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停切换频道，将看似有关的信息全部记在脑中。“警方不排除随机砍人的可能性……”听到男主播的声音，我切实感受到果然各家媒体都倾巢而出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股怪异的感觉。

我知道为什么媒体会争相报道这起命案。

这样说或许不好听，但杀人事件本身，日本各地每天都在上演，所以并不是每一起命案都会受到媒体大篇幅报道。

人命不可能有贵贱之分，原本不管任何人怎么样遇害，都是重大事件，但现实中，不同的命案，世人的关注程度也不同。是因为媒体报道，所以民众关注，还是因为民众关注，媒体才大肆报道？我不知道。

不过，只要看看各家媒体对这起命案的第一波报道的标题《女大学生遭当街刺死》《随机砍人？女子被刺身亡》，就可以知道媒体瞩目的要素是什么。关键字是“年轻女子”“随机砍人”。

“年轻女子”不必特地说明，令我在意的是“随机砍人”。

近年来，随机砍人案件频传，甚至有报纸提到，如果说一九九八年可以用“毒物列岛”[一九九八年，日本和歌山发生一起毒咖哩事件，祭典中的咖哩遭人掺入砒霜，造成四人死亡，多人送医。此后日本各地陆续发生在食物中掺入毒药的模仿犯罪]来形容，那么一九九九年就是“连环随机砍人”，就是陆续发生了这么多起与凶手非亲非故的一般民众惨遭杀害的事件。只要发生轰动的大案子，就会引发一连串类似的模仿案件。若是二〇〇〇年，应该可以称为“十七岁的犯罪”[二〇〇〇年前后，日本连续发生多起年约十七岁的青少年所犯下的凶残犯罪，如五月的西铁巴士劫持事件等，甚至让“十七岁”一词成为该年度的流行语大奖候补]吧。媒体关注的模式就是如此。

在东京池袋繁华区，一名男子砍伤路人后四处奔跑，并以铁锤殴打逃走的民众，遭到逮捕。

从羽田飞往札幌的全日空班机，遭到热爱模拟飞行的男子携带刀械进入机舱劫机，并杀害机长。

山口县下关市，一名男子开车冲进车站，挥舞菜刀追砍民众。

我本身就参与了池袋与下关两起随机砍人案件的采访。下关的案件，我三星期前才刚写过稿子。

这名三十五岁的精英分子凶嫌十分谨慎，作案前还预先到下关站里面勘查过环境。他到租车行租下用来冲进车站的车子时，特别指定要小型车，并在车站附近购买菜刀，然后从站前圆环的出口开车冲上人行道，犯罪行为充满计划性。他接连撞飞女高中生，冲进车站大厅，直到验票口前才停下车来，下车后面露狰狞笑容，握着菜刀翻进验票口里面……

毫无意义的杀戮。遇害的人毫无救赎可言。如果被害人有任何过错，他们唯一的错，就是相信这个“社会”是安全的，在那一瞬间身在那个地点。

站前、随机、砍人……桶川的命案，让人联想起这一连串案件。

但是……我的思考随着车子在红灯前停了下来。这起命案是否有些不同？

随机砍人案件的受害者，大半都是跑得慢的老人或小孩。然而这次的死者是年轻女子，而且只有一个，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似乎有些不对劲。

为什么选择年轻女子？为什么只砍杀一个人？

从上野站搭乘JR高崎线到桶川市需时四十分钟，是东京通勤圈的卫星都市之一。

那里有地方都市站前常见的小型圆环、井井有条的整洁街景。银行分行与大型购物中心、家庭餐厅栉比鳞次。榉树与杜鹃花丛并排的人行道上铺着褐色地砖。命案现场就在这条人行道上，邻近验票口。

我把车子停在离现场稍远的地方，严格来说是违章停车。仪表板上放着印有公司名称的臂章，但也只是求个安心。违章停车就是违章停车。部分“一流”媒体拥有各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发行的“路边临停许可证”这种方便的玩意儿，但我这种“三流”周刊记者不可能有那种东西。而且理所当然，我也不像这类媒体拥有“专车”这种奢侈品，会在一旁等我采访结束。只要被开小警车的女警抓到，立刻就要吃罚单。担心归担心，也没法子，我们不是警方认可的媒体，也只能认了。

现场的人行道被看热闹的民众及媒体挤得水泄不通。樱井已经离开了。应该是拍完现场的“杂感”，前往上尾署了。熟识的电视台记者一手拿着麦克风，正比手画脚地对着镜头说明。我仅止于在拍摄的空档扬起一手向他打招呼。

抵达现场后，便开始想象所能了解到的状况。这算是我个人的现场勘验。每次抵达案件、意外事故现场，我都一定会这么做。

被害人猪野诗识来到车站，准备搭车去大学上课。从自家骑来的自行车停在人行道旁边。时间是十二点五十分。平常的话，猪野会直接走上通往车站的天桥。稀松平常的时间、理所当然的日常；然而，惨案却在这一刻发生了。

她正在锁自行车，被一名自背后靠近的男子持刀刺伤。回头的时候，又身中一刀。她发出惨叫，蹲倒在人行道上，男子丢下她，就这样逃逸无踪……

我停下脚步，看向脚下。虽然已经冲洗过了，但血迹还清晰可辨地残留在那里。据说是她骑来的自行车，钥匙还插在上头。她准备下课后骑着它回家，所以才会上锁。万一车子被偷就糟了，所以正准备上锁。

没有人愿意想象自己会遭逢什么样的不幸。即使刻意想象，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不幸的上限，也就是自行车遭窃吧；但是现实中却有个持刀的凶残男子从她背后逼近了。

突如其来的死亡。二十一岁的死亡。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才会让人对一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怀抱着杀意？

太残忍了。

我像要扯开视线似的把目光从现场移开。必须先访问目击者。不能拿二手传闻当报道。这叫“直访”，我想要亲自访问目击者当时的状况。

但是记者会的时间也逼近了。我犹豫了一下该怎么做，当下便做出决定。情非得已，放弃警方那里吧。反正宣布的内容可想而知，而且再过几小时，记者会内容就会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

以将其作为采访对象来说，我并没有瞧不起警方的意思。警方是可以获得最多信息的采访对象。只要发生案件，现场的辖区警察署便会启动调查。若是重大案件，辖区署也会成立搜查本部[相当于专案组]。很多时候，报社和电视记者的采访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但是我们周刊记者有些不同。

电视剧里面，当“杂志记者”或“报道记者”前往警察署采访，亲切的署长或刑警就会详细说明案件内容，或出示现场照片。或者是亮出记者证，警察就会敬礼，挪开封锁线，让记者进入现场。

不过我从事这一行相当久了，几乎不曾遇上这样的状况。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面，都忍不住羡慕万分。好想体验一下那种采访。如果还有来世，我想当那种备受礼遇的记者……虽然这也不是什么让人想要下辈子继续干下去的行业。

实际上对警方而言，周刊记者根本不算记者。就算我出面，也只是个无名无衔的路边大叔。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们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

不只是警方，日本的政府机关，每一处都有“记者俱乐部”这种玩意儿。这是报社和电视台等报道机构联合组成、法律上不具效力的“任意团体”。原本是为了让俱乐部成员顺利采访而成立的组织，但在我看来，实际上却是各政府机关以成员与否来筛选媒体，以便进行新闻控管的组织。

在警方，各县警层级皆设有记者俱乐部，如果不是成员，即使提出采访要求，警方也不会理睬。所以就算我傻傻跑去埼玉县警上尾警察署，也非常有可能连记者会都无法参加。上尾署那里已经有樱井守在门口。如果能参加记者会，就请樱井拍摄记者会场面，顺道掌握情况就行了。时间宝贵。我选择了访谈。

采访任何案件的基本都是查访。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如何发生？是什么状况？要写出生动逼真的稿子，需要翔实的资料。只能四处奔波，逐一打听。

我一一叫住路人，不停地抛出问题：“请问您是否看见了砍人事件的凶手？”

绝大多数的人都丢下一句“不知道”离开，也有人默默挥挥手走掉。不过开始询问后不到三十分钟，就遇到有人说：“是个有点胖的男人。”

休假泡汤总算是有了价值。

“可以请您说得更详细点吗？”我兴冲冲地把圆珠笔尖按在便条本上，结果那人说：

“刚才电视新闻说了啊，好像三十几岁吧。”

一阵虚脱。

要是有那么容易就碰到目击那一瞬间的人，就不必这么辛苦了。

后来不管再怎么四处询问，遇到的都只有案发后才经过现场附近的人。我也跑进附近的商家打听，但得到的回答都是“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招呼客人，连声音都没听见”。

但是目前唯一的方法，也只有继续访谈下去。我锲而不舍地继续打听，但看得到现场的店家有限，路人也只是源源不绝地冒出来又离去，很快我就束手无策了。

毕竟现场位于大型购物中心的死角。加之站前这个位置，原本应该会有许多目击者，但不可能有人一直停留在此处。站前的人潮本来就不停流动，会在这里打转的，就只有对着我们或电视摄影机比胜利手势的凑热闹民众。目击凶案的人，早已继续前往目的地或回家去了。

而且秋季的日头落得飞快，天色一眨眼就暗了下来。只有时间和鞋底徒然消磨，我愈来愈焦急。

我打电话给樱井。

“你那边怎么样？”

“我进到记者会会场了，差不多要结束了。”

樱井说，起先不是记者俱乐部成员的媒体被拒绝入场，但几家媒体抗议之后，警方答应为非俱乐部成员的媒体另开一场记者会。当然，成员优先。

“真是公家机关作风。”

一定是因为非成员的媒体数量也不少，面对“多数力量”，警方才不得不为他们另开记者会。

我请樱井将记者会中提到的被害人住址等信息大致告诉我。猪野家最近的车站是桶川站，但住址在上尾市。他们一家五口，有上班族父亲、母亲和两个弟弟。

“好，那请你再加把劲。”我对樱井说。挂了电话，我立刻打给认识的记者。

“那边怎么样？”

“清水兄也在跑桶川？”

如果非俱乐部成员的记者正在开记者会，那么先结束的俱乐部记者应该已经前往被害人家了——我猜对了。我和那名记者闲聊，本来期待对方能告诉我一些无伤大雅的信息，结果听到了奇怪的内容。

第一时间接到消息的记者赶到时，猪野家没有人，但记者在周围采访的时候，弟弟回家了。奇怪的是弟弟当时说的话。不知道命案发生的他，听到记者告知姐姐的死讯时，竟说：

“真的被杀了？不会吧？”

若非早有预期，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来……我难以释怀地挂了记者朋友的电话。难道这起命案不是随机砍人？

夜幕完全笼罩的时候，我总算找到了目击者，是命案刚发生后经过现场的大学生。

他住在距上尾站十分钟路程的住宅区。虽然我已经向朋友问出住址，但入夜以后要在陌生的住宅区里找到特定的人家，十分困难。天色一暗，门口的名牌[日本的住宅门口一般会挂上名牌，标示该户人家的姓氏，甚至列出住户成员的姓名]便意外地难以辨读。而且住宅区没有任何可以作为路标的建筑物，地址号码的标示也是时有时无。

我把车子停在目击者家附近，翻找背包，找出笔型手电筒和地图。我下了车，一手拿着地图，用笔型手电筒逐一照亮每一户的名牌或住址。这模样完全就是可疑人员。我想起以前有名记者用打火机照亮名牌，结果烧伤自己的手指，还被误会是纵火犯，遭人报警。不过当然不是我。

找到要找的人家后，我发现前面已经站了一名其他媒体的记者。而且正好从玄关走出来的另一个人，也是认识的面孔。不是别人，就是我在从夏天便持续追踪的埼玉县保险金杀人疑案采访中认识的电视记者。原来如此，现在是在排队等叫号吗？

每次采访案子我总是想，目击者、被害人亲友、加害人的朋友等“相关人士”真的很辛苦。各家媒体记者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同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问个没完。有时候前面的记者问完了，但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对方却说：“我受够了，你去问前面那个人啦。”也有人对响个不停的门铃勃然大怒。我觉得这也难怪。我自己也感到很抱歉，但是总不能没有亲自问到当事人就写稿。结果也只好诚惶诚恐地再次提出相同的问题。

这名大学生一定也已经够烦了，但他还是愿意接受采访，谢天谢地。

“听说你目击到被害人？”

“我刚好要去同一站，经过人行道的时候，发现有个女生坐在地上。一开始我奇怪她怎么了？是在开玩笑吗？结果发现她的脚下有一摊血，不断扩大。”

“原来她是坐着的吗……”

“对。我吓了一跳，赶快跑过去，但她流了很多血，所以周围的人扶她仰躺下来，等救护车来。也有人拿毛巾为她盖上……大家都在鼓励她‘撑下去，救护车就要来了’。她的手还会动，可是脸色愈来愈糟……然后就失去意识了……”

听着听着，我的心情一片惨淡。谢天谢地总算问到的，却是这样的内容。

突如其来的死亡。在熟悉的街道上遭人刺伤，坐倒在血泊中的被害人……人死亡那一瞬间的状况，不管听过多少次，都无法习惯。我也不想习惯。

我没有看到凶手，大学生说。

我再次回到桶川站前。记者已经撤退了，没有半个人。不知不觉间，现场献上了许多花束。一些人蹲在命案现场，合掌膜拜。

警方记者会应该也早就结束了。我打电话给樱井。

我聆听樱井报告记者会的内容，记下要点。针对此一命案，警方已经成立搜查本部，规模为百名搜查员，此外没有特别的内容。不过恐怕也是因为尚未掌握凶嫌形象，警方宣布的全是关于死者诗织的信息，令我在意。

就算是有记者询问，警方公布的死者服装也详尽过头了。“黑色迷你裙”“厚底长靴”“普拉达的背包”“古驰的手表”等等。

一直要到更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信息是出于某种特定意图公开的。当时我只是想，以一个学生来说，真是有点招摇。我是个普通的大叔，听到古驰或普拉达，就会忍不住这么想。

时间已经很晚了，不是可以采访一般民众的时间段。我告诉樱井今天就此结束，挂了电话。

我打开车用电视。NHK、民营电视台的新闻时段，我都记在脑中了，也知道哪一台的哪个新闻节目会花多少时间来报道这类命案。我盯着电视，不停转台。

有个我没有问到的目击者上了电视。那人说，凶手刺伤诗织以后，往车站反方向小跑步逃走了。

“抓住那个人！”有人大喊，也有人追赶凶手，但结果还是追丢了。案发现场肯定相当混乱，好像也有人误以为是抢劫而追上去。

各家电视台共通的嫌犯外表描述，是身高约170厘米，短发，身材肥胖，年纪应为三十多岁。也有人说凶手穿着深蓝色西装外套，里面是蓝色系的衬衫。凶手在案发前就已经在站前闲晃，好像有不少人看到他。

不过就算目击者再多，除非有能够查出男子身份的证词，否则也难以将他逮捕归案……感觉会变成一起棘手的案子。

就在转到某台的新闻时，访谈内容让我心头一惊。目击者说凶手逃离现场时，做出把什么东西藏进西装内袋的动作，一脸怪笑地跑掉了。光天化日之下在站前杀人，然后笑着离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警方在记者会中说，诗织的左胸和背部两处，被尖锐的刀子一口气捅入。死因是失血过多。送医之后确认死亡。毫不犹豫地刺上两刀，笑着逃走，这不管怎么想，都是带有明确杀意的“杀人”，完全没有伤害致死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手法，简直就是职业杀手。

我忽然想如果我是凶手的……有电视台报道诗织每星期二都会去车站搭车到大学上课。连记者都能采访到这样的行程，不管任何人调查，应该都可以查到她大致上的安排。如果知道她下午有课，也就可以估算出她抵达车站的时间。只要有了这些条件，就可以埋伏诗织。

我是摄影周刊记者，而且以前是摄影师，非常清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查出目标的行程。

这才不是什么随机砍人。

凶手显然是守株待兔。手法干净利落，被害人也只有诗织一个，将这件事视为以诗织为目标的犯罪行为才自然。虽然不知道凶手是谁，但他查得到诗织的行程。既然能埋伏她，表示也认得她的长相，是认识的人下的手。

“身高170厘米，短发，肥胖，蓝衬衫……”

我把凶手的特征抄进采访笔记里，并输入我疲倦万分的脑袋。

深夜时分回到家里，家人都已经上床睡觉了。难得休假，居然连家人都没能见上一面。我兀自咕哝着，走进房间打开电灯。夜行性的“之助”似乎被突来的灯光吓到，在笼子里僵固在原处，一只前爪举在半空中。我觉得仓鼠这种动物真的很奇妙。仓鼠的天敌好像是鸟，它们只有在夜间才会行动，感觉到危险时就会全身僵硬，自以为假装成什么东西。这种手法，真的瞒得过敌人的眼睛吗？

我喜欢仓鼠这种傻样。我替它换了清水，丢进高丽菜叶，自己也钻进床铺。“之助”啊，对不起，下次再帮你打扫小窝。

次日一早，我在被子上摊开早报一看，桶川命案有大篇幅报道。“跟踪狂痛下杀手？”这样的标题跃入眼帘。

跟踪狂？

报道说，诗织遭到前男友纠缠及骚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急忙更衣，驱车前往埼玉县。如果要读到更详尽的报道，就必须看埼玉县版的报纸。不过其实要阅读各县版的报纸有点麻烦。很多时候地方版不会收进报纸资料库里，必须亲自前往该县才行。工作就这样自然地展开了。

昨天当然没得补假。我很清楚，疲劳正不断累积。

几十分钟后，我又来到了桶川站前的现场。我前往车站商亭和便利店，搜集各家报纸。《朝日》《每日》《读卖》《产经》《东京》《埼玉新闻》、体育报……每次把一大叠报纸放到收银台问“多少钱”，总是会引来店员惊讶的表情。

各家报纸内容大同小异，一样列出了“跟踪狂”“前男友”等关键字。上面说，诗织曾经为了这件事向警方求助及报案。这似乎是警方流出的消息，不过记者会没有提到这件事，应该是报社记者在夜里私下采访问到的。

现在要怎么做？

我很清楚，就算去采访警方，也只会吃闭门羹。然而对于这起案件，我毫无线索。报上没有写出跟踪狂的住址或姓名，我不知道该从何着手才好。

采访无门的案件，会让记者忍不住去投靠警署。这天，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的无能记者，同样走向了上尾署。

上尾署距离桶川站约十分钟车程，是地方都市随处可见的普通警察署。三层楼建筑，白色水泥砂浆墙面一部分贴上黑色系的壁砖，周围围绕着停车场。这栋平常应该很安静的警察署，由于命案的关系，从上午就有许多媒体在外面走来走去。

一走进门内，里面聚集了一群报社记者。虽然警方昨天也对非记者俱乐部成员举行了记者会，但我向副署长递出名片时，心里还是认为他们八成不会理睬杂志记者。

“敝姓清水，是《FOCUS》的记者……”

“《FOCUS》？如果不是记者俱乐部的成员，恕我们无法接受采访。”

不出所料。把拒绝当成我敏锐的直觉判断正确，也就不怎么生气了。

“这样啊。”我也干脆作罢。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也常为了这样的待遇大动肝火地抗议：“信息应该要平等公开才对啊！只图便利少数媒体，这不是违反公务员规定吗！”但是现在我连这种念头都不会有了，因为我觉得太蠢了。就算能访问到副署长，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大不了的消息。要是有什么新进展，就跟记者会一样，会立刻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不过得不到跟踪狂的信息，是一大损失。

那么，该怎么做才好？

如果不知道跟踪狂是何方神圣，就只好去采访被害人那边了。

杀人事件的采访中最令人焦急的，就是不管再怎么渴望，也见不到命案的当事人。已死的被害人当然见不到，但加害人也是，几乎不是遭到拘捕，就是在逃亡中。而这起命案，连凶手是什么人都毫无头绪。虽然出现了跟踪狂这个新元素，但现阶段也无从下手。即使非常清楚这样报道太不平衡，但无法采访到加害人时，也只能去采访被害人一边了。各家媒体现在一定都拼命从诗织的亲朋好友那里探索命案之谜。也就是期待采访诗织的亲友，或许可以找到某些与命案有关的蛛丝马迹。

我给各方打电话，发现这天各媒体充斥着诗织打工地点的信息，一片混乱。没有其他可以掌握凶手形象的线索。我也决定从打听到的诗织打工地点，一一去访问店家。

居酒屋、加油站、中华料理店。采访死者的打工地点，应该可以由此扩大采访范围，像是死者的同事、顾客、常去的店等等，但实际上也有许多错误信息，没有发现特别有用的线索。下午的采访对象就这样一个个断了线索，让人愈来愈焦急。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亲近的人。诗织也是，一定有非常了解她的人才对。这些人里面，应该也有人想要和媒体谈一谈，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尽管那个人或许就走在我旁边，我却没有办法确定。即使只是一根细丝也好，我想要拉过来瞧个清楚，却连线头都找不到。总之现在只能不停地走，扩大采访范围——为了找到那根线头。

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就是摄影周刊必然的限制——“捡照片”。摄影周刊的记者少不了这种叫作“捡照片”的作业——就是寻找能够刊登在杂志上的照片。不过虽然说是“捡”，要是路边随便就能捡到，那就不必这么辛苦了。捡照片是拜托相关人士，借来照片或复印；如果是杀人事件，就必须拿到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的照片。案子刚发生时，一整天就耗在这项作业上也不稀奇，不仅如此，有时光是为了拿到照片，就会花掉一整个星期。毕竟如果捡不到照片，很多时候甚至会废弃整篇报道。因为哪怕采访到再精彩的内容，只要少了照片，就不能刊登在摄影周刊上。

以前报纸似乎也都会捡照片，但最近可有可无的状况似乎增加了。报纸上如果刊出凶嫌照片，几乎都是警方提供的。

以工作而言，“捡照片”并不怎么有趣。厌恶案件采访的记者，大部分理由也都是这项“捡照片”。不管是被害人还是加害人，愈是能够如实反映案件当事人的特色，就愈是好的照片；但是再怎么说，拥有这种照片的人，都是最熟悉当事人的人。对采访的人而言，心理压力相当大，有时必须去找哀痛欲绝的亲人问话，然后开口借照片。这不可能不令人心情沉重。我认为如果少了这项工作，记者的负担应该会天差地别。

但是怀着如此沉重的心情采访的对象，也是能提供极重要内容的人。为了写出可靠的报道，采访不怎么熟悉当事人的十个人，与访问当事人极亲近的一个人，获益亦可谓天差地别。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摄影周刊。我们就是相信照片具有说服人的力量，才会办这本杂志。

这天我花了一整天孜孜不倦地采访。就在一天即将徒劳结束时，我在某个地方遇到一个人愿意提供诗织的照片，“希望可以早日破案。这张照片可以作为参考吗？”我想只有摄影周刊的记者才了解得到照片有多么令人感激。我松了一口气，接过照片，轻轻放在手掌上。

好漂亮的女孩。

傍晚我打开车用电视，新闻节目正在播放诗织朋友的访问。我忍不住身子往前探，调高音量。那名朋友说诗织找他倾吐了许多关于跟踪狂的烦恼。诗织想要和男友分手时，男友威胁她：“别上什么大学了，来替我生小孩。如果要分手，就拿钱出来。”还上门恐吓。不仅如此，甚至发生过住家附近被贴上大量诽谤中伤诗织的传单的事情。

这太奇怪了。

确实，跟踪狂杀人的案件时有所闻。但是那类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杀了对方再自杀，或是犯案后就那样怔在原地，遭到逮捕。换言之，许多都是有了同归于尽的觉悟才下手的。不过，如果刺死诗织的是那个跟踪狂，那么行凶后冷静离开的凶手形象，就不知该如何解释了。而且如果被害人与加害人认识，应该会有人目击到当场发生争吵或扭打，可是这起命案也没有。

我陷入混乱。起初以为是随机砍人案件，接着却冒出跟踪狂。而且以跟踪狂杀人而言，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其中的扭曲有种说不出来的古怪。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如堕五里雾中？我陷入这样的焦虑。其他媒体是不是早就已经跑得我看不见车尾灯了？到了下星期，会不会只有我们杂志的内容落后到惨不忍睹的地步？虽然想都不愿意想，但这样下去事情就麻烦了。

首先得弄到传单才行。

我决定到诗织家附近询问。那是一处一户建住宅并立的闲静住宅区。我一无所获地问了好几家，总算遇到一户还保留着传单的人家。

“可以让我看看吗？”

我兴冲冲地问，得到的回答却很无情。传单被其他媒体捷足先登拿走了，而且传单就只有那一张，是仅提供给第一名的限量商品。

虽然还有四天才截稿，但是往后的案情发展不容疏忽。这张传单是显示真有跟踪狂的重要证据，无论如何我都需要它。我怀着祈祷的心情到处询问同行，发现那张传单在各家媒体之间传来传去。

人脉就是为了这种时候而建立的。我又打了好几通电话，查出传单现在奖落谁家，好不容易确定应该可以拿到时，已经进入深夜了。

次日一早，我又来到站前的现场。我跟传单目前的拥有者约在桶川站前碰面，感觉这起案件会让我不断重回这处现场。

早上愈来愈难醒了。太久没有休息就会这样。虽然眼睛睁开了，身体却爬不起来。必须出门采访，但背包也日益沉重。疲惫万分的我这天搭乘出租车来到桶川。

“那么，我暂时借用了。”

我接下传单，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只是落后一步，就得花上这么多工夫，真叫人吃不消。明明我怕的就是这样。

看到传单，我更觉得厌恶了。这实在太叫人目瞪口呆。黄纸上印着三张诗织的照片，上面附有荒诞可笑的标题“WANTED”“替天行道！”底下甚至印出她的姓名和诽谤中伤的字句。

彩色印刷的墨色鲜艳，外行人也看得出制作相当精美。制作这样的传单，而且是大量印制，在同一时间张贴分发——这名跟踪狂的疯狂非比寻常。感觉纸面散发出异常的执着，令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起来。

我总算了解诗织的弟弟为什么会那样说了。

毫无预期的人，不会说什么“真的被杀了”。这名跟踪狂绝对与诗织的命案脱不了干系。

不过，这名跟踪狂到底是什么人？我有太多想要向他本人问个清楚的事情了。什么都好，我想要线索，但现实中记者俱乐部的高墙让我不得不放弃直接访问警方。要问到这个人的资料，只能去请教跑警察线的记者。脑袋里十六位元的穷酸电脑嗡嗡运转起来。

脑中浮现一名人选。

T先生。

他是我的死党——不，损友。他会告诉我一些宝贵的信息，有时候则是说些我根本不想听的可怕案情。他也算是报社记者。隶属“三流”媒体的我好像没资格说这种话，不过T先生可不是个普通记者。他有着出类拔萃的采访能力，锲而不舍，而且神出鬼没。不管我去哪里，总能遇上他，好几次都令我觉得不可思议极了。要说有缘或许也是有缘，但是我作为周刊记者会去的地方，他都能抢先一步。就我而言，还是希望他只是个奇怪的记者。如果每个记者都像他这样，我就甭混了。

而且机缘巧合的是，一星期前在通讯社还是负责北海道警方的T先生，就仿佛预知了这起命案发生似的，转调来负责埼玉县警这里了。

我们才刚聊到最近要找个时间替他接风。我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他。

“喂喂，你好～～”

这是T先生的口头禅。每次听到这声音，我就忍不住想依赖他，不过这就是他的伎俩。这软绵绵的声音让采访对象感受不到威严或紧张，忍不住放下戒备心侃侃而谈，希望这真的只是他的伎俩。

“大叔啊，这算是你给我的欢迎吗？”

我们又没差几岁，居然叫我“大叔”？我才刚过四十好吗？

尽管嘀咕，但我需要他的援手。探问之下，这起命案果真是他负责的。很好，看来我这星期吉星高照。他刚好调到我要采访的地点，甚至负责该起案子，这可不是随便就有的巧合。虽然老天爷完全没理由特别眷顾我，但这真正是上天安排。这么说来，上回我们见面是在北海道的室兰市，警方在暴风雪中对某个案子进行搜索的住家前面。那个时候我也曾诧异这人怎么也在这里……

其实，接下来我也得到了近乎不可思议的各种幸运眷顾，但T先生的出现，或许就是开始。

“大餐美酒等到这案子解决之后再说，咱们先交换一下情报吧。”

虽然我这么说，但T先生的采访进度远远超越了我。报社记者一开始总能冲得特别快。虽然很不甘心，但唯有这点，我再怎么努力都拼不过人家。而且他负责警察线的资历很老，已逐渐步入老手领域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的疑问，关于最重要的跟踪狂男子，他也毫无保留。

“呃……姓名是小松和人。大小的小、松树的松、昭和的和、人类的人，小松和人，二十七岁。住址和职业正在调查……你再等一会儿吧。”

他说警方当然也很重视这名跟踪狂，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得到跟踪狂的姓名和年龄了。我很清楚，这下我才总算站到起跑点而已，不过知道可靠的朋友就在身边，令我勇气百倍。

我斗志高昂，这天花了一整天，使尽所能想到的一切方法，试图接触知道纠缠诗织的跟踪狂的人。这样说好像有什么厉害的绝技，但我只是个平凡的大叔。要是有那种厉害的方法，还请不吝赐教。

方法很原始。首先是去案发现场。我找每一个献花的人攀谈。接着找到诗织的高中朋友，拜托他们接受采访。即使采访不到，也想方设法弄到了班级通讯录，展开地毯式的电话攻击。

然而却没有半点斩获。关于“小松和人”，可以说几乎得不到任何消息。我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好像在哪里走进了死胡同。

为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愈是亲近诗织、应该了解状况的人，愈不愿意启齿。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三缄其口到这个地步。我问了什么严重的问题吗？难道跟踪狂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才知道的吗？可是那不是众所皆知，甚至都有人在电视上说出来的事吗……

如今回想，他们不愿多谈也是当然的。因为他们很害怕，就像后来我也将身陷恐惧一样。

当时我虽然觉得不太对劲，却也只能努力挣扎，设法突破这山穷水尽的状况。一晃一天又过去了。明天一定要问到那个跟踪狂的事。我用拳头用力敲了几下疲累的脑袋。

直到第二天以后，我才好不容易找到愿意接受访谈的诗织朋友。他们是一对男女，岛田和阳子（皆为化名）。岛田比诗织大几岁，是她的学长。阳子是诗织的同学。

“不能用电话讲吗？”岛田不断要求。但是对记者来说，面对面与通过电话采访，得到的成果天差地别。

“能不能请你们务必和我见个面？我希望见到你们，得到你们的信任，然后进行采访。”我如此恳求，但是他们甚至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本名。

到底是什么让诗织的朋友警戒成这样？我觉得匪夷所思，但是这肯定会成为采访的一大突破。我的条件不断加码，不写出姓名、不拍照，写成报道的时候，绝对会尽可能细心留意，让文章内容看不出是谁说的。对方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时，比起开心，我更对他们的戒心感到异常。

我找来编辑部的新人记者藤本麻美（藤本あさみ）支援，与他们约在大宫车站东口的百货公司前碰面。距离截稿日还有两天。只要能问到详细内幕，就能写成一篇报道。有照片，也有传单，接下来就看能从他们那里问到什么。对我来说，这次采访就像过去的诸多案件一样进行着。

与岛田和阳子的碰面很顺利。但是只消看上一眼，我就清楚他们发自真心地害怕着“什么”。他们站在碰面地点，不停东张西望。和我们打招呼以后，身体也毛躁不安地动来动去，似乎处在极度的紧张之中。

“我们去咖啡厅聊吧。”

“不，不行。不晓得会被谁看到还是听到，太危险了。”

我有些傻眼。吓成这样，他们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KTV怎么样？”KTV是我们记者常利用的地点。对话不会被听见，也不用担心被人看到。岛田点点头。

我们询问坐在百货公司门口的金发女生附近有没有KTV。“那一家很便宜。”指甲涂得五颜六色的手指指向一家平凡无奇的KTV大楼。前往那里的路上，我发现岛田一边走，一边不停回头张望。这次是担心被人尾随。

夜间的KTV柜台。我们四个人的组合实在太古怪了，完全不像是来高歌欢唱的。身材高挑、穿西装的岛田；时下女性打扮的阳子；记者藤本；还有与他们年纪相差一大截、外貌感觉最可疑的我。

“要选择通讯机种[现今KTV的主流机种。以前的KTV是使用实体影带、CD或LD播放，直到一九九二年出现了以数字传输的通讯机种后，广为普及开来]吗？”柜台小姐问，但那不重要。

“给我们安静的房间。”我说。柜台小姐歪头，似乎不解其意。我们默默跟在一脸诧异地带我们去包厢的小姐身后。狭窄的通道回响着客人对着麦克风高歌的声音，吵闹的打拍子声似无止境。

奇妙的采访就要开始了。我们进入包厢，隔着狭小的桌子在沙发坐下。不，我还没完全坐下，那位乍看之下很成熟的青年劈头便说：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其他包厢传来的声音显得格外喧闹。花俏到近乎刺眼的室内装潢、没有机会派上用场的厚重歌本及遥控器、走廊流泄进来的流行旋律、冰块融化的冰茶……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不适合整理混乱的思绪了，但这里正是我和这起命案真正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