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用。

大山正纪连面了半年的社招面试，终于在第二十五家拿到了“录用”二字。

他一个人握拳庆贺。那是家他现在待的黑心公司没法比的大企业，薪水也高。

他为了辞职去了公司。他正干着活儿，上司的骂声和平时一样爆发了：“你没交文件！蠢货！”

要在往日，正纪会觉得自尊心受到践踏，十分屈辱，但今天可就不同了。

他情不自禁地泛起轻蔑的微笑。

“你笑什么笑？”上司皱起眉头。如果有仪器能测量不高兴的程度，这会儿指针一定超出刻度了。

正纪猛地站起，几乎将椅子带倒。上司惊得肩头一跳：“你、你干什么？”

正纪瞪了他一眼，从包里抽出信封，一手拿着摔到桌上。

上司的视线随之落下。

正纪松开手，露出“辞职信”几个字。

“那是什么？”

“我要辞职。”

“哈？你怎么忽然说这个？”

“我忍不下去了，不干了。明天起我要把年假都休掉，我不会再来了。”

说到这里，他想起自己上定时制高中时，也是这么突然地辞掉了便利店的工作。

“你以为你这种吃不了苦的辞了这里，还有哪家公司肯要吗？先给我玩了命地干！”

正纪险些冷笑起来：“我已经找好下家了，薪水比现在要高。”

上司瞪起眼，乱骂一通，污言秽语一波接一波地袭来。

正纪忍无可忍，从口袋中掏出录音笔：“你不放我走，我就控告你职权骚扰。逼得我上网曝光的话，公司就等着被喷关门吧。”

上司的脸唰地白了。

正纪大觉快意。

他办完最低限度的交接，顶着上司气急败坏的视线离开公司。

现在想来，他以前何苦要想不开。只要放话说不干了，这人和他就再没有一丝关系，那些污言秽语也不会再伤他的心。

摆脱了无良公司，之后只要等着去新公司上班就好了。

不料三个星期后，新公司的人事负责人发来邮件。正纪刚一打开，“万分抱歉”这句道歉的话首先冲入眼帘。

心口泛起一阵说不清的不安。

他深呼吸两下，往下看。

邮件说，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录用他了。

正纪愕然，仿佛脚下发出巨响，开始坍塌。心脏发起痛来，呼吸也不稳了。

新冠？什么新冠？

正纪不顾一切地给人事打了电话，逼问他。人事却坚称爱莫能助，只是不住道歉。

“我已经把之前的工作给辞了！”他动之以情，人事依然没有改口。

要是放弃，他就失业了。这件事对方理亏，所以正纪不依不饶，拒不接受。他心想，怎么能拿句新冠就把他给打发了？

然而谈了超过三十分钟，两人也没有谈出结果。正纪坚持过了，但最后还是泄了气，挂了电话。

他头晕眼花，怒不可遏，想和平时一样上推特大发牢骚。他要控诉这种做法，请大众来评评理。

打开推特后，他看到跳出来的推文，打了个哆嗦。

那个“大山正纪”，那个用恶名覆盖了大山正纪之名，把其他大山正纪推入地狱最底层的猎奇杀人犯回归社会了……

此前他的潜意识总以为，“大山正纪”被判有罪，事件就此结束，恶名会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沉寂，他终能拿回自己的名字。但事与愿违。

“大山正纪”没有被执行死刑，那么不用说，这人迟早会回到社会上来。而这个迟早，就是现在了。

正纪看了总结新闻的网站，对现状有了更详细的了解。虐杀六岁爱美的“大山正纪”一出少年监狱，就被爱美的家属袭击，被送进了医院。有人举行了请愿释放被捕家属的签名活动。社会学家在直播的《新闻秀》中报出“大山正纪”的名字后，舆论风潮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收视率超过百分之十的节目向全国散播了曾被称为少年A的凶手的真名——

原来这就是他的录用一下子变成不予录用的原因。

“大山正纪”又来践踏我的人生了，他究竟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才肯罢休？

推特上充斥着对“大山正纪”的愤怒与憎恶、对试图复仇却不幸被捕的家属的同情与共鸣。

对于大众而言，加害者受到刑罚还不足以赎罪。个人的情绪超越了法律，舆论超越了法律。

换作从前的他，或许会迎合大众的情绪，义愤填膺地发声抗议。或许会在心底盘算着这样更容易讨别人喜欢，更容易竖立好人的形象。他也可以在别人面前以正义之士自居。

但现在，他害怕大众情绪的爆发。他无意唱些对罪犯也要讲温情、罪犯也有人权、要原谅罪犯的高调，也无意袒护罪犯。

他只是觉得岩浆爆发般席卷全社会的愤怒与憎恶十分可怕。它们像怨念一样，见人就附身。人被蔓延的负面情绪掌控了。

愤怒吧！

厌恶吧！

恨吧！

谴责吧！

论调必须一致，不一致者仿佛是与加害者狼狈为奸的罪犯预备军，不配为人。这就是社交网络的现实。

在新出一起大案之前，“大山正纪”都是“理性、道德、优秀之人”可以肆意砸石头的活祭品。这与学校和公司的霸凌不同，骂得再厉害都不会有人指责。不只如此，还会获得正义使者的美誉，得到支持。

正纪自己也觉得，对世界的看法变了。

尽管他厌恶“大山正纪”的罪行，但同名这个原因就足够他自我代入了。

他心里明白，错的是杀了人的“大山正纪”，却还是对大众攻击“大山正纪”时不自知的加害性心生畏惧。

推特上也有些人在劝告大家“法治国家不允许报仇”“这就是法律”“认可私刑的话，秩序会紊乱”“野蛮的国家才会那么做”，但支持者寥寥无几，回复和点赞数也只有一位数，最多两位数。

在舆论的汹涌巨浪面前，那些呼吁大家冷静的反对意见也成了高谈阔论、妨碍他们的敌人。正论未必就能获得大众的支持。大众坚信，自己此时的愤怒与厌恶比法律更重要。这难道不是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吗？

正纪将手机扔到床上。

就算他大声喊出同名同姓的痛苦，想必也没有几个人能理解。能有几个和重案罪犯同名同姓的人呢？放到日本全国来看，无异于湖水里的一滴墨汁。

人对自己不敏感、不关注的事物是难有触动、难以共鸣的。

“大山正纪”已经赎过罪了，该罢休了吧？他们不愿原谅，就要群起围攻回归社会的人吗？

没错，凶手七年前犯下了残忍的杀人案，被捕了，活该被唾骂。但现在不一样。凶手依法在少年监狱服过刑，回归社会了。之后该是被害人家属用民事审判来要求损害赔偿一类的流程了吧？这和在网上到处宣泄负面情绪的围观群众有什么关系？

——放过“大山正纪”吧。

——“大山正纪”就是我。

犯了罪，又被曝光真名的凶手更容易激怒大众吧。“大山正纪”和匿名者不同，是清晰可辨的“个人”，所以要恨、要泄愤都方便得多。自己也一样，看到残忍的罪犯会气愤，想对他百般责难。但有人想象得到，这背后被践踏的人的心情吗？

——一点小事而已。

有个知道他烦恼的熟人常说：“你看看大案凶手的父母或者被害人的家属，比你苦多了，难挨多了。你不就重个名吗？一点小事而已，又不会改变你的人生。”

没有人理解他。

是怨人呢，还是怨自己？

听别人说上几句话，看到别人一点细微的态度和表情，他都能察觉到名字带来的心理鸿沟。

受不了这种尴尬的气氛，他养成一个习惯：随便赔赔笑，早早结束对话。

要问说出“一点小事而已”的人有没有因为同名同姓之人而痛苦过，答案是没有。要问他有没有查过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品行如何，答案也是没有。就算叫他立刻就查，也查不出什么了不得的人物来。

同名同姓的普通人。

公司员工、家庭教师、工厂厂长、律师、美术家、工程师、老师、游戏公司的员工、副教授，还有在马拉松、将棋、棒球等上有那么点成就的学生……每个人在本人看来都是唯一的“个人”，但在旁人眼里也不过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员。

既不是广告商争抢的当红艺人、世界知名的体育运动员，也不是猎奇杀人犯。

他们没有一个被名字铺天盖地的情况压垮过，自然不会理解这种痛苦。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不站到那个位子上，就理解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痛苦。这一点他已经领教够了。

起初，一有人表示出对“大山正纪”这个名字的关注，他就拼了命地倾诉自己如何受到伤害，想让对方理解自己的烦恼。他虽然不太会表达，还是说了。然而对方的回答总是同一句：“这样确实不好过。”

这是真把他的痛苦当成了小事。他不想被当成小事给打发了。

敷衍，太过敷衍了。他们装作理解。装作理解，好赶紧结束麻烦的话题。一句空洞的、毫无感情的台词。

——为什么只有我？

这太荒唐了。就在快被这种情绪压垮时，正纪想起在便利店打工时——那时爱美被害案的凶手真名尚未曝光——他搜过其他大山正纪。这世上有很多大山正纪，现在网上应该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了。

“大山正纪”一定在折磨我们。

我们。对，受折磨的是我们大山正纪。其他大山正纪一定也一样……

正纪陡然兴起一个念头，上提问网站发言：“各位为同名同姓痛苦或烦恼过吗？如果有这种经历，请讲给我听听。”

两天后，有了各种各样的回答。

回答中充斥着同名同姓者的烦恼，但都算不上什么切肤之痛，叫他很难产生共鸣。即便是抽大麻被捕的歌手那一条也一样。抽大麻这种犯罪没有直接的被害人，拿来自黑总能当个笑话讲讲，引人同情吧。

但虐杀六岁女童的猎奇杀人就不一样了。

没有见到让他满意的回答，他在正文后又加了个问题：“其实，我因为和有名的罪犯同名同姓很烦恼，有人和我一样吗？”

他每过几十分钟，就要刷刷网页，看有没有新回答。半天才多了几条。

世上果然有人和自己同病相怜。想到这些伙伴，正纪感到一丝宽慰。

伙伴。

在这里回答他的人八成不是“大山正纪”。问都问了，他很想和同为“大山正纪”所苦的伙伴分享烦恼。

正纪打开笔记本电脑，建了家网站。设计都是最基础的，只是在网页下放了条免费的邮箱地址而已，没花费多少时间。

网站的名字叫“‘大山正纪’同名同姓受害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