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母亲硬是将我拉去了一场不少文化圈名人受邀出席的晚宴。一开始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我来说，和她那些朋友共处时不自在的程度不亚于和我的同班同学们一起，而我正愈发疏远后者。十三岁的我彻底变成了一个厌世者。母亲却坚持要我同去，恩威并施，说我不应该独自耗在书堆里，再说了，她的那些朋友也不会对我做什么，为什么我会不想见他们。最终我还是妥协了。

餐桌上，那个人坐在我四十五度角的方位，仪表堂堂。漂亮的男人，看不出年纪，头顶虽然全秃了，但因为精心打理过而颇有僧侣的气质。他的目光不停地打探着我的一举一动，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转身面对他的时候，他朝着我露出微笑，我下意识地将它误认成父亲般的微笑，因为这笑容既像男人看女人又像父亲看女儿，而后者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了。这个男人才思敏捷，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是一位作家，非常懂得如何迷住他的观众，并且对上流晚宴的那一套加密的规则了如指掌。他每一次开口，都会引起满堂的笑声，但他的目光总有意无意地落在我身上，含着笑，又让人好奇。从来没有任何男人用这种目光看过我。

我迅速捕捉到了他的名字，那听起来像斯拉夫人的读音立即激起了我的兴趣。虽然这仅仅是个巧合，但我的姓氏和四分之一血统都来自孕育了卡夫卡的波西米亚，而我最近恰好对他的《变形记》特别着迷；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处于青春期的我看来，它代表了文学世界的巅峰之作。一个俄文姓氏，一副佛教徒似的瘦削外表，再配上超乎寻常的蓝眼睛，他简直不能更吸引我了。

往常陪母亲出席这些晚宴时，我习惯待在隔壁的屋子里打瞌睡，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高谈阔论，看似心不在焉，实际上耳朵却比谁都尖。这天晚上，我吃完主菜就溜到餐厅正对着的小客厅里看起了带来的书，而对面奶酪正在上桌（菜一盘接着一盘，时有间隔但仍源源不断）。不过，我只是机械地翻着书页，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因为我能感受到坐在房间另一端的G的目光时不时扫过我的面庞。他说话时气息会微微擦着前颚，他的嗓音既不十分阳刚，也没有阴柔之气，在我听来格外迷人，好像有一种魔力。每一次声调的变化，每一个词语的倾吐，都好似是为了我，难道只有我有这种感觉吗？

这个男人仿佛无处不在。

到离开的时候了。我这一刻的暗自憧憬与忐忑，以及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被他人渴望着的这种不安，也很快便要结束。几分钟后，我们将会互相告别，我也再不会听人谈论起他。但当我穿外套的时候，我看见母亲正娇媚地和这位魅力十足的G说着什么，后者看上去也十分享受。我没有走过去。没错，我怎么会幻想这个男人对我——一个平平无奇，像癞蛤蟆那样令人生厌的小姑娘感兴趣呢？G和母亲又聊了一会儿，她笑起来，似乎对于他的殷勤很受用，突然，我听见母亲的声音传来：

“宝贝，你过来，我们先把米歇尔送走，然后再和G一道回去，他住得离我们家不远。”

上了车，G坐在了我的旁边，我们都坐在后座。一种奇妙的磁场在我们之间流动。他的手臂抵着我的，眼睛也盯住我，嘴角还挂着一丝捕猎者的微笑，像一只金色的巨型猛兽。任何话语在此时都显得有些多余。

那天晚上，我带去晚宴并在小客厅里读的那本书，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很久之后我才注意到这其中的文字游戏——书名和我即将参与的一场人间喜剧不谋而合：“少女的成长”。[在法语中，《欧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与“少女的成长”（L'ingénue grandit）拼写近似。]

那之后不到一周，我就急急地赶去了书店。我想买一本G的书，但让我诧异的是，书店老板建议我不要买之前随手拿的那本，而是给我推荐了他的另一本书。“这本会更适合你。”他含义暧昧地说。书店四周的墙壁上挂着一圈同样大小的画像，上面都是如今最出名的作家，而G的黑白画像在其中尤为醒目。我翻开书的第一页，然后惊讶于这（又一次的）巧合，上面的第一句话——不是第二句，也不是第三句，就是第一句，全文开篇的这一句，让无数作家绞尽脑汁的开篇之句——就是以我的生日开始的，连出生年份都一样：“1972年3月16日，星期四，卢森堡火车站的时钟显示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预示一切呢！深受感动的我抱着这本珍贵的书离开了书店，我将它紧紧地贴在心口，好像这是一份来自命运的礼物。

接下来的两天，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部小说，里面虽然没有任何露骨的描述（书店老板的选择很明智），却坦白地指出，相比于同龄女性，叙述者更容易被少女的美打动。我胡思乱想着自己何其荣幸结识了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还如此富有魅力（实际上只是他看我时的眼神让我心跳不已），然后渐渐地，我变了。我仔细地看着镜子里的我，觉得自己似乎变漂亮了一点。那个让我连商店橱窗上的倒影都不敢直视的丑女孩消失了。当一个男人，尤其还是一个“作家”愿意倾目于我，我又如何不会感到受宠若惊呢？自儿时起，书籍对我来说既是兄弟姐妹，又是同伴，更是精神导师和朋友。正是由于这种对“作家”身份的盲目崇拜，彼时的我将这个男人和他艺术家的身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每天，我都负责把邮件拿回家。一天放学后，女门卫将今天的邮件交给我。在一堆公文信封里我看到了用蓝绿色墨水写的我的名字和地址，笔迹圆润清晰，微微有些左倾，朝上扬着，仿佛下一秒就要飞起来似的。信封背面是用同样的青蓝色写下的G的名字与姓氏缩写。

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连串对我的赞美，这样的信件之后还有很多。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G是用“您”来称呼我的，好像我是个成年人一样。生平第一次，我身边有除了学校老师之外的人，对我用“您”这个尊称，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自尊心，同时也将我一下子置于与他平等的位置上。起初，我不敢回信。但G不是一个会轻易放弃的人。有时候他甚至一天会给我写上两封信。于是我早晚都会去门卫那里一趟，以防母亲无意间看到这些信。我把这些信时刻带在身上，悄悄地珍藏着，并且避免同任何人谈起此事。然而，经不住他次次请求，我终于鼓起勇气，写了一封规矩又疏离的回信，但到底还是回复了。我刚刚过完十四岁生日，而他都快五十了。能有什么呢？

见我上钩，G一分钟也不愿多等，立马行动了起来。他开始在街上寻找我的身影，对我所在的街区密切关注，试图制造出一场偶遇，而这确实也很快就发生了。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分开时，爱情已经彻底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开始习惯了他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这一事实，他无形的存在陪伴着我上学、放学、去超市采购、和同学一起散步。某一天，他写信约我见面。电话还是太危险了，他如此写道，可能会碰到我母亲接听。

我们约在圣米歇尔广场，他要我在27路公交车站台前等他。我准时到了，内心紧张而激动，我有预感自己正在做一件严重的越矩之事。我以为我们是要在附近找个地方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了解彼此。但他前脚刚到，就对我说他更希望邀请我去他家里“享用下午茶”。他在一家价格不菲的餐厅买了可口的点心，说起这餐厅的名字时表情中带着贪婪的享受。一切都是为了我。他若无其事地边过马路边说着话，我机械地跟在他身后，一言不发，然后才发现我们来到了同一路公交车的站台，只不过是相反的方向。车到了，G让我先上，他笑着对我说不要害怕，他的嗓音让人安心。“您不会有事的！”我的犹豫不决似乎让他有些失望。但我对此真的毫无准备。我不知作何反应，事情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但我可不想看上去像个白痴，不要，绝对不要，我也不想被当成不经世事的小姑娘。“别听他们说的关于我的那些坏话。来，上车吧！”可我的犹豫跟别人的话没有半点关系。没有人告诉我他的可怕之处，因为我压根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这次约会。

公交车沿着圣米歇尔大道全速行驶，然后经过了卢森堡公园，G全程都在冲我微笑，心满意足的样子。他贪婪地盯着我，眼神既多情又带有共谋的意味。天气不错。坐了两站我们就到了他家楼下。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们本可以走一走就到了，不是吗？

楼梯井很狭窄，没有电梯，我们只能一直爬到七楼。“我住的是一间女佣房。您或许会想象作家都是些有钱的先生们，呃，您也看见了，事实并非如此。文学，很难养活从事它的人。但我在这里住得很开心。我像穷学生一样生活，这样的日子非常适合我。奢华与安逸很少会和灵感相伴……”

空间实在太小，我们没办法并排上楼。从表面上看，我冷静得出奇，但其实早已心如擂鼓。

大概是察觉到了我的不安，他越过我走在前面，好像这样我就不会有落入陷阱的感觉了，好像在告诉我我随时可以转身离开。撒腿狂奔，我有一瞬间想过要这么做，但一路上，G都兴致勃勃地说着话，像个小伙子一样，因为第一次带十分钟前认识的女孩参观自己的屋子而激动不已。他的步伐轻柔而矫健，丝毫没有气喘吁吁的样子。运动员般的身体素质。

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间乱糟糟的房间，房间尽头处是一间朴素至极的厨房，小到最多只能再放下一把椅子。里面有沏茶的工具，却几乎看不到任何炊具，哪怕是煮鸡蛋用的锅。“我就在那里写作。”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而实际上，那里就只有一张小桌子，夹在水槽和冰箱之间，上面放着一摞白纸和一台打字机。屋子里有股香料和灰尘混杂的气味。一束阳光直直地从窗棂间射进来，照在一个铜制的小佛像上，放佛像的小圆桌缺了一条桌腿，靠一摞书支撑着。一只扬着长鼻的大象被孤零零地丢在地板上，显然是去印度旅游带回来的一个纪念品，旁边是一小块波斯地毯。突尼斯风格的拖鞋，书，还是书，数十摞书，满眼都是，各种不同颜色、厚度、尺寸的书铺满了整个地板……G问我要不要坐下。而房间里唯一能让我们两个人都坐下的地方，便是那张床。

我像僧侣似的正襟危坐，双脚着地，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两腿紧紧地并拢，背直直地挺着，只有目光在四处搜寻一个能解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的理由。从几分钟前开始，我的心跳就越来越快，要不然就是时间本身发生了变化。我其实完全可以起身离开。G并不让我害怕。他不会违背我的意愿强求我留下，这一点我很清楚。我虽感觉到事情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但我没有起身，也未发一言。像做梦一样，我没看清G是如何靠近我的，他就突然在那里了，坐得离我很近，双手圈着我颤抖的肩膀。

这是我在G家度过的第一个下午，他表现得无比温柔。他久久地拥吻着我，一边抚摸着我的肩膀一边将手伸进我的针织衫，他并没有让我把衣服脱下来，但我最后还是那样做了。我们就像是一对青涩的少年男女，在车后座上胡闹。尽管我很疲惫，浑身僵硬，动弹不得，也不敢有任何大胆的举动，但我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唇舌之上，用指尖托着他埋在我身上的脸。过了很久，终于踏上返程的我双颊绯红，从嘴唇到心灵都充盈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

“你说什么胡话！”

“不，我发誓，是真的。你看，他还给我写了一首诗。”

母亲接过我递去的纸，神情充满反感，还夹杂着一丝怀疑。她看起来十分慌张，甚至还有一点忌妒。毕竟，那天晚上她向作家提出要一同回家时，后者语调温柔地欣然接受，母亲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对她颇有兴趣。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小小年纪的我居然会成为她的竞争对手，这让她一时不知作何反应。恢复镇定后，母亲却当着我的面说出了一个我从未想过会与G有关的词：

“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个恋童癖吗？”

“是个什么？这就是你会提出同他一道回家还让你的女儿和他一起坐在后座的原因吗？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胡说八道，我又不是只有八岁！”

我们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她威胁着要把我送去寄宿学校。整个阁楼里都能听见我们大吼大叫的声音。她怎么可以剥夺掉我的爱呢——我第一次、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爱。她真的认为，她使我失去了父亲之后（显然，一切都是她的错），我会允许她再一次这么做吗？我绝对不会离开他。死也不愿意。

于是，信又开始一封接着一封，内容比先前还要热情洋溢，G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对我的爱意，恳求我尽快回去看看他，说什么没有我就活不下去，除非是在我怀里，否则在这世界上多活一分钟都是不值得的。一夜之间，我摇身一变成了女神。

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对母亲撒谎说要去班里的一个同学家复习功课，其实却敲开了G的家门。那饱含渴望的微笑，充满笑意的双眸，还有那贵族般细长精致的双手，叫人如何能拒绝呢？

几分钟后，我躺在了他的床上，但这次的感觉和我以往的认知都完全不同。我面对的不再是朱利安那青涩又瘦削的身体，还有少年独有的天鹅绒般柔滑的皮肤，以及呛人的汗水味。这是一具男人的躯体，强健又粗糙，刚刚洗净，带着古龙水的味道。

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他专注于我的上半身。而这一次，他鼓起勇气，大胆地向着更私密的部位进发。而要这样做的话，他就需要解开我的衣带——这个举动让他明显地兴奋了起来——并褪下我的牛仔裤和棉内裤（我并没有什么正经的女式内衣，而这一点却似乎令G无比激动，我至今都对此心存疑惑）。

他用一种温存的声音，向我夸耀自己是如何经验丰富，总是能够在不让对方感到丝毫痛苦的情况下夺去年轻女孩们的贞操，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那是她们一生都会为之动容的回忆，她们会庆幸自己遇到的是他而不是其他那些愣头青中的一个，他们不懂任何技巧，只会不知轻重地把她们按在床上，将这独一无二的瞬间推向永恒的幻灭。

可我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他几乎无法开辟出一条道路。生理反应让我的双腿不受控制地夹紧。我甚至在他触碰之前就已经痛苦得叫出了声。尽管如此，我的脑中却仍只渴望着这一件事。虚张声势的心理与多愁善感的情绪混合在一起，我内心已经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G会是我的第一个情人。如果说我现在躺在他的床上，那必然是出于这个原因。可为何我的身体又如此抗拒他呢？为何我会不可抑制地感到恐惧？G倒没有因此感到局促。他用安慰的语气低声对我说道：

“没关系的。我们也可以换种方式。”

和进教堂前需要接受圣水洗礼一样，占据一名少女的肉体和灵魂也需要被赋予某种神圣的意味，也就是说，需要进行一种永恒存在的仪式。肛交就是这样，它有着特定的规则，需要双方全神贯注，充满虔诚。

G将我从床上翻了个身，然后开始一点一点舔舐我身体的每一寸部位，由上至下：脖子、肩膀、背、腰、屁股。我感觉自己的存在正从这世界上渐渐消失。因为当他那贪婪的舌头进入我时，我的灵魂就好似出窍一般。

这便是我第一次几乎失去贞操的经历。真像个小男孩，他对我喃喃道。

我恋爱了，也感觉到被爱，前所未有的。这足以抚平一切，并且隔绝任何对于我们的关系的议论。

起初，和G同床共枕之后，有两件事让我特别触动：看他刮胡子和站着撒尿。这些是我长期以来身边只有女性的生活中从没有出现过的举动。

在G的怀抱中，我发现一个全新的领域，那就是之前对我来说难以理解的成年人的性爱。我仿佛一个受到偏爱的学生，开始专注地探索这具男人的身体，心怀感激地聆听他的教诲并且投入地付诸实践。我感觉自己是被选中的人。

G向我承认，他确实一直以来都过着颇为放荡的生活，就像他的某些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他跪在我面前，泪眼模糊，向我保证他会和其他所有的情人断绝关系，低声说他此生从未感到如此幸福，我们的相遇就像一场奇迹，是真正的来自神明的馈赠。

刚开始的日子里，G会带我去博物馆，有时候是去剧院，他会送我唱片，也会给我推荐书籍。说不清有多少时光我们手牵着手一同在卢森堡公园的小径上漫步，在巴黎的街道上闲逛，无视路人那些窥探、怀疑、谴责，有时候甚至是公然厌恶的目光。

印象中父母在我小时候并不常来学校接我放学，尽管那时我总是怀着愉快的忐忑，等在马上要打开的校门前，期待看到他们其中一个的面庞能够出现。母亲向来工作到很晚，我也习惯了独自回家，父亲更是连我的学校在哪条街都不知道。

不过现在，G几乎每天都会在学校外面等我。他不会站在大门口，而是隔着几米的距离，等在街角的小广场上，这样我就能立刻看见他。他在一群过于亢奋的少年后面，身影又瘦又高，春天总是穿着那同一件殖民地风格的帆布短袖上衣，冬天则是一件会让人想起二战时那些俄国士兵的长大衣，上面镶满了金色的扣子。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都会戴着避人耳目的墨镜。

我们的爱情是被禁止的。正人君子们不会接受。我明白，因为他不停地向我重复着这一观点。所以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我们要小心。但为什么呢？既然我爱他，他也爱我？

还有那墨镜，真的能遮住什么吗？

每一场性事中，G都像个饥肠辘辘的人一样沉溺于我的身体，而当一切结束，公寓恢复平静，我们被周围几百本书包裹着，这令人感到眩晕。他总是像对待婴孩似的将我圈在怀中，手放在我蓬乱的头发间，叫我“我的心肝宝贝”“我漂亮的女学生”，并且温柔地给我讲述年轻女孩和成熟男人之间萌生的禁忌的爱情的悠久历史。

自此我便有了一位全心全意指导我功课的私人教师。他的才识之广令人折服，我对他的崇拜也与日俱增，哪怕我在校外接受的这部分课程内容总是特别有指向性。

“你知道吗？在古代，成年人对年少者进行的性启蒙不仅受到提倡，甚至被视为一种义务。十九世纪，埃德加·坡[即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迎娶他的妻子小弗吉尼亚时，后者不过才十三岁，这你听说过吗？每当我想到那些思想正统的父母给他们的孩子读《爱丽丝漫游仙境》[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睡前故事，却对刘易斯·卡罗尔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无所知，我就想放声大笑。他痴迷摄影并且以强制性的方式拍摄了几百幅小女孩的肖像，其中一个小女孩就是爱丽丝的原型，是激发他塑造这部作品主人公的灵感来源，也是他的一生挚爱，你看过这些照片吗？”

相簿正好就放在架子上，于是他顺便拿来了法国摄影家伊莲娜·尤涅斯科给她年仅八岁的女儿伊娃拍摄的色情照片：伊娃双腿岔开，只穿着一双到大腿根部的黑色长筒袜，玩偶般精致的脸庞画着妓女一样的妆容。（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伊娃的母亲随后便被剥夺了监护人资格，而伊娃十三岁时就不得不被卫生和社会事务局接管。）

还有一次，他咒骂那些美国人，说他们自己因为性无能而束手束脚，所以才迫害可怜的罗曼·波兰斯基[罗曼·波兰斯基（1933— ），波兰犹太裔法国导演、编剧，因被指控性侵而受到美国当局通缉，不得不前往法国避难，此后再没能回到美国。]，不让他拍电影。

“这些清教徒搞得清楚什么。那位声称被性侵的女孩是被忌妒他的人操纵了。她是自愿的，毫无疑问。还有大卫·汉密尔顿[大卫·汉密尔顿（1933—2016），英国人体摄影艺术家，因拍摄十几岁女孩的裸体而引发不少道德争论，2016年被多位曾经的模特指控强奸，同年11月自杀身亡。]，你真的相信所有的模特找他拍照时都没有什么别的心思？那么想也太天真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发人深省的事例，叫人如何能不信服？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有权利和自由去爱任何她想爱的人。我很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更何况，我的存在能够成就艺术。

刚开始，母亲对我们的事完全谈不上开心。讶异、震惊之余，她也开始向朋友打听，询问身边人的意见。似乎并没有人对此表示特别担心。于是渐渐地，在我的坚持下，她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或许她相信我比看上去要更坚强，也更成熟。又或许她认为仅凭自己别无他法。或许她的身边也本该有个男人，作为她女儿的父亲，可以出面去反对这件不正常的、荒唐的……事情。一个能够掌控局面的人。

或许还需要一个不那么纵容的时代和文化环境。

在我和G相遇的十年之前，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很多左派的报刊和知识分子都公开支持过那些被指控与未成年人有“不正当”关系的人。1977年，《世界报》曾刊出过一封名为《关于一场庭审》的公开信，主张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罪化，而这封信得到了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精神分析学家、知名的哲学家、如日中天的作家的支持和签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了罗兰·巴特、吉尔·德勒兹、西蒙娜·德·波伏娃、让-保罗·萨特、安德烈·德鲁克斯曼、路易·阿拉贡等人的名字。这封信反对当局对三个当时正在候审的男人实施监禁，他们和十三四岁的未成年人发生了性关系（并且还拍摄了下来）。“仅仅是为了调查一个如此简单的‘道德’事件，就将他们在判决前羁押如此之久，更何况那些孩子并没有受到丝毫暴力的侵犯，恰恰相反，他们还特意向预审法官强调了自己是同意的（然而当前的司法系统并不承认他们的同意是有效的），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已然十分恶劣”，信中如是写道。

请愿书上也有G. M.的签名。但直到2013年他才承认自己就是这封信的发起者（和起草者），并且声称他征集签名时只遭到非常少一部分人的拒绝（其中比较知名的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埃莱娜·西苏，还有……米歇尔·福柯，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反对任何形式压迫的人）。同年，另一份请愿书也发表在《世界报》上，题目叫《一则有关〈刑法典〉中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不当关系的修正案的呼吁》，它甚至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例如弗郎索瓦兹·多尔多、路易·阿尔都塞、雅克·德里达，这只是其中几位，而请愿书一共有八十位签署者，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1979年，《解放报》上又出现了一份请愿书，宣称支持某位名叫杰拉尔·R.的人，他被指控同六岁到十二岁不等的女孩生活在一起，同样，这封信也得到诸多文学界名人的签名支持。

三十年后，当时刊登了这些争议内容的报刊也都一个接一个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媒体不过是时代的映射而已，他们这样辩解道。

为什么在当时，左派的知识分子们都如此热情高涨地为现今看来甚是骇俗的事情辩护呢？特别是要求《刑法典》放宽有关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性关系的规定，还要求取消合法性行为的年龄限制呢？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试图以道德解放和性革命的名义来捍卫所有人享受身体愉悦的权利。禁止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由此变为了一种社会压迫，将性局限于相同年龄阶层的人之中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反抗对欲望的禁锢，反抗一切压迫，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没有人会去反思这其中的道理，除了某些虔诚的教徒和保守派的法庭。

这是一段让几乎所有签署过请愿书的人日后都感到后悔的经历，是失控，也是盲目。

到了八十年代，我的成长环境依然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母亲曾对我说过，在她的青少年时期，身体和欲望仍是一种禁忌，她的父母也从未跟她谈论过性。1968年她刚满十八岁，她首先要将自己从那严苛的两性教育中解放出来，其次便要逃离不谙世事时嫁与的那极难相处的丈夫。像让-吕克·戈达尔或是克洛德·索泰电影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她如今只想要随心所欲。“‘禁止’是被禁止的”可能成了她的某种咒语。人是没办法轻易脱离时代的。

在这种情境下，母亲最终还是习惯了G的存在。放任我们这样下去是疯狂的，我相信她深知这一点。那她是否会意识到这件事日后或许会使她遭受强烈的指责，并且首先指责她的就是自己的女儿呢？我是否真的如此一意孤行以至于她完全无法反对呢？无论如何，她唯一做的就是和G达成了一项约定。他需要发誓永远不让我受到伤害。这还是某一天他告诉我的。我想象着当时的场景，他们对视着，神情肃穆，然后他说道：“我发誓！”

有时候，母亲会邀请G来我们的小公寓里吃晚餐。餐桌上，我们三个人，围着一道四季豆羊腿，几乎像是个和谐的小家庭，父亲和母亲终于聚在一起，还有我坐在中间，喜笑颜开，三位一体，再一次汇合。

尽管这个想法听起来令人震惊，甚至荒谬，可对于母亲而言，或许她在无意识中将G变成了一个可以替代父亲的理想人选，那个她没能让我拥有的父亲的角色。

而且，这一荒唐的处境也不是完全令母亲不快。她甚至从中颇为受益。我们周围都是些生活作风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道德上的出格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小事一桩，甚至还受到推崇，再加上G才名在外，这一切都使这件事情得到了美化。

而如果我们换一个环境，艺术家在人们眼中不再那么充满光环的话，情况或许就会有所不同。男方可能会有蹲监狱的风险。女孩则会被送去看心理医生，可能还会被唤醒尘封的记忆：在具有东方风情的装饰环境中，松紧带弹在琥珀色的大腿上发出啪啪的响声。故事就此结束。句号。

“千万不能让你的祖父母知道，亲爱的。他们不会理解的。”某日，我们聊天的时候，母亲悄悄对我说道。

隐隐的疼痛，在某一天晚上突然出现在我左手拇指的关节处。我以为是自己没注意磕碰了一下，思索着自己白天到底干了什么重活，但毫无印象。过了两个小时，发炎处开始泛起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的灼烧感，连带着双手所有的关节都疼痛不已。为什么身体上这么小的一处地方会这么疼呢？怀着不安，母亲拨通了急诊医生的电话。他们给我抽了血，检验结果显示我体内的白细胞指数异常偏高。于是我被送到了诊疗室。等到达诊疗室，痛感开始蔓延到全身关节。等找到病床的时候，我已经无法动弹了。毫不夸张地说，我跟瘫痪没什么区别。医生诊断说我这是严重的急性风湿热，是由链球菌感染导致的。

我不得不住院几个星期，在我的印象中，这段时间似乎永无尽头，但也可能是生病让我对时间的感知发生了扭曲。

在这期间，三次意料之外的探视分别给我留下了愉悦、窘迫和毁灭性的记忆。

第一次探视发生在我住院几天后。母亲（要不然是她某个出于好意的朋友？）火急火燎地找来了一位精神分析师给我看病，而这位医生一进屋就毫不掩饰地向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我在之前提到过的那些晚宴中已经见过他两三次。

“V，我是来和你聊聊天的，我想这也许会让你好受点。”

“您想说什么？”

“我认为你的病是别的什么事情的表现，是更深层次的一种不适，你能明白吗？你在学校里过得怎么样？感觉还好吗？”

“不太好，那里像地狱一样，我几乎不怎么去学校，不喜欢的课一律翘掉，这让母亲很抓狂。我模仿她的签名写了很多假条，然后去咖啡馆里抽烟抽上几个小时。有一次，我甚至撒谎说要去参加我祖父的葬礼，她都没反应过来！所以说，我确实很过分，不是吗？”

“这个病……或许……也和你……目前的处境有关。”

果不其然，终于放弃伪装露出本来的用意了。他不就是觉得，是G传染给我这链球菌的吗？

“什么处境？您想要说什么？”

“我们可以从你生病之前说起。你愿意试着和我谈谈吗？你很聪明，应该能明白，交流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对吗？你觉得呢？”

显然，只要我感觉到对方是在真诚地关注我这个人本身，并且这个人还是男性群体的一员的时候，我的防备心理就瞬间瓦解。

“好吧。”

“为什么你不怎么去上课呢？你觉得只是因为你对课程内容不感兴趣吗？要我说，还有其他的原因吧。”

“我……嗯……怎么说，对人群感到恐惧。这很荒唐，对吗？”

“一点也不。很多人和你一样，在某些环境下会感到焦虑或者是恐惧。学校，而且还是初中，确实有可能引人焦虑，尤其是考虑到各种情况。那这些痛苦，你现在从哪些地方可以感受到呢？”

“膝盖那儿，真的非常难受，感觉就像身体里在燃烧。”

“没错，你母亲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真的吗？我的膝盖，有什么意思？”

“你听到‘膝盖’这个词会想到什么呢？如果你把‘膝盖’拆开来看呢？这个词里既有我也有我们，而你的问题，是‘关节’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也会认同你其实是无法处理好‘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吗？”[法语中“genoux”（膝盖）一词可拆成“ge”和“noux”，发音近似于“je”（我）和“nous”（我们），“articulation”（关节、连接）一词又可引申出“关系”的含义。]

一边说着这些话，精神分析师的脸上露出了非常满足的表情，甚至可以说是极度的愉悦。而在此之前，我的膝盖只对G产生过这样的影响力。我一时失语。

“有时候心理上的痛楚虽然不声不响，但也会通过触发生理上的痛觉而表现出来。你可以自己一个人想一想。我就不再打扰你了。而且，你需要好好休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可能，在我们谈话伊始，这位精神分析师曾对我和G的关系有过模糊的暗示，但除此之外，他一句话都没有提到这个。而我那时当他不过是个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就像G说的那些看我们一眼就会劈头盖脸地斥责的人。于是我冲他挑衅般地问道：

“除此以外，您就没有什么别的要对我说了吗，关于我的处境？”

这回，他的语气倒是严厉，回答道：

“我可以再多说一些，但你不会喜欢听的：关节风湿病真的不是你这个年纪会得的毛病。”

几天后，母亲的情人也不请自到。在此之前，这位总是打着漂亮蝴蝶领结的小胡子先生从未对我表达过任何特别的好感。而现在，他独自前来，脸上还带着沉重和抱歉的表情。他想干什么？难道是我即将不久于人世——那他们确实会瞒着我——才引起他如此的同情？他问都没问就在病床右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姿势，用他那温热的、略有汗意的大手将我的手握住。

“你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V？”

“挺好的，还不错，每天感觉都不太一样……”

“是的，你母亲跟我说你病得很严重。你很勇敢。但这里是儿童医院，他们一定会好好为你治疗的，这里的医生是最好的！”

“感谢您来看我。”（其实，我一点都不知道他来这儿能干什么。）

“这没什么。我知道这些年我占用了你母亲不少的时间，所以你也不必将我当作朋友看待。但是呢……怎么说，我想……说到底，你父亲一直不在你身边，我有点内疚没能更多地关心你的生活。我很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只是我不知道该从何入手。”

我笑了，带着点讶异，而内心深处，我被他感动到了。接着他总算放开了我的手，开始不自在地打量起房间四周的白色墙壁，试图寻找灵感来继续他的长篇大论。最后，我摆在床头柜上的一本书意外地拯救了他。

“你喜欢普鲁斯特？哎呀，这可太棒了！你知道吗？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是G送给我的。他对我说，没有什么比生病的时候读可怜的马塞尔的作品更合适了。他躺在病床上写作，时不时还咳嗽两声……

“我才刚开始读……是，我挺喜欢的。呃，有关公爵夫人的那些内容，我其实不太感兴趣，但他有关热恋的描述，还是非常打动我的。”

“是的，没错！热情如火的爱！就是这个！所以，我其实也想告诉你的是，我和你母亲之间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关系了。我们打算分开了。”

“真的吗，所以你们在一起过？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是的，总之你明白我想要说什么……但我还是希望我们之间可以保持亲近，你和我。我们可以时不时约出来吃个饭。”

然后他看了眼怀表，遗憾地表示到了必须离开的时间了。他站起身，就在准备亲吻我脸颊的时候，仿佛突然间不受控制似的，他歪了一下头，于是他那带着胡茬、泛着红紫色的厚嘴唇贴上了我的嘴唇。他随即站起身，脸红得像牡丹一样，手足无措地离开了，好像后面有个幽灵在追他似的。

无心之举只会波及那些注意到它的人，我的新精神分析师朋友会这么说。

要怎么才能知道他这一举动是否无心呢？一开始我还觉得母亲情人的这一提议十分真挚，但这个误打误撞的吻，让人不禁怀疑起他真实的动机。

两天后，又一个人的来访让我措手不及。毫无疑问，想要静心养病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人都能自由出入这家医院。一张我三年以来都试图忘记的面孔就这样出现在我病房的门口。对于父亲那张永远带着讽刺的脸，我还是做不到无动于衷。关节的疼痛让我在晚上一度失眠。我既紧张又疲惫。但他又是怎么想的？难道以为自己只需要回来露个面，就好像魔杖一挥，我就能忘记一切吗？在他不闻不问的这几年里，有多少次我曾哭着给他打电话，等上好几个小时试图联系他，而他新娶的妻子或女秘书则会一遍遍地告诉我他无法接电话、他很忙、他出差了——我还需要知道什么呢？

不需要了，真的，断痕已经产生，我跟他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来这儿干什么？突然想起自己的女儿了吗？”

“你母亲给我打电话了，她很担心你。你看上去很难受，但我们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感染上这细菌的。我以为你见到我可能会高兴一点。”

要不是我动不了，我早就把他赶出门了。

“我生不生病，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觉得这样也许会让你高兴，仅此而已。说到底我还是你的父亲。”

“我已经不需要你了，好吗？”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话就已经脱口而出。

然后突然间，一股冲动驱使着我说道：

“我遇见了一个人。”

“你遇见了一个人，这是什么意思？你谈恋爱了？”

“没错！意思是你可以离开了，安心去过你那没有我的小日子吧，因为现在终于有人可以照顾我了！”

“这样啊，你不觉得有点太早了吗，你才十四岁，就已经开始谈恋爱了？那家伙是谁？”

“是的，听好了，你可别昏过去，因为这个家伙是一个作家，他非常有才华，而且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是，他爱我。他叫G. M.。你听说过他吧？”

“什么？那个混蛋？你他妈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成功了，他被我击中要害。我露出了再满意不过的笑容。但他的反应无比剧烈。仿佛被一股难以控制的怒火攫住，父亲抄起一把金属椅子，狠狠地往墙上砸去。接着他反手一挥，将放在茶几上的一些医疗器具扫落在地，继而开始破口大骂，甩出一连串的脏话，说我是小婊子，是荡妇，他对此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有一个那样的母亲，她完全不值得信任，也是个婊子。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G的厌恶，那个怪物、垃圾，并且赌咒说他要报警，一离开医院就去。

被嘈杂声惊动，一个护士走了进来，然后面无表情地要求他冷静下来，否则就立刻离开这里。

父亲抓起他的（羊绒）外套离开了。墙壁似乎还在因他的吼叫声而颤抖。我依然很虚弱，看上去似乎仍处于惊吓之中，但对于我造成的这一后果还是很满意。

如果这一行为还不是精神分析师所谓的“寻求帮助”，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才算了。况且父亲并不会起诉G，我也再没有听到跟他有关的消息。这件事情恰好给了他一个继续无视我的完美借口。

于是在这倒霉医院里我度过了一周又一周的时间，G几乎每天都会来看我，没人对此表示不满。所幸医生们终于找到了治疗我关节感染的办法，不过在我出院前还发生了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

这家医院很擅长诊治儿童，所以趁此机会我也被带去看了一下妇科。那位医生是一个看上去十分热心的男人，询问我是否有过性行为，我不知为何对他格外放心（总是对低沉悦耳的声音，以及真挚的关心毫无抵抗），最终还是老老实实交代了最近在服用避孕药——因为我遇见了一位优秀的男孩，但我很苦恼无法把自己全身心地交付给他，很害怕破处带来的疼痛（这种情况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实际上，G百般尝试想让我放下抵触，但都没有成功。这倒没有让他十分困扰，我的后庭便足够使他满足了）。医生挑了挑眉，有点吃惊，然后说我看上去确实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他愿意帮助我。给我做了检查之后，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是真正的“处女的化身”，因为他从没见过如此完好无损的处女膜。尽心尽力的他随即向我提议可以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帮我切一个小口，这样我就可以享受性爱的快乐了。

很显然，医院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并没有那么通畅，我也愿意相信这位医生并没有意识到他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帮助每天流连于我床头的男人不受阻碍地享有我身体的每一个孔洞。

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被称作医学强奸或者是流氓行径。但无论如何，借助一把不锈钢手术刀，这一下——这巧妙又无痛的一下过后，我终于成了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