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剥夺一个人的自我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其中有些一开始看上去是无害的。

G某天提出要辅导我写作文。我的成绩普遍都还不错，尤其是语文课，所以并不觉得课业上需要他的帮助。但是，他是个很固执的人，那天下午又心情奇好，便不等我同意就把我的练习册翻到了第二天那页。

“所以说，你的作文写完了吗？我可以帮你，你知道的。你写得太慢了。嗯，让我们瞧瞧，‘题目：讲述你的一个成就’。”

“还没有写，别担心，我已经有一些构思了，一会儿我就写。”

“为什么？你不想让我给你点帮助吗？这样你会写得更快的，而且你越快写完，越早……”

他一只手滑进我的衬衣，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左胸。

“停，你怎么满脑子只有这个！”

“好吧，你想象一下，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可是真干过一番大事的！你知道我曾经是马术冠军吗？千真万确！还有一次……”

“我没兴趣！这是我的作文！”

G皱眉，倚靠在床里侧的枕头上。

“好吧，随便你。那我看会儿书，反正你对我年轻时候的事不感兴趣……”

心怀愧疚，于是我弯腰靠近，给了他一个吻当作赔罪。

“我当然对你的生活感兴趣了，你的一切都让我着迷，你很清楚……”

G立马一跃而起。

“真的吗，你想听我讲？同时我们把它写下来怎么样？”

“真受不了你！像个小孩子一样！不论如何，老师都会看出来这作文不是我写的。”

“不不，我们把故事都改成女性的口吻，并且用你习惯的表达，她什么也不会瞧出来的。”

于是，G一边口述，我一边在中间有一条细红线的双面蓝色大方格纸上开始写作。在我一贯秀气、整齐又无比认真的笔迹下，一名少女的故事完成了。她克服重重困难，在几分钟之内越过十个障碍物，丝毫没有撞翻、甚至都没碰到任何一个栏杆，骄傲地坐在她的赛马背上，而一群观众被她震惊得目瞪口呆，为她的灵巧以及动作的优雅和精确而喝彩。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些术语，我时不时要向他询问它们是什么意思。而在我短暂的人生当中，我只骑过一次马，并且很快就不得不带着一身湿疹去看医生，一边咳嗽，一边因为肿成两倍大的绯红面颊啜泣。

第二天，我忐忑不安地将我的作文交到了语文老师的手中。一周后，发作业的时候，她激动地说道（究竟是真激动还是假激动，我无从得知）：“这周你写得太好了，V！二十分拿了十九分，毫无疑问，全班最高分。所以，大家听好了，我会把她的作文发下去供大家传阅，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仔细地读一读。学习学习！我希望你不会介意，V，同学们也正好可以了解一下你是一名多优秀的骑手！”

就这样，剥夺开始了，并且是在越来越多的其他事情上。

自此之后，G再也没对我的作文产生过兴趣，既不鼓励我写作，也不鼓励我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路。

作家，他才是。

在我非常狭小的朋友圈子里，大家对G的态度却是天差地别的。男孩们本能地讨厌他，G也乐得如此，反正他完全没有结识他们的兴趣。他喜欢更为青涩的、还没开始发育的、最多十二岁的男孩，这一点我之后很快就发现了。年纪再大些，他们就不再是可爱的玩物，而是竞争者了。

相反，女孩们却一心想要见到他。其中一个女孩某天问我，她能否请G读一读她最近写的一个故事。“专家”的意见可是无价的。我那个时代的青春期少女可要比她们父母想象中的要没羞没臊得多。而这一点只会让G喜出望外。

某日，和往常一样，我迟到了，到学校时合唱课已经开始了，所有人都在站着齐声唱歌。一张折成四折的小纸片出现在了我的课桌上，就在我的文具盒前面。我将它展开，上面写道：“他背叛了你。”旁边是两张挤眉弄眼的滑稽面孔，他们把手指竖起顶在额前，像两只角在晃动。下课后，所有学生都一窝蜂地冲向教室门口，我试着偷偷溜走，但其中一个恶作剧的家伙拦住了我，在我耳边悄声说道：“我在公交车上看见了那位和你在一起的老男人，他正在亲另一个女孩。”我的身体开始颤抖，但仍极力不让他们看出任何端倪。那男孩最后毫不留情地朝我甩来一句：“我父亲说他就是个变态的恋童癖。”这个词，当然，我早已有所耳闻，但却从未把它当回事。这是第一次，它刺痛了我。首先是因为这个词针对的是我所爱的男人，并且将他变成了一名罪犯；其次是那个男生说话时候的语气，透着明显的鄙夷，我猜他已经自顾自地给我归了类，不是将我归为受害者，而是同谋。

当我告诉G我身边一些人称他为“性爱专家”时，他很生气。我也对这个称呼感到困惑。对我来说，他的爱毫无疑问发自真心。慢慢地，我开始读他写的书——他推荐给我的那些。最有深度的，比如最新出版的一部哲学字典；几本小说，但不是全部的，他不建议我看那些特别离经叛道的。

他就像最优秀的政客那样，会一手捂着心口，信誓旦旦地说这些作品里所表达的内容已不再是他今日之所想，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担心其中一些内容会吓到我。说这些话时他又变回了无辜的小羊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牢记着他的禁令。但是在床边的一个书架上，他的两本书醒目地伫立着。每一次我的目光落在它们身上，都会被书名深深吸引。不过，就像蓝胡子[法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性格暴烈，连续杀害了自己的几任妻子。]的妻子那样，我保证过要遵守承诺。我的心中不是没有过打破禁令的念头，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或许是因为我并没有姐妹可以拯救我。

而每当听到关于他的恶言恶语时，我那无限的天真总能使我相信，他的书是以搞怪的手法夸大了他自身的经历，他在故意轻贱和丑化自己，以此来塑造高于现实的小说人物。作为现代版道林·格雷的自画像，他的作品就是容纳他全部缺陷的容器，使现实的他得以回归到生命本原的单纯、平和与洁净。

这个我爱着的人，他怎么可能是邪恶的呢？是他，让我不再是那个在餐厅中孤独地等待父亲的小女孩。是他，让我终于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缺失感，那种对爱的缺失感使人不惜饮鸩以止渴，正如瘾君子不会计较别人给的毒品品质，不顾一切地将其注入体内，并确信它可以给自己带来愉悦。带着释然、感激与幸福。

我们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是靠写信交流的，我天真地告诉自己，就像《危险的关系》[法国作家拉克洛创作的长篇书信体小说，讲述爱情的游戏，以及对异性的诱惑与追逐。下文提到的瓦尔蒙子爵与都尔维尔夫人便出自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人那样。G一开始便鼓励我采用这种沟通方式，毫无疑问，这首先是和他作家的身份有关，但同时，当然也是出于谨慎，为了保护我们的爱不受旁人的偷听与窥视。我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便，相比于口头交流，文字表达对我来说更加令我感到自在。我和班上同学们的相处十分拘谨，不敢在公开场合讲话、做演讲，无法参与任何需要将自己暴露于观众的目光之下的戏剧或艺术活动。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和手机。而电话，是毫无诗意的粗俗之物，只会引起G的反感。于是，我把一摞令人脸红心跳的求爱信都小心地存放在一个旧纸箱里，并精心地系上绸带。那些都是他每次出远门或是我们好几天不能见面时给我寄的。我知道他也仔细地收藏着我给他写的信。但是，我在读他的某几本书的时候（还不是最淫秽的那些），才发觉我远远不是他用书信倾吐情感的唯一对象。

特别是在其中两本书里，G讲述了他和一群年轻女孩们狂乱的爱情故事，他似乎无法拒绝她们的求欢。这些情人都很黏人，他也十分乐在其中，无法自拔，很快就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一个接一个愈发无耻的谎言，才得以在一天之内，满足两位、三位，有时候甚至是四位情人的欢爱要求。

在书中，G毫不避讳地展示他征战情场时收获的书信，每一封都出奇地相似，无论是风格，还是热切的语调，甚至是所用的词汇。这些信虽是不同年代所写，却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文本，就好像所有这些女孩的叙述汇聚成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少女形象。每一封信都是对他们爱情的见证，这爱情如同爱洛伊丝与阿伯拉尔[法国历史人物，阿伯拉尔是中世纪一位神学学者，爱洛伊丝为其学生，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教会所不容的凄美爱情故事。]的一样圣洁，又和瓦尔蒙子爵与都尔维尔夫人的一样充满肉欲的激情。这些信读上去仿佛出自另一个时代沉迷爱情的恋人们之手，天真又过时。这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女孩会说的话，而是情书文学中通用且流传已久的用词。G将它们潜移默化地灌输给我们，灌输到我们的语言之中。他剥夺了我们自己的叙述。

我的信和这些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所有十四到十八岁之间有点“文学素养”的小女孩不都是这么写作吗？又或者因为看过G的几本书，我也受到了这些情书如出一辙的风格的影响？我更倾向于相信是某种无形的“规律”让我本能地这么写。

事后回想，我才明白，这就是一场骗局：以同样的恋物般的激情，如法炮制一本又一本以花季少女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帮助G建立起了一个魅力十足的形象。更危险的是，这些情书，也为他逃脱人们所谓的恶魔称号提供了担保。所有这些所谓爱的宣言不仅清楚地证明他是被爱的，而且更厉害的是，还证明了他也懂得，是的，如何爱人。这个虚伪的把戏不仅唬住了他的年轻情人们，还骗过了他的读者。我终于明白他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后就开始给我疯狂写信的真实意图。对G来说，和少女的恋爱便是一种写作，也是权威，他所施加的精神控制，让女孩们以书面形式证实了她们得到了满足。一封情书便是一个爱的印记，收信人感到自己有义务回复，而如果这封信的措辞热情洋溢，她就需要以同样热烈的情绪来回应。在这种无声的命令之下，女孩会觉得自己必须要让G相信自己很满意，万一有警察突然上门，这段关系也是毫无疑问经过她同意的。当然，他在亲热这方面很是得心应手，甚至称得上是大师。证据便是他让我们体会到的那前所未有的愉悦的高潮！

对于在他的床上失去处子之身的少女们而言，她们尚没有遇见其他可以比较的对象，来自她们的爱的宣言自然也是可笑的。

可惜了那些会为他的作品而狂热的读者们。

出于财务需要，G会严格地按照一年一本的节奏出书。他会花上几周的时间写我们，写我们的爱情故事，写他所谓的“救赎”：一本取材于我们的相遇的小说，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这场“太阳般灿烂”的爱情，对他因一名有着美丽眼眸的十四岁少女而从放荡的生活中“重生”的伟大见证。多么浪漫的题材啊！唐璜[西班牙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在文艺作品中常用作情圣的代名词。]克服了对性的狂热，下定决心不再受欲念驱使，发誓要改过自新，于是宽恕和丘比特之箭同时降临。

他快乐、兴奋而专注地将记录在一本Moleskine黑色笔记本上的想法用打字机整理出来。他告诉我说，这个本子和海明威用的是同款。他还是严禁我读他的那些私人日记和文学手稿。但自从G开始写这部小说，现实就发生了变化：渐渐地，我从他文学创作的缪斯变成了他笔下的虚构人物。

G脸色阴沉，神情凝重，一点不像平时的他。我们约在平时常去的一家咖啡厅见面，就在卢森堡公园对面。当我问何事令他如此困扰时，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了实话。他上午收到了未成年人侦讯所[未成年人侦讯所（La Brigade des Mineurs）隶属于法国各地区司法警察机构，负责打击任何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以及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保护。]的传唤，因为对方接到了一封有关他的匿名举报信。看来并不是只有我们才钟情于写信这种通讯方式。

G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将我所有的信、照片（或许还有别的会连累他的物件）都藏在了一个箱子里，寄放在一个不知道是公证员还是律师的人家里。与侦讯所的会面定在了下星期。毫无疑问，这和我们有关，和我有关。法律规定的性同意年龄是十五岁。而我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标准。事情很严重。我们需要为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时代变了吗？现在的社会风气是否不再那么开放纵容了呢？

接下来的那个周四，母亲焦急地等待着有关这次会面的消息。她知道她监护人的身份也面临危险。因为选择包庇女儿和G的关系的那一刻起，她就有受到处罚的风险。她甚至有可能失去我的监护权，而我将会被安置在寄养家庭中，一直待到成年。

电话响起，她紧张地一把接过。过了几秒钟，她的神色松缓下来。“G一会儿来找我们，大概十几分钟，他听上去还不错，我想应该是顺利的。”她一口气说道。

G走出位于热斯夫雷堤岸的巴黎警察局时，颇为轻松，对于自己成功地将女探员和她的同事们哄骗过去很是得意。“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他一进门就吹嘘了起来，“警察向我保证说这不过走个形式而已。那女探员对我说，针对名人的举报信，您知道的，先生，我们每天都会收到上百封。”和往常一样，G确信是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又在起作用了。倒也不是不可能。

警察给他看了他们收到的那封信。信的署名是“W，孩子母亲的一位朋友”，里面详细地描写了我们的一些事迹以及最近的举动。比如我们去看了哪一场电影。我是哪一天、几点钟到他家里，然后过了两个小时才回到母亲的住处。信里更是着重强调了我们行为的卑劣：“不，不仅如此，您知道的，这是一种耻辱，他以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诸如此类。这是匿名信的典型写法，堪称标准，几乎是一种拙劣的仿作。我感到毛骨悚然。一个奇怪的细节是，这封信中将我少说了一岁，兴许是为了强调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信里说的是“十三岁的小女孩V”。到底是谁能花这么多时间来监视我们呢？还有就是这个奇怪的署名，就像是故意留下的线索来让人猜想作者的身份。若非如此，又何必留下这个首字母呢？

母亲和G于是展开了疯狂的推测。我们把自己的每一个朋友都当成潜在的告密者。有可能是住在三楼的邻居，一位年迈的女士，她是文学教授，在我小时候偶尔会在周三带我去法兰西喜剧院。或许是我们在街角忘情接吻时被她撞见了？她没准会认出G（毕竟她是教文学的），而且她是亲历过德占时期的，那时人们肆无忌惮地写这种举报信。但我们想不通“W”这个署名，这对她来说有点太时髦了。乔治·佩雷克的《W或童年回忆》显然不会是拉特雷耶夫人熟悉的篇目，她研究的基本都是十九世纪之前的作品。

也可能是让-迪迪埃·沃尔夫洛姆，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应该很擅长模仿别人的作品，就和那些没办法以第一人称单数写作的人一样。又或者他们完全不会写作，尽管他们靠这个为生。肯定就是他，G说。首先，首字母是吻合的。另外，他和你母亲也很熟，因此觉得要对你多加关照。

让-迪迪埃确实时不时会邀请我吃午餐，并且鼓励我写作，天知道为什么。“V，你得写东西，”他经常这么对我说，“写作，呃，可能听起来有点傻，但其实你只要坐下来，然后……开始写就好了。每天写。不间断地写。”

在他家里，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书。我每次从他那里回来都会抱走一摞书，是出版社的人给他寄的样书。他会帮我筛选出一些，并给我建议。尽管别人都说他冷酷无情，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他这个人极爱开玩笑，经常不顾别人的感受，但我无法想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指责G，就是指责我。

也许是父亲对我撒手不管的缘故，长久以来，让-迪迪埃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给了我许多关爱。我知晓他的孤独。在他的公寓里，我见过一个被染成紫色的浴缸，因为某种严重的皮肤病，他每天都要在那里面泡高锰酸钾：他的脸和手一直在发炎，红肿的皮肤上布满泛白的裂纹。这双特别的手让我着迷，因为它们握笔的时候是如此灵巧，尽管脊髓灰质炎导致他的手扭曲变形。稀奇的是，我从不讨厌他的外表，每一次亲吻他的脸颊时我都满心欢喜。在这些折磨背后，在他冷酷的外表下，我知道他的内心其实既善良又温柔。

“我敢肯定就是这个卑鄙小人，”G恶狠狠地说，“他一直都忌妒我，他就是个怪物。所以他不能忍受别人同时拥有外貌和才华。我一直都很讨厌他。而且我确定他就是想睡你。”

“但这个W，难道不会有一点太明显了吗？这样就几乎等同于直接写他自己的名字了！”

我试着替可怜的让-迪迪埃辩解，但内心深处却也认为，无论如何，如果他想要把G送进监狱，他也不是不可能想出这么一个狡诈的点子的。

“也很有可能是丹尼斯。”G又说。

丹尼斯是个编辑，也是母亲的朋友。某天晚上他和其他客人一起在我家吃晚餐的时候，G也来了，他当即起身并且和G起了很严重的冲突。母亲不得不请丹尼斯离开，而他没有任何犹豫就走了。他算是极少有的，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敢于插手G和我的事情并且公然对此表示愤怒的人。他会因此写这封匿名信吗？不太像他的风格，真的……既然已经起了正面冲突，他又为什么要采取如此小心翼翼的方式呢？

“也许，是我以前的班主任？她一直住在附近，我们来往也很频繁。我从来没有跟她提起过你，但她可能在街上偶遇过我们，看见我们牵着手。她看起来像是会对这种事进行抨击的人……或者没准是另一个编辑，马夏尔，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这栋楼楼下的院子里，所以他极有可能多次看见我们经过？但我们几乎不认识他。他，算得上是母亲的朋友吗？”

我中学里的同学？他们还没成熟到能采取这么复杂的方式。不像是他们……

为什么不会是我父亲呢？自从他在医院大闹过一场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几年前，他曾经想过要开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会不会他为了派人跟踪他女儿，已经实施了这一计划？我无法控制自己去思考这种可能性。但我没有对G说，或许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内心深处，这个想法竟让我感到一丝愉悦。毕竟，父亲不就是要保护女儿吗？这意味着我对他来说还是重要的……但为什么他要用匿名信这种迂回的方式，而不是自己去一趟未成年人侦讯所呢？荒唐。不，这不是他的作风。算了，谁知道呢，他总是如此令人捉摸不透……

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把所有认识的人都猜了个遍，连最不可能的情况都想到了。在这首届备战会议接近尾声时，我周围亲近的人都变得可疑了起来。而与G不合的人里却没有一个被怀疑是这封匿名信的作者。里面有太多关于我的细节了。“只可能是熟悉你们的人。”G一边下结论，一边用冷冷的目光盯着母亲。

G后来还被未成年人侦讯所传唤了四次。因为警察们后来又收到一连串类似的举报信。这些信件愈发阴险，愈发侵扰，且一连持续好几个月。G也读到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对于我母亲的朋友们来说，我和G的关系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但在这个小圈子之外，我们还是需要非常小心谨慎。出门要尽量不引人注目。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头被围捕的野兽。始终被监视着的感觉让我产生了某种偏执，与此同时还有持续不断的负罪感。在街上，我紧紧地贴着墙走，去G家绕的路也越来越复杂。我们再也不同时到达，他先到，我则等半个小时再去。我们再也不牵手走路。我们再也不一起在卢森堡公园里散步。

第三次被传唤到热斯夫雷堤岸后，当然，用警察的话来说，一直都是走个过场，G终于开始感到不安了。

某天，在他家床上待了一个下午后，我们匆忙地往楼下走，我走得急，差点撞上一对正在上楼的年轻男女。我一边向他们礼貌地问好，一边继续下楼。当他们碰到G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对他说：“M先生吗？我们是未成年人侦讯所的。”想必，就连警察也会收看电视上的文学节目，因为这两个人尽管从未与G谋面，也立即认出了他。“是我，”他用一种温柔和放松的声音回答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他的镇静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此时的我正像一片风中的叶子那样瑟瑟发抖。我是应该拔腿就跑，还是藏在楼梯的某个角落，或者大叫着替他辩护并大声宣称我爱他，以此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他逃跑？我很快意识到这些都没有必要。对话进行得很愉快。“我们想和您谈谈，M先生。”“没问题，只是我现在要去一家书店参加签售会，你们能不能换个时间再来呢？”“当然可以，M先生。”

G看向我，继续说道：“请允许我先和这位来向我请教功课的年轻女同学告别。”然后他握了下我的手，慢慢地对我眨了眨眼。“只是例行公事地拜访您一下。”那位女士说道。“啊，你们不是来逮捕我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笑）。”“当然不是，M先生。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们可以明天再来。”

G毫不担心自己会被拘捕。他的公寓里已经没有任何我存在过的痕迹了。但是，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们差点就被抓了个现行。

为什么两位警官都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小女孩呢？举报信中提到的是一位“十三岁的小女孩V”。没错，我已经十四岁了，甚至看上去可能更年长一些。

不过，他们对我的怀疑居然如此之少，还是让人难以置信。

G在旅馆里年租了一间房来躲避未成年人侦讯所的审查（他称之为“迫害”）。他之所以会选择这家不起眼的旅馆，是因为它的位置很理想。旅馆就在我学校正对面的街上，同时背靠一家G常去的餐厅。某位无条件地支持他工作的慷慨的资助者，赞助了这笔价值不菲的投资。如果不这样做，警察一直追着不放的话，G还怎么写作呢？艺术才是最重要的！

和他距离卢森堡公园不远的小公寓一样，这里一进门也是一张床，很大，占据了房间的中心。比起坐着或站着，G更多时候是躺着，他的生活以及我的生活，都将和这张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愈加频繁地在这间房里过夜，不再回家，除非母亲强制。

有一天，G得知他的眼睛受到了严重的真菌感染。艾滋病毒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漫长的一周里，我们都焦急地等待着化验结果。我并不害怕，内心已视自己为悲剧中的女主角，为爱而死，何等殊荣！我温柔地抱着G，轻声地对他这么说。不过，他看上去远没有那么镇定。他的一位朋友得了这种病，已病入膏肓，疾病让他的皮肤上布满了深色的斑痕。因此G知道这种病毒的厉害，先是身体的衰弱，然后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没有什么比肉体的衰败更让他害怕的了，他的一举一动中都充满了恐慌。

G住进了医院，等待进行所有必要的检查，并随之接受了相应的治疗。关于艾滋病的可能被排除了。某一天，电话铃响了，我正好在他病房里，坐在他床边，便接起了电话。一位听上去很尊贵的女士想要和G说话。我问她是谁，她用郑重的语气回答道：共和国总统在等着听电话。

我后来才知道，G一直在他的钱包里放着一封总统给他的信，信中对他的文笔和广博学识赞不绝口。

这封信对G来说就是一个护身符。万一被捕，他觉得这封信可以救他。

最终G并没有在医院待多久。他先是散出消息说自己得了艾滋病（一旦确信自己没得这病，做起来就简单多了），然后戴上了新墨镜，将脸遮住更多，一直戴着，并拄上了一根手杖。我开始有点明白他的把戏了。他喜欢把自己的处境戏剧化，以博取同情。他生活中的每件事情都可以成为他的谈资。

随着新书的出版，G受邀参加知名度最高的一档文学节目，它可以称得上是作家心中的麦加。他让我和他一起去。

坐在载我们去电视台录影棚的出租车里，我将鼻子紧紧地贴在车窗上，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昏暗的街灯下，拥有百年历史的房子飞快掠过，建筑，树木，行人，情侣。夜幕降临。G还是戴着他始终不变的黑色墨镜。但透过塑料墨镜片，我能感觉到他对我不满的目光。

“谁让你化妆的？”他终于没忍住。

“我……我不知道，今晚，是个特别的场合，我想要漂漂亮亮的，为了你，为了让你高兴……”

“你又为什么会觉得我爱的是这样的你，涂脂抹粉的？你想要看起来像个‘女人’，是吗？”

“G，不是的，我只是想看上去漂亮些，为了你，仅此而已。”

“但我爱的是你自然的样子，你难道不明白吗？你没必要这么做的。你这个样子，我一点都不喜欢。”

碍于司机的存在，我忍住了眼泪，他大概也觉得G作为我的父亲，这么批评我很有道理吧。小小年纪，就像个妓女一样浓妆艳抹的！长大后还能有什么好？

一切都完了。晚上的活动会是一场灾难，我的睫毛膏花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看起来的确很不像样。我要向不认识的人问好，那些大人看见我在G的怀里时都会换上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而我为了满足他的自尊心还必须保持微笑，正如每次他将我介绍给他朋友时那样。而我当下却连想死的心都有，因为他刚刚说我不再让他喜欢了，这话让我心碎。

一个小时以后，经过几番爱抚、柔言细语与调解，他一遍又一遍地亲吻我并唤我“心爱的孩子”“漂亮的女学生”，我便又出现在录影棚里，满心期待地坐到观众席上了。

三年后，G还会再次参加这一档节目，那也是让他最“出名”的一次，因为至少他会在现场受到“质问”，而且不仅仅是一点而已！几年后我在网上找到了当时节目的一个片段。这期节目要比我参加的那期出名得多，因为在那年，也就是1990年，G不是去谈论他那本无关痛痒的哲学词典，而是为他最新出版的一卷私密日记辩护。

在网上还能找到的一个视频片段中，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逐一念出G在他的日记里大肆吹嘘的辉煌战绩，并以一种温和却不赞成的语气对他的“小情人编队”进行了一番奚落。

镜头切到其他嘉宾，他们都在笑，甚至都没有假装批评两句，主持人爆发了，这次他毫不客气地嘲讽道：“您可真是收集小女孩的行家！”到这儿一切都还正常。G会心地笑着，涨红了脸，装作一副谦虚的样子。

突然，其中一位嘉宾，也是仅有的一位，打破了这美好和谐的氛围，她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不满实打实地表达了出来。她叫丹尼丝·蓬巴蒂耶，是一名加拿大作家。她说她感到十分震惊，法国的电视节目竟然允许这样一个可憎的人物参加，他就是一个为恋童行为辩护并且亲自实践的变态。提及G. M.著名的情人的年龄（“十四岁！”），她补充道，在她的国家，这样离经叛道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针对儿童的法律机制也更完善。而且他书中的这些女孩们之后要怎么走出这段经历呢？有人考虑过她们的感受吗？

G迅速给出了反击，尽管我们还是能看出他对这些指控感到诧异。他怒不可遏地更正道：“这里面没有哪个女孩是十四岁，她们是很年轻，但都至少要再长个两三岁，完全是可以自由享受爱情的年纪。”（不得不说，他很熟悉相关法律。）紧接着他又说，她很幸运遇到的是他这样一位有教养又懂礼貌的男人，他不会像她一样去谩骂反击。最后，他慢慢地磨搓着自己的手掌，试图用这种女性化的手势让人相信他的意图是温和的，说他提到的所有年轻女孩都从未对他和她们的关系心生不满。

游戏结束。知名男性作家成功地战胜了泼妇，后者更是被当作一名缺爱的女性，为这些年轻女孩比她更加幸福而感到忌妒。

假如G受到这些指责时我在场呢，假如它发生在我坐在观众席上安静地听他讲话的那个晚上，我会作何反应？我会不会本能地为他辩护？在录影结束后，我会不会试着向这位女作家解释，告诉她她错了，不，我不是被迫的？我会不会明白，她想要保护的，正是藏在观众里的我，或是另一位我的同龄人？

然而在那一次，节目里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谩骂场景，也没有不和谐的音符干扰活动。G的书非常严肃，不会给任何人留下把柄。满堂喝彩后，酒会就在后台举办。G把我介绍给所有人，和往常一样，他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个举动很聪明，让人更加确信他文字的真实性。少女们是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人会对此有一丝惊讶，也没有人对G和我之间的差异感到尴尬，尽管我看上去明显是个小女孩，光滑的脸颊上没有化妆品，也没有岁月的痕迹。

事后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这位加拿大女作家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才站出来，孤身一人反对整个时代对这种行为的纵容的。如今，时移世易，而这一幕“质问”[原文为Apostrophes，既有“诘问、质问”之意，也是该电视节目的名称，作者在此处使用了双关。]，正如人们所说的，无论好还是不好，都成了电视中历史性的“一刻”。

对了，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G再也没有被邀请参加过文学节目来吹嘘自己征服女中学生的辉煌战绩了。

先是那些匿名举报信，再是对两人感染上艾滋病的恐惧——这接二连三的威胁让我们的爱情更加坚固。我们不得不遮掩、隐藏，躲避目击者和忌妒者咄咄逼人的目光，当别人试图将我的爱人送进监狱时，我会在法庭上大喊我爱他胜过一切……我们会在对方的怀抱中死去，皮肤溃烂，瘦得皮包骨，但一颗心仍为彼此跳动……和G在一起的生活简直不能和小说更相似了。那结局会是悲剧吗？

我们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找到一条可以遵循的道路。这是道家的说法。也就是正道。言谈有礼，举止得体，感到自己在合适的时机处在合适的地方，一种毋庸置疑的感觉。如此我们便能发现纯粹的真理，在某种意义上。

十四岁的女孩，不应该有一个五十岁的男人等在校门口接她放学，也不该和他一起住在旅馆里，不该上他的床，在本该是下午茶的时间里嘴里品尝的却是他的阴茎。这一切我都明白，尽管我才十四岁，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常识。在这不寻常的生活中，我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自我。

但另一方面，当没有任何人对我的境况感到惊讶时，我也有种直觉——我所处的这个世界不太对劲。

于是，后来，当各种各样的心理治疗师费尽心思地向我解释我是一个性掠食者的受害者时，我仍觉得那也不是“中正之道”。因为这并不完全正确。

我的内心依旧充满矛盾。